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做出版，没能赶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井喷期。跨过世纪头几年，喷发暂息。我入行，恰好就在那个清冷时点。

世上好些小行当，行外人看着不起眼，行内人看来却英才蔚起、风云际会。出版就这样。初进集团那几年，我的日课之一，就是认数祖宗牌位。除了清末王先谦、叶德辉等湘籍出版家，更多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业界攻城略地的“右派军团”“四骑士”，等等。其时他们多已作古，健在的也已退休，一时风流云散、星辰寥落。关于他们的传说，却始终都在。但凡谈及湖湘出版的种种荣光，这些人依旧是话题中心。倘与外省同行聊天，你若讲不出三五则有关他们的掌故，必遭质疑和鄙弃。

这种同行间的闲聊，谈及最多的，是钟叔河先生。

头几年，我和钟先生同住一个院子，后来我搬去近郊，先生仍旧住在院子里。先生所居的“念楼”，就在集团办公楼后面宿舍的二十层。照说可以时常不期而遇，其实相见一次很难。先生平素不散步、不串门、不聚餐、不送客，除了偶尔上医院查体或看病，几乎不下楼。如想见他，必得跑去念楼。

先生同城交往的圈子小，除了朱健、朱正几位同辈旧好，便是周实、王平三两个忘年之友。先生不欢喜他人造访，假如事先未约妥，贸然跑去念楼，任你将那扇油漆斑驳的门敲烂，门里的保姆也不会把门打开。“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先生视这种往来应酬为浪费生命。或许正因世事通达，他才不愿纠缠在虚与委蛇的人情世故中。

头回见先生，是我刚接手集团的董事长，去做礼节性拜访。办公室联系了好几次，先生才给了见面时间。乘梯上到二十层，楼道里光线昏暗，很费劲才找到那块竹刻的小门牌，上面是先生手书的“念楼”二字。“念”字除了是“廿”的谐音，应该还寄寓了先生的情感或者事业上某种心心念念的东西。先生深藏于心，外人也不敢妄加猜度。

保姆将我让进念楼，领入客厅，说先生马上就出来。客厅显得有些窘迫，家什虽不多，但每样体量都大，若与房间的面积匹配，已属超大配置。叫虽叫客厅，看得出这里除了会客，还有更混杂的用途。可见，会客在先生的生活中，是件颇不受重视的事。东西两墙摆满书柜。柜里的书，开本、版本驳杂，且多为旧书，有的已破损，间或几本新的，都是先生自己或老友新版的著作。书柜顶上，挂着或摆着装裱过的友人手札、条幅，都是文化界声名显赫人物的手迹。媒体做报道，必谈先生与上辈、同辈文化名人的交往，大抵与记者在此所见的这些手迹有关。客厅的正中，摆着一张英式斯诺克球台，台面深绿的绒布已褪色，看上去像一片久无赛事的足球场。球台的木框有些磨损，可见球台并不是一种摆设。先生有经常比赛的球友吗？好像过去是夫人，夫人走后，先生就很少开杆了，偶尔打打，那也是先生自己与自己比。这是先生主要的体育运动，但我猜想，或许更是一种精神运动。一个人屏蔽身外的世界，只把自己当对手，倒是令人生出些绝世剑客的想象。靠窗，有一套皮质沙发，款型老，坐着也不舒服。先生不换，可能是刻意为之，他不希望客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闲聊，浪费自己的光阴。

先生从里屋出来，一件白纱T恤，一条宽宽大大的蓝布短裤。魁伟挺拔的身体，几乎把门洞塞满。

未等我开口，先生便用地道的长沙话抢先开腔：“不要来唦！咯热的天。”虽是客套，却也是心里话，表明他对这种礼节性拜访的不在意。先生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开空调。季节还在夏天的尾上，有些热，屋里只有一台老式风扇，躲在房角静静地左右摇头。我说不用。我知道上了年岁的人，天再热，也不可骤冷受凉。

那年先生七十六岁，看上去也就六十的样子。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胸腔共鸣，听着中气十足。似乎觉出了气氛的些许拘束，先生旋即转移了话题。我感觉，先生对某件事不屑或不悦，便会制造一点尴尬让你感知，然后话题一转，将谈话变得轻松融洽。去见先生前，有同事告诉我：先生贼精，见人人话，见鬼鬼话，全无老学究式的古板乖张。我倒觉得，先生的精明圆通中，依然心有所秉，“性有所任”，只是让人有感即止，不会把人做绝，把天聊死。

先生照例说到周作人，继之是胡兰成、林语堂、张中行、汪曾祺那一路作家。我知道，他是周作人的忠实拥趸，早年便与之通信。这也是先生挂在嘴上的荣光。先生的文字，倒未必受到了多大的影响，但文化的旨趣甚至处事的态度，却颇受熏染。后来先生主持编辑了周作人的多种文集，每一种，从编辑体例、入选篇目到前言后记，都见出对周作人的独到见解。我没有附和先生的观点，便说现代散文，周氏兄弟各自开启了一个源头，且各自高耸成峰，至今无人企及。对这两座高峰，各人可有偏好，但若就文学史的意义言，拿两兄弟的文章彼此否定，则显偏狭和短见，古典散文现代化，这两条路或许永远并行不悖。先生听完，并未赞同或反驳，眼睛却为之一亮，余下的谈话，明显少了先前的生分。

话匣一开，先生不是一般地健谈。他能将圣贤经典、稗官野史和民间掌故糅作一团，庙堂江湖、学界文坛的旧事新闻如数家珍。初听觉得信马由缰、随性散漫，回头一品，却句句都扣在话题上。尤其先生的记忆力和思想敏锐度，几胜青年。这一功夫，我只有在长先生几岁，自诩为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先生身上见到过。大概人活到相当年岁，文化做到相当功夫，都会具有某种生命的超越性。俗话说树老成精人老成怪，先生躲藏在念楼里，似乎已将自己修成一个精怪。

先生自称少时顽劣，读书随性杂滥，能在兄弟辈中胜出，全凭几分灵性。高中未毕业，便跑去《新湖南报》当了编辑和记者。“文字靠天，文章靠练”，记者天天要出稿，那期间先生的文章得到了严格训练。

1957年因言获罪，被划右派。那几年，先生的确对新闻乃至政体谈了些意见。严格地说，那不是什么思考严谨的政治洞见，只是书中读到的一些常识。先生觉得当时的许多做法，违背了新闻和政治的某些常识通则，需要修改矫正。以先生当时的学识和见识，还认识不到所有常识和通则，都只就某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而言，任何旨在破坏一种旧体制和旧文化的体系性革命，所有常识通则都将被击碎。

如果不上升到反社会反主义的政治高度，仅就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意识而言，先生的确算得上一个右派，我甚至认为，先生整个的人生态度，都是右倾的。在一个正常秩序的时代，左、中、右三类人维持了社会的基本平衡，左派是社会的激变力量，右派是社会的锚定力量，左派要维新，右派要守常。先生却在一个变动不羁的时代里，始终干着守常的事。当然，历史上常有以左派的动机复古，以右派的动机变革的案例，但究其基本人生态度，左派终究是左派，右派终究是右派。先生是一个本色的右派。因为本色，所以不可以教训，到了“文革”那种万马齐喑的年代，先生仍忍不住发表了“污蔑攻击”的言论，最终被判刑劳改十年。

说到当年的右派，曾有两个生动的比喻：六月蚊虫遭扇打，吃了嘴的亏；飞蛾扑火自烧身，上了火的当。就先生来说，前一句是合适的，先生也曾坦言：自己好以言逞强；后一句则未必恰当，至少先生成为右派，说不上是受骗上当。右倾的人生态度，加上随性顽劣的个性，先生不当右派，谁当？

先生平反出狱，被胡真作为“右派军团”的战将招至旗下，安排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胡真其时为出版局局长，对新时期湖南出版而言，这是一位总架构师和操盘手）。看看先生所提的选题对象：曾国藩、周作人、清末旅外作者群……以当时人们的认知，哪个不带右倾色彩？后来许多人说，这些选题显示了先生的政治敏感和职业勇气，其实只要先生当编辑，不论未来的政治与文化走向往右往左，他愿提出的总会是这些。在当时，这类选题都有些犯忌。先生的过人处，不在于有胆识提出这些选题，而在于有办法将这些选题做成。他不仅没有因此获咎，反而挣得了很多荣誉。有个恰好相反的例子：先生手上有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旧书，他拿出来让好友朱正出版，朱因此受了严厉处分，多少有点责怪先生。先生听了一点不负疚，说朱受处分是因为操作不当，如果是他运作，不仅不会受处罚，而且会赚很多钱。他说自己会把这部书做内部参考资料出，先收钱再发购书票，最后凭书票领书。定价50元一本，根本不需要卖得吆喝喧天，社会影响不大，经济效益不小。先生的操作方法的确鸡贼，说得朱正只得自认操作不当。先生与政治，就像一对猫鼠冤家，斗得越久，老鼠变得越古灵精怪，到后来，先生的确有了一种游戏心态。和朱正这种“砍倒树了捉八哥”的刻板学者相比，先生算得上是个云淡风轻、拿得起放得下的老江湖。

1988年先生提前退休，原因是在社内一次公开竞聘中落选。当时先生已调至岳麓社任总编辑。因为社长和总编辑都是正职，工作上两个职务总有些磕磕碰碰。先生的落选，固然与选题取舍、社务管理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先生职业眼界高，加上性情耿介，多少有些曲高和寡。可见先生的所谓精明，并未真正用到日常为人处世的细节上。以先生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他当然可以执拗地为落选讨说法，不退不让斗争到底，也可以让上面重新安排领导岗位，但先生选择了提前退休。这其中自然有不与为伍的傲世心态，更重要的，还是先生人生抉择的大精明，即屏蔽社里的是是非非和社会上的纷纷扰扰，躲进念楼，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编辑和写作，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当先生完全退守念楼，反而成了一个高居云端、可望而不可即的出版传奇。

右派后来变成了许多人的一件人生华服。似乎当年能被划为右派的，都是政治上有大见解、文化上有大建树、人格上有大节操的人。右派中这样的人当然有，但绝非人皆如此。当然作为一种人生补偿，人家经受了那么残酷的打击甚至迫害，回头作为一种人生资本未尝不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时代公正。只是钟先生没有裹着这件华服安享晚年，他以每日不辍的编辑和写作，开启了人生最笃实而华彩的时段。先生少时的顽劣秉性，悉数被熔铸到事业中。先生的“顽”，表现为对事业目标的执着坚守，三十余年如一日，领着社里的年轻人，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编辑周作人先生的文集；先生的“劣”，表现为不从流俗，不循定评，将自己对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对外交流史的思想率直表达，使他的那些叙论和散文，成为考据有独径、立论有独见，文字老树精灵、思想超拔飞扬的文化精品。先生的文章乃至人生，由顽劣而至于精怪。

这三十余年，先生虽“闭关”在念楼中，声名却日渐隆盛，影响却日渐深远。在当代中国出版界，先生应该是极少数走出了行业圈子的人。出版是名山事业，一辈子青灯黄卷地冷坐，也许能换来后世的些许声名，但也大多囿于读书界，如先生这般能走出文化人圈子，被当世奉为公共人物的，实在凤毛麟角。有一回汪涵见到我，请我帮忙找套书，竟是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社里没找到，最后逼着一位藏书家割了爱。汪涵得书，感激不已，说钟先生是他最崇拜的文化元老。丛书100本出齐，汪涵策划将先生的故事做主题，在其节目中为丛书做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推广。汪涵主持的是娱乐节目，我担心钟先生在非知识界受众中缺少影响，汪涵却信心满满：先生已是跨界偶像，小朋友们十分崇拜这种文化活化石！节目的收视率果然高，证明了汪涵的眼光和判断。除了各类媒体的报道，出版界也接二连三推出了《众说钟叔河》《钟叔河书信集》等图书，助推先生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记的公共文化话题。

作为一代文化偶像，先生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其编辑和写作，另一方面来自他与前辈和同辈文化名人的交往。先生编辑的多种图书中，影响最大的是“走向世界丛书”。在改革开放大门欲启未启的那一刻，先生将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文字记录编辑整理，将那段悲摧时光中国人忍辱负重走向世界的坚韧毅力、坎坷心路展示出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丰沛原真的精神参照，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外交史、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素材。这个工程浩繁的史料集成项目，耗费了先生半辈子的心血。尤其是亲自撰写的二十余篇叙论，凝聚了先生的思想、学问和才情，是中国当代既研究有据、又立论高蹈，既忧国忧民、又趁才纵情，既专注精深、又天马行空的史论。先生素倡短文，所著的散文，亦多短小精悍，而这些叙论却洋洋洒洒，都是非尽意而不收笔的大块文章。与清际作者的文字一并，今古互鉴，堪称双绝。

在与前辈名流的交往中，先生是位有心之人。所谓有心，一是真诚讨教之心，二是终生铭记之心，三是名师高徒之心。先生与周作人、钱钟书夫妇等的交往过从，对先生的编辑与写作形成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其声名形成了重大影响。先生不断讲述这些故事，展示这些信札，让人明确感受到先生交集之高伦、取法之高蹈，所谓学问有源、师从有脉。公允地说，先生对世道人心见识通达，在如何运用人生资源上绝不迂腐。先生虽看不上编撰故事去做名人秀，但也不愿把真实的过从交往故作矜持遮遮掩掩。一个文化人，要想走出圈子，除了卓越的学术或艺术建树，重大事件在不在场，著名人物入没入眼是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要有故事可讲，并能把故事讲得精彩动听。读读黄永玉先生写沈（从文）老，余秋雨先生写巴（金）老、黄（佐临）老的文章，我们便能理解钟先生的这种“有心”之举。当然，由此也可以见识钟先生古灵精怪的另一面。

“走向世界丛书”初编出版后，重大的社会影响与清冷的市场反应形成了反差，拟定出版的另外六十多本是否续出，出版社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有些犹豫。钟先生告诉我，另一家出版社愿出，问集团是否允许转让选题。事后有同事说，这是先生欲擒故纵，意在以此催逼丛书的出版。不管先生是否用心使计，我觉得这套书必须按策划如数完成。当即找来岳麓社社长，令其加快推进丛书编辑出版，并承诺拨付专项经费。集团每年挣十多亿利润，如果因为经费使丛书残缺不全，甚至被人抢走，我觉得不仅是自己的失职，也是湖南出版的耻辱。有了“不差钱”的底气，先生领着曾德明、杨文辉等年轻编辑，于2017年将丛书100本全部付梓，先生平生最大的一桩心事，终于如愿以偿。

我知道“走向世界丛书”早，大约是在丛书刚刚立项的时候。钟先生有一个交谊甚笃的朋友，名叫朱健，当年是“七月诗派”成员，后来被打了“胡风分子”，复出后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工作。我认识朱健先生在先，钟先生的好些故事，是从朱先生嘴里听来的。比如有一回在旧书店，钟先生看中了一本民国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书已被人抢先得手，那人正在掏钱付款。先生灵机一动，说书是家中孩子偷出来的，专程跑来赎回。书店老板和付款人一听，觉得既是书主不舍，只好让先生把书“赎”了回去。丛书编辑的信息，也是从朱先生处得知的。但真正找来丛书阅读，却晚了好些年。

一年在青岛，偕友拜谒康有为先生故居，得知变法败后亡命，他曾经游历海外三十余国，我便心生好奇与向往，于是找了他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来。康有为原本文章笔走龙蛇、势若江河，辩史鞭辟入里，状物栩栩如生，加上感时忧国的那一腔义愤，读来自然上瘾。之后我又将丛书初编中的大部分读了。由此我理解了钟先生编辑丛书的深意：中国如何走向未来，取决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我领悟到，一个现代人，如不了解世界的来路与现状，便永远活在古时的夜郎国里。从此我将海外游历当作重要的人生课程，不仅带着身体，而且带着灵魂上路，先后游历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并仿康有为，将所历所思记录下来，后来编辑成了一本散文集《满世界》。

因为我的游历和记游与丛书相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提议请先生作篇序言。我拿了书稿去念楼，心中颇忐忑，不知先生是否看得上。先生若不入眼，虽不会直挺挺说文章不行，但一定会找一个得体的理由婉拒。先生爱惜羽毛，在圈里早有口碑。我战战兢兢说明来意，先生果然怅然一叹：“唉！你早几个月来，这事都好办！给你写篇序也是应该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我已宣告年事已高，不再为人作序！”随后起身找来一本杂志，果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自此不再为人作序”的宣示。于情于理，我不能强求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食言，于是收回了请求。

大约过了半月，办公室主任小贺乐颠颠跑来，双手递过一张纸，其上有蝇头小楷所书的一段文字，竟是先生为《满世界》所写的“感题”。先生没破“不再为人作序”的规矩，却还是为我的新书站了台。这便是先生的精怪处。先生做事，大到政治操守、文化理想，小到待人接物，规矩是不肯破的，但是他总能想出一个办法，既不自毁规矩，又能把事做周圆了，让方方面面于情于理都过得去。

感题用毛笔正楷写就，且评价远超期待。先生说：“比康圣人游十一国时的眼界要高，是现代人在观察现代世界，思考现代中国了”；说“文字洗练干净，的确很好”！我满怀感激跑去念楼致谢，先生说：“看过书稿，感受就是四个字，的确很好！如果不写几句话对不住，不是对不住人，而是对不住文章。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这般年纪，能写出这样一手文章，真没想到！”

又过了三四天，记得那天下大雪，先生再差人送来一张纸，是改过的“感题”。所改之处不多，且都是增删两三字，文气却更为顺畅了。其后先生又改了两次，也都是一两个字。一篇三百字的短文，先生竟前后改了四稿，这事令我感慨万端！先生对文字的讲究，确已入魔成癖！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先生都在为这短短的三百字推敲琢磨。我知道先生睡眠不好，常常子夜醒来便不再入睡。想象先生有二三十个夜晚，躺在床上为这三百字思来想去，心中十分歉疚。

先生素倡短文，所辑国学选本，都是寥寥数语、字不过百十字的短章。自己所撰散文，亦多一事一记，即起即收，文字如斧斫刀刻，绝无丁点拖泥带水。我读文章，凡遇好文字，必先吟诵数遍，然后动笔逐字修改。既是好文章，当然可以删削更改的地方不多，但偶有一处，于作文便是大收获。读文章不如改文章，改文章如同你自己写了一遍，且是用远高于自己水平的标准来写，其心得当然也高于平常的随性写作。我读钟先生的文章，亦时常试图动手删改，却每每不能遂愿。好些次，搜肠刮肚更动一个词，比较来比较去，到头还是改回先生的原样。以前只道是先生的文章浑然天成，“感题”之后才明白，除却过人天赋，先生的文字是焐在心里慢慢磨出来的。这似乎与先生的趁才随性相左，然而世上的大师或大家，哪位又不是多晶面的矛盾体，哪位不折射出赤橙黄绿的多彩光辉？我揣摩，所谓的大家，大就大在能将彼此矛盾的人性因素和人格侧面，浑然天成地聚为一体，他们无须执白弃黑、得一舍二，也不会捉襟见肘，真正是他们个性的尺度、人格的空间远大于寻常人。

年初，先生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了一本国学读本，题名《学其短》。所选篇目均为百十字短文。每篇所配点评，文字虽精短，却足见先生性情的特立与文字的老辣。插画由著名画家蔡皋先生精心创制，画文相配，可谓绝世双璧。但此书以儿童作为目标读者，定位却不精准，若要品出该书的精妙，须有相当年龄，因而我觉得是一本难得的青年国学读本。因为疫情，不敢造访念楼，便给先生写了一封书信，建议再版时，在定位上做些调整。我同时要求集团把这本书发给编辑，人手一册，作为文章和文字的研习范本。先生回信致谢，不是因为颁令发书，而是因为我对定位的建议和对该书价值的认同。

因为一再请求，两三个月前，省委同意我卸任在集团的所有职务。移交前的最后一项工作，便是去念楼看望先生，并落实先生文集的出版。先生听说我可以从经营管理事务中解脱了，由衷高兴。先生说：“像你这样的董事长，尽管日后很难找，但再搞下去，对你个人损失太大，其实这也是文学界的损失。”先生以己作喻，说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是退休后的这三十多年。

从第一次登念楼，至今差不多十五年了。我和先生，由同事变成了朋友、文友。作为一个晚辈，先生认可我，或许不是因为我和同事把集团做成了中国出版业的龙头，做进了世界出版的第一方阵，至少主要不是。先生更在意的，应该还是文章，尤其是文字。作为一位出生在湖湘的读书人，先生当然不会忽视我的商业成就，因为求其事功，是湖湘读书人共同的追求。然而先生毕竟是读书人，以文章扬名立万，自然在兹念兹。据此推论，先生取名念楼时，无论还有什么具体寄寓，但其心心念念的，必定还是学问和文章。

先生依旧健谈，思维活跃一如往常；先生依旧健朗，身板挺拔一如往常。先生虽已年届九旬，然而气色与精神，的确不让花甲。我问先生是否常打斯诺克，先生说偶尔打打。他信奉人的健康主要靠精神运动。俗话说人活一口气，那是指精神要完足饱满。

临别，先生送我一本《编辑钟叔河》。书是香港出的，由著名电视人彭小莲策划和主撰。这位素具文化反叛精神的湘女，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交给了这本书，交给了钟先生。如果不是身患不治之症，她应该会用镜头来记录这位她所敬仰的文化前辈，后来只能用文字，应是有些遗憾的。通过这部“纸上纪录片”，她塑造了一位跨时代、跨世纪的文化斗士，她强调了个人与时代冲突中命运的自主性，个性与潮流冲突中选择的自主性，她将自己的文化情愫与姿态，较多地敷色给了先生，读来有点高大全的陌生感。彭小莲一直在用镜头和笔追记她童年经历的那个时代，而先生却已经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了。她或许很难理解，一个左右逢源而又操守自持，一个万欲皆具而又无所不轻，一个意在有趣而又终有所用的文化精怪，比一位执剑荷戟的文化斗士，于当世于未来，应该更有意义和价值。

回首近世湖湘的文化大家，王船山、魏源、陶澍、曾国藩、王闿运等，虽都是义理与事功兼求、学问与世事皆通的人物，然钟先生与之相比，依然显得超迈与灵异。先生的学问与文章，说到底不是做出来，而是活出来的。先生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他人截然颠倒：人家发蒙苦读，他却纵情玩耍；人家积极上进，他却消极右倾；人家委曲求全，他却自投囚牢；人家谋取权位，他却退守书斋；人家安享晚年，他却奋发编著……先生以其前半生，尝遍、悟透了人生的苦乐悲欣，仅用半辈子，走完了远比他人一生更加坎坷漫长的人生旅程。余下的半生，他便躲在念楼里编辑和著述，确乎避世很远，却又入世很深……

先生是不可模仿的。因其逆行的人生，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意外和例外。

先生起身送我，立在门边显得苍劲而伟岸，仿佛一棵老树。在天山、长白山、阿尔卑斯山和热带雨林中，我见过那种历经风摧雷劈、树干满是疤痕，却依旧挺拔遒劲、生意倔强的老树。当地人会在树上挂满红色的布条，隔三岔五供奉跪拜。在他们的心中，老树已修成精怪，变作一种不可思议、不可亵渎的灵异之物。眼前的先生，不就是这样一棵老树，一棵历难不死、成精成怪的文化老树吗？

【作者简介：龚曙光，湖南澧县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天涯》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逾100万字。著有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等。曾获韬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