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能长久扎根在记忆里。它们一向都在那儿安睡,偶尔醒一下,睁眼看看,见你忙着(升迁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里它们轻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机缘错过,终于一天又看见它们,看见时光把很多所谓人生大事消磨殆尽,而它们坚定不移固守在那儿,沉沉地有了无比的重量。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拍时并不经意,随手放在哪儿,多年中甚至不记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了它,拂去尘埃,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郑重其事的留影,却已忘记是在哪儿和为了什么。 近些年我常常想起一道墙,碎砖头垒的,风可以吹落砖缝间的细土。那道墙很长,至少在一个少年看来是很长,很长之后拐了弯,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里去。小巷的拐角处有一盏街灯,紧挨着往前是一个院门,那里住过我少年时的一个同窗好友。叫他L吧。L和我能不能永远是好友,以及我们打完架后是否又言归于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度形影不离,流动不居的生命有一段就由这友谊铺筑成。细密的小巷中,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冬天和夏天,风声或蝉鸣,太阳到星空,十岁也许九岁的L曾对我说,他将来要娶班上一个(暂且叫她M的)女生做老婆。L转身问我:“你呢,想和谁?”我准备不及,想想,觉得M确是漂亮。L说他还要挣很多钱。“干吗?”“废话,那时你还花你爸的钱呀?”少年之间的情谊,想来莫过于我们那时的无猜无防了。 我曾把一件珍爱的东西送给L。一本连环画呢,还是一个什么玩具,已经记不清。可是有一天我们打了架,为什么打架也记不清了,但丝毫不忘的是:打完架,我又去找L要回了那件东西。 老实说,单我一个人是不敢去要的,或者也想不起去要。是几个当时也对L不大满意的伙伴指点我、怂恿我,拍着胸脯说他们甘愿随我一同前去讨还,再若犹豫就成了笨蛋兼而傻瓜。就去了。走过那道很长很熟悉的墙,夕阳正在上面灿烂地照耀,但在我的记忆里,走到L家的院门时,巷角的街灯已经昏黄地亮了。这只可理解为记忆的作怪。 站在那门前,我有点儿害怕,身旁的伙伴便极尽动员和鼓励,提醒我:倘调头撤退,其卑鄙甚至超过投降。我不能推卸罪责给别人:跟L打架后,我为什么要把送给L东西的事告诉别人呢?指点和怂恿都因此发生。我走进院中去喊L,L出来,听我说明来意,愣着看一会儿我,让我到大门外等着。L背着他的母亲,从屋里拿出那件东西交在我手里,不说什么,就又走回屋去。结束总是非常简单,咔嚓一下就都过去。 我和几个同来的伙伴在巷角的街灯下分手,各自回家。他们看看我手上那件东西,好歹说一句“给他干吗”,声调和表情都失去来时的热度,失望甚或沮丧料想都不由于那件东西。 独自贴近墙根我往回走,那墙很长,很长而且荒凉,记忆在这儿又出了差误,好像还是街灯未亮、迎面的行人眉目不清的时候。晚风轻柔得让人无可抱怨,但魂魄仿佛被它吹离,飘起在黄昏中再消失进那道墙里去。捡根树枝,边走边在那墙上轻划,砖缝间的细土一股股地垂流……咔嚓一下所送走的,都扎根进记忆去酿制未来的问题。 那很可能是我对于墙的第一种印象。 随之,另一些墙也从睡中醒来。 几年前,有一天傍晚“散步”,我摇着轮椅走进童年时常于其间玩耍的一片胡同。其实一向都离它们不远,屡屡在其周围走过,匆忙得来不及进去看望。 记得那儿曾有一面红砖短墙,墙头插满锋利的碎玻璃碴儿,我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总去搅扰墙里那户人家的安宁,攀上一棵小树,扒着墙沿央告人家把我们的足球扔出来。那面墙应该说藏得很是隐蔽,在一条死巷里,但可惜那巷口的宽度很适合做我们的球门。巷口外的一片空地是我们的球场,球难免是要踢向球门的,倘临门一脚踢飞,十之八九便降落到那面墙里去。墙里是一户善良人家,飞来物在我们的央告下最多被扣压十分钟。但有一次,那足球学着篮球的样子准确投入墙内的面锅,待一群孩子又爬上小树去看时,雪白的面条热气腾腾全滚在煤灰里。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足球事小,我们乘暮色抱头鼠窜。好几天后,我们由家长带领,以封闭“球场”为代价换回了那只足球。 条条小巷依旧,或者是更旧了。可能正是国庆期间,家家门上都插了国旗。变化不多,惟独那“球场”早被压在一家饭馆和一座公厕下面。“球门”对着饭馆的后墙,那户善良人家料必是安全得多了。 我摇着轮椅走街串巷,闲度国庆之夜。忽然又一面青灰色的墙叫我怦然心动,我知道,再往前去就是我的幼儿园了。青灰色的墙很高,里面有更高的树。树顶上曾有鸟窝,现在没了。到幼儿园去必要经过这墙下,一俟见了这面高墙,退步回家的希望即告断灭。那青灰色几近一种严酷的信号,令童年分泌恐怖。 这样的“条件反射”确立于一个盛夏的午后,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那时的蝉鸣最为浩大。那个下午母亲要出长差,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最高的希望是她不去出差,最低的希望是我可以不去幼儿园,在家,不离开奶奶。但两份提案均遭否决,据哭力争亦不奏效。如今想来,母亲是要在远行之前给我立下严明的纪律。哭声不停,母亲无奈说带我出去走走。“不去幼儿园!”出门时我再次申明立场。母亲领我在街上走,沿途买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形势虽然可疑,但看看走了这么久又不像是去幼儿园的路,牵着母亲的长裙心里略略地松坦。可是!好吃的东西刚在嘴里有了味道,迎头又来了那面青灰色高墙,才知道条条小路相通。虽立刻大哭,料已无济于事。但一迈进幼儿园的门槛,哭喊即自行停止,心里明白没了依靠,惟规规矩矩做个好孩子是得救的方略。幼儿园墙内,是必度的一种“灾难”,抑或只因为这一个孩子天生地怯懦和多愁。 三年前我搬了家,隔窗相望就是一所幼儿园,常在清晨的懒睡中就听见孩子进园前的嘶嚎。我特意去那园门前看过,抗拒进园的孩子其壮烈都像宁死不屈,但一落入园墙便立刻吞下哭声,恐惧变成冤屈,泪眼望天,抱紧着对晚霞的期待。不见得有谁比我更能理解他们,但早早地对墙有一点儿感受,不是坏事。 我最记得母亲消失在那面青灰色高墙里的情景。她当然是绕过那面墙走上了远途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她是走进那面墙里去了。没有门,但是母亲走进去了,在那些高高的树上蝉鸣浩大,在那些高高的树下母亲的身影很小,在我的恐惧里那儿即是远方。 坐在窗前,看远近峭壁一般林立的高墙和矮墙。我现在有很多时间看它们。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墙。我们都在墙里。没有多少事可以放心到光天化日下去做。规规整整的高楼叫人想起图书馆的目录柜,只有上帝可以去拉开每一个小抽屉,查阅亿万种心灵秘史,看见破墙而出的梦想都在墙的封护中徘徊。还有死神按期来到,伸手进去,抓阄儿似的摸走几个。 我们有时千里迢迢——汽车呀、火车呀、飞机可别一头栽下来呀——只像是为了去找一处不见墙的地方:荒原、大海、林莽甚至沙漠。但未必就能逃脱。墙永久地在你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一只“飞去来器”,从墙出发,又回到墙。你千里迢迢地去时,鲁宾逊正千里迢迢地回来。 意义的原因很可能是意义本身。干吗要有意义?干吗要有生命?干吗要有存在?干吗要有有?重量的原因是引力,引力的原因呢?又是重量。学物理的人告诉我:千万别把运动和能量,以及和时空分割开来理解。我随即得了启发:也千万别把人和意义分割开来理解。不是人有欲望,而是人即欲望。这欲望就是能量,是能量就是运动,是运动就走去前面或者未来。前面和未来都是什么和都是为什么?这必来的疑问使意义诞生,上帝便在第六天把人造成。上帝比靡菲斯特更有力量,任何魔法和咒语都不能把这一天的成就删除。在这一天以后所有的光阴里,你逃得开某种意义,但逃不开意义,如同你逃得开一次旅行但逃不开生命之旅。 你不是这种意义,就是那种意义。什么意义都不是,就掉进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是一个什么呢?生命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轻得称不出一点儿重量你可就要消失。我向L讨回那件东西,归途中的惶茫因年幼而无以名状,如今想来,分明就是为了一个“轻”字:珍宝转眼被处理成垃圾,一段生命轻得飘散了,没有了,以为是什么原来什么也不是,轻易、简单、灰飞烟灭。一段生命之轻,威胁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灵魂里渗透:是不是生命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啊?人的根本恐惧就在这个“轻”字上,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比如穷人手里作废的股票,比如失恋和死亡。轻,最是可怕。 要求意义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各种重量。各种重量在撞墙之时被真正测量。但很多重量,在死神的秤盘上还是轻,秤砣平衡在荒诞的准星上。因而得有一种重量,你愿意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愿意为之累,愿意在它的引力下耗尽性命。不是强言不悔,是清醒地从命。神圣是上帝对心魂的测量,是心魂被确认的重量。死亡光临时有一个仪式,灰和土都好,看往日轻轻地蒸发,但能听见,有什么东西沉沉地还在。不期还在现实中,只望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我与L的情谊,可否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沉沉地有着重量? 不要熄灭破墙而出的欲望,否则鼾声又起。 但要接受墙。 为了逃开墙,我曾走到过一面墙下。我家附近有一座荒废的古园,围墙残败但仍坚固,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里我摇着轮椅走到它跟前。四处无人,寂静悠久,寂静的我和寂静的墙之间,膨胀和盛开着野花,膨胀和盛开着冤屈。我用拳头打墙,用石头砍它,对着它落泪、喃喃咒骂,但是它轻轻掉落一点儿灰尘再无所动。天不变道亦不变。老柏树千年一日伸展着枝叶,云在天上走,鸟在云里飞,风踏草丛,野草一代一代落子生根。我转而祈求墙,双手合十,创造一种祷词或谶语,出声地诵念,求它给我死,要么还给我能走的腿……睁开眼,伟大的墙还是伟大地矗立,墙下呆坐一个不被神明过问的人。空旷的夕阳走来园中,若是昏昏地睡去,梦里常掉进一眼枯井,井壁又高又滑,喊声在井里嗡嗡碰撞而已,没人能听见,井口上的风中也仍是寂静的冤屈。喊醒了,看看还是活着,喊声并没惊动谁,并不能惊动什么,墙上有青润的和干枯的苔藓,有蜘蛛细巧的网,死在半路的蜗牛身后拖一行鳞片似的脚印,有无名少年在那儿一遍遍记下的3.1415926…… 在这墙下,某个冬夜,我见过一个老人。记忆和印象之间总要闹出一些麻烦:记忆说未必是在这墙下,但印象总是把记忆中的那个老人搬来,真切地在这墙下。雪后,月光朦胧,车轮吱吱叽叽轧着雪路,是园中惟一的声响。这么走着,听见一缕悠沉的箫声远远传来,在老柏树摇落的雪雾中似有似无,尚不能识别那曲调时已觉其悠沉之音恰好碰住我的心绪。侧耳屏息,听出是《苏武牧羊》。曲终,心里正有些凄怆,忽觉墙影里一动,才发现一个老人背壁盘腿端坐在石凳上,黑衣白发,有些玄虚。雪地和月光,安静得也似非凡。竹箫又响,还是那首流放绝地、哀而不死的咏颂。原来箫声并不传自远处,就在那老人唇边。也许是气力不济,也许是这古曲一路至今光阴坎坷,箫声若断若续并不高亢,老人颤颤的吐纳之声亦可悉闻。一曲又尽,老人把箫管轻横腿上,双手摊放膝头,看不清他是否闭目。我惊诧而至感激,一遍遍听那箫声和箫声断处的空寂,以为是天喻或是神来引领。 那夜的箫声和老人,多年在我心上,但猜不透其引领指向何处。仅仅让我活下去似乎用不着这样神秘。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听出那夜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天命的限制。(达摩的面壁是不是这样呢?)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哭和喊都是要逃离它,怒和骂都是要逃离它,恭维和跪拜还是想逃离它。我常常去跟那墙谈话,对,说出声,默想不能逃离它时就出声地责问,也出声地请求、商量,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见。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听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我一直在写作,但一直觉得并不能写成什么,不管是作品还是作家还是主义。用笔和用电脑,都是对墙的谈话,是如衣食住行一样必做的事。搬家搬得终于离那座古园远了,不能随便就去,此前就料到会怎样想念它,不想最为思恋的竟是那四面矗立的围墙;年久无人过问,记得那墙头的残瓦间长大过几棵小树。但不管何时何地,一闭眼,即刻就到那墙下。寂静的墙和寂静的我之间,野花膨胀着花蕾,不尽的路途在不尽的墙间延展,有很多事要慢慢对它谈,随手记下谓之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