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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留在案卷中，也许从未到达那位收信的吴书记的办公桌上。 一个正直上进的青年教师，就这样被无限地滞留于劳改农场，在焦虑和惊恐的等待中熬过了一天又一天，看不到出路和希望。而一次微弱的抗争，却给他带来更为严酷的后果和厄运。一个普通人的尊严甚至生命，就这样如同草芥尘埃，被粗暴地践踏和蹂躏。我再次细读李福天提供的有关刘舜华的部分档案材料，发现其中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情况确实不少。比如说：刘舜华从未承认自己有罪，而下城区法院判决书称："坦白尚能彻底......予以宽议";市中级法院则在驳回上诉的判决书中说："企图推卸自己的反革命罪。"市5人小组批示管制三年，区法院认为事实有出入改定二年，那么有"出入"的究竟又是什么事实?1957年市法院判决前，曾派人到刘舜华故乡调查，判决书中写道："李玉财将农会主任沈云财家的骡子牵走，在路上遇到刘舜华和沈全忠，李将骡子交刘，并说：是给你二姑奶奶要的。刘将骡子送其姑母。?刘的罪名"反攻倒算"，主要是以此为主要依据之一的。这些疑点若是置于公正客观的历史眼光之下，应该是不难解答的。时隔40余年，李福天和他的同学们，已经无法看到当年刘舜华的审讯笔录。但却意外地发现了刘舜华解放前发表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一首诗《给国民大会作歌》中这样写道： "国大代表发了国民大会财/小百姓为国民大会倾了家/谁敢说个不/你就是破坏戡乱，危害国家/立刻让你领教监狱、法庭、镣铐、警察。" 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还曾经和同学一起掩护、营救解放战争中失散的解放军战士，这些行动不足以证明他的思想立场和进步性么? 李福天和他的同学们为刘舜华案的辛苦奔走，一时被阻挡在有关方面"时间久远"、"详查可能性不大"的借口之外。愤懑和失望中，他们发现仅剩下了手中的笔，也许能为他们的老师作出精神的平反。前些时，我收到新一期((杭高人》校刊，读李福天、徐顺达、汪世铭、田永镐等4人，怀念刘老师的文章。李福天文章的题目是((魂牵梦萦寻师踪))。刘舜华身后寂寞凄凉却还有当年的学生，以及如今在职的《杭高人》校刊主编、青年教"币南宁，为其冤情不停地呼吁呐喊，令我深为感佩。 但由于我远在北京，很难为推动刘的复查工作尽力，只能委托我的父亲想想办法。我父亲已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他怀着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正义感，到处探寻当事人。居然找到了当年下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刘案的审判长的辩护律师。刘案的辩护律师许国强先生，现为杭州金鹰律师事务所顾问。在看了有关材料后，早已淡忘的往事浮上脑际。他回忆说：刘舜华是一个高个子，蛮帅气的，很有学问。我被法院指定当他的辩护律师，同他谈过多次话，也到凤山门他妹妹的临时住处去过。当时我就认为这个案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以从宽处理的。当时以我的身份只能说到这里了，不可能否认他有罪，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话说过头就是个立场问题了，何况那时我的哥哥已被打成左派。那个刘舜华也够倔的，庭审时昂着头，丝毫没有低头认罪的样子。他出身地主家庭，还不夹起尾巴，按那时的说法，就是"反动气焰嚣张"嘛。他这种傲慢态度对他不利。从今天回头看，对他管带年当然是错了，我认为刘舜华这个案子应该撤销，还他一个清白。通过许国强先生，我父亲知道审判长霍植林还健在，打听到他的住址后登门拜访。霍植林是南下工农干部，正直开朗，虽然得过脑血栓，视神经局部受损，但我父亲把当年由他签字的文件给他看，他还能看得清，对这个案子也还记得一点。他说我这个审判长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决定，对案件的详情并不是很了解。像刘舜华这样一个青年教师，搞成这样，很可惜啊。我很赞成对这个案件立案复查。我现在的脑子不行了，帮不上忙，但我是真心支持平反冤假错案的。许律师说应该还刘老师一个清白，我也是这个看法。 去年的国庆中秋前后我在杭州，有机会向校友了解刘案申请复查的进展。说是校方的申请报告交上去后有人说，平反冤假错案的期限已过，过期不候了。这种说法令我惊讶。有错必纠是党的优良传统，一旦发现了错，理应尽快改错，改错有过期之说岂不荒唐?如果参照我在《赤彤丹朱》一书结尾处，写到海宁起义投诚人员俞文奎，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恶霸罪被处决一案，其结果却同刘舜华案大相径庭。1991年，时隔40年整，海宁市法院作出了"撤销原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那么，在法治环境愈来愈良好的今天，这个相关事实已经基本清楚，再花费一些力气就能完全调查清楚的刘舜华冤案，应该很快就能立案复查，并作出公正的结论了。 作为一个写侮的人，面对这起前后历时多年，而至今延宕未决的刘舜华案，我不得不写出以上的文字。与其说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不如说是被刘舜华老师当年教过的学生那份真挚生情谊所感动。我想像中的刘舜华，当年定是一位博学多才、热情敬业的好老师，他曾倾力关爱过他的学生们，才会有这么多学生，如今都已是年逾花甲的专家学者，近半个世纪后对他的冤屈仍难以释怀地追思和呼吁。 为了我的那些从未谋面、素不相识的杭高学友们，我亦无法缄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