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现天津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归故乡》《密语者》《陕北红事》《延安爱情》《重庆爱情》《四人行》等，长篇非虚构《三条石》，另有小说集、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被改编电视剧、广播剧。中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名作欣赏》《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小说和散文曾经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

第一章 去宁津

一

我听见父亲问，真要去？

我指着眼前的越野车，说，为了去宁津我新换了坐骑。

我看见车前有了父亲的背影。因为阳光斜射，我眯起眼睛，父亲背影在阳光下膨胀起来。他摸着车门，动作很轻，像抚摸丝滑的绸缎。父亲双手又大又厚，即使是在流汗季节，手背照样粗糙，手心满是小口子，早没有纹路。五个手指粗壮弯曲，像个功能齐全的扳手。

我对着背影说，摸不坏。

阳光中传来父亲呵呵笑声，动作照旧轻柔。父亲认为贵重的东西，上手时都会小心翼翼。虽说他手指粗大却特别灵巧，会裁剪衣服，还会缝纫被褥、窗帘、沙发套。我结婚时穿的“中山装”，就是父亲连裁带剪手工缝制的，至今我还挂在衣柜里。

我大声说道，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宁津县时集公社时集村。父亲没有转身，纠正道，早改名字了，现在哪还有公社？我说，时集公社改成了时集镇，其他的没变。

我知道父亲的笑容肯定还挂在脸上。“宁津”和“时集”，无论何时说起来都会立刻改变父亲心情。

我1969年上小学，转过年来也就认识一百多个字，就被父亲按在小板凳上，眼前是早就摆好信纸的小饭桌，让我给“山东省宁津县时集公社时集村”写信。父亲说一句，我写一句，开头永远都是“姑姑、姑夫好，书芝好”。书芝是姑姑的女儿。我说，书芝又不是长辈，不能跟姑姑、姑夫一样好。父亲说，写吧，都要问好。写完开头，接着写“好久没去信了，想念你们”，接下来是惦念的话和关心的话。我用了好长时间写完，看着眼前歪歪扭扭的字，八岁的我觉得特别丢人。父亲却摸着我的脑袋说“好看、好看”。每次写信，父亲想不出词时就会叫我编词儿。我不会编。父亲启发我说，你要是离开***妈好几年，你会怎么想***？我看着父亲红肿的鼓眼泡，不解地说，不是给姑姑写信吗，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姑姑又不是我妈。父亲摆手，说我把他话听拧了，继续启发我，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你姑，把你想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那个意思……写下来。

给山东宁津姑姑写信，是我少年时代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当年编得什么词儿已经记不得了，但信封上地址——山东省宁津县时集公社时集村——我至今记得清楚，张嘴就能说出来。

父亲的背影已经离开我的新车，看不见他的面貌，感觉他在望着不远处的5G信号塔。我听见父亲说，你脑子真好使，地址还记得。我说我还会用宁津话讲，我学着父亲高亢的家乡腔调，把“时集公社时集村”连说两遍。

父亲居住天津数十年，乡音始终未改，说到“时集”时，尾音变得高亢，不管不顾地飞扬上去。我用“时集”发音，结识过很多在天津生活工作的德州老乡。有在医院做卫生的大姐，有在小区当保安的大哥，还有各种因缘遇见的路人甲和路人乙。因为“时集”我们一见如故，交流起来没有障碍。我家门口有个手擀面小馆，店内打工的宁津大姐每次见到我，都会赠我一样小菜，或是花生米，或是海带丝，或是凉拌土豆丝。她看我的眼神像是看着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因为“时集”能够结识德州老乡？时集村属于时集镇，时集镇属于宁津县，宁津县属于德州市。

去宁津的日子越来越近，父亲叮嘱我选个好天儿走。父亲非常在意天气，无论做什么事，即使出门散步、理发，也要仰望天空，品头论足一番天气。出门看天是父亲从小养成的习惯，我猜想与他16岁独自远行有关。那时候，天气冷暖对于远行的乡下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

去宁津这件事我期盼已久。

1980年我陪父亲去宁津。两年后姑姑去世，姑夫拍来加急电报，父亲以我的口吻回电“父亲身体欠佳，不能回去，节哀顺变”。我奇怪父亲为何不回宁津送别亲妹妹，父亲低头不语。我猜问，姑姑去世，老家没人了，是吧？父亲不说话，忽然笑了笑。父亲笑得怪异，我没见他这样笑过。1980年我18岁，关于老家情况知道一些。姑姑身体不好，哮喘病，季节变换就会犯病；姑夫游手好闲，整日不着家，对姑姑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书芝不是姑姑的亲生女儿，是姑夫家远房亲戚的孩子，刚出生就给抱来了，不能生育的姑姑视为己出。

亲妹妹去世，亲哥哥应该回去，可父亲不仅不回去，脸上也没有悲伤神情。我替父亲写了那么多年“姑姑、姑夫好，书芝好”的家信，父亲要求我像“想***那样想你姑”，如今姑姑“不好了”，不回去送别已经生疑，为何还要微微一笑呢？很多年以后，我问过父亲为何不送别自己的亲妹妹？父亲给出理由是“害怕”。害怕倒是理由，我知道父亲是个怕死的胆小鬼，他60岁退休那年跟我讲过一句话，人为啥要死呢，那边冷吧？阴间小鬼儿长啥样？但是即便有“害怕”因素，父亲还是不能自圆其说。父亲拿着亲妹妹去世电报的场景——脸上露出诧异笑容的1982年的夏季黄昏——犹如烧红的刻刀，吱吱作响在我记忆中。

40多年过去了，耳顺之年的我再回籍贯地宁津。姑姑和姑夫已经远逝，40年没有联系的书芝也不一定找到。我内心始终奔腾着无法抑制的情绪，迫切想要去宁津的心情，我自己都感到惊异。

二

妻子坐在副驾驶位置，拿出手机，打开导航，命令道，走。

妻子陪我去宁津，没她在身边，单纯依靠导航，我心里不踏实。住了60年的天津我开车都会迷路，何况两百公里外的宁津。妻子不会开车，但是阴天晚上也能分辨清楚东南西北。父亲曾经耐心教我怎么识别东南西北，我总找不到感觉，生活中照旧“向左、向右”，或是“左拐、右拐”。父亲对我丧失信心，嘴里嘟囔着“不识东南西北，人是要迷路的”。

从天津中心城区驾车去宁津县，路过天津静海区和津南区，改革开放前叫静海县、南郊区，从名称能看出来这两地是农村。现在公共建筑、住宅街道、人的穿戴和精神面貌，早已经没有市区与郊区的区别。想起来也就是近20年的时间。

我看过一份资料，仅从城区面积变化就能看出天津发展。1911年天津城区面积16.2平方公里，比1840年增加了三倍，1949年达到了151.343平方公里。十年前一份勘探资料显示，城区面积已经变成281平方公里，是1949年的5.3倍，是一百年前的17倍。现在的天津城区面积还要大，1151.05平方公里。

驾车去宁津还要路过河北省青县、沧州、南皮、东光，从路线图来看，犹如一只弯曲的胳膊温情搂抱渤海湾。车子离开市区，驶上津沧高速。我望着前方，能想得出来的好词汇，一股脑地涌上来，我学着播音员的腔调，说出好天气的各种词汇。

我似乎感觉坐在后排的父亲发出惬意的笑声，脸上笑开的皱纹犹如老家具包浆后呈现出来的木纹，闪着暗幽幽的光泽；我还看见他把嘴巴留在车里跟我搭话，眼睛却探向窗外向远方凝视。

父亲在年轻时就不爱讲话，没事的时候静静地看天空、看树木、看花草、看大地。到了晚年更不爱讲话，与心绞痛和心脏供血不足有关，说话多了不好受。再有听力也不好了，稍远一点听不清。还有母亲也是父亲不爱说话的原因之一。平日父亲说句话，母亲就会翻他白眼。父亲要是没看见，母亲就会伸出一个指头，点着父亲的脑门要他立刻闭嘴。那时父亲可能预知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所以无论母亲说什么做什么，父亲佯装听不到、看不见，照旧还是眯眯笑着的样子。

汽车平稳地行进着。

我猜想此时向车外凝视的父亲，一定在回想他的人生经历。父亲16岁离开家乡，在来天津卫的路上险些丢命。这段经历，父亲讲过无数次，每次讲时都像是第一次讲述，从他浑浊的目光中看不出激动也看不出伤感，是一种我无法描绘的神情。

父亲选择来天津卫谋生，主要是找他两个叔伯兄长，我喊这两人大爷、二大爷。他们在老城厢外的南门外大街开了两间竹货铺子，出售竹竿还有各种竹编制品。南门外，顾名思义在南城门外。我小时候随在父亲屁股后面，去过无数次大爷和二大爷的竹货铺子。两家铺子紧挨着，除了临街的两个店面，后面还各有两跨小院。第一跨小院堆满了顶天立地的竹竿，翠绿色的、淡黄色的也有深黄色的，现在回忆起来，鼻子里还有竹子味儿。记得有一次父亲替人买竹竿，大爷让他去后院随便挑，他摆弄着一根根竹竿，把大鼻子贴在竹竿上，一边闻一边说，竹子味能治病，可惜咱这天冷，种不了竹子。我问父亲为什么咱这里不能种竹子？父亲缩起脖子说，冷呀，竹子生在暖和的南方。那时天津冬季确实冷，挂着大鼻涕的男孩子多的是；用缩着脖子、双手插进袄袖口抵御严寒的人，大街上随处可见；胡同里公用水龙头周边，到了冬季结成晶亮的斜坡，小孩子们当滑梯来玩耍，哧溜儿一下滑出去很远。那时候天津冬季冷到零下20℃，我小时候棉袄棉裤棉手套棉鞋，哪一样都少不了，即使是全棉武装，照样冻伤过耳朵和脚指头，又红又肿，刺痒得抓耳挠腮。

我从后视镜看了看后面座位，只有红彤彤的两个靠垫。车厢内飘浮着古旧的气息。

汽车在高速路上继续平稳行驶。只要是在路上，我就喜欢听刘若英的《后来》，妻子用手机开始播放，“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忧伤感怀的情绪中，我好像再次听到父亲讲述16岁时来天津的情景。我问妻子你听到爸爸说话了吗？妻子转过身，看了看后座上两个红色靠垫。两个靠垫中间正好是一个人的身量。父亲坐在那里正合适。父亲身体结实有力，可看上去并不臃肿，一辈子没有小肚腩。

我和妻子同时听到父亲在讲话，他说当年来天津卫可是没有这样的好天儿呀，一路上都在刮大风，天上刮、地上刮，鼻子眼里、嗓子眼里、眼窝里都是土，头发丝里也是土。父亲讲述往事前，先要描述几句当时天气状况，然后才开始慢慢讲。父亲的这个习惯，犹如过去勤俭持家的女人拆一件旧毛衣，必须先要扯出一个线头，慢慢地拽，毛衣才能变成毛线团。父亲嘴里的天气，就像第一个扯出来的毛线头。

父亲当年离开宁津县来天津卫，不是什么雄心大志闯荡社会，实属无奈之举。那年父亲家里灾祸不断。先是我爷爷醉酒后把伙计的鞭子抢过来，自己要赶大马车，还没走上半里地，醉眼蒙眬地撞死一个小男孩，被县府抓走，赔光了家产，还被下了大狱，最后糊里糊涂地死在狱中。我奶奶精神错乱，顽固地奔向死亡之路，两次投井都被人发现并及时救助，最后终于在凌晨把自己悬吊在一棵茁壮的枣树上。当时是八九月份，十多米高的枣树上结满了红色的大枣，太阳热烈地照在枣树上，远远地看过去，像是挂满了一树的小红灯笼。奶奶把自己也打扮成一个灯笼，穿着一身红袄红裤。奶奶被人发现解下时，身子僵硬成一根棍子，比枣树棍子还要硬挺，已经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从发现奶奶上吊，到解下尸首、最后草草安葬，16岁的父亲始终跟在村人身后，目睹了全部过程。父亲跟我讲过，他一滴眼泪都没掉。爹娘都没了，父亲一夜之间变成稳重的大人。面对七八岁的妹妹也就是我姑姑，父亲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始终镇定自若。爷爷奶奶生有九个孩子，七个都是短命鬼，有在村外小河戏耍，不小心被水呛死的；有得天花死的；有被人贩子拐走的；有送给亲戚的……最后只活下我父亲和我姑姑。后来村中长辈出了主意，让我父亲到天津卫寻找叔伯兄弟，学点手艺，挣口饭吃。至于我年幼的姑姑，村中长辈认为不用发愁，年岁再大一点就嫁人。

津沧高速走了不到80公里，上了京沪高速。

妻子劝我把车开慢点。我开长途车，嗜好少，除了响着似有似无的音乐，再就是一遍遍听刘若英的《后来》。我和父亲一样，无论开车还是坐车，都是不愿讲话的人，一路上可以一句话不讲，只是固执地把目光放远。晚年的父亲特别喜欢眺望远方，远方好像有一只放飞的风筝正在吸引他的目光。我在青年时代读斯宾诺莎《伦理学》时，牢牢地记住一句话——“例如一个人如果有意去看一个远距离的东西，这个意愿便使他的瞳孔放大，但是假如那人只是想要放大瞳孔，这个意愿却不会产生所期望的结果”。我没有把这句话讲给过父亲，他不喜欢名人名言，听了，也不反对，只会不屑地撇起嘴巴。本来父亲嘴巴就有点歪，再一撇，嘴巴就更歪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喜欢在小本子上抄写名人名言，有时还会把小本子上的名言大声念给父亲。父亲不说话，只是听。现在想起来，当时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不屑一顾的目光。父亲心中也有名言，他所有名言都来源于自然界的风霜雪雨，来自于他自身的坎坷经历，来源于他自己对人世间的总结。

但是这一次去宁津，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话比较多，好像朦胧中的父亲话也不少。

三

1980年的宁津之行，我和父亲乘坐的是绿皮火车。路程细节记不得了，在时集村时光也只是留下碎片般画面。那是我18岁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父亲16岁背井离乡44年后重返故土。

宁津现在属于山东，最早则属河北省。原本也不叫宁津，叫临津。1128年秋季的一场大水，把临津县城全部摧毁，后来东迁12公里，建起新城，古人为表达永远安宁之意，遂改名为宁津。在元、明、清时期，宁津始终属于直隶省河间管辖。1940年为了纪念烈士马振华，宁津曾改名振华县。但时间不长，1949年又恢复宁津。历史上宁津先后隶属渤海、沧南两个行署；后又属于德州、沧州两个专区管辖；再后来，又隶属于天津市、沧州专区和德州地区。1994年国务院撤销德州地区和德州市，设立地级德州市和德城区，千年历史的宁津这才不再漂泊，终于有了自己的最后归属——德州市。无论历史沿袭还是文化习俗，宁津始终与河北省紧密相连，用放远的历史心态，把当下的宁津看作“京津冀”文化圈也未尝不可。

从个人层面来讲，我父亲的人生经历也是有着“京津冀”的时代烙印。

1980年我陪父亲去宁津也有原因。当时我高考落榜，心情异常苦闷，本想复读一年，但父亲坚决不允，当着我的面甩下一句话，口气硬得像钢板像石头——“家里不养吃闲饭的”。也是赶巧，天津一家生产水轮发电机的大型国有企业，面向全市招收高考落榜生，只要高考分数达到企业规定要求，经过面试和政审，就可以成为正式企业职工，待遇还不错，第一年月工资21元，粮食供应标准每月43斤。我们学校也收到这家企业的联发通知，老师让我考虑一下，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大喜，让我立即报名。我还有些犹豫，父亲不由分说，拉着我找到学校，当场替我报了名。因为我高考成绩还不错，相关材料报到企业后，很快就被企业录取。

在等待上班的短暂时间里，我突然想去宁津老家看看。为什么萌生这样的念头，现在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可能是因为写了那么多年“姑姑、姑夫好，书芝好”的家信，还有每次填写登记表、政审表、入团表时，都会在籍贯地一栏填上“山东宁津”，所以18岁成年之后，由于无法言清的生命召唤，特别想去我的籍贯地。我把想去宁津的想法跟父亲讲了，父亲满心欢喜，立刻答应下来。那时候姑姑每次来信，都会邀请父亲回去，再加上有我主动陪伴，这才有了1980年的宁津之行。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亲情召唤，我们从宁津回来两年后姑姑病逝。

……

全文见《中国作家》（纪实版）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