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对于王小波来说，是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

之前一年，《黄金时代》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他发表的获奖感言叫《工作·使命·信心》。这次获奖确实增强了他的信心，他决定从人民大学辞职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他在人大教统计学，也教英语，都很努力，都不懈怠，但显然，这些都不是他的最爱，他的最爱是写作。辞职使他可以从世俗琐事里摆脱出来，专注于写作。

这也和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当时我已经从北大调到社科院，工资基本上够两个人开支，不需要他为了生计而被迫做一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我也确信他应该写作。辞职对他而言尤为重要，因为他的写作习惯是长时间投入，轻易出不来。如果不作这个决定，他也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

小波特别自信，他确信自己的小说能脱颖而出，这样的自信是天生的。他是个很羞涩的人，跟不认识的人没什么话说，需要与文学界打些交道时，也一般是我去，有时我也得领着他去参加一些讨论、会议，他特别不情愿，他对那种开会讲官话的领导有个精辟的总结：废话篓子。羞涩和自信不矛盾。他对辞职是做好准备的，他说大不了当个货车司机，养活自己肯定没什么。他不愿意讲些官话、套话，说有些人愿意交这个税，但他自己肯定不愿意。

在价值观上，他是个不愿意妥协、将就的人，认为这会降低生命质量。他死后的那些影响力，我估计和这个有关系。他说这个社会很多人太容易将就了。我属于比较传统的人，当时想，是不是应该让他加入作协什么的，但他不同意，说，连王朔都不加入，我怎么能加入？

小波一直希望能有个独立的状态，当然，这首先必须是经济上的独立。在获得《联合报》文学奖并拿到一笔奖金后，我们在顺义买了套房子，还剩下一些钱，这也是他辞职做自由撰稿人的底气之一。他曾经自己设计了一套汉字录入法，想推向市场。在去世前夕还拿到了货车驾驶牌照。

他喜欢以第一人称叙事，特别抗拒那种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的说话方式，站在高处俯视芸芸众生。这和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他喜欢把姿态放得很低，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非常低。你去读他的小说会发现，里面的人物都没什么正经名字。王二最开始不叫王二，叫陈辉，后来改成王二，还有姓颜色的女大学生，X海鹰等。

他早期小说《绿毛水怪》是在工厂时写的，那时候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街道大妈、大婶，没什么可抱怨的，但他曾经给我写信说，“我要从他们之上飞腾过去。”即便肉身再困顿，他也希望灵魂会飘到另一个世界。他以前告诉我，他16岁去云南插队时，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

他的小说里，我最喜欢《红拂夜奔》，特别喜欢结尾那句话，“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可以说，他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另一个是诗意世界。在后一个世界里，李靖成了长安城的大流氓，可以证明费马大定理，也可以在天上飞。他可以来往于这两个世界。比如，在美国时，我们驾车游览美国，他对一般人认为好看的房子不怎么留意，反而特别喜欢废墟，他可能在发挥想象力了，可能在想，废墟原来的模样，里头的曲折等。

如果说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中，有什么能持续影响读者看法生活的方式，可能有两点：

一是他在自己的杂文中强调的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自由，比如理性，他特别喜欢强调，哪怕是《天鹅湖》这样的好作品，也不能强迫别人看100遍。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热销，他写文章反对这种蛊惑人心的狭隘民族主义，这是非常原始、非理性的狭隘。这本是常识，但人在被压制、陷入非理性时，便意识不到。

二应该是他对美的追求。他认为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生活的诗人。他喜欢所有有趣、飞扬的东西，他的文学理想就是要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他特别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美”的文学理论，并且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创造的、想象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他努力在自己的小说里建构这个世界。更重要的可能是他认为人应该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妥协、被迫过另一种生活，这是我理解的他对大众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