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主要学术著作有《文学创作论》《文学文本解读学》等。2009年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出版《孙绍振文集》八卷。主要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满脸苍蝇》《愧对书斋》《榕荫问月》，主要演讲体散文有《演说经典之美》《演说经典之魅》《孙绍振演讲体散文精选》。

开 场 白

今天一进会场就很意外地开怀。昨天有关人士给我打“预防针”，后天是清明节，放假，不少调皮的，也就是头脑灵光的，早就提前学习杜牧，在这细雨纷纷的时节，去借问酒家何处有了。今天来的人可能很少，希望我神经坚强一些。我当然无所谓，相信自己脸皮的厚度、自尊心的弹性，是足够的。但是，进来之后，居然座无虚席，都是非常阳光的、非常漂亮的，特别是男同学，平均颜值都高过女同学（笑声）。当然不论男女，都是满脸春光，眼睛里闪耀着期待真理播种的神色，让我老头子顿时产生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虚荣心有点膨胀。我马上想起了我的朋友舒婷。什么？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当然是女朋友，她是女的嘛。当然，不是美国人所说的girl friend那种超级亲密的意思，而是好朋友，括弧女性。这里讲讲，你们不要乱传，传到她丈夫陈仲义耳朵里，要和我打架的，他是足球运动员，我吃了眼前亏，你们赔不起。（笑声）

那是1987年、1988年吧，美国一所大学邀请舒婷去朗诵她的诗歌。当年，去美国是相当稀罕的，首先，拿到中国公民的护照不容易，其次，美国领事馆的签证这一关，也挺悬，弄不好就是拒签，白忙活。1990年，我去德国，那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公派去进修的，光是填表，到北京去，就折腾了一个星期。回来等签证，五十六天。舒婷比我早两年，前后折腾了两个月。从美国回来后，她告诉我，美国大学，特别选择了星期六晚上，广告满天飞，中国诗人，普通话、福建方言朗诵，大肆宣传。她走进会场，好生奇怪，居然不是什么会场，就是个小小的咖啡室。等了一会儿，人来齐了，几个呢？一共八个。办了两个月的签证，居然只有八个听众，当然，还有一个是会议主持人，加上一个，就是舒婷。相比舒婷那样的纪录，我的虚荣心变成了自豪感，最初的感觉是，这是老夫的人气啊。起码二十倍于舒婷！（笑声）但是，走进来转而一想，不一定啊，如果题目不是讲朱自清，而是讲孙绍振什么的，来的人可能就和舒婷差不多了，台阶上也许有人，但是可能是来看我的洋相的。（笑声）

一、有一种爱是沉重的持久的内疚

朱自清太丰富了，一下子讲不完，我选择《背影》和《荷塘月色》，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他的前期思想和艺术进行解密。

这两个作品，诸位在中学时都念过，肯定觉得都懂了。如果我同意你们都念懂了，来讲什么呢？讲废话、空话、套话，不是我老孙的强项。我之所以要讲，就是肯定诸位没有真懂。这一点，恕阿拉直言。这个“阿拉”不是普通话，也不是你们南京话，也不是朱自清先生的扬州话，而是上海话。为什么要“阿拉”一下呢？因为朱先生这篇《背影》不是在家乡扬州写的，而是到上海去“阿拉”了一下才写的。

语文啊、文学啊，这个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让人一见钟情，让人陶醉，尤其是像《背影》《荷塘月色》这样的经典，没有难度，一望而知，没什么看不懂的。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小学语文改用白话文，老师就非常苦恼，学生都一望而知了，上课讲什么？叶圣陶先生就转述过中学老师的苦闷，“语体文没有什么好讲的”。后来呢，有些老师就想出些点子来，制造些难点，最流行的法宝，就是段落大意的划分。本来，我想，这不是小儿科吗？可是，当了十几年大学教师，遭遇一次挫折，才知道，这可是个高精尖的难题。那是1978年，朋友的孩子在高中念书。老师布置预习《鸿门宴》，分段落大意。孩子分不来。她爸爸找到了我，帮帮孩子的忙吧。这篇文章我相当熟悉，但是，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分段。按我的理论，第一，分段属于形式逻辑的划分，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法。可是我知道，中学教参里有权威的、标准的、唯一的答案。第二，一切逻辑的划分都是相对的，假定的。文章是个整体，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绝对的划分，就可能把文章整体、文章的脉络，也就是文章的生命线割断。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什么书，他说，人的手是很美的，如果把它从身体上割下来，就可能是很可怕的。当时，我很有感触，在笔记上，还加了一句，手割下来，固然可怕，若是换成头，比如美女的头是很美的，如果割下来，那就很恐怖了。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就老老实实对朋友说，我会教语文，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分段。朋友生气了，孙绍振，你不要太懒惰了，凭着多少年的友谊，就不能劳您大驾，动一动脑筋吗？我没有办法，只好钻研了一番，划分了一下，应付过去了。过了很久，至少有一两年吧，偶尔和孩子聊天，说到《鸿门宴》的分段。第二天正好老师提问到她，她就按我的划分说了一下。那老师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沉吟了好久，才从牙缝里说了四个字：“绝对荒谬。”（大笑声）

划分段落大意，还是小儿科，后来，特别是近年来，引进了一系列西方的所谓教学新理念，不加分析地批判，和中国传统不结合，照猫画虎，挟洋自重，花样越来越玄乎，越来越离谱，越搞越糊涂。特别是照搬美国商业化的托福式的刁题、怪题，天花乱坠，吓得人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我的胆子比较小，更是灵魂出窍。如果让我今年去考大学，不但北大考不上，就连师专都没有希望。当然，我已经大学教授当了几十年了，这些花样奈何我不得，但也不免为小孙女忧心。我们的领导，反复地讲不折腾，但是语文课程却不断地折腾，至今好像还没有搞过瘾的样子。特别是什么多元解读，完全忘记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立国之本——实践真理论，热衷于贩卖洋人花样翻新的品牌，没有真理，没有本质。把英国人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奉为金科玉律。国人大多不知，一切谚语、格言都是片面的。拿着这个洋谚语来硬套，解读没有正确、错误，不讲品位高下。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载《集外集拾遗》）

这样的真知灼见，对他们来说，完全像李白所说的犹如春风过驴耳。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动脑筋分析一下，一千个哈姆雷特中有多少是假哈姆雷特，非哈姆雷特，反哈姆雷特。而真哈姆雷特，只有一个。以假乱真，鱼目混珠，比之真假美猴王更能忽悠人，假美猴王只有一个，而假哈姆雷特，则是天花乱坠。

反本质，废真理，洋教条泛滥成灾，把本来明明白白的课文弄得迷离恍惚。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有个颇有点名声的特级教师说，《背影》写的不是亲子之爱，而是生命之背影，死亡之流。你看，文章里写，祖母死了，父亲写信说，大去之期不远了。可是又关心自己的孩子。再加上自己，不是四代人吗？反正都是要死的，而生命却是只有一个背影。其实，朱先生的父亲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才五十岁，二十年后，七十岁，他才过世。但是，网络炒作是盲目的，一大批粉丝起哄。如此这般，居然在网上大红大紫。

凭良心说，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任务太艰巨，说得不好听一点，智商、学养都不够用。他们不知道，当好语文老师和当好数理化老师不一样，是要有点才气，有点灵气的。数理化老师，走进课堂，学生拿着课本，有好多是看不太懂的，有的还是直发蒙的。所以数理化老师很牛啊。你不懂，得听我的，不听，你一辈子不懂。但是，语文老师走进课堂，学生摊开课本，一望而知，就是有个别不认识的字，课文下面有注解，不难一望而知。如果老师讲的和他们看到的一样，学生就觉得你没有料，觉得倒霉，浪费青春。如果只讲一次课，学生尊师和重道的起码教养还是有的，不会交头接耳，也不偷偷看手机。这和美国大学生不一样，美国大学生听不下去，抬脚就走人，用北京话来说，就是“大爷颠儿了”。期中评估（evaluation）给你打个低分。我国学生比之美国高雅多了。他知道你在讲空话，但还是两眼睁得大大地看着你，做出很专注，期待真理播种的样子，但是，他眼大无光，目中有人，可是这个人不是你，他脑海里浮现着另外一个可爱的人儿的笑盈盈的形象。（笑声）

那么，是不是应该让这些语文老师下岗，或者像一位作家所说，通统“回炉”？可是炉子是用火来烤的啊，那不是太野蛮了吗？这既不合法，也不人道啊。

据北大中文系入学调查，在中学课程中，语文课属于不受欢迎课程的倒数第二，这样说有点不好听，换一种说法，受欢迎的程度排在最不受欢迎的课程前面。（笑声）

不管怎么说，对于辛勤劳动，把生命奉献给中学语文的老师来说，是不是太悲摧了？

问题出在哪里？拿这个问题去问那位要求“回炉”的专家，他肯定也是张口结舌。

其实，稍稍有点学养，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关键在价值观念上，这是个美学问题，抽象度太高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还可能是空转，不如从感性材料出发，对《背影》做具体分析，当作麻雀解剖，让诸位有真切的感觉。

大概2002年，武汉有一个编写课本的小组。他们很认真，也想出奇制胜，就把以往所有的经典文本，包括朱自清的《背影》，在中学生中，做民意调查。结果大吃一惊。对于《背影》，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学生，表示不喜欢，反对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理由有两条，第一，《背影》中的父亲，没有诗意，形象很不潇洒。第二，这个父亲从火车站的月台上爬下去，越过铁道，爬上对面的月台，违反了交通规则。这样的人能够歌颂吗？这好像不是没有道理。课本的编者，从善如流，决定把《背影》撤消。消息传出去以后，家长们纷纷奋起抗议，义愤填膺：这个经典文本，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的心灵，你们居然如此野蛮，把它打入冷宫，是可忍孰不可忍！编者害怕了，连忙声明，辟谣，没有撤消，只是把它放到下面一册去而已。事情就这样蒙混过去了，但是问题的是非并没有解决。

不可否认，朱自清的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爬月台的姿态也笨拙，没什么诗意。但他为什么就感动得朱自清流下了眼泪呢？父亲对他无微不至地关爱，请茶房照顾他，朱自清原来觉得他是白啰唆，茶房只懂得钱，托他们只是白费唾沫星子，暗笑他太“迂”。父亲讲话又那么土，真是一点也不潇洒，净给他丢脸，巴不得别唠叨了。但是，父亲爬了一下月台，什么也没讲，就感动得朱自清流下了眼泪。

这里面隐含着深刻的情感的奥秘，这不是随便来个什么哈姆雷特就能蒙混过去的。

朱自清的《背影》是1925年写的。八九十年来，分析《背影》的文章不下百篇，不乏出自权威人士之手，最权威的就是朱自清的朋友叶圣陶先生，当年还是年轻的作家、教育家。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坎坷，而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小学教师当到教育部部长。他说《背影》是歌颂父爱的，特点是把大学生当个小孩子来关怀。这话，挺到位，我想诸位都会赞同。“五四”当年，母爱是被赞美的。后来就有理论家，根据弗洛伊德学说的“恋母情结”——“五四”主流是批判宗法制、家长制，父亲往往是被批判的——理论家就给了它一顶帽子，叫作“审父情结”。朱自清却反过来，写父爱，而且写得很是独特，不可重复。这种独特性，是艺术的生命，但是，这种独特性、唯一性，却经历了世纪争鸣。叶圣陶第一个把父爱的特点概括出来。以后成百篇的文章，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至于刚才提到的什么生命之背影、死亡之流，简直是精神的空洞，智商的倒退，逻辑的混乱，痴人说梦。

叶圣陶的文章代表了百年来的最高水准。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就到顶了，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呢？如果是，那我们就靠重复叶圣陶那几句话过日子，是不是白活了？

坦率地说，叶圣陶讲得并不完善。

他讲父爱，把大学生当小孩子爱，但是，他忘掉了一点，大学生起初并不买账，不领情，甚至反感，觉得给他丢脸，巴不得他少讲几句。可是父亲坚持自己爬过月台为儿子去买橘子：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父亲对儿子那么无微不至地关爱，儿子没有感觉，而笨拙的爬月台动作却让儿子哭了。这就是说，儿子感到了父亲的爱。这就是艺术生命的焦点。从这个焦点中发射出来的道理是很深刻的：亲子之间，是不平衡的。八九十年来，不管是民国时期的课本还是台湾、香港、澳门的课本，一直都是把它选入课本，雄辩地显示了它的不朽。因为它揭示了爱与被爱之间的一种特殊矛盾。那就是，爱与被爱往往是隔膜的，爱与被爱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而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被爱的，顿悟了，感受到父亲的爱，内心惭愧，感到沉重，但是并没有沟通。儿子明明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却马上擦干，不让父亲知道；而父亲从一开始，对儿子的顶撞、儿子的不耐烦、儿子的嫌弃，没有感觉，他心里只有为儿子亲自爬过月台，尽一份心。儿子感动了，他也没有感觉，这是一种不在意回报的爱。这一点正是朱自清的亲子之爱，跟同样表现亲子之爱的冰心的散文最大的不同。冰心的亲子之爱，是水乳交融、心心相印的；爱，被爱，共享幸福。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朱自清作品都比冰心作品深刻而且具有历史价值。如今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冰心表现母爱的散文很少了，而朱自清的《背影》一直是永葆青春。

但是这一点，至今还有人不理解。散文家、诗人余光中，还是我们福建人，他对朱自清不买账。他说朱自清的许多散文是“浪得虚名”。当然，他承认《背影》写得还不错，但是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散文，居然流了四次眼泪，当场哭还不够，还要反复哭，男子有泪不轻弹，这没完没了地哭，眼泪也太不值钱了。

也许在他看来，应该是，爸爸爬月台，儿子感动了，流下了眼泪。爸爸回头，让他看到，对他说，爸爸，我错了。爸爸替儿子擦干眼泪：没什么啊。别哭了，傻孩子。（笑声）可是，如果这样写，《背影》就煞风景了，甚至可以说，就完蛋了。这样写，爱就没有任何隔膜了。从理论上说，心心相印的爱，是诗，如果执迷于心心相印，把散文写成诗，那就不是散文的艺术了。即使是抒情，也要保持心灵的错位，才有散文的美，散文才不至于被诗同化。散文就是散文，散文可以有诗意，但是，不能向诗投降。20世纪60年代杨朔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诗写，风靡全国，殊不知那是画地为牢。新时期以来在理论上杨朔模式受到批判，在实践中被突破，是必然的。因为人性太复杂了，太丰富了，没有一种文体能够将人性全面表现，每一种文体仅能表现其一端，多种文体各显神妙。亲子之爱无疑是最温馨的，这在诗歌中，最能充分表现，但是，亲子之爱并不是只有温馨，还有严酷的一面。丰子恺早年有一组漫画叫作“似虐之爱”，言简意赅，对亲子之爱的特殊性揭示得很深刻。在《背影》发表九十年以后，我遇到一件事，又一次体会到《背影》的深邃。

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感到母爱比父爱更温馨，更富于诗意。但是，女儿告诉我，她念中学的时候，几个闺密私下闲聊，最难沟通的，正是母亲最常瞪眼睛、骂人。过去都说严父慈母，可轮到她们这一代，母亲比父亲更严厉。特别是考试，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考分稍有退步，一看妈妈的脸色，就知道今夜有暴风雪。就是多考了几分，也别指望无条件表扬。最莫名其妙的是，一个同学考了九十九分，母亲拿着卷子，不但没有犒赏，反而叹了一口气，往沙发上一倒，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就拿不下这最后一分！”（笑声）母亲为什么这样不讲理？因为她最爱你。这样的福分，我想在座诸君，多多少少都享受过。（笑声）

我曾经在深圳一所中学讲过这个故事，一位中学教师说，你讲得太对了。我班上有个女孩子，是个篮球运动员，非常阳光的，是那种有点“野”的女孩子。她在作文里写，有一次下大雨，她打篮球打得浑身湿漉漉，扑哧扑哧地走进大厅，往沙发上一倒，打开遥控器，看电视。顿时，背后一声绝望的尖叫，妈妈喊起来，哎呀呀呀，浑身这么湿就坐在沙发上，着了凉怎么办？老天爷啊！女孩子想，你与其耗上这么多时间啰唆，还不如拿条毛巾来，让我擦干净，换换衣服嘛。正在想着，哎，妈妈果然拿了干毛巾来了，一边擦着，一边数落。好容易数落完了，衣服也换了。本来太平无事了，可突然又听她大呼小叫：哎呀呀呀，鞋子扑哧扑哧的，都是水啊，脚底最容易受凉。明天考试怎么办？还不赶快换鞋子！又啰唆开了。女孩想，你啰唆什么，拿鞋子来换就是嘛。正在这样想，妈妈把鞋子拿来换上了。孩子接着看电视。又听妈妈大叫起来：我的老天啊，还看电视啊，还不去休息一下啊。摸摸头，有没有发烧啊，躺下躺下，唠唠叨叨。好好好，我就躺，我就躺。刚往下一躺，又叫起来了，作孽啊，被子没有盖，这不着凉了吗？老天爷，哎呀呀呀。她女儿想，你与其这么嚷嚷，还不如给我盖个被子呢。她就闭上眼睛，装作睡着了。妈妈突然安静了，她感到妈妈蹑手蹑脚走过来，轻轻把被子给她盖上了。女孩子感动了，觉得鼻子一酸，忍不住嗤的一声，流下了眼泪。她感到妈妈头伸过来看，连忙把头埋进被子，不让她看到。

真正的感动，是在内心深处的，是带着惭愧的，是隐秘的，隔膜趋向重合了，但是，不会合二为一。爱在错位重合之间往复运动，这是人性。不但是亲子之爱，而且是男女之爱，也不可能完全水乳交融，绝对心心相印。相反，爱得越深，越是有隔膜。你们看过《红楼梦》没有？林黛玉为什么和贾宝玉老吵架？林黛玉为什么老是哭个没完？因为她爱贾宝玉。反过来说，薛宝钗为什么不跟贾宝玉吵架，为什么不哭？因为她不爱贾宝玉。爱就是要哭的，女同学们啊！（笑声）爱得越深，越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心心相印，没有一点错位。女孩子一旦爱上你，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让你听话。张洁在《方舟》中写，就是要看到他的“服从”。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就是要你眼睛里有“狗一样的驯服”。（大笑声）爱就是时时刻刻想着占领对方的全部感情。但是，这是违反人性的，人的情感是不可能完全覆盖的，不是有个谚语吗？叫作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如果不爱，不存在独占对方全部情感的欲望，井水不犯河水。情感没有重合部分，也就没有错位。但是，爱了，又不可能全部重合，就有了眼泪，就有了痛苦，就要吵吵闹闹，哭哭啼啼。爱情是不讲理的。罗马的小爱神，是盲目的，随随便便一箭就射中你。一旦爱上了，就很专制。爱的专制，专制的爱，男同学们啊，这是你们的命运，也是你们的幸福。你们要学会享受专制啊，不会享受专制的就枉为七尺男子啊。（大笑声）恩格斯说，爱情的痛苦是人类最大的痛苦。我要补充一句，相爱最幸福，是最大的幸福。亲爱的男女同学们，我以林黛玉的名义告诉诸位，爱就是神经质的，就是精神不正常的。爱的眼泪是前世欠下的，你非还不可的。爱是要死要活的，患得患失的，是恐怖的，有时还是要死人的。杜十娘死了，茶花女死了，林黛玉死了，安娜?卡列尼娜死了，巴金《家》里面鸣凤死了，曹禺《雷雨》里四凤死了。一代一代死下去，一代一代还要爱下去。这是人类生存的悖论，人在爱这方面拿自己是没有办法的。非常普遍的，非常深刻的道理，连大诗人余光中都不懂得。

哦，扯得太远了。但也不太远。就是为了说明朱自清感动得流泪，为什么不让他爸爸看到。道理很深刻，至今还没有人讲清楚。至于这一段的语言，就更没有人看出艺术的奥妙了。

这一段很是感情的高潮啊，情绪的转折啊！在一般的情况下，是要抒情的，要形容的，要夸张的，要渲染的，是不是？但是这里，他恰恰没有用抒情，没有用夸张，没有用渲染，而是用非常简洁的叙述。诸位，你们回忆一下：“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有些老师说，这个父亲不是不潇洒，而是非常朴素，黑布马褂、深青布棉袍，非常土气啊！这就是没看懂，我告诉他们，马褂、长袍一点不朴素，当时是礼服。有身份的人，才穿马褂长袍。没有身份的人、体力劳动者才穿短打。孔乙己那样沦落，潦倒不堪了，他到咸亨酒店喝酒，始终不肯脱下那个长袍。为什么？这是身份文化符号。这是第一。第二，马褂，是民国建立以后定下来的中国礼服。孙中山、蒋介石在正式场合照相，都是长袍马褂。你们留心一下，鲁迅、蔡元培，在正式场合也是这样，一般劳动者去上工，去扛麻袋包，去砌墙，穿上长袍马褂，不是笑话吗？不知道你们看过电影《白毛女》没有，恶霸黄世仁那个土地主结婚的时候，也穿着长袍马褂。朱自清的父亲送儿子去北京上大学，穿上马褂，是非常体面的。但是，居然不顾礼服，就爬起月台来，这说明，他心里只想为儿子尽一份心。

“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两手攀着上面是比较高嘛，啊，他怎么攀？他两个脚往上收。男孩子们，亲爱的，想一想，你往上爬，要领是什么？让身体高过月台的水平，是吧？哪里要用劲呢？手臂用劲嘛。引体向上，小儿科嘛，一下就上去了嘛。而朱自清的父亲，两脚再向上缩。双手没有力气啊，倒腾两只脚，有什么用？（笑声）两脚往上收，白费劲啊。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还是无效，但是，决心却不改。力不能胜，还是顽强挣扎，身体侧过来，一副狼狈的样子。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看他的背影，眼泪流下来了。在抒情的高潮完全用叙述啊，一点形容没有啊，不是像写“荷塘月色”之美，一连用十四个比喻，排比句啊，渲染诗意啊。可是这里却是，用一句套话，白描，一点诗意也没有。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刚才顶撞父亲的朱自清流下了眼泪，这是感动的原因。作为散文，本来可以明确指出，父亲手臂力气不够，所以才这样折腾得狼狈不堪，那样写的话，散文艺术就完蛋了。这种叙述的艺术在于，不讲原因，只显示结果，让你去想象原因。

原因不讲，从效果讲，不用抒情，用叙述，但是，这是抒情，可又没有形容，没有渲染，没有夸张，没有排比。他力不能胜，勉为其难完成了任务。这父爱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他爱儿子，儿子不买账，不领情，顶撞他，他没感觉。儿子被感动了，他也没有感觉。至于违反交通规则，就更没有感觉了。心里没有自己，没有交通规则，没有潇洒不潇洒。就是他做出了自己，自己替儿子服务一下，对儿子的愧怍不愧怍、有没有流泪，根本没有在意，反正心里就很轻松了。

这正是文章的精粹。要读懂这一点，其实不难。但是，好多老师、好多学者，都没读懂，为什么？就是因为只会欣赏抒情，欣赏比喻，不会欣赏叙述。而这是文学欣赏的难点，欣赏抒情是很容易的，欣赏叙述是很难的。连余光中这样的大散文家，在这点上可能都有点局限性。

这里没读懂，为这一点预备的伏笔，就更读不懂了。而不懂得伏笔，就更不懂朱自清的匠心和苦心了。

请你仔细回想，开头那一段，有几句话，轻描淡写，你们可能都忘掉了。如果读懂了，就不会忘掉，这里面有矛盾。我念一下给你们听。“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了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现在问你们，这里面有没有矛盾、用词不当的地方？我觉得，第一，“祸不单行”。“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祖母死了，当然是“祸”。第二，“差使交卸”，词义是中性的，工作移交，我交了，你接替。我去做别的工作。这不能算是“祸”吧。第三，“祸不单行”是说两个都是“祸”，那么“交卸”，就应该是“祸”了。第四，父亲说“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老太太过世了，差使交卸了，怎么就面临“绝路”了呢？绝路之感从何而来？这里面就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阅读理论，美国有文本中心论，叫作新批评，完全根据文本，应该说，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这种理论太绝对化了，完全不管作者生平，也不管时代背景。这样的文本就封闭了，遇到《背影》这样的经典不够用了，怎么办？我们国家传统阅读理论，叫作知人论世，孟子先生的《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文本中读不透的地方，从作家的生平中去探究，可能就豁然开朗。《背影》中的“祸不单行”“绝人之路”，结合一下朱自清的生平，就不难找到答案。

《背影》其事发生在1917年，朱自清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预科，祖母过世，他回扬州奔丧。父亲安慰说天无绝人之路。这是身陷绝境的感觉，近百年来，许多学者都忽略了。幸亏1996年，出了一本《朱自清年谱》，只印了两千册，还不如一个大学校的宣传学习材料。非常幸运，我弄到一本，获得了独家之秘，就有了本钱超越叶圣陶了。

朱自清回扬州奔丧，父亲时任徐州榷运局局长，是个盐务管理官员，执掌转运事宜。你们知道，盐务是国家专营的，局长是个肥缺。按现在来说，可能是处级干部。比之在宝应当的那个科长，级别高了不少，油水也是大大的。朱自清父亲可能太得意了，我来念一段年谱中的话：

（朱自清的父亲）纳了几房妾。此事，被父亲当年从宝应（江苏省）带回的淮阴籍潘姓姨太太得知，她赶至徐州大闹一场，终至上司怪罪下来，撤了父亲的差。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像样花了许多钱，以至亏空五百元，让家里变卖首饰，才算补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终年七十一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

朱自清的父亲名叫朱鸿钧，本来祖父给他取“钧”这个名字，期望值是很高的。“钧”本指重量，引申为重大，特别是有关国家大事的，故执掌政务叫作秉钧，“鸿钧”就更是当大权的意思了。可是，这位鸿钧大人，才当了个处级干部，头脑就有点膨胀，居然娶了几房姨太太。本来，在宝应任上娶了一房，带回扬州。一到徐州，又“纳了几房妾”。年谱可能不好意思说究竟几房，我想应该在两房以上吧。就算两房吧，也太放纵了。朱自清的母亲作为正房夫人，倒无所谓，而那个宝应的姨太太，却自我感觉极好，爱情独霸性很强，大为恼火，错位幅度大到分裂，有了我大姨太太嘛，你还要小姨太太，小小姨太太，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夺宠。立马跑到徐州大闹一场。当时已经是民国了，一夫一妻制是写在成文法里的。官员、富豪纳妾仍然司空见惯。官方是法不责众，不告不诉。当时北大有个“进德会”，其中一条就是不纳妾。说明此风甚盛。潘姨太一闹，公开化了，上司不得不怪罪下来，撤了父亲的职。

朱自清用心良苦，为父亲打了掩护，把“撤职”说成差事“交卸”，这里透露了朱自清难言之隐。事情还没有完，那几个姨太太要打发一下，给一定的赔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青春损失费嘛。父亲花光自己的积蓄不算，还亏空了五百元。1917年，五百元就是五百个银圆，当时一个银圆至少半两，五百个就是二十五斤以上，拿起来是要用麻袋装的。让家里变卖首饰，才算补上了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祖母被气死了，这第二祸，是更大的祸。更悲惨的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年谱上说“经此变故，朱家彻底破产”。按理说，五百银圆，虽非小数，对于朱自清家，不至于破产啊。要知道，从高祖、祖父到父亲，一直是官宦世家，祖父老爷子当过海州的“承审官”，主管民事刑事案件的法官，不太小啊。年谱上说他家“积蓄颇丰”。朱鸿钧当过江西石港的盐务官、江苏宝应厘捐局局长，转而当徐州榷运局局长。要知道民国初年，官员的俸禄是很丰厚的，鲁迅在教育部当个佥事，科长，每个月工薪就有三百银圆。朱鸿钧虽不在中央，但身份是处长，工薪可能不比鲁迅低吧。就算花天酒地，把自己的工薪挥霍一光，朱家也不至于为五百银圆破产吧。问题在于，就在五年以前，辛亥革命成功，扬州的原镇守使徐宝山，成立军政府，以“协饷”为名，以杀头为要挟，对朱家进行敲诈。朱家老爷子为了家人的安全，为了自己的“老面子”，只得捐出大半家财。“朱家家道由此中落。”不得不出卖旧宅。《背影》开头用“满院狼藉”，掩饰了过去。老爷子“终因心力交瘁，不堪勒索而辞世”。（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这就是说，朱家本来已经在破产的边缘了，朱鸿钧这么一折腾，真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确，朱家是破产了，《背影》开头说，连丧事都是借钱办的。朱家破财而不能保祖父之命，对祖母已经是丧夫的惨痛打击。家道中兴的希望本来在大少爷朱鸿钧身上，儿子却这样不堪，闹出这样的丑闻，希望完全破灭。加之，朱家特别传统，高祖月笙在扬州为官，饮酒不慎，坠楼身亡，夫人跳楼以殉。在这样的传统氛围中，祖母实在承受不起第二次彻底破产的打击，七十一岁，在当时算是高龄，所谓风烛残年了，几度受伤的生命之火的熄灭就是很自然的了。

这一连串的大祸。朱自清用“祸不单行”，掩盖了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第二、第三个大祸，更属难言之隐。

光是这三大祸，还不到“绝路”的程度。父亲差事交卸了，再找就是了。问题在于，留下了个长长的尾声，父亲从此终生找不到差事，朱自清用“赋闲”两个字带过去。

朱父口头说，天无绝人之路，实际上，是“天竟绝人活路”的无奈。

结合朱鸿钧这样的遭际，朱自清的哭，可能并不仅仅是为父爱而哭，同时也是为自己而哭，为自己对父亲的爱不体谅而哭。

叶圣陶说，父亲的爱表现为把大学生当小孩子来关怀，但是，这只是文章的前半部分，而且，他忽略了，儿子对父亲是心有不满，可以说，憋着一肚子气，父亲对自己越是关照，他越是不领情，越是反感，越是觉得他不像样。但是，从爬月台开始，他渐渐感到，父亲做出这样不光彩的事，把祖母气死了，面临着家庭的经济破产、生存的绝路，一切后果都是父亲造成的。在成年的儿子面前，父亲的尊严是丧失殆尽的，应该是有精神负担的，应该是很狼狈的。但是，这个自尊心负担沉重的家长，似乎一切都忘却了，一心只想为儿子尽一份心。为儿子买了橘子以后，扑扑衣服上的尘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这个父爱让朱自清感到一种忘我的亲情。父亲虽然有错，虽然有过失，但是，对自己的爱这样忘我，而自己却粗暴地拒绝。

做父亲的有所过失，就不能爱吗？对这种完全忘我的爱，粗暴地拒绝难道不是自己的卑微吗？自己难道不应该为此而惭愧吗？朱自清这样的眼泪的性质是双重的，一是为父亲的爱，一是为自己的惭愧，自己的后悔，为自己的不端而愧疚，而忏悔，这种愧怍是不敢、也没脸向父亲道歉的。

事情过去了，愧疚没有结束。余光中批评他说，一篇两千字的文章，哭了四次，的确没有冤枉朱自清。第一次是奔丧之后，父亲送别，看着父亲爬月台；第二次是看着父亲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第三次是父亲来信说，现在提筷子、写字，胳膊都酸，想到大去之期不远了，他又流下了眼泪。其实，提筷子、写字，胳膊都酸，并不是什么大毛病，加之父亲才五十岁。只是有点感伤而已。事情过去八年了，为什么还流泪？这也许是对父亲的愧疚，潜藏内心，随时触发；第四次，近几年来，每逢想起，他的背影就出现在晶莹的泪光中。这第四次眼泪，倒是让我有点狐疑了，朱自清真是太多情了，就那么一次的愧疚，怎么会成了永恒的，对自己苛刻到八年后也不能原谅？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是有点觉得余光中先生的异议可能不无道理了。

我再念一段给你们听：“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这是对父亲的一种表扬。其实，这个表扬是没有根据的。父亲不过当过科长、处长，处长当得那么狼狈，算不了什么“大事”啊。然后呢，“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父亲老境颓唐，发发脾气，“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这也不能算太乖张啊。《背影》开头不是说了吗？他“赋闲”在家嘛。可以理解啊，也怨不得自己啊，为什么要哭呢？再看下面，哭的原因，有所透露：“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

关键是“终于忘却我的不好”，朱自清的在火车站那回的“不好”，父亲当时根本就没有在意啊，不可能日后耿耿于怀。“不好”，从何说起啊？但是，“我的不好”，白纸黑字，朱自清是自我坦承了的。这个“不好”，不是南京火车站的不好，而是另有原因。“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好了？事情过去八年了，不是很和谐吗？儿子很爱父亲，父亲不但很爱儿子，还爱儿子的儿子。但是，“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你们想象一下：父亲、母亲，后来，还有朱自清的几个儿女，再加上那个宝应姨太太，都在扬州，祖孙三代，阖家团圆，加上朱自清写文章的时候，已经从北大毕业了，有了工作。小日子应该过得很红火啊。但是，父亲从丢了差事以后，一直“赋闲”。从1917年到1944年去世，二十七年没有找到工作。这就造成一个后果，家庭经济非常紧张。

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念四年大学，而是修满学分，提前一年毕业。1920年，朱自清拿着北大毕业文凭，到杭州第一师范去教书。工资是多少呢？七十块大洋，不算太少，但也不算太多。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他们三百大洋，胡适是二百六十元，后来也涨到三百元。一般工作人员，比如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工资多少呢？你们猜一猜，大洋八块。朱自清拿了七十块钱，差不多是管理员的九倍，算不少了。但朱自清在杭州，他就寄一半三十五块钱回家。管理员八块钱可以养活一个人，三十五块钱，四八三十二，那可以养活四五口人。朱自清那时虽然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扬州家中，也就是父母、妻子和姨太太四口，加之扬州地方开销比大城市小。但是，这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事，五四运动以后，到1922年、1923年的时候，可能物价涨了。我给你念一个材料。当时的柔石，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论》。柔石家里开店，有些钱。父母寄二百银圆，够开销好几个月。住北大红楼附近的学生宿舍，隔壁是冯雪峰、潘漠华。每个月食宿费，多少钱？二十元到三十元，买书的钱至少十块，差不多要四十块钱才能过。这是朱自清大学毕业晚两年以后。朱自清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带着妻子，两口子，三十五块钱，小日子并不富裕。而扬州家里三口人，城市虽小一点，但过惯了富豪生活的父亲，三十五块钱，日子怎么过？这就有了“家庭琐屑”，触父亲之怒，那怪谁呢？怪朱自清，朱自清就辞去了在杭州的工作，到扬州第八中学当教务主任。省得了两头“开伙仓”，估计扬州的工资绝对不会低于杭州。“家庭琐屑”可以少一点嘛。实际情况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严重了。

朱自清8月回到扬州受聘教导主任，可是在9月，就突然辞职走人了。表面上是和校长偏袒一位同事有关，实际上是，这个中学的校长，和朱自清的父亲很熟悉。父亲就跟校长讲了，我儿子的工资，你发到我这里好了。朱自清连三十五块都没有了。这个父亲真是有点家长专制，而且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宗法家长制的。朱自清敢怒不敢言，但是，行动却很出格。教务主任才上任了一个月，就不辞而别，拂袖而去了。他这一走，造成的后果是他父亲的家长制大发作，压力全转移到他太太头上。朱自清回忆说，“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讽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给亡妇》）这就是说，父亲把他妻子赶出了家门。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在《背影》中说父亲“忘却我的不好”，怎么不好法呢？第一，找个借口跑掉了。然后，就到上海、杭州、温州，转来转去，教书，为文，工资在我手里，我寄多少就是多少。家庭琐屑啊，看不见，心不烦。第二年，1922年9月，干脆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到杭州。“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给亡妇》），这就是说，从扬州那个祖孙三代的大家庭独立出来了。

此时他在多所中学任教，时有兼职，文学创作活跃，稿酬当不无小补，经济条件应该有所改善。故1923年，暑假回扬州探望父母。但是，三个月后，孩子却增加到三个。怎么照顾？干脆把生母从扬州接来温州。一家六口。固定工薪却不再是七十大洋了。当时，江浙军阀混战连年，“三十多元的月薪，要拖两三个月才能领到，一个学期常常只能拿到三个月的薪水，朱自清因为家累重，收入入不敷出。”（《朱自清年谱》）朱自清经常因为经济问题，向朋友借钱。他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平和中正，自尊心受伤，心里很痛苦。想来对扬州家中的供给不会增加多少，家庭琐碎更多，父亲的怒气自然就更大。特别是，借口帮忙照顾孩子，把生母接到浙江温州白马湖，等于正式宣告和父亲分为两家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思想的分歧上升为组织的分裂，实际上是和父亲宣告：我过我的小日子，你过你的好日子，不管有多少牢骚，就跟那个泼辣的宝应姨太太去发吧，那个泼辣女人和你闹起事来，你自己去对付吧。父子关系当然更僵了。《背影》中有一句话“最近两年的不见”，轻描淡写，就是1922年到1925年，两年多没有回家。从上海、温州到扬州并不遥远，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等于说，和父亲毫无感情瓜葛了。这是《背影》所说的“我的不好”的第二层意思，显然带着忏悔的意味。

1925年，朱自清时来运转，他的朋友俞平伯推荐他去当时的清华学校，清华当时还没有成为大学，但经过十年的筹措，设立了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门）。本来是请胡适的，胡适推荐俞平伯，俞平伯嫌清华太远，当时北大红楼在北京市中心，而清华远在西郊，不下一二十公里。他不像蔡元培校长，有公家的马车。坐人力车（黄包车），费时，费钱，从清华到北京城里，雇一小毛驴，比较便宜。俞平伯就推荐了朱自清。

正在为生计、为学潮苦恼不堪，打算离开教育界的朱自清，十分兴奋，来不及搬家，一个人在暑假期间到清华，当了国文系教授。工资大大提高，究竟多少？大概不会低于北京大学教授，至少有二百银圆吧。对父亲的经济接济自然提高，情绪有所缓和。但是，父亲身边只有那个凶悍的女人，情绪没有地方发作。朱自清寄钱回家，钱收下，信不回，显然是施加精神压力。两个犟脾气就这么僵持着。后来父亲终于找到妥协的由头，来信说，我当时没有耽误你读书，你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你四个孩子怎么弄得过来啊？这是1925年，加上“大去之期不远”，把朱自清深深触动了，关系渐渐缓和。人生苦短啊，弄不好有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身为四个孩子的父亲的朱自清，为父亲的亲情所动，反思自己的“不好”，无声的眼泪，浸透了八年来潜在的内心愧怍，不但为当年在火车站的内疚，而且为多年来的无情的举措。据朱自清弟弟朱国华回忆，他在《文学周报》上读到《背影》，立刻拿给朱自清父亲看，这个脾气很坏的朱鸿钧，读着读着就流下了眼泪。儿子忏悔了，父亲也谅解了。为什么不马上把生母和孩子送回杭州，而是过了两年，才让亲生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扬州，自己和太太武钟谦和两个孩子去了北京？这是因为“家庭琐屑”。除了他的经济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那个非常凶悍的宝应的姨太太，跟他母亲，还有和他妻子有矛盾，是可以想象的。朱自清在《给亡妇》中说过：自己从扬州突然半途辞职出走。太太被赶出了家门。情感的伤害，两年时间的疗程不够，最后折中，自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到北京，让生母带两个孩子回扬州。

按常理来说，分裂的两个小家庭，又统一为一个大家庭了，万事大吉了。但是，亲子之爱从隔膜到交融，心路历程艰难而曲折。爱的伤痕至少还留下一点余波。这一点，渗透在朱先生的另一篇杰作《荷塘月色》中。

读不出其中的隐衷，不但读不懂《荷塘月色》中的精彩，反而几乎是举国一致地歪曲。

二、有一种自由叫作享受孤独

《荷塘月色》是1927年7月写的，八九十年来，有非常多的解释。据赖瑞云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共六种解释。有四种说朱自清此时为动摇于革命与不革命之间而苦闷。权威学者引用了朱自清当时写的《哪里走》。朱先生说自己属于“petty bourgeoisie”(法语：小资产阶级)，“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哪里走》）也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但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还是别提超然为好”，可又不安心于超然，证据是《一封信》中所说：“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当然逃避是不轻松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钱理群先生在1993年第11期的《语文学习》上做了更为细致的阐释：朱自清被南方四一二大屠杀弄得目瞪口呆，深感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既反感于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产生了不知“哪里走”的“惶惶然”，“认为一切政治暴力都是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作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有一种负罪感。“荷塘月色”的宁静的境界恰是作者的“精神的避难所”。

把“荷塘月色”作为“精神的避难所”，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充分尊重。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还不够精确。那么多学者，种种说法，说来说去，从价值观念来说，总是把眼光局限在是社会功利性的价值。其实，这主要是一篇抒情散文，其价值，应该是情感的审美价值，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苦闷，至少有两点值得深究。第一，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众多人群的普遍性，并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个性。从理论上说，普遍性的内涵小于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内涵小于苹果一样。反过来说，特殊性的内涵大于普遍性，正等于吃了苹果就大致知道水果是怎么一回事，而光知道普遍性的水果的定义，却不知道苹果的味道。同样是小资产阶级，老舍、冰心、巴金都有苦闷。解读《荷塘月色》的任务是揭示朱自清的个性，不同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仅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苦闷是空洞的。第二，就是明确了朱自清的个性，也不足以将《荷塘月色》彻底解密。因为个性是心理多方面的统一，有其矛盾的各个侧面；个性又是立体的，有其表层和深层，有其意识和潜意识。个性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心情瞬息万变，丰富多彩，矛盾重重，分别表现在不同的文章中。

《荷塘月色》这样的短文，不可能写出他全部的个性，一个晚上的一次散步，只是他个性的一个片段。不可否认，朱自清有政治性的苦闷。他对共产党人有相当的同情。例如对北大同学、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邓中夏在思想上有过很深的共鸣。在1924年，他有新诗《赠友》，后来改为《赠A.S.》，这个A.S.就是邓中夏，诗歌是对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的响应。邓氏在文章中提醒新诗人，不要陶醉于“怡情陶性的快乐主义”，“怨天尤人的颓废主义”甚至是“无病而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特别多做警醒已死的人心，提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坐在深阁安乐椅上做革命的诗歌”，没有“亲历其境”，“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作品也就不受什么深刻的感动了”（《中国青年》第10期）。朱自清读后写下了《赠友》。《中国青年》第28期1924年7月转载到《我们的七月》时才改名为《赠A.S.》，收入《踪迹》时改为《赠A.S.》。朱自清以极罕见的热情、激昂的音调，歌颂革命者英勇无畏，“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实现“建立红色天国在地上”的伟大理想。这是三年前的事。那时他入世未深，思想颇为激进。如今却在矛盾中,只能苦闷徬徨。

《荷塘月色》一开头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联系到“四一二政变”，但是，我觉得这明显不妥啊。“四一二政变”是4月份，文章写在7月下旬，中间是三个多月啊，4月、5月、6月及7月初，为什么就一点没有苦闷？可见，心里不宁静，不一定是政治性质的。就算是政治苦闷，也不会早上起来就苦闷，到晚上睡觉以前都苦闷，跟老婆在一起苦闷，跟老婆不在一起也苦闷。这不是变成政治机器人了吗？根据我的想法，作为一个精神丰富的人来说，的确有苦闷，这种苦闷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性质。

不宁静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由于“四一二政变”，时局不稳定，学生要求提前放假。当然，也许是借口，学生最好每天放假。学校就提前，原来8月放假，提前到7月。对于朱自清来说，这么长的假期，两年没有回家了，跟父亲关系虽然缓解，但是见了面，父亲会不会饶过自己呢？会不会跟自己算不孝的总账呢？弄不好“触他之怒”就糟糕了。是不是和老婆商量一下呢？不能。老婆在他出走那三个月被家人羞辱的心灵伤痕，最好不要触碰。没有人好商量，到荷塘那边散散心吧。

那个荷塘日日经过，平时并不怎么样，小煤屑路、不知名的小树。白天很少人走，夜晚有点怕人，是个鬼地方啊。但是，今天月光很不错，应该有另外一副样子吧。散散心，可能就宁静一点吧。没有想到，一到荷塘，“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同样的荷塘就变成不同的样子，因为心情不同啊。怎么不同？“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这句话很关键。钱理群先生他们所分析的政治苦闷，那是平常的自己。但是这时却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跟平常的自己不一样。这说明，他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平常的自己，一个是此时此刻的自己。平常的自己怎么样？“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独处也爱群居”。热闹也好，冷静也好，独处也好，群居也好。但是，今天不一样，“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独处的妙处”，这是文章的灵魂。孤独成了享受。为什么呢？“自由”。自由在哪里呢？“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意思是完全没有外在的压力啊。主张政治的苦闷的，在这里可以找到论据，自由啊，国民党白色恐怖，不自由啊。但是，《荷塘月色》全文读下来似乎没有政治啊。

从理论上说，自由这个范畴起码有四种内涵。第一种，相对于自由散漫，和纪律是对立的统一，上课迟到啦，校园里打架啦，违反纪律。第二种，是哲学的自由，相对于必然而言的。自由乃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是斯宾诺莎提出的名言，被马克思肯定了，毛泽东也用过。什么叫自由啊？你驾驭它的必然性、规律性，就叫自由啦。譬如，你去游泳，头闷下去吐气，头侧过来吸气，这叫作自由式。可你觉得不自由，为什么要这么强制？我偏偏头闷到水里吸气，头抬起来吐气。那这种自由，最多坚持十分钟，你只有上救护车的自由了，也就是失去自由了。第三种自由，是伦理的自由。比如，我现在结婚了，又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自由恋爱嘛。不行，你结婚了，你就没有自由恋爱的自由了，因为这里你有责任。责任和自由是对立的统一，责任限制你的自由。第四种自由，是政治的自由，对专制而言，独裁而言。

按下慢表，我们细读文本，分析朱自清的“自由”属于哪一种。

因为自由，享受到独处的妙处。所以这本来并不怎么样的荷塘在月光下特别美好，一连用了十四个比喻来形容荷塘月色之美，特别是那个微微的花香，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用缥缈的听觉来形容嗅觉。荷塘里面光和影的旋律，像小提琴上奏着的名曲，用美好的音乐来形容画面。很精彩，精彩在哪里？好多年没有人说得出，幸亏20世纪60年代初，钱锺书先生写了《通感》。老师们望风景从，终于有了理论上的权威解释。但是，许多同人忽略了，十四个比喻后面他又补充一句，“这时候最热闹的”，你们还记得下面是什么吗？哦，“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并不完全是宁静，还有热闹的一面。但是，朱自清先生的感官拒绝了热闹。这是抒情诗文最起码的技巧，并不是像有些先生们所讲的，要观察，什么东西都写出来，而是进行选择，符合你的感情的加以同化，不符合的，就充耳不闻。朱自清享受着心灵不受任何外部干扰的“独处”的宁静，以至于外部的喧闹声音完全听不到。那么，内心宁静不宁静呢？

看下去，好像并不宁静，他想了些什么？前几年，香港教育局请我给中学骨干老师讲课，讲到“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课文就完了。我说，下面还有啊，听课的老师说，没有了。我说请打开电脑，果然，下面还有梁元帝的《采莲赋》等，删掉这么多，文章被腰斩了，都没有感觉。从这里，你们可以想象香港的语文水平菜到什么程度。教了好多年的《荷塘月色》，还没有念过全文。

梁元帝的《采莲赋》开头一句,“妖童媛女”；妖童，青春靓丽的帅哥，媛女，时髦的靓妹。干吗呢？题目是“采莲赋”，其实，这些是帅哥靓妹，根本没有采莲。而是“荡舟心许”，眉目传情。“鹢首徐回，兼传羽杯”，鹢首就是这个船上画的鸟头，慢慢地转过来嘛，兼传羽杯，羽毛一样轻的杯子，互相传递，喝酒，那完全是在调情嘛。女孩子很有技巧，说是要离开，但是“棹将移而藻挂”，刚刚要划开，那水藻把桨给挂住了。“畏倾船而敛裾”，船还没有离开，就要翻掉的样子，这么危险才有帅哥关注啊，快快帮忙，把裙子捞起来。

朱自清在这里留下了矛盾，本来宁静得蝉声和蛙叫都充耳不闻，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可现在脑子里，却神往青春热闹的场面。本来说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那现在想了什么？男女调情的场面。那是宫体诗，帝宫如此，老百姓怎么样？还怕你不明白，想到《西洲曲》，民歌。“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中学语文课本里注解，莲子是什么？哎，莲就是“怜”，就是爱，莲子就是Love You。（笑声）这个朱自清非常老实，反衬他内心的寂寞，向往某种青春的欢畅。怕你还不明白，接着特别反复说明：先是“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风流的季节”，后是“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但是，他这样想，是很自由的啊。这个自由来自“独处的妙处”。

余光中先生读不懂这个“独处的妙处”，批评说，这个朱自清真奇怪，晚上散步居然不带太太。（大笑声）我看了以后一肚子恼火，请允许我讲了句粗野的话“你管得也太宽了”。（笑声）你还让不让人家活？人家写的就是这段心灵的独处啊。有那么半小时的自由。有一位学者的一篇论文，说朱自清这时内心充满了一种骚动。（笑声）平常群居的时候，把它压下去了，超出平常的自己，独处了，思想上自由一下，总可以的吧？

就这么想得很自由，很过瘾的时候，不知不觉走到家里了。刚才迷迷糊糊唱着儿歌的妻子和孩子完全睡着了。赶快把门带上。

这一笔很关键啊，关键在哪里？独处的自由结束了，太太、孩子就在眼前，恢复了平常的自己，那就意味着不能自由乱想了，因为太太孩子，提醒着责任，家庭的责任，所以就在七八月间，朱自清终于回扬州探亲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自由的内涵，四种之中，朱自清写的是哪一种啊？那就是和责任对立统一的自由，属于伦理性质的。和许多学者所设想的反对专制的自由没有关系。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朱自清的苦闷仅仅是伦理性的，政治性苦闷仍然没有解脱。这年9月他写了《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是渗透着政治苦闷的。但是，那是心灵的另一个层次。

你们可能要质疑，这样的分析，可能是孤证，还不能雄辩地证明独处的妙处在于自由。那么，你们读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吗？在那里的朱自清是很有头面的，他和俞平伯一起到你们南京，那秦淮河有歌伎唱歌，他是很想听听的。但是，那时不是独处，俞平伯就在后面，就不太自由了。人家拿个折子给他点歌，他很想听一下，未免假正经，说不要不要，很希望俞平伯说要。但俞平伯也不要，人家就非常扫兴地走掉了。朱自清心里十分遗憾，潜意识仍然十分“骚动”，坦承他的“顾忌”，就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

不在独处中，就没有自由了。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诸位，对朱自清，还有对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简单化理解。朱自清的精神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在散文中，写自己内心深层次的孤独，水平是很高的，从世界文学史上看，是第一流的，比美国梭卢的《瓦尔登湖》，我觉得要好一点。那个美国人，老是一个人在湖边，东想西想，说的不过就是和寂寞为伴，就不寂寞了，翻来覆去就是不平常的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不平常和平常的自己之间沉浮，思绪才不至于单调，几十万字就这样平面滑行下来，实在是太啰唆了，看得我烦死了。但是，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起码半小时，我没有办法讲他的啰唆了，我再饶舌下去，就比那个美国人更要烦死诸位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据我观察，没有一个上厕所的，更没有上了厕所不回来的。

根据作者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录音记录整理

卢风华整理，作者修订于2022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