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都在她意识朦胧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

　　一

　　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我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我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80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颗子弹，从舱门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了。

　　二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我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和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小时探视时间，被我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我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您听到我在叫您么?妈妈，您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我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三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母亲会说话，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说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反反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说：我是婴音。母亲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她的话断断续续不连贯，又说起许多从前的事情，意思不大好懂。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母亲会说话了，母亲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点慢慢复苏。

　　清晨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母亲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母亲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母亲，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从她嘴边曾经奇怪地冒出许多文言文的句子。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若是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在病床上长久地输液保持一个姿势让她觉得难受，她便不停地转动头部，企图挣脱鼻管，输氧的胶管常常从她鼻孔脱落，护士一次次为她粘贴胶布，并嘱咐她不要乱动。她惭愧地说：“是啊，我怎么老是要做这个动作呢?”胡主任问她最想吃什么，她说：“想吃蘑菇。”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又常常词不达意，让病房的医生护士忍俊不禁。她仍然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我们纠正她的时候，她会狡辩说：“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如今回想那一段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日子，真是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我从未听到过她抱怨，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的那种烦躁。

　　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妈妈准确地复述说：“灾难过去了。”

　　四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我明明看见她醒过来了，又觉得她好像还在一个长长的梦里游弋。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却糊涂得连我和妹妹都分不清楚;她时而离我很近，时而又独自一人走得很远;有时她的思维在天空中悠悠飘忽，看不见来龙去脉，有时却深深潜入水底，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和水上的涟漪……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的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若是问她：“妈妈，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吗?”她总是回答说：“我没有不舒服。”

　　我的表弟、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在她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母亲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母亲也许是听见了不知何处传来的音乐声，她说：敞开音乐的大门，春天来了。医生带着护士查房，在她床前嘘寒问暖。母亲说：这么多白衣天使啊……又说：多么好听的声音。还说：多么美好的名字啊……护士都喜欢与她聊天，她们说：朱老师说话，真的好有意思啊。

　　有几天我感冒了，担心会传染给母亲，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戴口罩的我了，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母亲认出我了，笑了。母亲说：“你太累了，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胡医师陪她去做CT，路上经过医院的小花园。胡医师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想起母亲刚刚苏醒的那些日子，我妹妹的儿子阳阳扑过去叫外婆的那一刻，母亲还不会说话，但她笑了，笑容使得她满脸的皱纹一丝丝堆拢，像金色的菊花那样一卷一卷地在微风中舒展。那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一如冷傲的秋菊，在凋谢前仪态万方的告别演出。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一生中的任何时候，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时时处处总是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激。

　　也许是得益于平和的心态，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康复了。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看到了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在她的理智与思维逻辑都尚未健全的状态下，所表现出来人性中那种最本真、最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都在她意识朦胧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