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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跑了一趟绥德——北京有个编剧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我，说要为我死去的祖父写一部电影。电话里乍一听他说，我有点发蒙，有点好笑，有点不知所措，有点不相信。的确，我祖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模范，曾经受到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不是单独接见，是集体接见——但是毕竟过去那么久，新中国成立都有七十多年了，往事如烟，谁还记得他呀？眼下又有谁对他感兴趣呢？ 编剧再三保证，投资方已经找好，导演也物色好了，都是国内有实力、人品绝对靠得住、有社会责任心的业界大咖。架不住他一番好说歹说，我答应陪他到故乡绥德走一趟。他先飞到榆林转车，我则从西安坐火车直接奔绥德。我们到他事先预订好的一家连锁酒店碰面。我早到了几个小时，在楼下的小餐馆吃了碗面，就在落日的余晖中，沿着穿城而过的无定河边随意走动。这地方我也是多年未至，其实相当的陌生。 绥德虽然是个穷地方，可名气不算小，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顺口溜相信很多人听说过，是陕北的一大骄傲，是个特色，它好像发端于三国时期著名美女貂婵和一代豪杰吕布。实际上貂婵是不是米脂人，还不一定呢，而吕布并不是陕北人，这是有确切定论的。人们乐意传颂这句顺口溜，说明人们认可米脂出美女、绥德出好汉，这大抵是不会错的。 绥德历史悠久。秦时设绥德为“上郡”，延安的前身肤施都在它统辖之内，彼时秦太子扶苏、大将蒙恬就在绥德驻守，并且冤死于此，埋葬于此。我在无定河边走，隐约能看到扶苏墓的轮廓，它对面就是蒙恬墓，因山势所阻，肉眼看不到。 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是我们绥德人，这是确定无疑的。前些年县上为韩将军造了塑像，摆在县城的中心，看上去很威风。说韩将军是我们绥德的骄傲，无人反对；而在将近八十年前，绥德还有一个令当地人感到骄傲的人物，他便是我的先祖父赵有良。 要讲赵有良，还是从一九三五年说起吧…… 县城西面三十里外有个赵家沟，赵有良的家就在那条黄土老沟的深处。说是家，只有两孔窑洞，他和婆姨孩子住的那孔里面有一盘土炕，一个灶台，一张断了一条腿的枣木矮桌，几把小木凳，两只不大的盛放粮食的泥瓮，一只盛衣物的破木箱等等几件可怜的家具；窑前连个土院墙都没有，用树枝树棍随便围起来，就算个院子了。 有良是土生土长的赵家沟人，他婆姨吴石榴是米脂人——你看，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他们两口子正好对上了！从字面上说，他们是很美的一对儿。石榴是不是美女，已经没法考证，她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有良是个老实肯干的庄稼汉，这个没错，一张憨厚粗糙的脸，跟陕北所有的男人都差不多。石榴是有良的爹花三块大洋买下的，那年她十六岁，有良十七岁，他爹怕不牢靠，石榴来赵家沟的当晚就打发他们圆了房。石榴家里女娃子多，卖掉她爹娘不心疼，指望那三块大洋给她兄弟订一门亲呢！一开始石榴觉得自己命苦，嫁到赵家后发现，自己的命，不苦，男人对她真还不错，很少骂，更没打过她，地里的活计他全包了。如果非要往命苦上扯，那就是她的身子骨一直不咋样，给人感觉长年病怏怏的。 话说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一九三五年春天，本该是大地回暖万物复苏的季节，石榴却染上伤寒。这一回病得厉害，几天里水米不进，高烧不退，本来就瘦弱不堪的她，眼见变成了皮包骨，面皮蜡黄，气息奄奄。从沟外请了个郎中过来瞧了瞧，那郎中阴沉着脸，像是来送葬的，一个劲地摇头，出了窑洞，连连叹气，对有良道：“大兄弟，人怕是保不住啦！赶紧准备后事咧。”有良不死心，毕竟婆姨还没咽气呢，经人指点，他跑到绥德城，摸到宏济堂大药房，找到当地最有名的郎中胡富仁，听人说他专治伤寒。那胡富仁捻着山羊胡，眼皮都没抬，甩过一句话：“五块大洋，一个子儿不能少。治不好退款。” 五块大洋，真够狠呀！走投无路没办法，这可真难倒了有良！眼下正是青黄不接之际，盛粮食的瓮都见底了，无粮可卖，破窑洞里，更是没个值钱的东西。有良首先想到了借。赵家沟能拿得出五块大洋的，除了霍起，怕是一时找不出第二家。回到村里，他直接奔去了霍家，眼见着霍起闪进了门楼，他后脚跟进去，霍起的胖婆姨李月娥却在门口拦下他，说：“大兄弟，你来做甚？”有良急赤白脸道：“找霍大哥……借点钱抓药……救婆姨一条命……”那李月娥脸上堆起笑：“哟，这个嘛，得等你大哥回来再说，额可当不了家。”有良道：“他、他去哪咧？”李月娥道：“到米脂他三姑家吃喜酒啦！前脚刚走。大兄弟，你三天后再来吧。”说罢，就要关大门。 有良感到脑子乱得不行，从霍起家门洞钻出来，脚下一绊，差点摔一跤。应该早想到了，霍起是不借钱的，他说过，要是随便借钱给人，霍家那点家业早败光了。 现在，家中唯一值点钱的，就是两个孩子了。这时候有良的父母都已经谢世，大娃是个男孩，叫大满，九岁半；小的是个女娃，叫杏儿，刚满六周岁。只要婆姨在，就不愁生娃，肯定得保婆姨……有良一狠心一跺脚，回家的路上就下定了心思。 村里的“大能人”刘德福帮忙找到了要孩子的人家，不说是哪儿人，只说是北面，靠近榆林，家里不缺吃不缺穿，日子好得很咧！保准把女娃当亲娃子养。黎明时分，来接孩子的人到了沟口，德福过来催有良赶紧动手。有良把熟睡中的杏儿塞到石榴怀里，让她最后再抱一会儿。有良虽然啥话都没跟她提，但她心里是明白的，久久说不出话来，脸贴着杏儿的小脸，两行泪珠顺着消瘦的面颊流下来。杏儿这时候醒了，有良以为杏儿会哭。杏儿一声没哭，她像个懂事的孩子那样，又闭上了小眼睛。炕角上的大满也醒了，他眼睁睁看着妹妹被人抱走。 七副药服下，石榴奇迹般活了过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从不提杏儿，仿佛压根没有过这个女娃子。有时她纺线累了，就走出院子，站到一旁的高坡上，往沟口外面张望，久久不动，久久不动。有良心里清楚，女人想杏儿了。夜里上了炕，她有心事，睡不着，有良就劝她，说：“女娃儿跟着咱，一辈子享不到啥福咧，不如去个好人家，最起码不饿肚皮。”又说：“你不也是几块大洋换来的吗？你没后悔吧？咱这不也挺好的吗？”还说：“你是这个命，咱杏儿也是这个命。咱们穷地方，卖儿卖女的事天天有，不新鲜，以前有，以后也少不了！” 这一带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北面，属于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离延安有四百多里。它不同于延安周边的共产党核心区，这里是国共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带。一九四零年之前，国民党地方政权还存在着。赵家沟有三百来口人，在当地算个大村庄，国民党经常派人来赵家沟，散布一些共产党的坏话；共产党也经常派人过来搞宣传，说一些国民党的坏话。老百姓嘛，你说啥是啥，听着就是了，谁好谁坏，他们要观望。 随着共产党在边区接合部逐步建立并稳固自己的政权，双方的摩擦在所难免，闹到一定程度，国民党的绥德县长何绍周被赶跑，北大门的局面算是稳定下来了。 一九四二年秋末，夏庄稼收罢后，新任区委书记贺华想选个地方搞社会调查，挑来挑去，他选中了离城不太远的赵家沟。这时候的陕甘宁边区，由于人员膨胀，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外援断绝，边区的经济正处于极度困难之中。陕北本来就地瘠民贫，要想让一百万边区百姓养活十万人的部队和工作人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年初党中央决定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地方官员，在自己辖区内推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多产粮食，多交公粮，是首要任务。延安那边产生了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一时风头无两，贺华作为新任区委书记，也很想抓几个大生产的模范典型人物，大张旗鼓地予以宣传，以点带面，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创造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绥德。 贺华带区委宣传部长、一个秘书、一位报社记者，以及通信员小高、警卫员小黄等六人步行来到赵家沟，随行的两匹骡子驮着他们的日常用具。他们分成两组，住进两户条件稍好一些的农民家中。 调查组用一周时间摸清了赵家沟的状况。这个与陕北的黄土高坡并无二致的村落，眼下共有三百零七口人，分住在三条沟里，除了霍起等几户人家光景好过之外，多数人家能维持温饱就相当不错了，还有不少拉饥荒的，这两年公粮完成得也不理想，拖了后腿。 贺华带人走进走出，挨家挨户让人们说出自己心目中的“好劳动者”，一共筛选出十位候选人，其中就有赵有良，而且他的呼声很高。贺华的住处离有良家挺远，需要翻过一座山头，他想找有良当面聊聊，去过两次有良家，都赶上他不在家，一次是早晨，他婆姨说，他去拾粪了；一次是傍晚，他婆姨说，他下地还没回，而这时候已经到了晚饭时间，天都黑透了，他竟然还不归家。 一天上午，贺华带警卫员小黄离开住处，一路打听着摸到了有良干活的地方，他正和儿子一起翻地。巴掌大的一块山边坡地，离家又远，有良不想放弃，打算明年开春种点篦麻。有良早听说村里来了共产党大官，搭眼一看，这位书记比自己年轻多了，瘦高个，戴着黄边眼镜，像个白面书生。贺华老远就招手打招呼，说：“老哥！干得咋样了？歇会儿吧！”有良嘿嘿一咧嘴，放下镢头，大步走到地头，把一双泥手往裤腿上抹了又抹，不好意思地握了握贺华伸过来的手。他感觉手上的泥巴沾到了贺书记的手上，老盯着贺书记的手。贺华全然不当回事，拉他坐在地头上拉呱。一问年龄，两人同庚，都是三十四。但是看上去有良至少比贺华大十岁。有良个头不高，但身体墩实强壮，上身穿着打了一摞补丁的黑夹衣，下身着灰色长裤，也满是补丁；他脸色红润发紫，一双小灰眼珠子不停眨巴着，脸上的皱纹很明显，像冬天冻裂的土地，留着一小撮胡子，头顶过早地秃了，一身的泥汗味儿。 贺华拉着有良蹲在地头聊了半个钟点，他还吩咐小黄拿起有良的镢头刨地，跟有良的儿子大满比试比试。小黄个子比大满高出一个头，身体也强壮得多，但刨地根本不是大满的对手，一会就被大满甩在了后面。 贺华下山去了。他大体摸清了有良家的情况。以前有良家中只有可怜的五亩半土地——放在平原，不算少了，可是山地产量极低，每亩平均收七八十斤就算丰年，这点地不够他干的，有良另外还租了霍起家十几亩地，年末交了租子，也剩不下几斗。他终年劳作，却一贫如洗，遇上坏年景，粮食减产绝产，全家常常吃糠咽菜，饿到啃树皮。他婆姨石榴嫁过来十多年，感觉一年到头，就没有吃过饱饭。何绍周撤走后，共产党在赵家沟一带搞过一阵土改，有良家分地八亩，他又开垦了十多亩荒地，加上这两年的年景不错，没遇大旱，除了应交的公粮，剩下的够他一家三口填饱肚皮。去年交公粮时，因为村里没完成任务，乡里不高兴，他带头多交了两斗四升谷子，因此被选为乡参议员。婆姨和儿子对他有意见，说他傻。他说，共产党没来时，咱吃什么喝什么？现在吃什么喝什么？人得讲良心。 问他种田的经验，他说，额没有啥秘诀，就是肯劳动。他穷怕了，饿怕了，所以他爱土地，对土地有感情。全村就数他起得最早，睡觉最晚——天没亮就下地，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闲着，他背个粪筐到处去拾粪。他还把冰块背到地里，春天，就有了消融的雪水滋润土地。庄稼出了苗，别人懒，怕上山，不锄草，或者只锄一次，他至少锄两次。一般农户耕地时掘土5寸深，他至少7寸深。因此，他的粮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出五分之一。他还抽时间割柳条编筐子，不久前换来一头猪崽，打算明年养到二百斤，而他家已经很多年因为缺粮不养猪了。 霍起也是众人推出的候选人之一，这让贺华颇有些意外。霍起年龄要大几岁，四十出头的样子，他家是村里最富有的人家，他本人也算是赵家沟最有威望的人之一。陕北这地方人穷，这里的地主也比不上别处的地主阔气，相当一部分是靠吃苦肯干、勤俭持家、精于算计逐渐起家的，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欺男霸女、鱼肉乡里、罪大恶极。 贺华来到霍起家，看到霍家有五孔窑洞，洞门顶上砌着青砖和条石，窑洞干净、齐整，院落挺大，甬道铺着青砖。院子一角是牲口棚，里面拴有两头青骡子，两头黄驴，院落里鸡鸣狗叫，烟火气旺盛，家人穿得体面而整洁，显示这一家人丰衣足食。 这一带由于地域特殊，虽然几年前搞过一次土改，但并不彻底。霍家原有四百多亩地，交出一半，就算过关了，他家还能保留下二百多亩，而且是土质较好、较为平整的良田。后来一切为了抗战，要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也就不好再大规模搞土改运动，所以共产党来了之后，霍家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霍起早年上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是村里仅有的几个识字的人，贺华和他交流起来一点不费劲。贺华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原以为是一只细皮嫩肉的手，上手才发现，厚厚的老茧，跟赵有良们的手差不多一样粗糙，可见他也是经常劳动。 霍起领着贺书记满院子转了一圈，看了盛满粮食的几个大囤，看了牲口棚，还看了堆满柴草的小偏房。这地方的风俗，看一个家庭是否富足，不仅光看粮囤，柴草也得充足，才算是个真正殷实的人家。霍起最后把贺华领到做客厅的中间窑洞里。正面的墙壁上醒目地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大幅画像。在赵家沟，家中挂两位领袖像的人家，贺华并没有见到几户，可见这霍起是个颇有头脑的人。东侧面的墙壁上，挂着他和婆姨的一张合照，旁边另有一张身穿八路军服装的单人照，想必他就是霍家二儿子霍亮。霍亮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名连长。 贺华并不知晓，当初何绍周尚在绥德、新政权未建立时，霍家这地儿挂的可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像，另外还挂了大儿子霍明的照片。霍明是胡宗南部队的中校营长，长期驻防省会西安。 贺华临走时客气地说：“霍先生，你是开明绅士，希望你以后带头多交公粮，支援咱八路军抗战哪！”霍起拱手道：“贺书记可以打听打听，抗战快五年了，每年额家交的公粮，都是全村最多的。去年村里一共交了十三石，额一家就交了三石多，占四分之一。” 实话说，到霍家拜访，霍起一家人给贺华留下的印象蛮好的。 为了使评选出来的“好劳动者”令人服气，贺华决定搞一场实打实的劳动竞赛，挑选了八个候选人。没想到，霍起也报名参加，他成了第九名参赛者。调查组在沟外找了一片较大的未开垦的荒坡，布满杂草和树根，九名参赛者一字排开，比赛从早晨八点开始，中午十二点歇息一小时，一点钟继续干，到晚五点结束，测量每人一天的开荒量。 有良身边就是霍起。霍起敢参加，说明他不是吃干饭的。事实上霍起的确是赵家沟数得着的种田好手，年轻时人称“气死牛”，意思是他比牛能干。他家里雇着长工，但逢到春种秋收的关键时节，他一点也不惜力，总是带头干，甚至比长工干得还卖力。有良前些年经常到霍家打短工，亲眼目睹过霍起干活时的疯劲儿。 自从那年霍起躲起来不借钱给他，致使他不得不卖掉女儿，他就在心间跟霍家结了梁子。当然表面上他还得尊重霍起，毕竟霍起是赵家沟的头面人物之一。但从内心里，有良是怨恨乃至痛恨霍起的，见死不救的土财主，别想有好报！所以看到霍起突然要参加开荒竞赛，有良是很兴奋的，他不为别的，就为把霍起比下去！ 竞赛开始后，有良眼睛不时瞟向身侧的霍起，他快，有良也快；他慢下来，有良也慢下来。有良不担心别人，别人不会是他的对手，唯一能构成对手的，就是霍起。如果霍起再年轻几岁，有良未必搞得过他，毕竟他家生活好，吃得棒，身上力道足，有后劲，不像有良，每天都是粗饭淡菜，一年到头吃不到油腥。 这场竞赛吸引了不少村民，全村来了一百多口人围观，外村也有人跑来凑热闹，他们为自己熟悉的人加油喊口号，现场气氛热烈，跟过年差不多。有良一心想把霍起比下去，有一阵子干得过快，用力过猛，心跳得厉害，头也有点晕。他有意减慢了一点。中午休息吃饭时，他目测了一下，发现霍起肯定超过他了，霍起开了足有四分荒地。休息过后继续开干，有良只有豁出去了，他想就是今天累死，也不能落到姓霍的后头。 竞赛结束，到傍晚，调查组的人量了又量，测了又测，最后的成绩出来了，霍起七分九厘，有良八分一厘；有良第一，霍起第二。想想真是好悬，连贺华都一直吸着冷气，生怕第一让霍起抢了去，他毕竟是地主身份，尽管他有个当八路军的儿子，是抗属，但是劳动模范的称号授予他显然是不合适的，连考虑都不要考虑。对于霍起来说，他明知道自己的身份，却坚决要求参赛，可能也并非要当个什么劳模，无非是想争口气吧，告诉共产党的人，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劳动者，不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但不管怎么说，霍起的目的达到了。 调查组最终确定了赵有良为赵家沟和乡里的劳动模范，并打算报区委批准，把他树为全区的劳模；同时还产生了乡村级纺织模范、拦羊模范、拾粪模范等数人。有良不想当什么劳动模范，他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口舌又笨，让他当劳模，听说还要外出作报告啥的，他一想头都大。 晚上，有良踏着月光到贺书记住的人家去，想把这个事辞掉。走到那家的院墙外，透过门缝，看到月光下贺书记正在推碾子，边推边向众人说着啥。有良住下脚步，只听贺书记说道：“回去后我也要亲自动手，和小黄、小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毛线一小时；办公用品力求节约三分之一；一年内衣服被褥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锻炼身体，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你们看，可不可以？”只听小高、小黄齐声说：“首长！我们坚决做到！” 有良心里热了一下。听说全边区只有一百多万人，贺书记就管五十多万，占三分之一，可他还要亲自种地……似乎还听贺书记说过，延安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也要亲自种地……这些共产党的人，跟以前的国民党，真不是一路人。 有良在外站了一会，觉得来一趟，不进去说句话，不对味儿。于是他就大声咳嗽了两下。小黄出来，把他领进去。他跟贺书记一块推碾子，插个空儿壮起胆子说：“贺书记，额不想当劳模咧！额只想种好地，当个好老百姓。”贺书记停下推碾子的脚步，把他拉到一旁的石磨旁坐下，给他倒上一碗热水，拍拍他肩膀说：“我还想建议你当村主任哪，老赵同志！等你达到入党标准，我们就介绍你入党！老赵，你想想，你不当，难道让霍起这样的人当？让刘德福这样的‘大能人’来当？” 有良摇摇头，叹口气。贺书记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知道推不掉了。贺书记又道：“有良！咱共产党不图别的，就为让天底下像你这样的老百姓填饱肚皮，以后再也别卖儿卖女……” 有良心窝子一热，眼圈湿了。他抬起粗大的手掌，抹了抹眼睛。 调查组在赵家沟一共驻扎了二十八天。贺华临走前，教给有良一些工作方法，以及把将要出台的一些新政策透露给他，比如新政府鼓励农民开荒，新开发的土地不交公粮等等。 贺华还把自己用的一支自来水笔送给有良，希望他学点文化。当干部，没有文化那是不行的。有良伸双手接过笔，像接过一根粗木头那样，感到很沉重、很沉重。 转过年来，贺华又来了一趟赵家沟，这回待的时间短，只有七天。这之前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记者为赵有良写的文章，他的事迹几日之间传遍陕甘宁。他成了绥德的名人。 短短几个月，赵家沟变了模样。村支部书记赵荣是个老党员，但他身子骨弱，经常病倒，想管事也管不了，这期间村里的事主要交给有良负责。有良带头开垦荒山，他和大满一冬开出了二十多亩荒地，开春全部种上谷子。赵家沟每人平均开荒三亩多。春耕开始后，有良组织农工队，把村里的四十多个壮劳力动员起来干急活重活，把二十多个老汉组织起来垫圈、割草、做零活，把十多个娃娃组织起来拦羊、放牛，把三十多个妇女组织起来做饭、拔草、纺线。村里的生产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模有样。 贺华这次来，特意介绍有良入了党，就这样他成了党的人。 干了几个月村主任，有两件事让有良很苦恼。一是村里有十多个“二流子”，搞得村子乌烟瘴气，不好对付。这些人包括“大能人”刘德福、寡妇马赛花、游民王三瓜等人，他们都是懒汉，不事生产，今天偷东家的鸡，明天偷西家的蛋，依靠偷盗、欺诈、乞食，赌博、卖淫等项不正当收入为生，有的竟然还吸鸦片。上回土改，他们都分到了土地，但是他们嫌种地累，收入还低，宁可撂荒。这些二流子，萎靡不振，一眼就可辨认出，穿的都是破破烂烂，脸孔看起来像是发了霉的谷子，他们不仅自己不生产，逃避公税，而且说怪话，破坏别人的生产情绪。 贺华告诉有良，二流子到处有，陕北尤其多，客观上与陕北人源于游牧民族的习性相关。据调查，一九三七年之前，延安县人口三万，地痞流氓为一千六百多，占百分之五。根据这个比率，抗战前边区流氓二流子有三万。现在经过改造，没那么多了。对这些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改造，急不得。贺华又说，今年延安喊出的口号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教育和改造人，是永远的事情，是最终的主题。懒惰、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将来不许有一个败家子，有一个二流子。 有良苦恼的第二件事情是，群众对霍起仍占有那么多好土地有看法，不公平，希望分配一些；再说姓霍的毕竟是地主，跟咱穷人不一个心眼，有良多年来不愿搭理他，认为他自私，不可靠，总琢磨着打击他一下。 贺华严肃起来，说按照眼下的政策，只能搞减租减息，好说好商量，不能瞪眼睛强占地主的土地。贺华提醒有良，作为村干部，不能带着情绪工作，务必和霍起搞好关系，他还是抗属呢，理应受到优待，况且他本人还算开明。要用发展的眼光，想办法团结争取他，让他多出力。 有良无奈地叹口气。他知道说不过贺书记，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贺华又问有良：“让你学文化，学得咋样了？”有良不好意思地抬手搔搔光脑壳，嘿嘿一笑。上级派来了工作队员，在村里办起识字班，婆姨石榴以前一个大字不识，现在都能识一百个字了，大满识二百多字了，可有良几乎还是一个大字不识，一是他忙，没时间上课，二是他从心里犯难，让他学识字，还不如让他抡镢头开二亩荒地省事呢！ 贺华第二次来，赶上石榴犯了一回病。她是个出了名的病秧子，哪年都要犯几回，以前有良家里穷，与她是个药罐子也有较大关系，卖了粮食换点钱，最后都让她当药汤子喝下了。这回要不是贺书记，兴许她就过去了——贺华派警卫员小黄回城，从警备区紧急请来一位军医，诊断说是心脏毛病，又是扎针又是灌药，折腾半天才把她救过来。 就是借这个机会，石榴跟贺书记提起了当年卖掉的女娃杏儿。酸枣核再小，也有一颗心，自打杏儿离家后，她这个当娘的多了个心病，夜里做梦是杏儿，白天恍恍惚惚看到的，还是杏儿！这些年里，石榴从不敢在人前提杏儿，她留下的几件小衣服，都让有良藏了起来，后来也不知塞到啥地方了，再也不见了。这一晃快八年，送她走的时候她六岁，现在就是十四了。她长成啥模样了？在新家习惯吗？新爹娘疼她吗？不会打她骂她吧？她能吃饱饭吗？…… 石榴脑袋瓜里，净是这些问题。 贺书记问石榴，孩子长什么样？她说了长相。又说，这么些年了，也不知变模样没有？还说，她后背上，背心处有一颗黑痣，黄豆大小。 贺华久久地沉默着，啥也没说。 过了好久有良才知道这事，他有些不高兴，怪婆姨多嘴多舌，说：“人家贺书记那么忙，得有多少大事操心？你提孩子的事给人家添心事，不该啊！”石榴抹着眼泪道：“额不是让贺书记找杏儿，找不着的！天底下卖儿卖女的，多的是嘛！也没见几个找回来的。额就是心里堵得慌，说出来，心里面就亮堂咧……” 嘴上说找不回来，她还是不死心，纺了一点细线，精心染过，织了一条红围巾，说是杏儿有一天回来，就给她围上。 一九四三年的庄稼长势不错。有良整天在地里转悠，他除了做好自家的活计，还得惦记全村的生产。儿子大满转眼间长成大小伙，他十七岁了，个头比有良高出了半个脑袋。有良平时话不多，大满更是话少，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这娃子干活不惜力气，是个种庄稼的好手，就是性子倔，有点像有良的爹。要命的是，他从小就跟有良犯拧巴，爷俩脾气不对付，像拴在一个食槽里的两匹大牲口，互相看着不顺眼，你给我一蹄子，我顶你一头。 进入夏天，有良发现大满有点不对劲儿。有人看见大满进入寡妇马赛花的窑院。这马赛花三十多岁，男人早些年病死了，她吸烟喝酒招汉子，爱串门搬弄是非，一口黑牙让人恶心；有地不种，靠三寸不烂之舌当媒婆混饭；而且不思改嫁——她想改嫁，正经人家也不会要她！马赛花属于典型的女二流子，有良不怕别的，就怕她勾搭大满，那可真要了命！有一天趁石榴不在跟前，有良问他：“你去见马寡妇做甚？”大满脖子一拧：“没做甚。”再问，他干脆闭上嘴装死，一声不吭。有良抬腿想踢他，他一躲，头也不回走了。 有良让婆姨留心点儿，这事儿绝对马虎不得。石榴转着弯儿很快打听清楚了，劝男人别瞎想，娃子在做正经事。啥正经事？有良追着问，石榴见瞒不住，只好和盘说了——原来马赛花想给大满做媒。有良说：“他还小呢，着急啥呀！”石榴说：“他虚岁十八了，还小？你不就是这个年纪结的婚？”有良说：“眼下跟过去不一样了。” 有良追问半天，才搞准那马赛花想撮和大满跟霍起家的女娃子攀亲！霍起有两儿一女，女娃最小，叫丹桂，今年满十五周岁。据说霍起很乐意，不然这事也到不了这一步。霍起曾经抓了两只鸡送给马赛花。霍家女娃子很少出门，有良有好久没和她打过照面了。 有良问：“大满咋想的？”石榴道：“他当然乐意。当了霍家的女婿，啥也不用愁咧！就等你点头哩！哪天我先放个风，就说你乐意。再选个好日子，让赛花妹子代表咱到霍大哥家提亲。”有良脸拉下来，黑得跟猪血的颜色似的，他瞪一眼婆姨，用力拍打着炕沿说：“姓霍的为啥乐意这事？还不是看我当了村干部！要不，他能看上咱家大满？你见鬼去吧！” 不论石榴怎么劝解，有良就是不同意，气哼哼道：“咱家穷，配不上人家地主大老财！大满还是收收心好，以后不准再去马寡妇那儿，否则老子砸断他的狗腿！” 大满从娘嘴里知道爹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干脆也不下地了，整日躺在他那孔窑洞里装病。有良不睬他，只要他不跟马赛花来往，他就翻不了天。有良不怕别的，就担心他跟狗日的二流子们学坏。 几天后有良去了霍家，他站在大门口，招呼扫地的长工刘猴儿喊东家出来说说话。霍起的胖婆姨刘月娥闻声先出来，满脸堆笑要拉有良进家喝茶。有良不为所动，坚决不进门。霍起讪讪来到大门口，也不往家里让。有良道：“霍东家，有个事跟你商量商量。”他以前总爱称呼他“霍大哥”，自从卖了杏儿，他就改了称谓，叫他“霍东家”，或者“霍老财”。 霍起问：“赵主任，你有啥事？”他以为有良来说儿女的事。他早已知道有良拒绝了两家的亲事，但他脸上不显露出来，装作无事一样。有良想到贺书记的嘱咐，尽量缓和口气，喊霍起走到离大门不远的崖道上，小声道：“霍东家，你听说了吧？为了支援抗日，边区各地方都在搞减租减息。政府请你再考虑考虑，今年地租是不是该降一降？” 霍家现有土地约二百亩，租给别人一百五十亩，自种五十亩。这是有良第三次来找霍起谈这个事，前两次没结果，霍起坚称他家的土地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是霍家几代人省吃俭用勤干苦干攒下的；每亩好地交租子两斗，孬地交租子一斗半，祖祖辈辈就是这么传下来的，除非赶上特别坏的年景，租子是不能随便变更的；况且他家还是抗属，二娃子正在黄河以东打鬼子呢！按政策，政府还得优待抗属呢！ 霍起点上烟袋锅，吧嗒吧嗒猛抽一阵。有良道：“霍东家，你不能再拖下去咧，再拖村里就没法给大家伙交代咧！”霍起蹲下，愣了有好久，仰脸问：“赵主任，你说咋个减法呢？”有良说：“村里定的方案，不论好地孬地，每亩也不多减，只减半斗。”霍起皱着眉头站起来，摇一摇头，重重地叹口气：“唉，就依你们说的办吧……” 有良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这才发现，霍起这个人，还不算太顽固。于是他咧开大嘴笑笑说：“那咱说定了！我这就去给大家伙打招呼。”他扭头便走，走出好远，却听霍起在他身后说：“赵主任！我家女娃配不上你家大满，是不是咧？”声音悲凉。有良呆愣在那里，不知咋回答。 随后砰的一声关大门的声音，霍起进家了。 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记住。 陕北北部人多地少，可开垦的荒地不多，而延安周边地广人稀，这一年上级要求绥德出五千个劳动力移民，南下开荒。赵家沟已无荒可开，乡里分给十个移民名额。乡委书记曹随田专门把赵荣和有良叫到乡里，传达上级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区委贺书记明说了，别处完不成移民任务可以，唯独赵家沟不行，因为赵家沟和赵有良是全区的模范，不得马虎！ “大能人”刘德福不知从哪听来的传言，说南下开荒是假，征兵是真！移民就是扩兵，过黄河跟日本人干仗！还说，南路水土不好，婆姨生不出娃娃。 他这么一传，赵家沟有点乱套，有点炸锅。刘德福绰号“大能人”，只因他到处串，结交下三滥的朋友多，能吹能侃，不少人听信他。实则他是个典型的二流子。他抽大烟，手头缺钱，竟然把老婆卖掉。他还拐卖过别人的老婆，时常和那马赛花勾搭鬼混。分给他土地，他不要，雇人拉煤贩卖。一有动静就造谣生事，唯恐村子不乱。有良派民兵上门堵他，发现他跑了。他可能担心村里强制他移民，早早躲了起来。 话说回来，即使刘德福不乱讲，移民的难度也很大。村人不愿意移民，担心死后不得归祖坟，认为“金屹崂，银屹崂，不如咱个土屹崂”。人离乡贱，物离乡贵，人们甘愿守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 乡里派来宣传队，宣扬“边区到处都是家”，动员人们“土屹崂，草屹崂，赶快去垒个金屹崂”，说那边种子备好了，农具随便使，也有住的地方，政府还给贷款，不要利息，开荒打出的粮食当年全归个人，不用交公粮。然而效果却一般，主动报名的几乎还是没有。有良比谁都着急，眼珠子红了，嗓子哑了，他把够移民条件的壮劳力集中起来开会动员。人们都耷拉着脑壳，尤其是那些家里条件好、能够吃上饱饭的，谁愿意挑这个头？ 有良一急之下，说了几句难听话。有人拿话堵他：“赵主任，你家咋不南下？”他一愣。说的是呀！他动员别人南下，自己家明明有两个壮劳力，却装作没事似的！他脑袋一热，拍了胸脯说：“吃米不忘种谷人，我家翻了身，不能忘记人家共产党的恩德，我先报名！我带头去！”他这一表态，效果立竿见影，立时就有七八个人报名，都是家里条件不好的下贫农。 有良要求南下的事情报到乡里，乡委书记曹随田坚决不同意，说：“你是咱绥德的大名人，谁走你也不能走！区委贺书记也绝对不会答应！”无奈，刚刚热乎起来的移民一事，在赵家沟又凉下来。 就在有良一筹莫展之际，大满却站出来说：“我去！”他在这个家里待够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哪怕真去扩兵从军，真去打日本，他也顾不上了，他只想豁出去，离这个家远远的。 大满话音刚落下，他娘石榴“呜”地叫了一声，抬手抹起了眼泪，说：“娃儿要去，额也去！额不放心，他才多大，才不到十八……” 有良心里跟着一阵悸动。娃儿虽说老跟他闹别扭，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他长这么大，从没离开过家一天，他这一去，无人照看，以后咋样，谁说得清？现在有良有点后悔了，后悔当初没同意他跟霍家女娃子结亲…… 唉，现在说啥也晚了。 夜里婆姨不睡觉，犯了魔怔一般，歪躺在炕上哭天抹泪，怪有良非要当村干部逞这个能，以前穷是穷，苦是苦，可是省心哪！现在眼看着娃子南下，四五百里远，路上遇到狼、遇上土匪咋办哩？他一个人，从没做过饭，到了那儿吃啥喝啥哩……直嚷嚷得有良脑壳疼，喝斥婆姨闭嘴睡觉。大满从他住的窑洞听见了，踹开这边窑洞的门，怒目道：“额自个愿意去，死活不用你们管！” 石榴哭归哭，闹归闹，大满终归是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带了个好头，赵家沟圆满完成当年的移民任务。大满一走，有良感到窑院里冷清多了，婆姨先是大病了一场，随后成了根木头，每天只知道纺线，嘴巴闭得紧紧的，一声不吭。 在家里待不住，有良每天外出得更早，回家得更迟。他顺手把寡妇马赛花的四亩多地也种上了，种的南瓜、洋芋、高粱。秋天，有人家愿意用谷子、黑豆换南瓜、洋芋，有良把换下的四斗谷子、二斗黑豆和三斗半高粱送到马赛花的窑院。这娘们怎么也不相信，专门跑到自家几块地里，看到收割后的景象，这才信了，跑到有良家里，用手遮住一口黑牙说：“有良哥！你让妹子咋感谢你呀……”说着竟然流下眼泪。有良说：“甭说感谢的话。新社会了，女人也能下地，劳动不丢人，不劳动才叫丢人！明年你自个种，行不行？不行我再帮你种上。”马赛花连连答应：“行行，明年我试试看。” 这年秋天，区委表彰全区的劳动模范，赵有良被推举为甲等劳模，排头一名。贺书记代表区委和全区五十万人民，奖励他一头大黄牛！在绥德城，上万名群众集会，有良穿着干净的衣裤，身披大红花，牵着同样披着红花的大黄牛，在“砰砰嚓嚓”的锣鼓声中，走过欢呼的人群。他的眼睛是模糊的。他的血是滚烫的。他的心是剧烈跳动的。他的嘴唇是哆嗦的。他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庄稼汉，早先无人瞧得起的穷受苦人，凭啥享受这么崇高的待遇？往上数三代五代，又有哪一个先人有这等荣耀？没有的！没有的！现在赶上了好年景，穷苦人有了指望，才活得像个人样儿，他才有了这至高的尊严…… 有良牵着大黄牛往家赶，一路上不断地有人给他让路，冲他鼓掌，竖大拇指。他嗬嗬笑着，脸是放光的，眼睛是红的，浑身是热的。还没到村口，就见村里人纷纷拥出来迎候他，大人孩子，足有二百来口，站在道路两侧高高低低的崖畔上。他看见霍起来了，马赛花来了，刘德福也露了头。人们一律冲他吆喝、鼓掌，还有的亮开嗓子唱歌。那大黄牛似乎比他还自豪，得意地扬起脖子，“哞哞”地高声叫起来，叫声在沟沟壑壑间传递着，回荡着，都传到天上去了…… 年底，有良作为绥德派出的代表，赶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模范及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并和朱德总司令一起接见了会议代表。史料记载，这次表彰大会表彰了特等劳动模范25人，甲等34人。赵有良位列特等劳模。 这年春节，他养的那头猪果真长到了二百斤上下。他给贺书记捎信，想把这头肥猪送到绥德，请区委的同志们过个年。贺书记回话说，绝对不可以，让他自家杀了过年，给婆姨补补身子。他觉得自家吃一头大肥猪太奢侈了，太过分了，这跟地主老财有啥区别呢？ 听说警备三团在榆林南边刚刚跟进犯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打了一小仗，眼下驻扎在东北方向、离赵家沟二十里地的柳林镇。想来想去，有良决定把肥猪赶到柳林镇，让刚打过仗的部队好好吃一顿。 大年三十，部队的首长见边区鼎鼎有名的大劳模赵有良亲自前来慰问犒劳，很是高兴，带他参观了部队的会操。说到慰问品，有良好说歹劝，直到发了火动了气，首长才决定收下这头猪，但有一个条件，让他耐心等一会，等杀了猪割一块肉让他带回去过年。有良提出，最多三斤，多一两都不行。 半下午，他提溜着不多不少整三斤肥肉回赵家沟，在沟口遇到慌里慌张的马赛花，便问她：“妹子，咋咧？”马赛花说：“有良哥！‘大能人’病了，病得厉害，快要死咧！”有良掉头往刘德福的破窑洞走，想去看一眼。马赛花拦下他，说：“有良哥！其实他也没啥大毛病，就是身子骨虚弱，额这就去霍大哥家借几个鸡蛋……”有良犹豫一下叫住她，把那块肉递了过去。 年夜饭，有良和婆姨吃的糠窝窝。本来有良叫石榴蒸一锅白面馍馍，石榴惦记大满，唠叨说不知娃儿过年能不能吃上一口热饭咧，说着说着，跑到一边哭了好久，蒸馒头的心思也就没了。有人来串门，看到两口子大过年的闷头吃糠窝窝。第二天，大年初一，这事就在赵家沟风传开了，有人感动得落了泪。当人们得知马赛花和刘德福合伙骗走了有良的三斤肉，说什么难听话的都有。 正月十五过元宵，好像这回刘德福真的生病了，有人看见马赛花给他请来了郎中。有良拿着四个鸡蛋，走进德福家臭烘烘的窑洞。他把鸡蛋放在锅台上，德福忽然哭开了，伸手抓住有良的胳膊说：“有良哥！额对不住你咧……”有良说：“咋咧？不就一块肉吗？”德福说：“不是肉的事咧。那年你卖女娃儿，俺给扣下了三块钱……俺不是人咧……” 有良叹口气，拍打一下德福的脑袋瓜，说：“兄弟！这都过去多久咧？你还提这个……咱不说这事咧，兄弟你好生养病，开了春好有力气跟哥学种地。”德福愣了好一阵，才道：“哥！你给打听打听，今年还有移民的名额吗？”有良说：“你问这个作甚？”德福说：“额和赛花商量过咧，新社会，二流子当不下去咧……额和赛花没脸在赵家沟混，想合伙南下开荒去咧……” 有良宽慰地笑起来。 大满离家半年，连封信都没往家捎，石榴着急得不行，一天夜里梦见他落水，差点淹死……石榴醒来就抽抽答答地哭，有良烦得没办法，披上衣服出了窑洞，背上粪筐拾粪去了。石榴到另外几家南下移民的人家打听，看看人家男人有没有捎信回来，里面提没提大满。人家都说，没有。又说，南边地方大，兴许咱这地方的人到了那边，分散开了。 大满离家快一年，还是没个信儿。石榴叫有良跑一趟延安，怪他上回到延安开会，咋就不抽个空子到娃儿开荒的地方看一眼？据说那地方离延安并不远。有良嘴上不说，心里着急，也后悔——是啊，咋就不顺道看看儿子？儿子是赌了气走的，是被他这个当爹的气走的，要是当初不阻止他和霍家女娃的亲事，哪怕先含含糊糊答应，来它个缓兵之计，兴许娃儿也不会决绝地离家。 有良坐不住了，他跑了一趟绥德。在区委门口，他报上名字，说找贺书记。站岗的士兵知道他的大名，非常客气，没让他傻等，立时摇电话。区委和一些什么机关设在一座地主家的老宅子里，这宅子从外头看很高大阔气，两进的四方院，房屋一律青砖到顶，青色的琉璃瓦，大门口两尊石狮子气势威猛。不一会儿，贺华的警卫员小黄就露了面，热情地把他招呼进去。贺华在办公室接见他，他汇报了今年的生产计划，既有全村的，也有他家的，争取全村粮食总产量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公粮增交百分之二十；他家各增加百分之三十。 他有点心神不定。贺华看出来了，直截了当地说：“老赵！是不是想儿子了？”他脸腾地红了，感到嘴巴发苦，抹一把额角的汗，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贺书记，麻烦你给咱打听打听吧，娃咋样咧？他娘急坏了。他娘身子不好，我真怕她再急出啥病来……” 贺华扶他坐下，郑重地对他说：“老赵！我正想捎信让你来一趟，你就来了，心有灵犀嘛！这样，我已经托人打听过了，上个月，大满报名参军入伍了！” 有良心头一紧，脱口而出：“他狗崽子当兵去咧？” 贺华说：“不会有假。” 有良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咋个想起当兵咧？……开荒不是挺好吗？他下地肯出力，就这点像我……” 贺华道：“老赵！我听说，大满留下话：男子汉，光会种地算个啥咧，上前线打鬼子，才叫过瘾！” 有良尴尬地苦笑笑：“对对，青年人嘛，就得有血性……这狗崽子，进步咧！进步咧！我这就回家给他娘说去……” 他爽快地笑了。笑着，笑着，不由得淌下两滴眼泪。他低头，用手背飞快地抹一下眼睛，站起来告辞：“贺书记，你忙吧！我得回去咧。”贺华不再留他，也站起来，拍拍他肩膀：“老赵，回去跟婆姨好好说说，不用太牵挂。不算以前，咱绥德这三年就有两千多子弟扛起了枪杆，这是很光荣的事。” 有良庄重地点点头。贺华紧紧握住他的手，动了感情，眼镜后面的眼圈红红的。有良声音嘶哑，说：“贺书记，你放心，我会做好婆姨工作的。” 有良往回赶，离村子还有不近的距离，远远看到石榴站在沟口的高坡上，在等他呢！有良镇定一下，快步走向她，老远就喊：“娃他娘！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咧！”石榴等他走到跟前，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急道：“贺书记咋说的？” 有良平静地告诉她：“贺书记上个月去延安开会，碰巧见到了咱娃儿。娃儿长高了，更壮实了，开荒四十多亩，种上了谷子、荞麦、绿豆、南瓜，芝麻……多着呢！今年肯定大丰收！” 石榴眼里含着泪说：“真的呀？真的呀？” 有良点点头：“咱娃儿还让贺书记捎口信，说不用惦记他，他好着呢！” 石榴眼泪下来了：“娃儿没说啥时候回家看看？” 有良说：“这个嘛，他没说。不过，今年春节，狗小子总会回来吧？” 石榴说：“他要是回来，霍家那女娃要是还对咱娃有意，你当爹的可不能再拦呀！” 有良嘿嘿一笑说：“这回不拦咧。” 石榴信了。 从这天起，石榴仔仔细细纺了几团好线，拿到乡里供销社换回一块黑蓝色的布，虽然它也是粗布，但这布比一般的家织布要细，要柔。她打算做一双高帮厚底的布鞋，等娃儿回来，让他穿上过年。 石榴这时候已经识三四百个字了，她用贺书记赠给有良的自来水笔，挑会写的字给儿子写信，字迹歪歪扭扭的，个头跟红枣那么大。她又怕自来水笔的墨水用尽，不舍得多用，打算每个月写一封。有良跑到乡供销社给她买来一支铅笔，叫她用这个写，不妨多写几句。因为不清楚儿子的地址，没法子寄信，有良叫她先攒着，答应插空儿拿给贺书记，请人家贺书记想法给捎到延安去。 自上回从贺书记那里出来后，约摸过了六七个月，时间在一九四四年的农历十一月底，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该交的公粮交齐了，该入仓入囤的也都收拾利索了，这一天，有良接到贺书记捎来的口信，让他去一趟区委。第二天一大早，他给大黄牛喂上草料，太阳还没冒头，就揣上女人给儿子写的五封信（没有信皮，用红线绳扎着），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道路，奔绥德城而去。一路上他揣测，贺书记召他去区委干啥呢，是表扬赵家沟今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吗？还是交代新任务？或者是想听听他对明年的打算？……因为拿不准，心里急，脚底下就走得急。路过山口，呼呼啦啦的北风吹得人站不稳，他竟然脑门上冒出细汗。他佝偻着腰，越过一个又一个赶路的人，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区委。 没想到，贺华亲自迎到大门口，把他领进办公室，支走警卫员、秘书，把屋门关上。贺书记得有好几天没刮胡子，看上去他瘦了些，嘴巴周围和下巴上满是胡茬子，像没割净的草，如果摘掉眼镜，他跟一个陕北老农差不离。有良有点莫名的紧张，嘴巴不大好使唤，假装咳嗽几声，说：“贺书记，我们赵家沟，明年打算再增收百分之十……”贺华挥一下手，意思是不说这个。有良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几张叠得很整齐的纸，说：“这是娃他娘写给他的信。贺书记，你啥时候去延安……”贺华接过来，放在桌边。 贺华愣怔着，就是不开口。有良心里直发毛，心想，是不是赵家沟哪个工作没干好？还是他本人有啥问题？贺书记不好意思提出来，让他自个觉悟？……正傻想着，只见贺书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开了口的信封，缓缓推到他面前。他不知何意，捏起来，打开，抽出来一封信，展开，放到面前。上面的字他基本都不认识。本来认了快一百个字了，可一忙起来，又都忘了。以前老是想，一个种地的庄稼汉，又不写书，又不教课，识那么多字有啥用？现在看来得改改老想法了，人在世上走，不识字就是瞎子、傻子。又想，霍起家比别人都过得好，谁说不是因为他祖宗三代都识字？他把两个儿子都送到西安城里读大学，在这一带，没有第二家咧…… 正这么想着呢，贺书记看出来他不识字，伸手把信纸和信封拿回自己面前，轻咳两声，终于开了口：“老赵……这是一份阵亡通知书……” 他没听明白——啥叫阵亡？愣了好一阵才悟道：呀！是死人咧！谁死咧？ 他灰色的小眼珠子盯着贺华，大气不敢出，就那么紧紧地盯着。 只听贺华道：“老赵，上个月，大满牺牲在山西长治抗日战场上，他很勇敢……我希望你能挺住，回去做好家属的工作，正确看待流血牺牲……” 贺书记后来还说了些啥，有良记不得了。也不知道是咋回的家，到家时天都黑透了。石榴蒸了雪白的馍，等他回来。进了窑院，石榴迎上来问：“信给贺书记了吗？” 他说：“都给了。” 石榴问：“贺书记没说啥时候去延安？” 他说：“很快，应该下个月就过去。” 她腼腆地笑了笑：“娃儿看了额写的字，笑话额吧？跟鸡爪子一样咧。” 有良陪着笑一下。那一沓信此时就揣在他怀里。儿子永远读不到他娘写给他的信了……有良喉咙里老往外冒苦水，勉强咽下半个馍，到牛圈那儿看了看大黄牛，回到窑洞倒头就睡，说跑了一天，乏了。 石榴睡熟后，他又悄悄爬起来，摸黑找了个小瓦罐，把那一沓信和阵亡通知书折叠好，塞进去，到院子里那棵老枣树下挖个深坑，把瓦罐埋下了。 一九四五年开春，霍起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只留三十亩地耕种，另外那一百七十多亩地，从今往后，不管谁来种，他都不收租子了。别人不信，他竟当众把那一百七十多亩地的地契烧了个一干二净！这下人们不得不信了。他家原有四匹大牲口，种三十亩地用不着那么多，他卖掉了其中的三匹，只留下一头小毛驴。 霍起的这个举动令人大惑不解。自古地主老财视土地如性命，你动他的地，他敢跟你拼命，可是这个霍起，一百多亩好地，又没人逼他，他说不要就不要了！ 初夏的一天，霍起吩咐婆姨李月娥亲自来喊有良，叫去他家一趟，说有要紧事。有良拴好黄牛去了。到了霍家门楼下，他不想进去。李月娥说：“你大哥叫你进屋说话哩。”有良站住不动。李月娥又说：“他病了，爬不起来。” 没办法，有良只得硬着头皮钻进霍家门洞，来到霍起睡觉的窑洞。霍起拥着被子坐在炕头，不像生大病的样子。有良进来后，霍起掀开被子，出溜两下，耷拉下腿坐到炕沿上。有良在他对面的一张红椅子上坐定，斜对着他。 霍起说：“有良兄弟，额心里清楚，自打那年没帮你，迫你卖了女娃子，你就不愿再登我霍家的门咧。”有良苦笑笑，没说啥。霍起接着说：“你恨也罢，反正没法子补救咧。”有良说：“霍东家，咱不提这个啦。你叫我，有啥事？” 霍起道：“额想说，额现在比你家的土地都少，不是地主咧！以前当个地主，荣耀得很！共产党来了，额当地主的，越当越没滋味。额家二娃子来信说，他队伍上的大领导，有些家里也是大地主，人家都把地分给穷人咧！还说一个家庭要那么些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累赘！额听了他的。”有良咧嘴笑笑说：“你家二娃子，现在啥级别？”霍起道：“营教导员。”有良说：“二娃子有觉悟，还是队伍上锻炼人。”霍起说：“额听说，你家娃儿也当八路军咧。” 有良脑袋嗡嗡地响，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不敢看霍起，脸扭向一边。霍起说：“兄弟，你娃儿走了后，额家丹桂不吃不喝，差点没命，她惦记他哩！以前额家是地主，你们瞧不起额。现在呢，额不是地主咧！额跟你们一样咧……有良兄弟，你在听额说话么？” 有良一惊，回过神来，冲霍起点点头：“你说，你说。” 霍起似乎动了真感情，眼角泛着泪光，停了片刻，又道：“要是你家娃儿心里还有我家丹桂，咱老哥俩，就成全他俩吧！” 有良心头一阵哆嗦，想说啥，又说不出口，眼睛模糊了。 霍起双脚落地想站起来，一只脚没伸到鞋窝里，踏在了地砖上，不由得摇晃两下。有良赶紧站起来，伸手扶他一把：“你坐下，你坐下说。” 霍起听话地坐下，抓住有良的一只手：“兄弟！额今天把话撂这儿——你家娃儿当兵上阵，免不了磕磕碰碰，枪子儿不长眼，他要是挂了花，不管他还有没有胳膊腿，只要还有一口气，额家丹桂就嫁他……兄弟！你可听清了么？” 有良再也克制不住，眼泪刷刷刷地流淌下来，顿时把霍起搞糊涂了，复又站起来，扶住有良的肩：“兄弟，你咋咧？你咋咧？”自从上次从贺书记那儿归来，有良不敢想儿子的事，不敢对任何人谈儿子，今天，霍起无意间撞开了他心间的闸门，他撕心裂肺，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霍起以为自己说错了话，改口道：“赵主任！刚才额瞎说八道，兴许你家大满福大命大，啥事也没有呢！赵主任，有良兄弟！额家丹桂的心意，你可领？” 有良抬起袖子努力擦干净眼泪，重重叹口气，停顿了好久，才猛地跺一下脚，失声道：“大满他……人早没咧……” 霍起勃然变色。有良的眼泪又往下淌。霍起终于明白过来，紧紧抓住有良的一只手，久久无语。有良缓口气，说：“娃他娘还不知道哪……不能让她知道，要不然，她会没命的……” 等有良收了泪，霍起又低了头抹眼泪，边抹边连声道：“兄弟，额懂，额懂，你放心咧……” 日本鬼子投降的那年冬天，石榴又是大病一场。多年来石榴病病好好，人像快熬干油的灯一样，随时有熄灭的可能，有良早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石榴自己也不避讳，每回病重，都平静地向男人交代一回后事。但以前有良总还有一点侥幸心理，认为一时半会兴许死不了。可是这一回病得相当严重，请来的几个郎中都说这一关过不去了。有良信了郎中的话，暗暗地准备后事。 石榴心中最牵念的自然是一双儿女。说来也怪，她对大满倒不那么担心，因为在她眼里，大满在延安那边开荒种地呢！种了很多地，产了很多粮，根本吃不完，天天吃细粮，比在家享福多咧！而杏儿就不同了，杏儿离家都十年半了，丝毫无音讯，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这都是个问题！大满和杏儿就好比放出去的一对风筝，大满这只风筝的线在娘手里牵着呢，所以她不怕；杏儿这只风筝的线，断了，所以她更揪心，更牵肠挂肚。 石榴到了弥留之际，气息奄奄，呼出来的气多，吸进去的气少。有良关上窑院的门，坐在炕边守着她，把她的寿衣拿出来，放在她枕旁，一旦咽气，马上给她换上。清醒一些的时候，她断断续续念叨几句：“大满……咋还不回啊？”有良为了安慰她，哄她说，给贺书记捎信了，请贺书记给延安那边打个电话，通知大满马上回家一趟。她催得急了，有良就说：“快咧快咧，已经在路上了。四五百里地呢，再快也得走四五天吧？”她点点头，信了。 她示意男人，把她留给一双儿女的礼物从柜子底下抽出来。给大满的是一双高帮厚底的布鞋，她精心做的，本来她打算让男人送到绥德，请贺书记给捎到延安去，又怕路上丢了，没舍得；给女儿的是她早年织好的那条红围巾。像从前一样，再一次地托付道：“他爹，你记住，这条围巾，谁也别动，你给咱杏儿留好。她哪天回来了，你就给她围上。” 有良说：“你放心吧！会好好保留着。” 她又说：“你要告诉她，是当娘的对不住她……千不该，万不该，咱不该卖娃儿啊……还不如让我早死咧，让娃儿好好在家待着……” 有良轻轻握住婆姨干枯的手，两行眼泪滑过粗糙的脸，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滴落在她胸前。他呜呜咽咽道：“娃儿娘，你别说这个咧，都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贺书记说过，以后就不再有卖儿卖女的事咧，杏儿她，就当是命不好……” 石榴闭上眼，昏睡过去。 半下午，有良坐在炕边打盹，突然听到外头吵吵嚷嚷的，他站起来，推开门，出窑洞，猛然看到贺书记的警卫员小黄，引领着一个姑娘进了院子，身后跟着一大群村民。有良有点发蒙，一时搞不准咋回事。人们都静下来，无人吭声。 小黄开了口，他兴冲冲地说：“赵主任！你看看谁来咧！” 太阳光明晃晃的，有良看不真切那姑娘的面孔，恍惚只觉得有一点面熟。他往前挪动两步，瞪大眼，这回看真切了，吓得他一个哆嗦——面前这姑娘，活脱脱就是石榴当年的模样！石榴当年来他家的时候，就是这样儿呀…… 有良还是没弄明白：明明石榴在炕上躺着等咽气，咋又跑到外面来了？……他像根木头那样，呆呆的，傻傻的，呼吸停止了，心也不跳了。 这当儿，小黄对那姑娘说：“桃叶！这是你爹哩！快叫爹！” 这下有良终于明白过来，是他的杏儿回家来了！他顾不上别的，反身就窜回窑洞，狂喊道：“娃他娘！是咱杏儿家来咧！真是咱杏儿，你快看她一眼……” 说来也巧。今天早饭后，贺华到城中心小广场的征兵现场转悠，看到气氛很是热烈，他很高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对边区的围困更紧了，明眼人都看出，内战是躲不过的，早晚会打。边区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征兵运动，绥德一带作为人口稠密地区，自然不能落后，贺华像以前抓大生产那样抓兵员征集。 他希望能够多征一些女兵。解放区人们的思想是不是真解放，从女性是否勇于从军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让他感到有点遗憾的是，女兵征集得不太理想，报名的少，最后真正穿上军装的更少，主要是家长普遍不积极，你动员他儿子当兵，还好说；你动员他女儿，他就往后缩。 贺华到冷冷清清的女兵报名处转了一圈，在此处负责接待工作的苏静是警备区王副司令的爱人，贺华跟苏静很熟悉，要求苏静必须保证一个月内招够一个排的女兵。他正要离开，忽然看见一位个头不高但挺壮实的姑娘急匆匆跑过来，要求报名。看上去她身体健康，没啥大毛病。苏静等人很热情地接待她，请她填个表。她说不大会写字。苏静亲自帮她填，问她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等。填完表，刚要带她去体检，这时突然跑来两个中年人，一男一女，像是一对夫妇，面相皆不善，上来一边骂，一边强行拖拽她。贺华想，完了，又是父母反对。共产党征兵和国民党不同，国民党一般都是强拉壮丁，共产党必须是本人自愿，家长同意，才能把人领走。 那对夫妇与那姑娘厮打起来。苏静等人赶紧拉开他们，请他们慢慢说。姑娘哭诉，他们是张庄镇的，这对夫妇并不是她亲生父母，她是被人拐卖的，五年前才来到张家，张家夫妇对她不好，轻则骂重则打，给她吃差的，天天逼她干重活。更要命的是，上月他们把她许配给李家集的一个瘸子，名叫李木修，收了李家不少钱，都让两口子抽烟喝酒玩牌糟蹋光了。李家下个月就要迎娶她，她不想过门，他们把她关在家里天天逼迫，她想了办法才逃出来。 那两口子说的又是另一套…… 贺华总感觉这姑娘有点面熟，好像在哪见过。他突然想起来了，赵有良家当年不是卖掉一个女娃娃吗？会不会是这一个？看年龄差不离。他命人先稳住张家夫妇，把姑娘叫到一旁问了些情况，姑娘说，她离开亲生父母时多少记点事，隐约记得自己小时候叫杏儿，后来改了名，先是叫孙桃叶，再往后改叫朱桃叶，如今叫张桃叶。贺华心里有底了，让苏静亲自带姑娘去检查身体。不一会儿，苏静出来说，没错，她后背上，正对着背心处，确有一颗黑痣，黄豆大小。 贺华感到非常地欣慰。他把张家夫妇叫来，让他们说想法。开始二人坚决要求把人带回，后来松了口，提出索要大洋一百元，因为养她五年，花费无数。贺华和二人讨价还价，最后六十块现大洋成交。贺华没那么多钱，他回到区委，找这个借，找那个借，好不容易把钱凑齐。又安排小黄，赶紧护送姑娘回赵家沟见亲爹亲娘。 石榴昏睡中听见男人呼唤她，说是杏儿回来了！她以为是梦，或者自己魂儿升了天，在天堂里碰见了女儿……她被男人拼命摇醒，艰难地睁开眼，果然看见炕前站着一个女娃儿。这不是杏儿是谁？她立时来了精神，让男人扶她坐起来。她拉着女儿的手，细细地端详她。杏儿初来乍到，有点认生，话不多，很腼腆，低眉顺眼。石榴想起啥，让男人把红围巾拿过来，她要亲手给女儿围上。女儿披上红围巾，哭了。一家三口都哭了。 石榴哭过，笑过，累了，就睡着了。 都以为杏儿回家，石榴的病会好起来。唉，还是没能好起来，她又活了三天，才咽气。这三天，她一直握着女儿的手，仿佛怕她再走掉似的。 有良请村里人帮忙，把装殓女人的薄棺材抬到自家最大的一块地里下了葬。这样他每天过来干活，就能见着她。 许是离家太久，杏儿和爹总像隔着一层啥，总感觉有点生分。她从心里恨爹娘吗？一定会的，尽管她不想承认。毕竟她后头受了那么多的罪，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让她永远难以启齿的是，她被好几个男人糟蹋过。她心里的苦，没法对任何人说。 她和爹一天到晚也说不上几句话，光知道闷头干活。她很能干，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她越是能干，有良就越是感到心里亏欠，希望她少干点，多串串门，和婶子大娘们拉拉呱。可是，除了地里、家里，她哪里也不去，赵家沟对她而言，完全是陌生的。这个家，她已经不那么留恋了。她从贺书记那里得知，哥哥大满已经牺牲，只是娘不清楚，娘至死都不清楚。贺书记坚决不同意她去当兵，嘱咐她在家好好陪父亲，好好种地，嫁一个好人家过好光景。可是，她已经种了十年的地，她从七岁就下地干活，她不想再待在村里种地。 一天早晨，有良早早爬起来准备下地，推开窑洞门，看到门口摆了个小马扎，上面有一张白纸片，压着块小石头。他感到好生奇怪，把纸片捏起来。上面写着几行红枣大小的字，歪歪斜斜的。借着晨光，他费力地辨认起来—— 爹：我走了，找哥哥的队伍去了。请你不要难过，以后我还会回来。围巾留下，给爹做个伴吧，想我时，看着是个念想。不孝女子杏儿。 红围巾，挂在了院里那棵老枣树上，在晨风中微微摆动，像一面旗。 满打满算，杏儿在家住了两个月。他心里清楚，女儿这一走，不定啥时候回来呢……他心里头木木的，满满的，心口窝堵得难受，涌出一股悲苦的滋味。不知愣了多久，他把红围巾取下来，仔细折叠好，回到屋里，放在炕角，然后关上窑洞门，走向院子一角的牛圈。大黄牛安卧在地上，静静地反刍，见主人进来，四蹄一蹬，立起来，抖动一下身体，缓缓靠近他，舔他的手背，浑浊的目光与他对视。他拍拍它的脑袋，爱抚一下它的脖颈，解下缰绳，牵上它出了院子。 到了村道上，他松开缰绳，背着手走在前头，大黄牛懂事地跟在后头。今天，地里的活计用不着大黄牛，但他还是愿意把它带去，他感到有个伴，心里敞亮些，踏实些。他在前，大黄牛在后，一人一畜，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往埋葬石榴的大田走去。 进了田，他缓步走到女人的坟前，蹲下来，拔掉几棵杂草。大黄牛跟过来，喷喷鼻子，站住不动，也不低头吃草，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他告诉女人：娃儿大了，留不住了，杏儿走了，找咱自家的队伍去了。不过，这样也好，有个锻炼。你呢，不用担心，杏儿不会有事的…… 石榴走了之后，他觉得大满牺牲的事情没必要再隐瞒了。儿子的尸骨埋在了异乡，永远回不来了！叫他到哪里找？恐怕这辈子难有机会到埋葬儿子的地方看一眼了。 他打算为儿子起一个衣冠冢。杏儿在家时，他忙这忙那，没顾上。杏儿一走，他空闲下来，觉得这件事可以做了。选了个日子，他把院里老枣树下面的那个瓦罐取出来——那里面装着石榴写给儿子的五封信和那张阵亡通知书，他又把石榴给儿子做的那双高帮厚底的布鞋找出来，把两样东西用一块红布包裹好，拿到田里。本想找几个人过来帮忙挖坑垒坟，再搞个小小的仪式，想想算了，就不麻烦大家伙了，一个人悄悄地弄吧。 他在石榴的坟头前丈量一下，给儿子选个朝阳的方位，脱下棉袄，拿起铁锨起土。这时候下起了小雨，雨水落在他脸上，顺着下巴滴落，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过了一会，在附近田地里劳作的人，一传三，三传五，悄悄地围了上来。有良猛一抬头，看到竟有二三十个人围过来，人们都不说话，雨幕中，个个沉着脸，无声地上前，有的拍打一下他的肩，有的冲他点点头，做一个默默的安慰，然后大伙一起帮着起土。不大一会儿，一个深一米、像一张八仙桌大小的土坑起好了。村里辈分最高的赵五爷抱来了干草和麦秸，亲自下去铺在坑底，从有良手中接过包裹，仔细安置好。赵五爷爬出土坑，指挥众人围着土坑站好，他喊着号子，人们鞠了三个躬。有良是父亲，不能给儿子鞠躬，他木呆呆地立在一旁，默然无语。 众人鞠躬完毕，赵五爷扯开喉咙唱起来—— 厚厚的黄土哟， 你埋着额家的祖先呀。 厚厚的黄土哟， 你埋着额家的后生呀。 厚厚的黄土哟， 你何时把额老汉子埋呀。 亲亲的黄土哟， 你远远地铺到天边边…… 赵五爷唱罢，递给有良一把铁锨。有良往坑里撒下第一锨土，赵五爷便把他拉到一旁歇息。 两袋烟的工夫，人们就把土坑填实了，然后起了个稍小一点的坟头。 有良想，以后有儿子陪伴，石榴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赵家沟村支部书记赵荣因病去世后，乡里让赵有良接任村书记，有良这回没有推辞。解放战争开始时，村里已经有了九名党员，那时节村里没有办公地点，他的家就成了村部。有良他们带领群众组织起自卫队、运粮队、担架队，保卫边区，支援前线。 这天，乡里的通信员小黄赶着一头骡子来到赵家沟，直接奔有良家里来。这小黄原先是贺华身边的贴身警卫，去年随贺华转入正规军，在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被飞机丢下的炸弹炸瞎了一只眼，成了个独眼龙，不能随军作战，就转业到乡里当了通信员，时常牵一头青骡子走村串寨送这送那。 小黄把骡子拴在枣树上，挎起一个挺大的青布包袱进了窑洞。有良看见小黄进来，心里就咯噔一下，把来办事的两个人支开了。上个月小黄就送过来这样的一个青布包袱，是后沟赵七叔的儿子赵广的遗物。有良愣愣地望着小黄。小黄不说话，端起灶台上的一碗热水，咕咚咚灌下去，放下碗，抹抹嘴巴说：“霍家的。都在里面了。”他把包袱放到炕上，不再说二话，低头出窑洞，牵上青骡子往外走。有良隔着门缝看到，骡背上驮着两个同样的大包袱。 有良走到炕前，看到青布包袱上描着两个黑字：霍亮。 挨到天黑，有良才出门。他挎着包袱，尽量不与人打照面，摸黑走到霍起家门楼下，抬手拍打门板。里面问：“谁？”有良说：“我。”不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有良钻进去。霍起亲自来开的门，自从把土地分给别人后，霍起把家里的两个长工辞掉，偌大的宅子只剩下他和婆姨、女儿。人们发现，霍起的铁腰板似乎在一夜之间塌了，背明显地驼了。说起来他算是幸运的，去年底搞二次土改，他的成分确定为上中农，南边的潘家沟有两户地主，都给镇压了。有良还举荐霍起担任了乡参议员，这让他很有脸面。虽然大儿子霍明在胡宗南部队当团副，让他在乡亲们面前感觉不太光彩，但二儿子霍亮又在咱解放军队伍里，这一里一外，一白一红，算是抵消了。 霍起一脸疑惑地把有良引进客厅。他婆姨李月娥过来热情地打招呼，端茶倒水。有良拦住说：“嫂子，你别忙咧。我和大哥单独说几句话……”那婆姨把油灯的灯捻挑亮，识趣地闪出去了。 霍起定定地望着有良，说：“赵书记，你刚才叫我……大哥？” 有良说：“是咧！” 霍起眼里有了泪光，他眼睛湿了：“你有好多年没这样叫咧……” 有良这才把包袱搁在八仙桌上。霍起似乎猜到点什么，嘴唇直哆嗦。有良说：“晌午乡通信员送来的，我没敢动。你来看吧。”他把包袱往霍起面前挪了挪。霍起怕烫手一样，手直抖，好半天才解开。 包袱打开了，顶上面是一个未封口的牛皮信袋，霍起拿在手里，想了想，又放下。包袱里面，有几件旧军装，一双大半成新的布鞋，三个旧笔记本，一支钢笔，一枚军功章，两本书，还有三块银元。就这些了。 有良不忍看，扭过脸去。 霍起颤抖着手，又拿起信封，抽出信笺，凑到油灯跟前，展开。只看一眼，他浑身猛一哆嗦，像中了枪弹似的，信纸飘落在地。有良赶紧捡起来，扫了两眼。他大致看清楚了，是一张西北野战军发出的青化砭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上面写着霍亮牺牲的时间地点，以及安葬地点等字样。 这当儿，霍起抱膝蹲下，嗓子眼里挤出低沉的、压抑的一声“呜噢”，随即又本能地伸手捂住嘴，捏紧腮帮子，浑身哆嗦不止。有良也蹲下来，一手搀住他，一手在他后背上轻轻拍打。 霍明和霍亮，无疑是霍家的骄傲和期望，是霍起最大的资本。哥俩相差一岁多一点，一起到乡里读的小学，接着到绥德读初中、高中，然后又被霍起送到西安读大学。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哥俩受别人影响，投身政治，老大入了国民党，老二入了共产党。国民党是当权的党，老大走的算是正途，霍起不怎么担心他；而老二走的可是“邪道”，跟政府对着干，搞不好要杀头的！霍起非常担心老二。红军来到陕北后，听说他投身红军，驻扎在洛川，婆姨在家跟霍起哭闹，叫他无论如何跑一趟洛川，想办法把儿子拽回家来。霍起去了，但是没有用，霍亮不听他的，怎么劝也没用。后来日本人打进来，霍亮跟着八路军一二九师去了山西，一年半载的给家写一封信，报个平安。他没战死在抗日战场上，日本投降时，只知道他当上了团政治处主任。前些日子听说解放军在延安附近的青化砭打了大胜仗，没想到霍亮却再也回不来家了…… 霍起压抑着哭声，上气不接下气。有良搀住他，怕他一头撞到桌子腿上，失声劝慰道：“大哥，我家大满没了，你家霍亮没了，咱都是一个命……我都挺过来了，你也要挺过来啊！” 霍起不说话，也不点头，只知道抽泣，像要噎死一样，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 有良又劝道：“说实在话，哪个当爹的也不想让儿子上战场，可是他们自个不回头，非要去，咱只好认了。孩子不是孬种，咱脸面上应该感到光彩！大哥，我说的对吧？” 霍起清醒了一些，点点头，眼泪鼻涕抹了有良一袖子，说：“兄弟，先别让乡亲们和你嫂子知道。我慢慢给婆姨说，让她有个缓冲，不然她会疯的。” 有良说：“大哥，我想好了，等你们心里好受些，咱村里出面，好好给霍亮搞个安葬仪式。” 半个月后，赵家沟举行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一个葬礼，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来了。霍亮的衣冠冢前，摆满了野花和松枝做成的土花圈。 从西北野战军二打榆林开始，区里动员全区群众积极大力支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人出人。赵有良带领赵家沟四十多人的支前队伍，跟着主力行动，主力打到哪里，他们就把物资运到哪里。 两次打榆林，都没打下来。撤退途中，主攻榆林的纵队司令员遇到赵有良，他们是老相识了，那年他们都作为劳模在延安接受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接见。看到一身泥土风尘仆仆的赵有良带头抬担架，司令员很感动，下了马打招呼。身边没啥礼物可送，司令员就把自己的佩枪从腰上解下来，送给有良，请他收好，作防身之用。有良也不客气，痛快地收下了。 不久，大军要攻打宜川，有良继续带支前队伍跟进。出发前，他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带上了，霍起劝他留一点，他说：“不用。等回来去你家吃。”霍起也想跟随前往，有良劝下了他，因为自从霍亮牺牲后，他婆姨李月娥身体一直不好，需要有人照料。霍起把家里的粮仓全打开，让运粮队随便装载，还说村里谁家缺粮，尽管来取。这下人们才知道，霍家的存粮真多，两个窑洞是满的，另有一个地窖也是满腾腾的，有些还生了虫，发了霉。霍起一脸羞愧对有良说：“兄弟，我还是太自私咧，以前交公粮，交出的都是质量差的，好粮都留下咧。村里每年都有人拉饥荒，我没舍得救济一下……我家二娃子在西安读书的时候，劝过我，说一家子人，一年吃不了多少粮，花不了多少钱，多余的都是无用的，应该帮助别人。我咋就没听进去呢？兄弟我太自私咧……”说到霍亮，不由又抹起眼泪。有良说：“霍大哥！谁没自私过？这不算啥，现在你不是把粮仓打开了么？我们尽量往前线运。”霍起说：“好！牲口不够用，把我家这头毛驴也牵上。” 有良把自家大黄牛牵上了，没有带走霍家的毛驴。霍起年纪渐大，以后种地，就靠这头毛驴，他不忍带走它。 有良带四十多人的队伍风餐露宿赶到宜川城外四十里的杨寨子，把粮食卸下，然后等待战役打响，运粮队全部转为担架队。听说贺华担任政委的独立旅就在附近待命，他打听着去找。解放战争打响后，贺华离开地方，到野战部队任职，有良掐指一算，有两年半没见贺书记了，还真想念他呢！ 有良摸到独立旅旅部所在的村庄时，碰巧贺华不在，到前沿阵地检查去了，他看时间还早，就留下来等他。等人的过程，听到里屋一个大嗓门打电话，吼叫道：“……你只要保证我的兵每人吃上二两肉，老子就敢保证独立旅率先打进宜川城……” 能听出来，他们在电话里为二两肉打嘴仗。有良又等了一会，不打算等了，跟招呼他的群工干事告辞，回到杨寨子。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他无心吃饭，在拴牲口的棚子外面转圈。他转呀转呀，一直转悠到九点多钟，熄灯的号声隐约传来，他不想再等了，命令自己，下狠心吧！ 他走进玉米秸围成的牲口棚子。大黄牛趴在地上反刍，见他进来，四蹄一撑立起来，像往常那样伸出温暖的舌头舔他的手背。大黄牛与他的命运紧紧相连，它是他荣耀的见证。婆姨、儿子死去，女儿离家之后，它成为他唯一的、最亲近的伴儿。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做一件狠心的事……不敢往下想了，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他从裤腰里拔出短枪，打开保险，推弹上膛，枪口抵准它的心口窝，一闭眼睛，食指一动，一声尖利而沉闷的枪响，划破了夜空…… 赵家沟支前队伍里的四头毛驴、三头骡子，都在这天夜里倒下了。 十天后，宜川战役结束，听说打掉了胡宗南的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有三万人，姓刘的军长也被击毙，堪称西北战场上的大捷！可是，有良却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独立旅政委贺华被冷枪打中牺牲！ 有良死也不敢相信！直到在城北的一片荒滩上找到贺华的新坟，他才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眼前这片荒滩上，一排排一溜溜，得有几百座新坟，有的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有，这就是无名英雄了。贺华的坟头前，插着一块新剖的柳木板，上面用黑漆写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有良鞠了三个躬，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滚落到脚下的黄土堆上。他回忆起跟贺华交往的点点滴滴，深感贺华是他的引路人，没有贺华，他就是个普通的庄稼汉，就跟脚下的任何一块黄土圪垯一样，正是因为贺华，他才成为赵家沟的带头人，领着大伙干出了一番事情…… 这时是一九四八年的开春时节，天低雁叫，夕阳如血，乌云翻滚，草木瑟瑟。有良蹲在坟前，抹干净眼泪，默默地跟贺华拉呱儿。他告诉贺华，自从共产党来了，赵家沟没再有过卖儿卖女的事，这几年人人都能填饱肚皮，村里的二流子都改造好了，现在全村没一个闲人，家家都抢着拥军支前；去年公粮交得多些，今年开春日子会困难一点，相信夏天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还说：贺政委，多亏你，我家婆姨走之前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女儿，她是含笑上路的。婆姨去世没多久，女儿也到咱队伍上去了，她愿意走她哥哥走过的路。上个月给我来信，报了平安，说她在野战医院当了护士，一旦全国解放，她就回来看我。另外，我听你的话，学了点文化，现在能识五六百个字了，你送我的笔，天天在我口袋里揣着呢…… 说着说着，有良的泪水又滚落下来…… 几场大仗打过，边区便清静下来，胡宗南的人马不知跑啥地方去了，赵家沟的支前队不用再东奔西跑，人们回到土地上，村子重新热闹起来。 霍起惦记大儿子霍明。二儿子霍亮牺牲后，霍起跟着荣耀了一回，赢得了乡里乡亲的尊重，但是霍明还在国军那边，据说当了上校团长。他成为霍起的最大一块心病。 这天，区里来人找赵有良，说是霍明所部驻防在宝鸡附近的扶风县，想请他出面做做霍起的工作，让霍起想办法说通儿子，争取使霍明弃暗投明，来它个战场起义。 有良马上去找霍起。霍起道：“兄弟，你不来，我正要找你呢！我早就想劝劝老大，甭跟胡儿子（胡宗南）干了，回头跟共产党干！”当下两人商议，由霍起给霍明写一封信，把态度挑明。霍起打算把信寄到扶风，有良请示上级，认为不妥，为稳妥安全起见，决定交给胡宗南部队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由组织转交给霍明。 亲笔信被人取走后，霍起日夜盼望有消息传回来。有良也跟着干着急。盼啊盼啊，终于盼来了——乡通信员小黄又来了！不怕天不怕地，就怕独眼龙进村子！眼见那头鬼魂似的青骡子驮着三只包袱径直进了赵家沟，直奔有良家。小黄连屋子都不进，卸下一只包袱，放到碾子上，掉屁股就走人，一句话也不说。 有良头皮一阵阵发麻，一咬牙，把包袱提溜进屋子，关上门，打开一看，是霍明的遗物！里面照例附一张阵亡通知书！可是，霍明咋死的呢？没有说明！ 有良感觉这样子没法跟霍起交代，锁上院门就奔区委去了，把区委翟书记从会议室里拽出来，逼着他必须给打听清楚，而且要快。翟书记赶紧安排人联系第一野战军敌工部，两天后回了话—— 我地下党的人把霍起的亲笔信转给霍明后，经过一番工作，霍明同意战场起义。扶眉战役打响后，都认为时机到了。霍明打算多带点人出来，结果稍一耽搁，稍有不慎，事情败露，霍明没有走脱，被敌杀害。鉴于霍明已有弃暗投明的具体行为，并且动摇了敌人的一条防线，我党组织决定追任霍明为革命烈士。 有良把村里的几个党员和老人叫上，一起到霍家做工作。霍起已有预感，支开婆姨，听有良把情况一说，他“呜噢”一声，当即闭过气去。人们好一阵忙碌，掐人中，灌热水，把霍起叫醒。醒来后，他久久沉默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先甭让我婆姨知道，我慢慢给她说。” 霍起没哭。人们却都哭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也许是两个月，小黄又来了，青骡子背上驮着一只包袱，他直奔有良家，乌青着脸，进了屋子，把包袱放到炕上，拍拍有良的肩膀，出去了。 有良愣愣的，傻傻的，半天才回过神来，不敢去碰包袱。又过了好久，天快要黑了，他终于打开了它。 这是第一野战军从兰州发出的阵亡将士通知书。惨烈的兰州战役，共有将近九千人牺牲，其中包括赵有良的女儿赵杏儿。她是到第一线抢救伤员时，被炮弹击中的，当场死亡。遗体掩埋于兰州城东十五里的小店子。 杏儿的遗物里面，有一张她穿军装的照片，她扎两条齐肩的短辫，戴着军帽，脑袋调皮地歪向一边，小嘴微微张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你。有良久久端详着这张小小的照片，然后把它紧紧贴在胸口上。天黑透了，风在吼，天上的星星眨巴着眼睛，放出明亮的光。有良朦朦胧胧感觉到，他亲爱的女儿回家来了…… 过了没几天，那小黄又来到赵家沟。这回他没牵骡子，没带包袱，一个人空着手来的，吹着口哨，进了有良家院子，笑眯眯地掏出一个信封。有良接过来，只瞄了一眼，一股暖流顿时涌向心头…… 动身的前一天下午，有良洗净了脸，刮了胡须，换上一身新衣，戴上一顶新帽，独自走进自家那块大田里。他面前有三座坟头，后头那座大一点的，埋着石榴，前面靠西边那个旧坟头，埋着儿子大满的遗物，靠东边那个新坟，是杏儿的衣冠冢。 前些日子为杏儿起坟时，他特意把那条红围巾放了进去。赵五爷和霍起都劝他，最好留下，以后想孩子了，瞅一眼也是个念想。有良还是决定埋下它，就让它陪伴杏儿吧！本来就是她娘为她织的。有良仅仅把杏儿那张照片留下了，此刻就放在他贴身的口袋里。 他趋前几步，把小黄上回送来的那个信袋拿出来，告诉娘儿仨，这是毛主席亲笔签发的请柬，特邀请他到北平参加开国大典。他说，咱家祖祖辈辈都是穷受苦人，除了共产党，天底下没有人瞧得起咱，祖祖辈辈，到了我这一辈，咱一家才活得像个人样。他说，这次去北平，我不是一个人去，是代表咱赵家沟、代表咱绥德、代表咱陕北的父老乡亲们，也代表像大满、杏儿、霍家兄弟那样的万千烈士。到了那儿，我会替你们多看一眼…… 他在坟前待了很久，直到太阳落山了，才往家走，耳边一直回荡着那首抓心抓肝的歌谣—— 厚厚的黄土哟， 你埋着我家的祖先呀。 厚厚的黄土哟， 你埋着我家的后生呀。 厚厚的黄土哟， 你何时把我老汉子埋呀。 亲亲的黄土哟， 你吞下了血，你咽下了泪。 山丹丹儿花开，开遍了那个山坡坡。 亲亲的黄土哟…… 我亲亲的黄土哟…… 第二天一早，有良动身。那一天是一九四九年的9月22日。按照上级安排，他先步行到绥德，然后坐汽车到西安，再转火车赴北平。这时候北平还不叫北京，改叫北京是几天之后的事情。他不想打搅乡亲们，鸡叫二遍就起床了，啃了个馍，简单收拾一下，背上小包袱，悄悄出了窑院的门。 一出门，透过晨光，他蓦然看到，外面已经聚了不少人，都是来为他送行的。人们有的站在自家院子门口，有的站在山前高坡上，有的站在道路边，沟沟畔畔上，都站上了人。他看到霍起和他的婆姨，相搀着冲他招手；辈分最高的赵五爷拄着拐棍，也出门了……老人、年轻人、孩子……人越聚越多，纷纷冲他挥手告别。他就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中，迎着晨曦，向远方走去。 我陪同那位编剧在绥德、在赵家沟采访了一周时间，县委宣传部的人也很配合。编剧搜集了不少素材，对写好剧本有了更充分的信心。说实在的，赵有良虽然是我亲祖父，但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不如县委宣传部那位搞新闻报道的年轻干事小李。小李说起赵有良，一套一套的，能讲好多故事。 解放后赵有良一直没离开赵家沟，长期担任村里的支部书记，直到他七十多岁，实在干不动了，才把担子卸下来。一九五零年，由县领导出面做媒，把潘家沟的妇女主任潘秀莲介绍给他。潘秀莲的男人参加八路军，走后一直无音讯，十有八九当了无名烈士。潘秀莲与赵有良只生下一个娃——我的父亲赵二满。 祖父一生热爱劳动。上世纪七十年代，组织上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过一回，他帮人家掏厕所、扫院子，疗养院的人都把他当成了雇来的临时工。八十岁的时候，他还能种一亩菜地，自家吃不了的菜都送到村里小学校。人们劝他休息，他最爱说一句话：“死不了总得干活才行。” 我父亲长大后，祖父非常想把他留在乡下，父亲不爱种地，自己发愤学习，一九六五年，十四岁的他考上了西安的技工学校。赶上文化大革命，他不喜欢祖父给他起的名字，趁机改名为赵卫东。 祖父与祖母上世纪末先后去世，死后都埋进祖坟。采访期间，我带编剧去了一趟我家祖坟。这地方我只来过三次——祖父、祖母去世时，我陪父母来过；第三回是大前年，父亲突然要我陪他回来看看，他身体不太好。来祖坟祭奠时，他出人意料地向我提出，死后也要葬回这里！而他以前对赵家沟曾经是那么的不屑。 可见人的想法，是难以捉摸的，是会变的。 赵家沟现任支部书记赵奎领着我和编剧开车抄近路，来到我家祖坟所在的地块，它已经成为别人家的土地，种上了苹果。我把带来的一瓶西凤酒打开，洒到祖父、前祖母、祖母的墓碑上一些——他们三人是分开葬的。另外还往大伯和姑姑的衣冠冢上洒了一点。我脚下站立的地方，就是父亲为自己选定的身后埋葬处。而再往后一点，如果将来我想回来的话，那地儿就是为我预留的。 远处，有人扯开嗓子，又吼起那首我渐渐熟悉的《亲亲的黄土》—— 亲亲的黄土哟， 你吞下了血，你咽下了泪。 山丹丹儿花开，开遍了那个山坡坡。 亲亲的黄土哟…… 我亲亲的黄土哟…… 我们就在这哭也似的歌声中，离开我家祖坟，走向停在坡底下的小汽车。 附记： 有关我祖父的电影，最终没有做成。编剧给我讲，原因主要是投资方意见不一，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无非是票房无保障。现在的观众，谁还有兴趣看这样的电影呢？时代毕竟不同了，你投几千万，最后血本无归，傻子才干这样的事。 编剧给我解释半天。我非常非常理解。说实在的，我也不愿意看这样的电影。你写一个陕北老汉，不如写一个陕北妹子。 这事很快就过去了。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不再联系，我索性把编剧的微信拉黑了。
陶纯，1964年生，1980年入伍。山东省东阿县人。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为解放军驻京某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六部，并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各文学期刊。曾两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两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获得“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刊物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座营盘》入选201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