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养宗，1959年生，著名诗人，现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代表性诗集有《水上吉普赛》《去人间》《制秤者说》《一个人大摆宴席——汤养宗集 1984-2015》《三人颂》等。获鲁迅文学奖、丁玲文学奖诗歌成就奖、福建省政府首届百花文艺奖、储吉旺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诗刊年度诗人奖、新时代诗论奖等。作品被收入各种选本，针对诗歌文本问题写有诗学随笔，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传播。

我读书的场所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一处在大海的水底下，另一处在一座尼姑庵的围墙边。

一切的悲愤皆来自我这辈子再也无缘踏进大学校园了。“我要读书。我要自学一点书让自己强大起来。”是我每每打开书本时都要默念一遍的一句话。

萌发这个意识时，我已经告别父母出来当上了一名海军部队的兵。当兵的第一年在上海海军第一训练团接受了一整年的舰上声呐专业知识培训。空余时间我到上海南京路书店里买到了许多属于大学中文系课本的书籍，最初只是想了解一下，看看命好的同龄人在大学中文系里，都读到哪些书籍。

这有点像是在有意地要跟谁赌气，同时也是让自己接受下一项人生的任务，那种谁也不能透露的内心的秘密，一个人对空而战那样一头守到黑。后来，不知不觉中深陷于不可自拔的阅读乐趣中。所谓春蚕吐丝，竟不知吐出了一条丝绸之路，说的可能也有这份意外。

后来我被分配在海军舟山基地517号导弹护卫舰，当上了一名正式的声呐兵。那时二十岁上下，班里分配给我的战位是仅我一人看守的声呐升降舱，战位的操作非常简单，每当军舰出海需要打开声呐演练或搜寻海底目标时，位于甲板上声呐工作室那头的班长便会下达命令，由我把声呐搜寻杆下降到海水深处，过后再把它上升恢复到原位。

这给我提供了大把的一个人可以做主的时间。几年时间中，都是因了这个与人隔绝的声呐舱，我在悄无声息又自由自在中偷偷读了许多书。

这个声呐舱距军舰甲板至少有二十多米深，属于整艘军舰船舱的最底层，从甲板来到这里隔着一层又一层的舱体才能到达。在一个水兵舱过道的一侧，掀开两层铁盖的盖板，再沿着一架垂直的铁梯而下，才能来到这个有点神奇的地方。这里也是整艘舰体湿气最重的部位，至今还在严重困扰我的膝关节炎病就是在这里落下的。

这就是我当兵时的“书斋”。处在水平面以下的海水深处，只要侧耳听去，四周都是水波冲流与摩擦的声音。一个人坐在这里，边上像有人正细细地与自己唼喋私语，仿佛是海底中有人正附体在船舱地板下找你聊天。

当再想到这地方正处在大海下的腹部，便会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沉浸中”的人，没有人看到你，你已经与世隔绝，深深的海水那头，有人可以为你作证，却永远是无法相认。

如果我这时正处在阅读中，我便会感到眼前所有值得领会的文字，也会在轻轻的荡漾中进入大脑喧响起来，产生可以融入大海而鼓荡起来的效果。因为海水这时正在你的左侧，也在你的右侧，或者既在你的脚下，也在你的头顶。你，就是在大海的一个房间里读书。大海在上下左右，都是你要看到的文字。

更神奇的是，每当军舰出航后，我的阅读又出现了另一种情景。那时，整个人与这艘军舰都是漂浮着的。船在行进，我的阅读也在行进。感觉到在向后退去的浪涌中，有两样东西在并排着向前走，一样是我正在阅读中的书籍，另一样是穿越在水波之间的舰船，而它，也像在一米又一米地阅读着海水。

这让我在阅读中有新奇的行进的速度。这种速度放在书籍的章节里，有着整个身心和文字被谁一起端走的感觉。

这种感觉十分迷人，在你与一本书或一段文字共同前进的时候，你分不清是自己带走了一本书，还是这本书正在把你整个身心地带远。你翻动书页，内心中突然有了迷人的幻觉，感到自己同时也在一页又一页地翻动着大海。

这是一种带有双重性的穿越，海水与书籍也在同时被翻动书页。你必须在阅读中警醒自己，你必须与自己的阅读相互追赶，因为你的阅读速度也是一艘舰船的速度，你所处的地带也是这艘军舰行程中的所在。

我吃惊地发现，这种置身于海水底下的阅读，一个读书人的肉身会感觉到是形同虚设的。因为在那阅读当中这个人已经化作了大海的一部分，他的思维也会在整体的海水里喧响着，鼓涌而起或者突然陷落，一切都是随着大海的呼吸而呼吸，灵魂不知是在下沉，抑或飘升。

我实在迷恋这种置身在海水里阅读的经历，面对文字而海水在头顶劈头盖脸地翻涌而过。一种自身无法拒绝的深深淹没，及阅读中突然又被高高地托起，成为另一种激活，成为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精灵，在自己所要的文字里停下或者离去，羽化或者空荡荡。

而后军舰突然停住，靠岸，我从最深的舱底爬上来，登上甲板一看，发现自己的船已经来到了另一座城市的另一个港湾。也像是，大海翻出了崭新的一页。

这种迷幻的经历与感觉，后来都在我的写作中有了深刻的体现。我后来的文字显得那样摇晃及虚实难辨，还有多维的对待事物的视觉与习惯顾左右而言他的伎俩，不得不说都与这段阅读经历所带给我的奇幻的感受有关。

人生的开悟处往往是在一灯即明的暗室，而我的暗室就在这四处都是波涌之声的海底中。

而我还要感谢允许这样去阅读的另一个人，他就是我的班长，来自浙江丽水的老兵李景华。整艘军舰上百人中，只有他一人知道我在自己的战位上偷偷阅读大量的文学书籍。大概同样都是来自农村，他对于我的这种爱好，睁只眼闭只眼地惯着和掖着。

但他不知，这助推了他班上这个兵蛋子后来走上长长的文学道路。如果没有这个独一无二的读书环境，我一生的文学梦当初怕是就要在当兵服役这几年断链了。同时我不知后来的我，所延续下去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的人生。

2020年底，我这位阔别四十年的老班长，终于带着他的太太以及几位朋友来到我所在的家乡霞浦旅游，当他在这里的一些景点上看到我的文字时，才知道当初那位小兵偷偷摸摸躲在船舱底下看书，便是为了能够写出在今天他所看到的这些文字。

两年前，他突然在相关媒体上得知自己过去的战友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惊喜之下也不知从哪里拿到我的手机号码联系了我。班长，你是我的文学贵人。

再来说我的另一个读书场地。

部队复员后，也可能是我有文学功底这个条件，我被安排在本县闽剧团里跟班写剧本。这份工作一干就是八年，直至后来考上公务员调到县文联任职。现在，我手上还留有一本作为编剧的职业资格证书。

让我诧异的是，我不知冥冥中有没有谁故意为我编造了一个地址，说我在这个地盘上必须要与这个地址黏合在一起。我在这个素有海滨邹鲁声誉，曾是福宁府所在地的古老县城里，住下的地方名字竟然叫文章阁。

我来时，这里还遗存着好几座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房子，白墙红窗，房子与房子之间连接处有回廊，回廊上连片打开或关闭的百叶窗及室内大多作为摆设的壁炉，仿佛还留有曾经主人的生活品味以及聚散的情景。

一百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曾在这地方留下了一所爱婴医院。现在一半是县医院的宿舍区，另一半则是县剧团的团址。从规模上看，上帝的圣徒们为了自己神圣的使命，也是不计血本的。

我住的那座房子算是整个团舍区的主楼，原因是楼房四周都留下了开阔的空地，建筑物的地位历来是不与谁拥挤在一块。走进这座楼，必须先经过一个悬空的吊梯，走过时就有一种要与尘嚣隔绝的感觉。我见到它时它就老了，由于年久失修，走上楼时，整座楼便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楼上只住着五户人家，其中一位是刚刚退休的剧团老团长，我的宿舍就在他的卧室对面。

吱吱嘎嘎中，我发现这个房间里竟然也有一扇百叶窗，这真是好命。我就在窗前安放了一张书桌，墙边以及床的一半面积，用来摆放自己带来的许多书籍。

安放好相关生活物件后，我嘴里蹦出了一句电影的台词：“准备战斗！”说完这句话我又立刻发现，百叶窗的下面有一道围墙，墙那边竟是一座尼姑庵。并且，在这扇窗对面不到十米的地方，就是清一色的比丘尼们念经的道场。

由此开始，我这边的读书写作与那边的晨钟暮鼓有了长达近十年的关联。彼此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空气，却从来不曾有问候与交往。

这座名为柏翠庵的庵堂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远离人尘在泉林中听风听雨，而是挤在市井里与俗世为邻。它最初的建筑年代无从稽考，宋《淳熙三山志》及明万历年间版的《福宁府志》始有稀疏不详的记载，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建过一次，民国初该庵的主持若观法师又做了较大的修缮。

我想，最初有它时，边上还不曾有民居侵凌。而后，时间把一切又掺杂到一块了。

这样一座始终不知其身世来历的比丘尼庵所，与我这个因命运随意的安插而到来的人突然隔墙居住在一起，如果不是一种冒犯，那对于后来成为一个诗人的我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神示的安排？

由此开始，我与这座庵堂有了两边各自的功课。以尼为邻，当时刚刚二十岁出头的我，开始进入一番刻苦而自觉的半自闭生活，一边听着晨钟暮鼓，一边打造着自己的男儿身。

我这边有从不歇下的读书与写作，另一头则是每天早晚永不漏过的拜佛念经。她们的佛事都在早晚既定的时间里很规范地举行，或集体诵经或依次走场，每每看去，那场面都别有一番热闹与气场。而我这头则显得有些孤清，只有一个人在静寂地做自己要做的事，阅读自己要读的书。

相比之下，我这边反而像深山老林里孤零零的破庙中一个人的修行。我的身体也是一座自己的庙宇，住在里头修身的人只有我一个人。而围墙的那一头，则是相拥相伴的出家人，可以互为依托与倾诉，在清寂的人生中得到另一番的取暖。

每一天的凌晨四点左右，围墙那头先是响起几声清幽的钟声，接着便擂起一阵类似于集结的鼓点。再接着，随着住持领头的一段诵经声，她们集体的声音便在四下响起，一天的佛事就此开始。

开头，我很不习惯在睡意正深时突然被一阵钟鼓声和诵经声吵醒，但谁说了，邻居是不能选择的。我只好被动地跟着起床，打开自己昨夜睡之前打折的书页，或延续耽搁在书桌上的还没有完成的写作。有时还会在嘴上嘟囔一句：“真是你我的好时光。”

久而久之，就像身体来到一处新地盘而服了地气一样，这也成了一种闻鸡起舞。

凌晨的某一刻，自己就被来自围墙那边的钟鼓声提醒，你的时间到了，请回到你的书桌旁。仿佛这个时刻也是神性来临的时刻，坐在百叶窗这头的我，身心无意间也加入一场针对心灵的修炼。这修炼，在空间上隔着一堵墙，但细细想来，那还是一道墙吗？

后来的人曾在对我的访谈中屡屡问道，四十多年来坚持凌晨四点钟起床写作的动力是什么？我说哪里有什么动力，我只是被一所尼姑庵的诵经声养成了这个习惯而已。

同时，看到隔壁墙的僧尼们那种日复一日不懈地坚持自己信仰的行为，我也为之感动地养成了自己的某些读书习惯。比如每晚看书有了睡意时，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约：坚持再看十页。后来也才知道，许多书就是在这坚持再看下来的十页中读完的。

这形成了一种速度，也形成了一种读书的方式。

在自己的速度中，我感到许多书是无法细读的，我就不求甚解地读了一些名著的目录索引集。至今还有人向我打听：“你写那些诗学随笔的本事是哪里来的？”他们不知，我那时还读过一些西方文论，甚至对一些哲学词条，只读它们的词条解析。简介式的一个词条中，竟可以打通一种思维方式。

我至今仍认为，对于一个诗人，这样读是完全可以的。有时关键性的一两句话，对诗人来说就是一本书。粗读与细读中，作为诗人的我自有自己的法则，所谓的认识事物的单刀直入法与曲径通幽法，在诗人这里往往有另一把钥匙。

那时读书，我还喜欢在书籍中写些即兴式的感想与心得，或者条条杠杠地画下许多记号。

这些记号，就是当时心里或思维中的图像,或叫蛛丝马迹。我收藏的一些书，有一些至今是不敢出示于人的，早年间在书里头做下的记号，或随意写下的几句心语慨叹，或疑问或狂怒或喜欲狂，至今自己看了，都还感到愕然。

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当地我那个年龄段中，最早接触到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一批学术上处在灰色地带的哲学家的青年。当时内地还没有公开出版他们的读物，我们之所以能读到，是省戏剧研究所作为参考资料，专门为我们这批编剧队伍从台湾那边翻印过来的。

那是伟大的20世纪80年代，许许多多的禁锢都可以打开，现在看来都很是平常的东西，在当时要与之发生亲密的接触，却需要一番勇气与条件。并且，越早能领悟到它们的精髓，越能作用于对自己生命的认识.现在想来这些书籍简直是额外的营养，并无疑在新鲜的见识中打开了我人生中额外的天窗。

那时，我领到的临时工性质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三十来元，读书中感到这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抗争。面对诸多可以沉浸进去的文字，生活之重与精神上的超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记起那扇百叶窗，记起那段茫然无依中独自苦读的日子，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个人，一个与众不同的尼姑。

在围墙那边，她除了在晨钟暮鼓中与众僧尼一起参与集体共同的庵堂佛事，每当集体的功课结束后，她都要单独地另起炉灶继续个人的念经拜佛活动。仿佛她在黄卷经书中还有更多的跋涉，仿佛非这般便无法去除内心中的其他杂念，仿佛只有让自己做加倍的功课，她才能拔除俗根，石上种莲般得到摆脱及超度。

佛堂正对着我这扇百叶窗，她不停歇的木鱼敲击声与念经声，给我的阅读或思考带来了额外的困扰。有时，我还从她的诵经声里听到她内心里出现无法抑制的紊乱，这时她的木鱼声便会失去节奏而碎了一地，本来缓急有致的声调也因无法自控变得有些声嘶力竭。

难道，作为一名遁入空门、与世无争的比丘尼，她心中还有什么需要再追赶的吗？

或者，这个晨钟暮鼓中想努力超脱出来的人，内心里也有什么还没有打通。当我这样来想她的行为，突然感到自己与她有了有趣的对比。

当我伏案在围墙这一头的百叶窗下做着自己的文学功课，便知道围墙的另一头，也有人在刻苦地做着另一场功课。那庄严的木鱼声与诵经声仿佛也是为我响起，两个人正在墙内与墙外赛跑，耳畔的经语及内心的气息虽然迎着各自的坡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努力的人也是向命运争夺什么的人。

这像突然多出来的对手，那边每每传来的敲击声在提醒我，自己做功课的时间到了，你不可懈怠自己，你跨不过去的沟壑有人正在跨越，而压在心念上的盖板，你不掀开，别人在另一头就会掀开。

这也让我有了自我认识上的压力，有时我也有阅读中的分心或者写作上跨不过去的门槛，于是，我也终于理解了围墙那一头，木鱼声为什么有时会那般凌乱。

对应着这一切，我突然有了超乎寻常的阅读速度。我似乎掌握到快读的要诀，练就了可以一目三五行的阅读法，并在过后，还可以说出这本书的许多细节。全不像现在，读一部书，要花费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想想也没什么过错，过去读书着重点在于内容与大意，而现在，侧重点只关注这个作者如何表达。

内容与意义在我现在的年龄都有现成的，只有表现的手段才是永远的迷宫。在各式各样的迷宫中，建造者不同的手段显示了人与世界之间不同的精神关系。

再后来，我发现自己的阅读慢慢跟上了她的木鱼声，那向着无边无涯传递的经语，有时还延长了我停留在书页间文字里的思考。那里肯定出现两条相向而行的路，没有任何约定地，她在经文里走她的，我在俗世中则找到了另一条属于我的路。或者，那本来就是同一条路。

我接受了这种成全。在这个尼姑安静或者乱掉的木鱼声中，我所面对的手里的书籍与墙那头的经卷，两者的界限已经变得有点模糊与相互容纳。这里头，博尔赫斯的裂变与虚实有了可感的线条与形状，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确立了我多维的语言信念，而释迦牟尼与耶稣则是我头顶共同看守天空的最高的神。

也就是在这个叫文章阁的院落里，那座四方形的白色外墙中的一扇百叶窗下，我写下了人生中第一批被外界承认的诗作。那是连续发表出来的一组组描写海洋及反映闽东原生态的疍民连家船生活的组诗。

记得著名诗人公刘读到后便与刊物联系，打听我的下落，后在《文艺报》及《文学报》相继发表评论文章，对我的这组诗歌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文艺报》上大半版的专文评论中，他甚至很性情地以“他也是一颗海王星”做标题，对我在诗歌中的写作表现及努力的写作态度，做了非常热烈与爱惜的赞赏。

我何等幸运，在自己的写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受到了名家的赏识，包括接下来本省老诗人蔡其矫先生对我一路上的提携。这些是不是与我寄居的这座名叫文章阁的地方，这座经历了近百年的英国人留下来的老房子，这扇百叶窗，以及百叶窗对面围墙那头的诵经道场还有当中的某个尼姑，都有某种关系？

是的，对于这近十年的读与写，我内心里一直有着致敬与致谢。

在那个年代，在我们这些生命降落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间单位里的人，中国的高考政策恢复后能跳入龙门进高校学习的人，都属于凤毛麟角。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要么彻底灰心丧气，永怀绝望又心有不甘地去操弄别样的人生；要么像我一样自以为是地依靠自学来补上生命中的这一课。

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落花生，小小的花瓣自怨自艾地贴着泥土朝下打开，人们很难遇到并看到它们的花朵朝上绽放的机会，见到的都是一头埋在泥土里，偷偷结下一种叫泥豆或土豆的果。

后来我又深刻地体悟到，其实人生到处都是学堂与书桌。所能读的书又分成有字的书与无字的书，那些无字的书甚至比有字的书重要得多。天下有多少专读无字之书的人，远远胜过那些表面上学富五车的人。让人活下去的道理总共就那么几个，而能把这几个道理读透悟透的人，却总是寥寥无几。

我曾在一首诗中这样表达自己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我说，没有大学，我就是自己的一所大学，我是我自己的校址，也是自己唯一的学子。不是牛头与马嘴的关系，也不是母鸡有意生出了鸭蛋，而是天下所有学府做学问的大门边，都暗中另外藏有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有鬼名堂，却又偏偏让我摸到了。

我偷偷摸摸地对自己另起炉灶，并打通过几门功课，比如练习了隔空抓物、辨识虚空的手段，能把一句旧话重新说得像第一次说出一样，同时还是玄学中的高手，能顾左右而言他，指鹿为马，认出空气中谁脸上的几颗小痣。同时，把这种看到与说到，说成对谁合理的冒犯，说成对自己这段失学经历深深的歉疚。我对自己说：我必须跟你学。也对自己说：你必须让我教。

我庆幸，我摸到了那把钥匙。

前些年，我又从原先通往文章阁的那条小巷经过，发现那片英国传教士留下的老房子已全部变成了新的楼群。那里已风物不再，改建成一所县城中学。而柏翠庵依然是柏翠庵，它依然保留着在时间中养出来的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