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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一个沉没的王朝在沉没352年后，以这样的方式被打捞而起。也许这就是盗亦有道、因果轮回的另一种解释。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检察院的公诉状，把我们带到惊奇发生的那个阴风惨惨、神出鬼没的夜晚：2013年4月4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樊川居士的诗，惟妙惟肖地表达出了清明时节的氛围，却没有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思亲悼亡的情景。比如范、谢二人。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这个民谣说的是彭山江口。 起源于岷山南麓弓杠岭、朗架岭的岷江，与同源的走马河，被李冰父子分流到成都市区后，再分为府河与南河。府河绕城北、城东，南河绕城西、城南，流在合江亭又汇合成府南河。然后，继续在成都平原自由而舒缓地流淌，直至流到彭山，再次与它们母系一族的岷江汇合，汇合出一个壮美的三江相拥的江口。这里山水相依，平畴无际，曾是寿仙彭祖的修炼得道之地。 据说，江口不仅是古老的武阳县(现彭山区)治所，在依水而栖、顺水而通、近水而商的农耕时期，这里还曾拥有众多的水码头，商贾云集，催生了世界最早的西汉武阳茶市。江口汉崖墓出土的石俑，呈现了两千多年前这里人的温馨浪漫；而出土的摇钱树，则彰显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发财梦。就这样，神秘的江口，吸引了殷彭祖的养身驻足，文人的觅古幽情，商贾的趋之若鹜，甚至为兵家的争夺之地。 当有一天，这个在江口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谣，被偶然或必然证实，就难免一下激活许多人一夜暴富的梦想。这也难怪，在文物走私的地下黑市交易里，张献忠大西国的一切都是宝贝：一枚银印五十万元，一页金册百万元，一颗金印亿元。 有多少倍的利益，就有多少倍的疯狂。马克思发现的市场法则，在这里再次显灵。2012年开始，四川岷江的彭山江口段，当修堤的、淘沙的、打鱼的，陆续挖出或发现了部分与民间传说有关的文物后，一股岷江寻宝暗流，就在这里形成。 这天晚上，范某、谢某等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再次来到岷江河边，开启更大的寻宝之旅。惊奇就在此刻发生。范某身着潜水服，下到水下3米处，不经意间，竟然摸到一个“金坨坨”。按照约定的暗号，范某用力扯动了一下安全绳；谢某迅速将安全绳往上收些。露出了水面，浩荡的岷江神秘而安静。带着泥沙的水顺着金坨坨流下，滴落，回归江流，仿佛是要历数岁月的脚步，生怕它断裂或者停留，让一个沉没的王朝一直被世人遗忘下去。流水与流沙，都是时间的计步器。 拿回家，灯下细看，真是惊喜望外。原来，这个分量很重，虎头印把，印身署着“永昌大元帅”的金坨坨，是张献忠的官印。 一枚沉没的官印，把我们带入那个沉没的王朝。 我不知道，张献忠将自己的政权取号“大西国”是什么原因，是否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亚特兰蒂斯”理想。至于它究竟是存在于直布罗陀海峡的海面上，还是突尼斯的盐湖、希腊的某地、西班牙南部、非洲西海岸，或者西尔特、大洋洲，甚至南太平洋的某处等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富有了柏拉图式的理想。那理想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总是让人向往。 我看见，“大西国”处处充满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 兴朝年间，大西军政权从吏风到民风，都发生了自明末以来根本性的变化。他们首先革除原明遗留的诸多积弊，实行了有利于政治清明、养息民生的新政，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与恢复、发展生产的制度和措施。大西军政权任命的官员，“道劳不肩舆，炎暑不张盖，而尽力乎沟血”；“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在大西军政权治下的云南，“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百姓插莳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而其辖内的“兴朝通宝”与李自成的“大顺通宝”同时流通，不仅促进了商贸的流通发展，还是一种政治包容和统一战线，是张献忠“联明抗清”重大战略方针的延续。 可是，美好的理想没有变为现实，反而被现实击得粉碎。一个满面清风的政权，最终还是沉没了，随着一枚沉没于江口的“永昌大元帅”虎头大印，一道沉没于历史的长河，短暂而匆匆。 这是为什么？ 面前是一张因果图，被称为一种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的方法。它的设计者不是某位哲学家，而是日本管理大师石川馨。因果定律根源于资本趋利的本性。只是，这里的资本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人性中实现欲望的动能。它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有时力大无比。比如张献忠。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十二曲——聪明累，恰是明末社会政治经济状态的生动呈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只是现象，明朝的衰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民智正在开启。要民智，皇权在找死；不要民智，皇权在等死。明王朝选择了后者。典型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维持了王朝百余年的稳定,但结果就是明代的整体状况都以四个字作结：停步不前。必然结果是国衰民穷，元气渐失。同时，兵马训练不足，官兵吃空饷，无战力可言。东林党争，忙于权斗，不理正事，官场腐败，八股盛行，官员都互相奉迎，空话套话假话大行其道，少见真话…… 这一切都表明，一个王朝已过了保质期，气数已尽。 明天启末年，陕西全境干旱绵延，虫灾泛滥，禾苗枯焦，饿殍遍野。明财政因之更拮，赈济成为空谈。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陕北地区爆发的农民暴动，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是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是宜川的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继而是洛川的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的王大梁等响应…… 农民斗争的烈火，很快燃遍全陕。 张献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事的。从定边暴动、中原混战、诈降招抚，到重举义旗、入川掠黔、鏖战湖广，再到成都建国（大西国），张献忠用14年，谱写下了中国农民反暴史、爱国史、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 然而，大西国的沉没，只用了短短3年。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呈现了什么？ 开始不一定就有所谓宏大之志。这个生于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今陕西定边县），字秉忠，号敬轩，叫张献忠，外号黄虎的小子，从小就聪明倔强，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出身贫苦，跟父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后为捕快，继入边兵。当这一切，把一个黄土地上稚气刚烈的小孩，历练成一个叱咤风云的陕北汉子的时候，摇摇欲坠的明末乱世，给了他揭竿而起的冲动，让他不经意间走进明末历史，最终成为一代枭雄。 把目光指向张献忠的出发，是因为想起纪伯伦。 卡里·纪伯伦的诗《先知》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诗歌的意境高阔而富有哲理，审美空间很大。“出发”适合于每一个人；而“远”肯定不仅仅只是指时间和空间；“为什么”是目的，出发时可能是明白的，也可能稀里糊涂。张献忠的出发属于哪一种，或大西国属于哪一种？ 我越是思考，越陷入迷茫。 定边起事开始，张献忠只是附从，即积极响应王嘉胤号召，打出反明旗号，直接原因或导火线可理解为因为明末的衰落、暴政及灾荒，民不聊生所逼。当清军入关后，不，准确地说，是当他的反明大军，连同明军一样，遭到清军威胁后，又突然转向联明抗清。联想到在此之前，在李自成陕西大败，刘国能河南归顺，自己南阳兵败，面临被灭顶命运时，他对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诈降，躲过灭顶之灾、骗得军饷，苟延残喘，得以休养生息后，他又再举义旗；以及与明王朝残部和李自成的合合争争。我更相信，这一切更像是欲望驱使的投机。 由此可见，大西国的沉没，沉没于一种政治投机。 张献忠的义军在攻下凤阳城后，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众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将其处以死刑；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的富户杀得一干二净。这样的杀富济贫，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并不鲜见，它确实可以鼓动人心，让点燃的野火，烧毁挡在前面的许多障碍。可是，平心而论，世间一切富户人家的财富，包括当下，是否都来之不正，有没有正常的劳动创造和积累的成分。如果有，他们就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应当得到保护和扶持。无区别地将“富户杀得一干二净”，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场革命的性质；如果都是这样，这世界谁还敢勤劳和创造？ 可见，大西国的沉没，沉没于对财富创造的摧毁。 在大西国，孙可望之于张献忠，就好像清代的皇太极之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能力远远超过老汗努尔哈赤，满洲人能够从努尔哈赤晚年“杀尽无谷之人”濒临崩溃的混乱局面中走出来，并走向日益强大和正规，全赖皇太极的奠基和努力。而孙可望的能力也远超张献忠，大西军能从张献忠末期的滥杀和军事惨败中恢复元气，并走向日益强大正规，孙可望功不可没。 张献忠是识才善用的。战乱无常，祸福须臾，他早就指定，自己如有莫测，由孙可望接任。张献忠战死，孙可望继任，没有辜负张的重托。在遵义，他召集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一起，开了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重新颁布军纪，规定除了战场杀敌之外严禁乱杀人，诛杀了蛊惑张献忠大行屠戮的汪兆龄等人。经过这番整饬，重新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在云南爆发沙定洲之乱时转进云贵，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挽救了大西军，也挽救了此后十几年的抗清事业。 在此后的征战治理中，孙可望更大显其能。 他领导建立的“营庄制”，避免了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剥削，消灭了中间商，降低了佃农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库收入。他在产铜地云南强力废除了贝币，铸造了“兴朝通宝”铜币，大大促进了治内商品经济。他联合几位义弟，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将落后的云南边陲，经营成了南明中后期抗清运动坚实根据地。在孙可望及其三兄弟的联合治理之下，到己丑（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出现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们，也称之有“熙皞之风”。 孙可望也随着政绩的彰显，成了南明永历、大西联合政权里，名义上的二把手——秦王，实际上掌握着最高权。 如果…… 是的，历史在关键时刻，总难免出现太多的如果。 如果不是孙可望此时逐渐地被成功昏了头脑，野心膨胀，权谋私用，心生嫉妒，邪从欲生，大西国的历史可能改写。可是相反。为树立自己权威，他独断专行，自己说的任何事，弟兄们都必须言听计从，不得非议，更不说百姓；他还当众屡屡羞辱李定国、刘文秀两位重将及出生入死的义弟，导致将帅失和。如果不是孙可望在野心的驱使下准备代永历而自立帝，失去道德正义的感召力。如果不是孙可望不得人心地发动内战，战败后还不顾廉耻地投降清廷，如果在清老一辈元勋多尔衮、多铎、豪格、阿济格等纷纷死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联明抗清路线，如果有“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界，以中国为重”“宁死荒郊，无降也”的张献忠义子、卓越军事家李定国的英勇善战；如果有“天下皆降闯不降”“大江东去浪千叠，三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又上茅麓山耶”的李自成侄孙李来亨的鼎力助战，实现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伟业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可惜，这一系列的假言判断，都变成了反向实际。 …… （节选自《沉没的王朝》，详见2021年《美文》八月号） 周闻道，本名周仲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经济学家。在《人民文学》《花城》《十月》《钟山》等发表作品550余万字；出版文学专著1６部，４１0余万字；经济学专著3部，100余万字。曾在香港《信报》《商报》《经济日报》等担任财经专栏作家多年。获各级文学奖项多项，作品收入《大学语文》，人教版高中教辅材料及数十种年选、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