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每读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这一句，就回想起我的青春。

二十岁大学毕业，我在中原西南角的邓州小城，生活五年。小城有一条“三贤路”，纪念与此地存在关联的范仲淹、韩愈、寇准三位前贤。他们曾居庙堂之高，又因奏文与谏言而罹祸，贬放江湖，路过邓州（韩愈）或者任职于邓州（寇准、范仲淹）。三贤路上，红、黄、绿三种颜色的灯，像他们的手，为一个后生指出怎样的前途？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绿灯肯定，红灯否定，肯定与否定之间，是黄灯闪烁其词、犹疑不定。

庆历六年，亦即1046年，范仲淹因庆历新政失败贬放邓州，建花洲书院，兴学启蒙，赈灾济贫。旧日同僚滕子京，于庆历四年（1044）春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邀范仲淹写文章以志纪念。凭一卷寄来的山水画《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朝思暮想，终于有《岳阳楼记》问世，共计三百六十八字，如鼓振雷动。从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座右铭，也成为邓州在报纸、电视、广告中推介自我的警句。

前一年，范仲淹尚在汴京，读到三十九岁的欧阳修贬放滁州后的新作《醉翁亭记》，击掌赞叹：“后生可畏！”反复吟诵其中两个关键句：“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天下忧乐观”，与《醉翁亭记》中“乐其乐”的感喟，贯通一致。岳阳楼，醉翁亭，各选择一个正大士子，与其彼此映照、共臻不朽。

我没有范仲淹、欧阳修那样耀眼的才华，也没有一个好知州的情怀和醉意。在邓州，一间单身职工宿舍内，双人床靠墙一侧堆放着聂鲁达、里尔克、奥登、布罗茨基们的诗集。书桌右侧，是一叠《星星诗刊》《诗歌报》。脚边有废纸篓，像郁闷的胸口，吞下废弃的诗稿和幻想。既出入于各种脸色构成的现实，又沉湎于分行的诗歌写作——这两者间，似乎存在一种“古老的敌意”，我站在哪一边？迷茫。自我冲突，像没有红绿灯、事故频发的十字路口。头发蓄长，衣服邋遢，惹上司叹息：“诗人气质啊……”那大约是一种危险、不及物、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气质？

范仲淹的灵魂，大约在邓州街头与我屡屡相遇，但不会满意一个后生的情状。他摒弃小我情绪，无论得意与失意，不管少年与中年，始终以辽阔地平线作为大我的边境线。邓州三年间，他率民众引水修渠，抗旱除涝。五谷丰登时节，与宾客歌舞庆祝。“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他此时写下四十余首农事诗、田园诗，对米酒的赞美，占据一大半比例。那些米酒，通过诗句将美名流传后世：“邓酝”“千日醇”。

一条湍河，湍急地流过小城。河水清澈，曲醇厚，这是酿制邓酝和千日醇的秘诀，范仲淹在诗文中给我留下如此信息。我在邓州若干酒坊与酒楼晃荡，没看到这两种牌子的美酒。湍河略显得失意，在小城西边徘徊出一个大弯后，向南注入汉水，与自西而来、流经岳阳楼的长江融汇为一，抵达下游的入海口。许多年后，我客居于入海口处的上海，大局已定，像一条溪流，终将消失于苍茫汪洋般的晚年。

写作《岳阳楼记》那一年，范仲淹五十七岁。此后，别邓州，赴杭州任职，日益远离汴京这一政治中心。1052年，六十三岁，死于北归赴任途中，葬于洛阳东南的万安山——那里是他母亲提前入睡等待儿子的地方。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2

2020年12月，我去汨罗江，参加“屈原国际诗歌节”。

正是屈原，在汨罗江边，为汉语贡献“流亡”一词。于是有了庾信、杜甫、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等一代又一代的著名流亡者。

这是一次由五月推迟到岁末的诗会。汨罗江上不见龙舟，街头巷尾自然也没有艾叶与粽子。诗人相聚，眉目间，忧郁多于欢快。我们居住、开会的宾馆，每天清晨处于大雾围困中。一派茫然。

屈子祠内，微雨中，乌桕树叶落一地，像破碎的金子。不同国籍的诗人，列队站在一尊冷峻的塑像前。烛火高大，迎风含泪。编钟声里，十多位当地老人组成的合唱队，用楚语吟诵楚辞，我听不懂。抬眼看电子屏幕，屈原的句子波浪般滚滚而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这一瞬间，我想起范仲淹，遂确认其“天下忧乐观”、欧阳修的“乐其乐”，乃至一切中国士子精神的源头，在屈原，在汨罗江。

768年，杜甫携带妻儿乘小舟，顺长江而下，出夔门，过江陵。兵荒马乱，穷愁潦倒，寻找返回中原的契机而不得，反复离岸上岸。登岳阳楼，眺望苍茫北方，泪流满面。下楼，复乘舟，来到汨罗江、屈子祠，也从这一尊塑像、满庭乌桕树，获得一丝慰藉。770年，死于岳阳境内的平江。遗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抒发家国忧思之情，短句蕴长恨：“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十七岁的儿子杜宗武，拿着这首诗，向县衙求助。

屈原诗歌节结束后，我去平江小田村，祭杜甫，同样是惨岁阴云天气。

杜宗武在父母去世后，一直将两具遗骸暂存于小田村，以待将来抚棺还乡。然而战火持续数十年，资费匮乏，“便下襄阳向洛阳”之遗愿未能实现。杜宗武离世时，人间仍纷乱不息，其子杜嗣业只得建设墓地，让祖父、祖母、父亲在异乡入土为安。墓丘巨大，呈一体两耳状，杜甫居中，杜甫妻、杜宗武居于两侧。三人并肩长眠，像仍然依偎在长江上一叶小舟里。墓地后，兀立十几棵松柏，苍苍郁郁。

别杜甫墓，登岳阳楼。楼外有告示：“凡能完整背诵《岳阳楼记》者，可免门票登楼。”我的记忆力已不复少年时，尝试背诵，向范仲淹致敬。然而至“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一句，走神了，想起杜甫。背不下去了。在邓州，范仲淹运笔至此，大约也想起杜甫。尤其是《登岳阳楼》中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像一克镭，在范仲淹心身中点燃，引爆出对于这座名楼及周边壮景的磅礴想象力。

一代代中国文章，其忧思与欢乐贯通无碍，使后世的书写者、阅读者，得以缓解孤穷、抚慰一生。

3

伟大的《岳阳楼记》，非一颗即兴发射的导弹，在雷达完全无反应的情况下破空而至、击中人心。在其问世之前，已有众多名句声动四方，显现出范仲淹流芳千古的征兆。

“阳合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1021年，三十二岁的范仲淹，在东海边缘的盐城西溪，任盐仓监，为国积蓄财力。海啸时时侵袭百姓家园，范仲淹督导建成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海堤，被百姓名之为“范公堤”。一道堤，像一个长句，为《岳阳楼记》而埋下伏笔。前任盐仓监晏殊，在西溪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等名句，回汴京就任高位后，重用范仲淹，为一个寡淡时代，提供盐分和力量。“肩扛起真实，在盐库中守着波涛的回忆。”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这行诗，似可作为晏殊、范仲淹的肖像。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1040年，范仲淹领兵赴西北，抵御西夏势力威胁。戍边三年间，整顿军队，建设边城，迫使西夏俯首称臣。“一杯浊酒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某年，在延安宝塔山下，我仰望岩壁上八个擘窠大字“泰山北斗一韩一范”。“韩”即韩琦，“范”即范仲淹。两颗恒星，高悬于中国西北和史册。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用一篇《灵乌赋》，回答好友梅尧臣“不要做啄木鸟、乌鸦，免惹祸端和围攻”的善意劝勉。胡适认为，这八字，堪比美国人所言的“不自由，毋宁死”，且提早七百多年。范仲淹数度被贬出政治中心，皆由于“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君”，革除时弊，惹怒政敌。他宁愿做乌鸦鸣声惨淡，为时代预警，也拒绝做喜鹊或夜莺一类人物，去对宋仁宗唱赞美诗、奏小夜曲。即便屡屡吃闭门羹，仍屡屡闯入深宫，叩击金扉，高喊：“皇上啊，有危急之事相告啊！”沉浸于美人怀抱的宋仁宗，从鸳鸯戏水的意境中一惊而起，对门外这个不识时务者的嘶哑喊叫，很头疼。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与友人欢宴共醉，范仲淹却低声吟诵这首《江上渔者》，煞风景，场面一时冷寂下来。税赋沉重、渔民悲苦之情状，在范仲淹内心汹涌，故对汴梁城奢靡风尚深恶痛绝，力推“庆历新政”，终以失败、遭贬而告终。

……

“诗言志，歌咏言。”“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以道志。”中国早期思想者，在先秦前后，就已经确立诗与“志”亦即“士子之心”的关系。范仲淹的诗和文章，就是其浩荡心志，就是他的汴梁、泰州、兴化、苏州、润州、越州、耀州、庆州、邠州、邓州、杭州、青州，一路路寒暑风雪，就是一次次的兴观群怨、起承转合。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说：“要改变你的语言，必须改变你的命运。”伟大的语言，生成于不平凡的命运。平庸、平淡、平铺直叙如我，写作生涯寂寞无成，完全不必耿耿于怀。一个在天花板下过小日子、打小算盘的人，与那些在天空下疼痛远行的人，怎会有相同的感染力、生命力？

“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生行之。”范仲淹如是说，像是在对我耳提面命、细细安抚。他一生践行“不欺”二字，故真气弥漫。而他这一座右铭，源自唐代贾岛的《不欺》：

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

知心两如此，然后何所陈。

食鱼味在鲜，食蓼味在辛。

掘井须到流，结交须到头。

此语诚不谬，敌君三万秋。

4

我时常自上海去苏州游荡。出高铁站，广场上迎面耸立一个石头质地的人，俯瞰无数过客。走近才知道，他是范仲淹——雕像下，一行表达“天下忧乐观”的名句，如同认证一个人的条形码、指纹、面孔。

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张旭、唐伯虎、文徵明、沈寿、顾颉刚、贝聿铭……自古至今，无数俊彦英才，次第闪现于吴地春风，留下众多传奇、悲歌、辞章、美名。在这些杰出者构成的漫长序列里，选择范仲淹作为城市象征，显现出苏州的智慧和深情。

一个姓名为“朱说”的人，在二十二岁才偶然得知：自己祖籍苏州，父早逝，母亲只得远远改嫁于山东朱家，以谋生育子。如雷轰顶，羞愤交加，他急急归往苏州认祖归宗，却被同族冷漠以待，疑其为索求家产而来。承诺不取一分一毫后，得以进入族谱，更名为“范仲淹”。自此，他把母亲从山东带出，一路敬奉，不管仕途上风雨交加还是彩虹高张。

这一早期经历，造就范仲淹性情：敏感，自尊，发愤，悲悯于一切孤立无援的人们。

在绍兴亦即从前的越州，流传着“孤儿寡母船”的故事。范仲淹任越州知州时，一个名叫孙居中的异乡人去世，其家人陷入困顿。范仲淹拿出俸禄相赠，雇船送孙居中妻与子还乡，并写一首诗给船夫：“途中若有人盘查、刁难，拿出来给他们看。”那一首诗是：“十口相依走河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不必问姓名，此时孤儿寡母船。”在这孤儿寡母身上，范仲淹一定看见了从前的自己和母亲。越州船，盐城范公堤，这一系列情节联合起来，足证范仲淹数年后在邓州作《岳阳楼记》、形成“天下忧乐观”，绝非一时灵感袭来，实乃久蓄而勃发。

范仲淹四十七岁时衣锦还乡，任苏州知州。一年间，在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修水利、建义庄，赢得敬重。为母亲与家人购买一所宅第存身，又拟开办学堂，母亲赞同：“寒门出俊才，就有望了……”遂有苏州郡学建立，成为如今苏州中学之前身，英才辈出。

在寒山寺附近的一条深巷里，范仲淹觅一院落栖身。侧耳，可听寺钟隐隐如心跳，范仲淹时时吟诵：“夜半钟声到客船啊……”帆樯、沧海与深渊，浮现眼前心头。

5

2018年，故宫博物院举行宋代书画珍品展。迈进重重宫门，我初次目睹范仲淹手札《远行帖》，展开于一个玻璃柜中。行书，十一列，九十字，庄严清劲，可推想书写者的面容、手势与心境：

仲淹再拜，运使学士四兄：两次捧教，不早修答，牵仍故也。吴亲郎中经过，有失款待，乞多谢。吾兄远行，瞻恋增极。万万善爱，以慰贫交。苏酝五瓶，道中下药。金山盐豉五器。别无好物，希不责。不宣。仲淹再拜。景山学士四哥。座前。八月五日。

展柜中亮着一盏小射灯，像一轮北宋的日月，照亮前朝远行人。

此帖中的“学士四兄”“吴亲郎中”“景山学士四哥”，是比范仲淹大四岁的张昷之，字景山。他是范仲淹的同乡、姻亲，更是政治同道。

庆历新政失败，韩琦、富弼、杜衍、苏舜钦、张昷之等人，因属于范党阵营而被罗织罪名，一一遭罢官或贬谪。其中，苏舜钦被逐出汴京后，隐身于苏州沧浪亭，“以舒所怀”。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把此地作为精神桃花源，“安于冲旷，不与世驱”，并作《沧浪亭记》以志。欧阳修读罢，激赏：“丈夫身在岂长弃，新诗美酒聊穷年。虽然不许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间传。”如今，沧浪亭成为著名旅游景点，来访者如云涌动。

张昷之贬往虢州，时在庆历四年（1044）八月，秋风初起。临行前，获得范仲淹这一手札。两个人都没有预感到，它会成为名帖，流传后世。手札大意如下：“景山四哥，两次接到来信，未及时回复。您路过我这里，也未能款待。四哥远行，我极其留恋，切望珍重。送上五瓶苏酝、五罐金山盐豉，也没啥别的好东西，请不要责备。”苏酝与盐豉，滋味甚美，陪伴菜肴与饭食，均能激励味蕾、振作口腔。借故乡佳酿美食，向一个被连累的同僚表达歉意和挂念，缓解口舌肠胃因政治纷争带来的乏味、隐痛，范仲淹有深情眷眷在焉。

年轻时，范仲淹爱上一女子，赠送胭脂和诗句：“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他懂得风情和美感。若向佳人赠送苏酝与盐豉，就不太合适。那江南美人收到胭脂和诗，心动了，迢迢而至，伴随范仲淹走完枯荣交加的余途。

“别后长相忆”，不论小别或永别，唯有“长相忆”，能使美好颜色得以存续，这大约也是读书、写作乃至一切艺术创造之意义所在吧。

给景山四哥送罢苏酝与盐豉，两年后，范仲淹就离开汴京，奔赴邓州。

6

关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宋仁宗始于信任、支持，终结于疑虑、否定。其根源，在于宋仁宗对范仲淹一派政治力量，深感不安。

宋仁宗曾询问范仲淹和欧阳修：“自古小人爱结朋党，难道君子也要结朋党吗？”范仲淹答：“臣在边境，见勇士结党以进取，懦夫结党以避战。朝廷里也是一样，一心为善的君子结为朋党，对社稷江山有何不利？”坦然承认范党的存在。宋仁宗大怒。比范仲淹小十七岁的欧阳修，作《朋党论》为其辩解：“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真朋。”宋仁宗读罢，愈加警觉。再加上敌对阵营一次次构陷，欧阳修、苏舜卿、张昷之等等范党成员，终被一网打尽。

范仲淹前后共计三次遭贬，故获得“三光”美誉。

第一次，众同僚备酒送行：“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第二次，送行者寥寥，在汴京郊外揖手而叹：“范君此行，愈觉光耀！”第三次，只有一人举杯相赞：“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自屈原始，古士子大抵上都是在远行或者说流亡中迸发光芒，从人格，到修辞。范仲淹也是这样，其卓越辞章，一概生发于远离话语中心的地方。比如，在杭州，他留下佳句多多：“最爱湖山清绝处，晚来云破雨初停”“落叶信流水，归云识旧峰”“长风方破浪，一气自横秋”……

边缘即中心——夜色的边缘，就是清晨光辉的中心。

为范仲淹书写墓碑的人，却是宋仁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通过《岳阳楼记》，皇帝终于听懂一个士子的心声，遂追赐范仲淹以兵部尚书之名。哀荣，实乃荣哀，一种虚荣的悲哀，当事人对此大约浑然不觉，致力于转化为花木稼穑中的清苦气息。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余年，被后世称为“黄金时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北宋，以诗词歌赋、书法、音乐、经济总量、木器工艺、美食、人口规模等等，名扬世界，且守住一道底线：不杀文人。

但北宋终将成为南宋，难以为宋。那一完全看不懂《岳阳楼记》的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位异议者，列为“元祐奸党”，并用其发明的瘦金体书风，到处刻立《元祐党人碑》，以羞辱震慑一切异端，随招致异族马蹄刀戈而来。皇帝、妃子、官僚、工匠、画家等，成为押往北方的囚徒，或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到中国历史的正文、小标题、脚注里去，或成为那字迹周围无褒无贬的余白。

7

某年五月，我去洛阳看罢牡丹，拜谒范仲淹墓地“范园”。

在中原，多见诗人墓地。洛阳，另有一诗人墓地“白园”，白居易长眠其中。孟州，有韩愈陵园。荥阳，有刘禹锡墓。郏县，有三苏坟，葬有苏洵、苏轼、苏辙……黄河两岸无数诗人的墓地，像镇纸、压舱石、星辰，为这动荡离乱中的大地，提供定力、信心和梦想。

范园内，两列石马，是范仲淹骑过、检阅过的边塞马队？野草里，露出石头马脚，被染出微弱的暗绿。马背光滑，是被一代代游园少年爬上爬下用小臀部摩擦而成的结果。少年们长大成人，去骑真正的马或者驴、摩托、汽车。建功立业就想想范仲淹，志得意满；碌碌无为也想想范仲淹，失眠或醉酒。欧阳修用两年时间为范仲淹撰写的碑文，立于墓前。两千余字，赞其“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慨然有志于天下”。字迹端正如志士，力透石碑。

欧阳修墓地也位于中原的新郑，距范园很近，两个伟大的亡灵相互访问比较方便。生前，在汴京，范与欧密集互访，闭门喝酒发牢骚，写同题诗，嘲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两个入世求索的士子，难得显出几分道家的消极，多了几分可亲。酒醒了，一场风起，庭院里落满梨花或雪花，不许仆人清扫。推门而出，理正衣襟，继续走庄重修远的儒家一途。

我见过一块欧阳修小石像，英挺昂藏之气象，与其门牙突出、个子矮小的本来面目，反差极大，不知刻石者是谁。这一表达真实否？真实。石刻像，就是刻石者心象。用一颗真诚的心，在这石头上映现出的线条，真实不伪。石刻像旁有四句赞语：“论道议事，追韩继陆，归田集古，学问淹博。”其中，“韩”即韩愈，“陆”即陆机。陆机《文赋》，关于写作的技艺，有“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之感叹。陆机就是韩愈的斧子，韩愈就是范仲淹的斧子，范仲淹就是欧阳修的斧子——榜样在前，可以为后人所操持、伐木，但如何习得其中的“随手之变”，则难乎其难矣。

他们的文章笔法，都是我的斧子。揣摩其“随手之变”，实乃领悟他们如何辨世立人。

不久前，我回了一次邓州，像回到青春遗址。晚霞与灯火间，走着新时代的陌生人，没有谁认出我、喊出我的名字。范仲淹站在花洲书院外一块青铜中，看着我，喊不出我的名字。游客纷纷来，不见读书少年郎，他表情显得惆怅。花洲书院，曾与岳麓书院、嵩阳书院齐名。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门生张载，在此求学悟道。后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完全是《岳阳楼记》的回声与伴唱。书院内，春风堂上，置一松木古琴，范仲淹常在此弹奏《履霜曲》。故，范仲淹被呼为“范履霜”。在时代的茫茫霜降里，一个、若干个孤行己见者，留下履痕与传奇。真好。大多数人喜欢走在鸟语花香里，冬至后，守火炉喝酒、猜谜、调情。也好。这世俗烟火景象的好，正是履霜远行者们上下求索的人间大道。

走进湍河边一餐馆，吃牛肉拉面，喝米酒。窗外河水湍急，犹如一个人湍急的青春期。月色下，在从前就职的单位附近站立片刻，想起一些人和事。入旅馆，醉醺醺沉沉大睡。我没有打扰任何人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打破平静的能力。“我没有什么可拿出去的，/但可将就着过日子。/我吃得很小心，我活得很慢，/我喜欢平淡。”布莱希特这些诗句，是衰老者之歌？我喜欢。但仍需要“保持清新和结实”，不辜负一系列遗址、文章和墓园。

每一个人的天下与忧乐，各自不同，这尘世才多元、丰富、迷人。我的天下与忧乐，是狭小的，也是幽深的，由所爱、所怨、所景仰的若干面孔组成，越百载而历千秋——

“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