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浙江台州人，15岁入山东大学，24岁获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诗人、随笔和游记作家，有文学著作20多部，外版著作10多部。他的诗歌早期受超现实主义绘画影响，注重内心世界和拼贴技艺，近年来常从旅途中获取灵感；从英文和西文译介了多位诗人，其散文作品也以“轻淡雅驯、诙谐隽永”的文风赢得声誉。他在上大学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如今足迹遍及每个省市和100多个国家，并在多座名城举办朗诵会和摄影展。

旧 地 重 游

蔡天新

卡萨布兰卡，浪漫神秘的白房子

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昵称Casa），濒临大西洋的北非名城。虽说在摩洛哥王国，她只是西方游客的中转站，却因为一部好莱坞电影享誉东方，并因此让我流连忘返。

对西班牙人或到西班牙旅行的外国游客来说，由水路进入摩洛哥是最经济最方便的选择了。即便自己开车，也有轮渡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的阿尔赫西拉斯等候。站在那座与英国殖民地直布罗陀毗邻的港口，哪怕在不甚晴朗的日子，也能看见对岸的非洲，那是一片低矮的海岸山脉。而在这两片大陆之间，就是赫赫有名的直布罗陀海峡。古时候地中海一带的人认为，大西洋是世界的尽头，只有勇敢的腓尼基水手敢于穿越这片狭小的水域。

二〇〇五年秋天，我正在马德里大学访问，适逢“十一”国庆长假，趁机给自己放了假。那次我先是坐火车去了里斯本，造访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罗卡角和葡萄牙的南方法罗，随后来到塞维利亚。这座哥伦布出发远航的城市曾经群英荟萃，包括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商务代理亚美利加，他因为与老乡哥伦布过往密切而迷恋上了航海，率先抵达并命名了委内瑞拉和里约热内卢，前者是威尼斯的拉丁文，后者意为“一月的河流”，而他本人的名字则被用来命名新大陆。

那一年恰好是塞维利亚大学建校五百周年，我得以欣赏到了一场精湛的弗拉明戈舞演出。悲伤的曲调，融合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音乐，可谓是西班牙人的探戈，也与葡萄牙人的法朵颇为接近。葡萄牙人因多为渔民后裔，出海容易遇风暴，因此感叹生命的脆弱，法朵或法多（fado）一词据说来源于拉丁文fatum，意思是命运。之后，我乘巴士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

面对那片神往已久的海峡，我遇到几个小难题。首先，码头上的轮船公司之多让你一时无从选择，雇员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中国南方某些城市车站广场上的旅店向导或景区的饭店伙计；其次，阿尔赫西拉斯对岸的城市也是西班牙人的领地——休达，那里是非洲偷渡客进入欧洲的桥头堡，就像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蒂阿华纳是拉丁裔难民进入美国的要塞。因此，虽然到休达不需要任何其他签证，但安全有时会成为问题。

在来阿尔赫西拉斯的巴士上，我发现多数乘客和我一样，是要去休达西面的摩洛哥港城丹吉尔。为了这个目的，最快捷有效的方法是乘坐轮船公司提供的免费中巴，到一座叫塔利法的港口搭船，那儿离丹吉尔的距离最近。有趣的是，在西班牙语里，塔利法（Tarifa）的意思是票价，这座小镇居民很少，路边光秃秃的山顶上有许多白色的大风车。

对岸的丹吉尔如今已是非洲最欧化的城市，商业气息浓厚，可当年却并非如此，且尤为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们所喜爱，还有他们的女同胞——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和她的女友，也曾在海滨大道的夜总会里消夜。明媚的阳光更吸引了法国野兽派画家领袖亨利·马蒂斯，他在这里找到了需要的鲜亮色彩。而对阿拉伯人来说，丹吉尔则是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出生地，比起仅仅早他半个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他抵达的足迹范围更为宽广，也曾到过我居住的城市杭州。

可是，仍有不少西方游客抵达丹吉尔之后，随即搭乘夜班火车去南方的马拉喀什。那座沙漠中的华丽之都是非洲的棕榈泉或拉斯维加斯，包括迈克尔·道格拉斯和朱丽娅·罗伯茨在内的好莱坞明星都在那里购置房产，使之成为北非地价最昂贵的城市（宛如中东的迪拜）。与此同时，来自欧美各国的背包族旅行者也趋之若鹜。而对于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东方旅人来说，马拉喀什仅仅在出发之前才听摩洛哥驻西班牙总领馆的签证官说起。

在丹吉尔逗留了一晚之后，我先是乘火车南下首都拉巴特看望了两位摩洛哥诗人，他们和我分别在哥伦比亚和中国相识。而在和他们共进晚餐时，我又与另外两位分别在瑞士和南非相识的诗人通了电话，他们有事不能前来。在那个难得的夜晚，我享受了阿拉伯友人的款待，住在诗人贾拉尔家里。就在我出发到欧洲以前，他访问了中国，我们在杭州的一家画廊里一起朗诵。贾拉尔的公寓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没什么两样，无疑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弊端。

次日一早，贾拉尔和他的法国太太上班去了，我用过早餐后，独自一人穿过拉巴特的旧城区，来到了海滨墓园。白色的墓碑，蓝色的大海，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的诗句：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让我惊奇的是，这里每一座白色的墓碑总是背对着大西洋。后来我才想到，那不正是朝着麦加的方向吗？我还看见，三位老年妇女并肩立在海边，其中一位背带上驮着一个婴孩。

在返回贾拉尔寓所的路上，我遇到三位放学的女中学生，她们穿着鲜艳，都没有围头巾，每一位都长得很漂亮。三人抢着用英语和我聊天，过了一会，我试着问有谁愿意当导游陪我去卡萨布兰卡一游？没想到其中一位爽快地答应了，她的名字叫哈雅，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玫瑰花一样的笑容。当然，我有承诺在先，黄昏以前送她回来。

就这样，我给贾拉尔留了一张便条，托保姆转交，便与哈雅去了火车站。拉巴特与摩洛哥最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距离不过五十公里，每隔半小时就有一列火车，一路可见窗外的红土。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到达卡萨布兰卡，就是那部著名的电影《北非谍影》的故事发生地，片中有一首动情的歌叫《时光倒流》。其实，这部片子的原名是西班牙文Casa Blanca，即卡萨布兰卡，意思是“白色的房子”或“白宫”。

可是，哈雅和她的女伴却不这么称呼，她们更喜欢称卡萨布兰卡为卡萨。

卡萨是一座拥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是摩纳哥的经济首都。考虑到时间宝贵，我不打算返回拉巴特了，于是在离海滨有一箭之遥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一家旅馆。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或法律，非夫妻关系的男女是绝不允许待在同一个封闭空间的，旅店客房更是如此，我让哈雅在接待处稍候，把行李放进了房间里。

之后，我和哈雅去了海滨，相比拉巴特的闹市离开海滨有一段距离，卡萨的海滨就在街边。本来，卡萨是柏柏尔人的渔村，后来成为海盗的一个基地，葡萄牙人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那时村舍的墙壁是白色的。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仍然没有发现一座白色的房子，倒是哈桑二世清真寺在蓝色的海水映衬下显得异常美丽。

哈雅那年只有十七岁，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活力。她没做成我的导游，反而我成为她的摄影师。哈雅说她从没有拍过那么多照，可我用的是数码相机呀。可惜这些相片需要两年以后才能传递给她，因为她那时还没有电子信箱。午餐时我才知道，她就是古罗马人最初命名的摩尔人，那是北非原住民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黑人或西班牙人混血以后的后裔，因此肤色略显黝黑。

摩尔人是随着阿拉伯人的远征和撤退来到摩洛哥中部，他们集中定居在与拉巴特一河之隔的塞拉，那正是哈雅的家乡。我不由得想起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所绘作品里的毛利女子，她们的肤色颇为相似。多年以前，我曾在一首题为《芳香》的诗中写道：

在柔和的夜色里凝望远处的毛利女人

睡意像空气一样潜伏在她的四周

斜阳洒落在哈桑二世广场上，鸽子、游客和本地的男女老幼欢聚在那里，颇有欧洲大都市的风范。到了告别的时刻，我如约把哈雅送到火车站，替她买了回程票，一直送她到月台上。当我走出候车大厅，发现卡萨火车站的造型很别致，一头高高翘起，像一只昂首漂浮在水面的白天鹅。等我返回旅店，天色已经暗下来，又一个非洲之夜来临，等待我的将是一个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探究。

我想起两年前在南非的港市德班，我下榻的旅店位于印度洋边，那是一个与卡萨远隔万里、位置几乎是反对称的海滨。我去德班是参加非洲诗歌节，南非政府出的机票，可我却被告诫白天也不得一个人外出，更别提夜晚漫步海滨了。返程我在约翰内斯堡乘专机，从国内部走到国际部都有点害怕。而同样是非洲，在经济稍显落后的摩洛哥，安全却不成问题。

更为幸运的是，我在卡萨唯一的夜晚，竟然遭遇到了两场风格不同的婚礼。无论我走进哪一家，主人都会让服务员端出一碟碟小点心，还有各种美酒。虽说五星酒店里的那场婚宴要华贵许多，隔壁大厅里还有肚皮舞专场表演（比我在尼罗河船上看到的毫不逊色），但我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另外一场婚礼上，那里的新郎新娘是一对普通市民。

婚礼的前半场与中国的差别不大，许多尊贵的客人用麦克风讲话。区别在于九点以后，没有交杯酒或干杯，婚宴变成了摇摆舞会，甚至那四位穿绛红色衣服的轿夫也没闲着，与轿子上的新娘一起手舞足蹈。周围穿锦缎的宾客欢声雷动，场面甚为动人，人人兴高采烈的，除了新郎。按照当地习俗，他只能在远处的一块台地上默然独坐，观看着这一切。大概为了最幸福的那一刻，那个洞房花烛夜，他必须要忍受最后的孤独。

翌日早上醒来，我才想起了那部经典的电影。在南下马拉喀什前，我向侍者打听电影的拍摄地。他告诉我，虽说当年的故事真的发生在卡萨，电影的主要场景却不是在这里拍摄的。里克酒吧早已不复存在，在原址兴建的豪华酒店里倒有一家名为卡萨布兰卡的酒吧，门外挂着一幅老电影海报，但此酒吧与电影和主人公均毫无关系。事实上，这部由英格丽·褒曼和亨弗莱·鲍嘉主演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脚本原本是用来演话剧的，难怪观众无法欣赏到卡萨的海滨风光。

在我游历过的名城里，以字母C开头的共有十座，除了卡萨布兰卡，大都市中还有埃及首都开罗、印度古都加尔各答和素有“风城”之誉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这其中，开罗对于一个游客的感召力是无与伦比的，她也是我抵达的第一座非洲城市。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流淌出来的尼罗河水居然是清澈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埃及，最好选择在夏天，因为只有在五十度的高温下游览金字塔和斯芬克司，才能真正体会到古埃及文明的伟大和悠远的历史。

再来说说芝加哥和加尔各答，后者已在二〇〇一年改名Kolkata。这两座城市曾分别以凛冽的寒风和潮湿的闷热迎接我，我在《数字与玫瑰》初版和《美国，天上飞机在飞》里有过描述。前者有着高度现代的文明（西尔斯大厦曾是世界最高建筑），最近的一次探访让我更多地领略到了她的迷人之处；后者有着光辉灿烂的过去（被誉为印度的左岸区）。坦白讲，我选中卡萨布兰卡时也考虑到了铁道线上几座摩洛哥名城的魅力。特别是南方的马拉喀什和北方的非斯，其中非斯是北非最有文化的城市，两地的阿拉伯人聚居区以及古城梅克内斯均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我游历过的中小城市里，法国的戛纳作为欧洲电影的圣地，原本是为了抵消战争期间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下的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响，后来随着柏林电影节的创办又有了新的竞争对手而不断提高和完善，终于一跃成为旧大陆最有影响的电影圣地，同时也为电影艺术诞生地的祖国法兰西赢得了一份尊严。至于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西班牙首都科尔多瓦，则是以壮丽的大清真寺、静谧的河流和摩尔人的浴室吸引各国游客。基希纳乌是摩尔多瓦的首都，夹在两个较大的民族之间，既安详又宁静。而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热带雨林中的第三大城市卡利，不仅拥有足球豪门美洲队，也有着“莎莎之都”的美誉。

西班牙人既是新大陆的发现者，也用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保存了信仰不同的入侵者和占领者的遗迹，这一点值得我们尊重。即便在他们的殖民地库斯科，那座印加人的古都，去往马丘比丘的必经之地，也是那样的古色古香。而在后来一次重返非洲时，我到达了几内亚湾的科托努——那是撒哈拉沙漠以南，既参加了一次法语诗歌节，又享受到了一场色彩的盛宴。显而易见，在天气炎热的地方，皮肤黝黑的人，尤其是妇女，更适合穿色泽鲜艳的服饰。在科托努的农贸市场里，我拍摄到一幅《年轻的母亲》，她的背上驮着孩子，目光宁静、自然，发辫精致、独特。

更让我心仪的是英国的剑桥，我曾有幸在那里访学三个月，并写成一部游记。这座拥有八个多世纪历史的学府，为全世界的学者所向往，那里的风景宜人，建筑优美，尤其是剑河两岸的几所古老的学院，如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王后学院、圣约翰学院。那里既诞生了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那样的大科学家，又涌现了诗人弥尔顿、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各路英豪。如果有机会在六月来到剑桥，还可以亲眼目睹草莓节的游行和船上的毕业歌（singing on the river），堪称是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而新近游历的意大利南方小城克罗托内，则是古老又神秘的毕达哥拉斯学院所在，对先哲的缅怀令人沉醉。

以字母C开头的中国城市里，有两座让我特别倾心，那便是巴蜀的重庆和成都，她们分别做过民国时期的陪都和蜀汉时期的国都，以激情和闲谈、美食和美女著称，且与我居住的城市杭州有某种联系。重庆原名恭州，一一八九年正月，南宋孝宗之子赵淳被封恭王，二月即继承帝位，成为宋光宗，恭州也由州升府，故而改名为重庆，意为“双重喜庆”。而成都既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抵达的地方，也是我游历次数最多的西部名城，如今她与杭州同为休闲之都，堪称国人的最爱。

京都，日本人的精神故乡

京都（Kyoto），又一座仿长安兴建的古都，她对于日本人来说，犹如穆斯林心中的麦加,每一位公民（信徒）都有着一生中至少造访一次的愿望。

二〇〇八年夏末，我到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参加中日数论会议，热情好客的主人把欢迎晚会安排在喜来登酒店。会议结束前一天，组委会还带我们到慕名已久的古都京都一游。两座城市相距不到五十公里，我们乘坐城际列车，半小时后即抵达目的地。有意思的是，京都三面环山，只有朝向大阪的西南角是敞开着的。

从七九四年开始，京都取代奈良成为日本首都，直到明治维新的一八六八年才迁都东京。不过，它作为首都时的名字叫平安京、京、西京，不再是首都以后，才叫京都。京都是仿长安建成，矩形的围墙，棋盘式的街道。如今她依然是日本的文化和佛教中心，也是精美的纺织品和传统手工艺品的中心。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仍有“世界的京都”说法，反映出她不落后于时代的努力。

说到佛教，不能不提京都的寺庙，其中两座也是游人的必访之地。我们先去了东郊的清水寺，那里是赏樱花和枫叶的好去处，西郊的岚山公园也以此闻名，那里还有周恩来的诗碑，不过我们到时是夏末，刚好介乎赏樱和赏枫两个季节之间。清水寺由玄奘法师的第一个日本弟子慈恩大师初建，如今的寺庙则是十七世纪由德川家族重建的。

木制的大殿（清水舞台）雄伟壮丽，支撑在山坡上，高达五十多米，共有一百三十九根柱子，却不用一颗钉子，就像传说中剑桥大学王后学院的数学桥，后者是由牛顿设计建造的。从开阔的露台望出去，景色宜人。寺内有一泓清泉，边上放着一把长柄水勺，引得游人排队来洗濯。还有那扇色彩艳丽的西门，形似上海西博园的中国馆，只是后者体积更庞大。

从清水寺下来，穿过一条销售纪念品的小巷，我们去了金阁寺。金阁寺本名鹿苑寺，看名字便知也是佛教胜地，只不过与清水寺不同宗。它的落成比清水寺要晚六百年，迄今也有六百多年了。寺内核心建筑是舍利殿，其外墙全以金箔装饰，金阁寺的昵称因此得名。一九五〇年，金阁寺被一位精神错乱的见习僧人林承贤放火烧毁，他自称的犯罪动机是对美的嫉妒。我们看到的金阁寺是五年后按原貌重建的，又过了一年，林承贤死于狱中。

依据这个故事，三岛由纪夫创作了长篇小说《金阁寺》（1956），讲述口吃的青年沟口从乡下来金阁寺出家，沉迷于金阁之美，幻想在战火中与之同归于尽。然而，战争的结束使这一愿望化为泡影，绝望之余他毅然将其付诸一炬。三岛有着“日本的海明威”雅称，一九七〇年因政变未遂剖腹自尽，年仅四十五岁。他的写作曾获得前辈作家川端康成的鼓励和提携，后者于一九六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年以后，川端或因内疚口含煤气管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给后世的读者留下悬念。

金阁寺是一座三层的湖畔阁状建筑，据说一楼是延续了平安时代的贵族建筑风格，二楼是镰仓时期的武士建筑风格，三楼则为中国唐朝的禅宗佛殿建筑风格。寺顶有宝塔状的结构，顶端有象征吉祥的金凤凰装饰。最不可思议的是，金阁寺把三种不同时期的风格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美轮美奂，连同水中的倒影，常常令人怀想。在我看来，金阁寺之于清水寺，犹如京都之于东京。

湖对岸游人簇拥，在那里不厌其烦地拍摄金阁寺和它的倒影。其中也有几位丽人，让我想起中国演员章子怡、杨紫琼和巩俐主演的电影《艺妓回忆录》。故事的发生地也是京都。艺伎（Geisha）产生于十七世纪，不过最初都是男子。在日语里，gei（芸）表示艺术，sha是指人或行为者。第一个女艺伎出现在一七五〇年，后来男性逐渐被女性取代。据说最盛时京都就有数万艺伎，战后迅速衰退。

参观了清水寺和金阁寺，我的心情难以平复，我想起了两个人：汤川秀树和望月新一。一九四九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第一个获诺奖的日本人，其时日本战败才四年，对民众的鼓励可以想象。虽说汤川出生在东京，但一岁时便因其父亲出任京都大学地质系教授迁居京都。他在京大念完本科后留校任教，后调到大阪大学并在那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京都大学任教授，一九四八年受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获诺奖三年以后，汤川便回到京都大学，担任基础物理学研究所所长，直至二十年后在京都去世。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在大阪大学任讲师不久的二十七岁的汤川确认，他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介子”。这是原子核内部用来传递核力的粒子，其质量介于电子和质子之间，故而称之为“介子”。同年十一月在大阪召开的物理学年会上，汤川正式宣读了自己的介子理论论文。那段时间，他频繁地往来于关西的这两座名城之间。

汤川提出“介子理论”以后，一度受到物理学权威、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和海森堡的质疑，后一位只比他年长六岁。直到一九四七年，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利用放在气球上的乳胶研究高空宇宙射线时，才找到汤川预言的介子。汤川是一位没有留学经历的科学家，他曾自谦地说：“我不是非凡的人，而是在深山老林里寻找道路的人。”

二〇一二年夏天，在汤川秀树去世三十一年以后，四十三岁的京都大学数学教授望月新一在互联网上宣布证明了abc猜想，轰动了世界。这是继费马大定理之后，数论领域最重要的悬案，由此猜想可以轻松推出包括费马大定理在内的四项菲尔兹奖成果。遗憾的是，望月的证明中某些地方令人费解，至今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虽然他本人一再承诺，会在某个时间内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行们仍拭目以待。

说到abc猜想，它曾启发我提出新华林问题，那还是在二〇一一年春天，我把小学生熟知的自然数加法和乘法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后来被德国数学家米哈伊莱斯库赞为“阴阳方程”的想法。翌年秋天，我把这个思想应用到费马大定理中去，与我的两位学生一道做出崭新的推广和部分结果。那时候，望月新一还没有把他的论文挂在互联网上。值得一提的是，即便abc猜想成立，我们的广义费马猜想依然是坚挺的。

那次京都之行我没有时间造访京大。同样错过的还有德川幕府的行辕二条城，它与清水寺、金阁寺并称为京都三大名胜，与其他十几座寺庙、神社捆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天台宗的本能寺和三千院未包含在内，本能寺建于一四一五年，规模较小，但本能寺之变（1582）却是日本历史上的大事件，即将统一全国的织田信长因家臣谋反受伤而自尽。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是日本战国三英杰，二〇一四年，他被民众评为日本人最喜爱的历史人物。

稍后，主人带我们来到一座商场，在顶层一家餐馆用餐。窗外就是京都的老城区，依照规定，所有楼房不能高于三十公尺。玻璃窗整洁透明，餐桌上方的灯罩很有东方情调，同行的朋友纷纷拿出相机拍摄，或把镜头对准窗外。我灵机一动，把椅子搬到过道上，站到了上面。红色的灯笼出现在我的相机镜头里，背景是京都，东方古都的韵味跃然而出。

我把这幅摄影作品取名《京都的黄昏》，收录在摄影集《从看见到发现》中，连同翌日在奈良拍摄的《春日大社》——它们也曾多次出现在我的影展中。遗憾的是，我们在京都的逗留时间是如此短暂，当天便不得不返回大阪。虽然如此，仍然得感谢京畿大学的金光滋教授，假如没有这位热心而活跃的日本同行组织会议，我到访东瀛的次数会减少三次。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曾选择京都作为投放原子弹的候选城市之一，后来遴选委员会成员、陆军部长史汀生回忆起年轻时游历京都的美好情形，力主放弃。如同多年以后史汀生所言，假如当初真的投放京都，必定彻底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那样的话，战后的美日关系甚至国际政治格局恐会大变。而近年我阅读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伊曼的传记，发现这位犹太全才也在该委员会中。

在造访京都后不久，我又游历了三座以字母K开头的欧洲城市，包括相互毗邻的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首都。基希讷乌小巧玲珑，民风朴实，只有一条主要大街。基辅的美艳则出乎我的意料，就像初见布拉格一样。第聂伯河畔和岩洞修道院的景色令人赞叹，不仅如此，基辅在文学、音乐等领域也是人才荟萃，包括与足球明星舍甫琴科同名的大诗人，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一座大学。至于德国的科隆则因为一座大教堂，吸引我途中下车，并徒步攀上一百多米高的顶端。

另一方面，早在学生时代，我便在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里知道曾经的丹麦王国。从中我还了解到，那时候的丹麦国王对千里之外的英格兰也颐指气使。因此，它在历史上长时间地统治冰岛、挪威和瑞典甚至德国的部分领土，就不足为奇了。直至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仍是丹麦的属地，还有法罗群岛，使得丹麦成为唯一在北美洲拥有属地的欧洲国家。

丹麦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连接处，正如西班牙位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连接处，后者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而作为丹麦的首都和北欧最大的城市，哥本哈根恰好处于这个连接处的咽喉上，隔着窄窄的厄勒（松德）海峡与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相望，其距离最短处仅有四公里，比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海峡还要狭窄。

二〇〇四年秋天，我在去德国参加柏林文学节途中，飞抵哥本哈根。我在候机大厅滞留了两个小时，惊讶于它的地面用上好的木地板铺成。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座浅浅的圆形喷水池里扔满了各国硬币。我从行李包的口袋里掏出一把中国镍币，一边抛掷，一边捞取，收获着实不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收集外国硬币的喜好。

一周以后，我结束了柏林的文学活动，沿原路返回，这才有时间游览哥本哈根这座城市。四年前我在南美洲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拉和他的诗人太太安妮麦特在机场迎接，安妮是丹麦最古老的诗刊《谷穗》的主编。尽管不识中文，她还是成为我的第一个丹麦文翻译，不只是通过英文，还得到了她儿子的幼儿园阿姨、一位上海姑娘的帮助。

哥本哈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新港水边那些色泽鲜艳的民居，我相信这与北欧漫长萧瑟的冬天有关。在炎热的南方，肤色黝黑的印度人和非洲人也喜欢艳丽的色彩。只不过，南方人注重装扮自己的身体，而北欧人则着意于修饰住宅。之后，我们爬上一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塔楼，其特色之处在于内部的旋转楼梯没有一级台阶，据说是为了方便骑士不用下马即可登顶。

随后，我们驱车前往哥本哈根港的入海处，那里有一座大名鼎鼎的铜像——美人鱼，系根据安徒生的同名童话故事雕刻而成，由位居世界五大啤酒集团之列的嘉士伯集团出资。这个雕塑离岸边有一定距离，且低于堤岸，难免令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伤脑筋，反倒是数次被盗或遭毁，幸亏其模型保存完好，因此可以不断复制或修复。

来哥本哈根之前，我已经了解到北欧人的狂野。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士曾告诉我，在她的故乡从没有人和她柔情地跳舞。抵达哥本哈根的第一个晚上，我便验证了此事，人们更喜欢站在桌子或吧台上扭屁股，还喜欢在深夜的闹市区大街上号叫。我想起与安徒生一样终生未娶的克尔恺郭尔，这位哥本哈根人订婚后又解除了婚约，他把激情引入哲学，写过诸如《诱惑者日记》之类的著作。

离开哥本哈根前夕，拉博士领我参观了举世闻名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就在离老王宫不远的地方。玻尔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不仅提出了著名的玻尔学说，还创立了遐迩闻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玻尔三十七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六个儿子中的一个后来也获得同一殊荣，而他最得意的学生海森堡获奖时年仅三十一岁。

此外，还有三座亚洲城市令人难忘，即加德满都、吉隆坡和昆明。抵达加德满都是在二十世纪，在从印度返回西藏的旅途中。那会儿尼泊尔国王一家还住在皇宫里，四年以后，一场残酷的大屠杀震惊了世界。吉隆坡是我去南非参加诗歌节途中经停的，那时马航的声誉还不错，石油双塔仍是世界第一高楼，数月以后才被台北101取代。而春城昆明因为先父的缘故，听到她的名字便有异样的温暖，他老人家早年从故乡出发，先沿海滨走到福建，再向西深入内陆，就读于西南联大。可惜两次均行色匆匆，未及探访大理和丽江。更为遗憾的是，待我成年以后，想起问父亲当年的情景，为时已晚。

至于非洲维多利亚湖畔的乌干达和它的邻国卢旺达的那两座首都，记得青年时代我就曾写过一首诗，“坎帕拉，又一座建在七座小山上的城市。”这里的七座小山指的是罗马，稍后的君士坦丁堡也是如此。而在小巧玲珑的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的朴素和寂静，给旅途中的我添加了许多温暖。最后要说到被分离的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虽说我只是在空中看见尼罗河畔撒哈拉沙漠的那座“热城”，却已欣赏到一幅水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