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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22年第3期|杨献平:丝路向西,从张掖到玉门关(节选)

时间:2023-04-27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杨献平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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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祁连山下,大月氏与匈奴故地,隋炀帝杨广召开“万国博览会”的张掖开始,途中的嘉峪关流云往事,神奇的魏晋地下墓画像砖、古老而丰沛的黑山岩画,以及早已废弃的玉门关和新玉门市上下,诸多人文古迹和传奇故事,在丝绸之路蜂腰地带留存和展开。作者以沉实精准笔触和精细化的勘察角度,书写了从古甘州到玉门关的人文地理,在过往和当代之间找寻民族精神,并在连续的行走之间,发掘幽微,洞烛悠远,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沉雄与丰沛之感。

 

丝路向西:从张掖到玉门关

□ 杨献平

作为甘州的张掖

西汉时代开辟的疆域,意思是“张中国之腋(掖)”,这是汉武帝的想法,也就是从这个时代起,张掖—甘州,就成为了河西走廊的一个重要城镇。宋元时期,此地设甘州路,明朝则是整个甘肃的治所所在,当然,斯时的“甘肃”,疆域也没有现在的大,清时期称为甘州府,后来还叫甘凉道。这一座城市,起先抵达的人不一定是长孙晟,但长孙晟对于西域的了解,特别是人种和突厥、吐谷浑等游牧民族的研究成果,直接构成了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再度开拓西域的主要决策依据。据说,当年的长孙晟在张掖一待就是十几年。他身体力行,搜集了许多关于西北军事力量和人种的资料呈报给杨坚和杨广。

这个长孙晟,就是李世民的老丈人,长孙无忌的父亲。后来,和魏征、房玄龄、刘文静等人一样,由隋转唐。单单就长孙晟的勇气和谋略,就值得赞扬和推崇了。隋朝享国时间太短,但杨坚和杨广父子,从一开始,就对西北进行了有效的恢复和经略。陈寅恪先生在《隋唐论稿》一书中说:“隋唐本是一家。”确乎如此。唐帝国的一切,几乎都是建立在隋帝国基础上的,只不过换了一个姓氏而已。而在隋帝国之前,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乱纷纷的大地,到处都是残酷的杀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个军事力量,体现的是大纷乱之中,最真切的政治、军事和人性本质。而杨坚甫一登基,就把目光瞄准久违了的西北地区。这也是一种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的帝王胸襟。

我第一次去张掖,大致是1997年的秋天,同行的有几个人,到达已是傍晚,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西边的夕阳,就进了饭店。饭店的窗外,正是鼓楼,修建于公元1507年,名为镇远楼。夜晚的灯光将它装饰得金碧辉煌,几乎看不到一点旧朝的痕迹——饭店的名字叫作汉武大酒店,具有浓郁的兵戈之味,也霸气十足。汉武帝刘彻和他的名将们留在河西走廊的影响是深远而厚重的,没有时间可以泯灭,也没有什么可以篡改。这大致就是人们感念他的根本原因。吃饭时,当地朋友说,张掖城西四十公里处的临泽县昭武10队驻地,曾经是史前时期西迁胡人的故乡,所谓的西迁胡人,大致是昭武九姓国,也就是粟特人,这个民族的人尤其善于经商,活跃在中亚和东方帝国的疆域,也穿行于欧洲各国和部落。

粟特人的厉害之处还在于,他们可以用财富来左右其他国家和部落的政治和军事,突厥乃至吐谷浑、回纥、铁勒、拔汗那等国与汉唐帝国的战争,大都是粟特人挑起的。粟特人的作为,正好验证了一点,那就是,经济是可以左右一切的,一切的力量,都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粟特人还特别会跳舞,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以及胡姬等等大都来自昭武九姓国。当然,突厥、吐谷浑、回纥等部落和民族的女子,也能歌善舞,初唐和盛唐时期,这些人几乎占据了长安的每一个娱乐场所。太子李建成便特别喜欢穿“胡服”,常常梦想“披发猎苑”,像游牧民族那样狂放地生活。

张掖最起初的居民大致是大月氏,这个“与匈奴同俗”的部落,其战力和政治能力一度凌驾于匈奴之上,著名的天之骄子冒顿,就曾被其父亲“入质”大月氏,尔后趁乱乘“善马”逃回匈奴。许多年后,冒顿派遣其子,即后来的老上单于攻击大月氏,大月氏败逃。几年之后,老上单于再度出兵大月氏,一举成功,且割下了大月氏汗王的头颅,做成了“镶金酒器”。这一连串的军事战争,迫使大月氏西迁,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迁徙运动,牵连到了整个欧亚大陆。而匈奴在军臣之后,开始败于西汉的军队,以至于被迫退入漠北,把河西走廊乃至祁连山、焉支山等重要军事基地和牧场,拱手送给了西汉。

历史的每一次大规模的推演,都不存在怜悯,也是文明进程中必要的步伐。

我第一次到张掖,也像在其他古城,对它的历史异常感兴趣,张掖,也肯定像是一本浩繁之书,其中的故事,特别是人物的命运,实在是叫人浮想不已。我觉得,张掖和甘州的历史,也是幽深无尽的,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其中水草众多,绿苔遍布,呈现的是民族相互交融的颜色和枝叶。喝了酒后,我们几个结伴在街道上行走,头顶街灯照耀着陌生的路面,风中飞扬的尘土和现代的垃圾充满了干燥气息。或许是喝酒多了的缘故,我总感觉自己走在古代的街道上,就连那些穿着时髦的时尚女子,也像是从唐朝走来的,落落大方的脚步,优雅的姿势,迥异神情之中,有着一种浓郁的雍容。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他们匆匆离开了张掖市区,路过一片墓碑后,张掖就被河西走廊阔大的戈壁和村庄之上悬挂的苍茫遮盖了。至此,我才真的明白,在大地上旅行,与更多的人一起是糟糕的,无论到哪里,都只能浮光掠影,点到即止。心里充满遗憾,直到2002年,我再一次从酒泉乘火车前往张掖,沿途的戈壁之间,散落着数十座土色的城镇,祁连山在南边,犹如一堵天墙,不断地送来青海的长云。

到达仍旧是黑夜,到市区,我又一次看到了矗立着的鼓楼,也依稀看到了上面的匾额题字:“金城春雨”“祁连晴雪”“玉关晓月”“居延古牧”,这些题字,每一句都有一个具体指向:南边的金城兰州,西边春风不度的玉门关,东边贴身的祁连雪山,北望黄沙浩荡的居延故地(额济纳),而且,每一片地域都具有极其丰饶的历史,如同古老的甘州,也都曾被丝绸的光亮和战争的马蹄大幅度践踏与照亮。

当然,照例喝酒,酒酣耳热之际,窗外的一切都很隔膜,在连续不断的话语声中,留下一只只空瓶子,横七竖八地堆在房间一角。这一次,我们不仅认识了柯英、刘虎两个现代张掖人,还见识到了他们笑傲江湖的泼天酒量。

第二天醒来,窗外是夜色稀薄的黎明,我大口喝水,干涸如枯井的喉咙,不断发出极其嘹亮的响声,然后去吃张掖有名的小吃,名叫马石子,是当地一种刀切的,状似小石子的面食,带汤,味道很足,有一种纯粹的民间的味道,很深刻,也很随意。

早晨的张掖有些安详,行人步速相对匀称,神情悠闲。到著名的大佛寺门前,在一棵刚刚披上朝阳的柳树下站定,抬头看到一副镏金对联:“睡十年睡百年睡千年长睡不醒,问十问问百问问千问长问不明”,我想了一会儿,觉得第一句最后四个字有点直白,也不管里面的佛祖是否会怪罪,便擅自在心里将之改作“似睡非睡”。从介绍中得知,这座大佛寺是西夏时期建造的,原名迦叶如来寺……殿内现存有彩塑三十一尊,正壁佛坛上卧有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侧身涅槃像。

西夏这个由党项羌组建起来的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北宋分庭抗礼,李元昊等人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盛大时候,西夏的疆域占据了今河西走廊、居延海、青海湖,以及西宁等大片地区。当然,这个帝国存在期间,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使得北宋根本无力染指黄河以西地区。两宋武功其实不弱,是它的政治体制限制了武将的发展,也成为了它始终无法恢复盛唐疆域的一把锋利匕首。

从大门到大佛殿,地面上铺着一些青色的带有花纹的小石头,两边种植着几棵常青松树,很小。树外一片草坪,上面落着一些灰尘、枯叶和白色的垃圾——进入殿内,首先感觉到的是一股阴凉,在大殿内穿行的,似乎可以穿过骨头的凉风,不知从何而来。在身上的感觉,像是冬天的河水。迎面的大佛雍容博大,腰间不着一物。头枕莲花,慈眉善目,优雅从容,微闭的眼睛似睡非睡,好看的嘴唇微微启开,欲说不说。一只手置于腿侧,一手放在脸下。宽大灵秀的佛指上可容纳一个成年人躺下。

从一侧走到另一侧,睡着的佛千万年神色不惊,面容安详,其中的安然、睿智与大慈悲,叫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心生惭愧与不安。回身看到矗立在大佛殿四周墙壁上的十八罗汉和十大弟子塑像,一个个栩栩如生,面目慈祥或者凶神恶煞,表情乖巧或者憨直可爱。卧佛背后的薄墙四壁之上绘有壁画,其内容多为菩萨、弟子、天女、天神、天将等,还有有关《西游记》和《山海经》内容的绘画。大佛殿檐下的额枋上雕有龙、虎、狮、象等;殿门两侧嵌有精美砖雕,涂金绘彩,其中的《祗园演法》是现存唯一的西夏时期优秀砖雕作品。

从大佛殿后面出去,再一座建筑是藏经阁,进到里面,虽然也觉得凉爽,但没有大佛殿那样阴冷。藏经阁极为宽敞,左边的墙根下竖立的柜子内,放置着六千多卷五百年前的佛经,其中的大部分由纯金、银粉所书。早年间,在大殿右边墙角还出土了不少波斯银币。正厅摆放着元、明、清等朝皇帝、文人和京都官要的书画:发黄的纸张,清晰的文字,于今都不过是逝者的遗物。墙壁上悬挂着岳武穆的书法“还我河山”,那一个个的字,笔力铿锵似有杀伐之声。此外,还有几面皇帝的诏书,长长的文字,一色工整的小楷,我想它们大都出自书生之手,经由太监之口流传的。

短短的几十分钟,感觉却很漫长。走出大佛寺,扑面而来的嘈杂市声在张掖的上午喧哗,绕道广场,老远看到高高矗立的木塔寺,灰旧的建筑,在一色青绿的树木之上,成群的燕子围着它上下翻飞,清新的阳光使得黑色的塔身更为黝黑,站在塔下,头顶的天空湛蓝深邃,如同被清水洗过。这木塔寺建于北周初年,原名万寿寺,《重修万寿寺碑记》说“释迦牟尼涅槃时,火化三昧,得舍利子八万四千粒。阿育王造塔置瓶每粒各建一塔,甘州木塔其一也”。据说,北周期间,这木塔寺有过一次倒塌,夜晚,只听斧凿声声,铁木鸣响,次日凌晨,木塔寺神话般地恢复原貌。

这种奇异之事,在大地上随处可见,这也说明,很多事物都是有自身规律或者说特殊能量的。缓步登上,站在最高处,古典和现代的张掖尽收眼底,楼宇与民房相间,炊烟与油烟同起。喧嚣的市声似乎从地底传来,有一种令人内心发凉的悠远意味,也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一个人站在这木塔的高处,仰望或者俯视,一切事物都似乎与己无关,肉体也变得轻盈,思绪类似云朵。

可回到地面的一瞬间,这样近似澄明的感觉立刻就消失了。

当日下午,落日西行,我们开车去往黑水国。出张掖市区,到处都是杨树和田地,自然的青翠和绿色。路过一道桥梁时,几乎每个桥墩上都用石头压着一些黄纸,据说,这是生者留给那些在路上出车祸罹难者的亡灵的礼物。同行的朋友柯英说,每条道路上都有一些人遭遇横祸,生命不再。这句话让我伤感,也觉得了某种脆弱和不确切。

半路上,看到一个砖场,一些四轮车沉重轰鸣,载着红色的砖块,向着城市和乡村的方向,缓慢而行。看到几个人,在炽烈的阳光下拉着架子车,汗水打湿的脸庞上满是泥垢。再后来是一道破败的黄土城墙,稀疏的断草在风中微微摇动,似乎被刀刃划开的旗帜,偌大的古城空空荡荡,到处都是荒草和黄土,弥漫着一种彻骨的荒凉的气息。右边有一大堆一丈多高的黄沙,被阳光照得惨白。柯英告诉我,现在的张掖人,习惯把黑水国遗址叫做老甘州或者旧张掖——我觉得这些叫法很有诗意,还有些无奈和悲怆。

城墙杂草之中,有一朵蓝色的花朵,只有指甲那么大,弱不禁风,给人一种羸弱的美感。再转道黑水国南城,城墙大致还在,虽然断裂塌毁,但仍旧具备城墙的形态。从一边连绵的黄沙向上行走,沿途看到埋在沙中的红柳灌木和稀疏的沙枣树,发红的树枝与惨白的黄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山岭上,忽然发现一种全身开满粉色花朵的沙生植物,不知道应当叫它们什么。刘虎说,这种植物,张掖人叫花棒,花朵可以用来染指甲,涂红嘴唇,就跟焉支山的胭脂花一样。我觉得神奇和亲切,想起古老的匈奴人,那些游牧的女子们,用最朴实的植物装点自己的美,若是现在,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浪漫啊!

而美丽的想象之后,是不可忽略的现实。作为废墟的黑水国早已不见了匈奴和月氏人的影子,只留下这样一个废墟,在时间当中被风消化。站在城门垛口上,俯视的黑水国遗址之内空空荡荡,只有城墙上的风,携带着粗糙或者细腻的尘沙,从我们身上掠过。从城墙向下走时,耳边忽然传来嗡嗡嘤嘤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一群黑色的蜜蜂趴在它们的黑色巢穴上,不停扇动着黑色的翅膀,熙熙攘攘,对我们这些陌生的闯入者不理不睬。这时候,我忽然想:自然的流变是一种强大的命运,人类不可驾驭,而这些小小的生灵们,却能够在这里乐此不疲,活跃异常。

城内空地上散落着一些汉代子母砖和不知何年的青色瓦片,摸起来手感很好,光滑、细腻,非常有质感。砖瓦之间,长有不高的骆驼刺和芨芨草,白色的焦土上有成群的黑色蚂蚁和甲虫,有条不紊地行走和搬运。走在已是废墟的古城中,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寂静,每一步都像是踩着了别人的胸膛,进而感受到侵入骨髓的凉意,坚硬而柔软,且有着不可抵抗的力量。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曾经在这里高高飘扬的旗帜和流苏,柔软滑动的丝绸和铃声叮当的驼队,还有醇香的葡萄美酒……征战之后的士兵、骄傲的将军、语如画眉的妓女和腰缠万贯的巨富商贾,他们在黑水国白昼观望、夜晚沉醉;骑士的刀锋在酥油灯下磨亮,飘飘大雪之中,也肯定有人彻夜不归,夜逾城池……然而,任谁都逃不过此消彼长的争夺,甚至终极的灭亡。众多的繁华和喧嚣都不过一个瞬间,一个携带了风沙与美妙情景的梦幻。残留下来的黑水国遗址,所有的遗存只是黄土瓦砾,唯有与此有关的神话和事实是永恒的。

走下城墙,坐在杨树的荫凉中大口喘息,抬头,突然看到两只巨大的野鸭,从一边的莜麦地里飞起,我不知道它们会在哪里下落,我只看到,它们飞行中的阴影,快速而优美地掠过黑水国。日暮之时,在回市区路上,心情莫名沉重。进入繁华市区,也觉得陌生。一次废墟之行,所造成的某种情绪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的。到宾馆,我并不急于洗掉在黑水国沾染的灰尘,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或许,无论是迢遥的过去还是可触可摸的当代,生者和逝者,无论在或不在,很多时候,其实都还可以相互感觉到。

这是一种奇妙的联系,只是很多人不怎么想,或者不愿意精心觉察而已。再一日,我们去到了“甘泉”所在之处,一眼泉水,一种人为的自然,曾经的汲水者你来我往,但都不见了身影。甘州的名字缘由于此。而这只是一个名字,对于张掖更为广阔和遥远的历史,它的重量和蕴涵似乎远远不够,史书记载:禹分天下为九州,张掖属雍州,后有西戎、氏羌、乌孙、大月氏、匈奴等族居住……而到现在,其中有些民族已经在中国西北这片地域上完全消失了。这是令人伤感的,再没有什么比生命的消失更能触动人心了。因为,这世上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世界越是驳杂,就越具备生机——关于甘州张掖,我还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公元609年,作为文学鉴赏家、诗人、忤逆者、亡国之君,荒淫无道、横征暴敛的反面典型隋炀帝杨广,带着他的臣子和卫队,长驱千里,从长安到张掖,在这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万国博览会”,这期间,杨广会见了西域乌孙、大宛、月氏、突厥、楼兰、高昌等27国的君主和使臣,亲自主持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商品交易会,“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个皇帝,尽管他的本意是炫耀帝国的富有和兴盛,但就像他开凿大运河一样,荒谬无道的个人兴致导致了伟大的历史事实,皇帝主持的一次盛大的贸易会,仅凭这一点,被人用口舌唾骂了千年的杨广就足以不朽了。那一天的张掖,所有的仕女都聚集起来,以盛装艳服,夹道奏乐,笑面迎宾,焚香歌舞……我相信,这在张掖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这一件事,对于杨广,除却暴虐和奢华,又何尝不是一个创举呢?

杨广大抵是唯一一个到达张掖的大国皇帝,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段业、沮渠蒙逊等人似乎在张掖短暂停留过,他们起初的都城在今高台县的骆驼城。段业是被部下拥戴,稀里糊涂坐上皇帝之位的外来者,他极其平庸,且很糊涂,不久,便被沮渠蒙逊杀死。出身于今肃南县临松山脚下的“卢水胡”沮渠蒙逊,就此做起了皇帝。这种相互屠戮、你下我上的政治推演景观,从没有如此频繁和剧烈过。但这些人,似乎都好景不长,长则三五十年,短则区区十年就分崩离析,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好像是第三个夜晚,几天的游历和体验后,陌生的张掖逐渐熟悉起来,走到街道上,黄色的灯光给人一种古典的感觉,似乎处在一个虚拟的年代。对我这样的过客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对一个地方的深度了解更具有行走的意味了。躺在床上,我忽然想到一个词牌名《八声甘州》。觉得很是浪漫,主要是“八声”,蕴涵着一种令人迷恋的诗性意蕴。《新唐书》记载说,唐教坊大曲有《甘州》,为边塞曲,因以边塞地甘州为名。《八声甘州》是从大曲《甘州》截取一段改制的。因全词前后片共八韵,故名八声,慢词。

这又是一首边塞曲名:边塞,旌旗半卷,刀刃映月的疆场,氤氲不散的悲怆与幽怨,剜割人心的灾难与疼痛令人惊悸。依稀记得柳永在他的一首《八声甘州》中这样写道:“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颇有边塞的凄凉意味,还有苏轼、辛弃疾、周邦彦、秦观等等词人,也都曾以《八声甘州》为题,写过很多的词,但内容似乎大都和张掖(甘州)没有直接关系,我想这会令张掖感到不安的,至少是令人遗憾的。但我依旧热爱辛弃疾的《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辛弃疾无疑是南宋最好的词人和军事家了,只是他一直未得重用,他的报国之心、恢复中原之志,实在是可以和岳武穆相呼应的。并且,辛弃疾的词作,无论是金戈铁马、征战沙场还是“佛狸祠下”、农事稼穑、儿女情长,都具有独创性,是其他宋代词人所不及的。只可惜,这样的一个词人、一个战术家,最终也不得不怀着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怆之心,与一个王朝一起,走到了终极。

念及前辈,很多的伤感和无奈,唏嘘之余,也只能强装欢颜,因为,每一个人都只能活在当下,这是生命的铁律。

需要说起的是,大致从2002年开始,我先后多次去过张掖。当时,前小姨子在那里的河西学院读书,我去帮她和看她而已。还有一次,和铁穆尔、柯英、刘虎等人再次去到了黑水国,那也是一个秋天的正午,空旷的废墟里依旧落寞难耐,荒草残败,流沙高耸,我们行走、叹息和感慨,在高高的城墙上照相,与此同时,在张掖,我还认识了梁积林、宋云、苏黎、武强华、刘海霞、王锐、哈建军等朋友,他们都很热情,在一起的时候,极为投缘。那些年的张掖,对我来说,似乎只是醇美的酒液、黑夜的光,以及旖旎或者苍凉的想象。很多人事和情境瞬间闪过,无论微醉还是沉沉睡去,所有的痕迹和言语都有一种单纯的美。似乎还有一次,和马青山、孙江等在宾馆喝得昏天黑地,满地都是酒瓶。

2005年在张掖的一个凌晨,睡梦当中,忽然听到一声清澈的钟鸣,悠扬均匀,满含禅机与预示,从大佛寺,越过古老的甘州天空和现代的张掖,敲醒我的睡眠。那种感觉,既禅意,又清醒,还特别有意味。我想到,历史上几乎所有与西域有关的人,都在张掖留下过自己的深刻痕迹,法显、玄奘、张骞、班超、霍去病、苏武、鸠摩罗什、长孙晟、杨广、王昌龄、岑参、高适、马可·波罗、左宗棠、林则徐等等,这些人物,使得张掖的精神和文化厚度,无意中层层累加,以至于高不可及。

这些人,不论是佛家或者政治家、诗人与将军、皇帝和普通人,他们在张掖的行迹,大抵是珍贵的,而且是永恒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倘若没有一些隆重的人的德行、思想与精神留下来,并且持续招摇,那将是可悲的,也是暗淡的。而张掖,包括其周边的县市,几乎都有着繁华而又明确的历史,特别是那些影响力极大的人和事,用以加持和光大。这对于我们所在的国土和世界,肯定是极其美好的事情!

而我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在当代,虽然多次来到张掖,但我终究只是一个来了就走的人……尽管,我也想留下点什么,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对于张掖,张掖于我,像极了一阵风中的树叶,戈壁表面的一只蜥蜴和蚂蚁,甚至,连这些都是奢侈的。所幸,作为大地的一部分,张掖—甘州永在,于祁连之下、黑水河边,更多的人于此生生不息,并且始终与这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

(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三期)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在西北和成都从军。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曾获冰心散文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三毛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已出版和发表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混沌记》《冒顿之书》及中短篇小说多部,散文集《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黄沙与绿洲之间》《丝路上的月光马蹄》《弱水流沙之地》,诗集《命中》等。现居成都。星星诗刊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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