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林玉堂先生的一篇提倡“幽默”的文章里，提起一个名叫什么然的人，我听了不免“落了耳朵”，要出来说明几句，因为近来做杂感而名叫什么“然”的人，除我之外只有一位“浩然”先生，所以我至少有五成的可以说话的资格。我对于林先生并没有什么抗议要提出，只要想略略说明用别名的意思罢了。

我平常用这个名字，总当作姓陶名然（古有计然），其实，瞒不过大家，这只是一个别号，再也用不着说。这个出典，即在“宣南”的陶然亭，也极显而易见，——那就是金心异等被打之处。至于为什么用这个别号，这却没有很大的意思，不过当作别号，即用以替代比较固定的真姓名。

那么大家一定要问，为什么不用真姓名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好几种冠冕堂皇的答案。但在我老实的说来，可以答说为的是省麻烦。列位知道中国是一个颠倒的国度，是“写字从右起，吃饭最后吃汤”，老年人讲恋爱，青年人维持礼教的国，我们讲话如稍不小心，便要大逢后生家的怒，即使不被斥为“混蛋”，一一这是说徼天之幸，——也必定被指为偏激。我的同排行的浩然先生便已经被鉴定为日本人，我大约也不久可以变印度人，因为我不大赞成驱逐“亡国奴”太戈尔。还有一层，除了时常说些不相干的话去“激恼”青年之外，我又喜欢讲一点不大正经的话头，更要使得有肉欲可言的二三十岁的道学先生暴跳如雷，叫我听了不禁害怕起来。大家要灭宗教而朝食的时候，我以为个人可以不信宗教，宗教却总是不可除灭的；大家正在排日的时候，我却觉得日本的文化自有特殊的价值，又特别喜欢那“窑子式”的绘画与歌曲。嗟夫，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其不至于被“打攒盘”者盖几希矣！用一个别号，即所以解决这个难题，虽然被鉴定为某国的人，但援“吴吾自有吴吾负责”之例也就可以推托过去。这种金蝉脱壳之计本来不是正当办法，但在我们中国实在是一个必要的方便法门呀。

中国人虽然喜欢听说笑话（当然是三河县老妈的笑话），对于“幽默”或“爱伦尼”( Irony)却完全没有理解的能力。三年前的六月三日北京八校职教员在新华门被军警打伤，政府发表公文说是自己碰伤，我在十日的《晨报》上做了一篇《碰伤》的杂感，中间有一段说：

三四年前浦口下关间渡客的一只小轮，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国军舰的头上，立刻沉没，据说旅客一个都不少。（大约上船时曾经点名报数，有账可查的。）过了一两年后，一只招商局的轮船，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年月与两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数，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上海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幅挽联道：

“未必同舟皆敌国，不图吾辈亦清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

这些话并不能算怎么深奥，但是你想结果如何，有一位青年写信来大骂，说是政府的走狗。倘若真是的，那么恰合于“吃了你的酒，出了你的丑”的老话，倒还有点趣向，可惜我白得了这个名誉职，实在是“不当人子”。不过当时只署个别号，所以这走狗的头衔也由他去戴，我自己乐得逍遥自在了。

这是用别号的一点好处，——然而，“吴吾”先生到底不足法，那些人言也不足畏，我们以后或者还是照林先生所说，用真姓名来说中国人所不很懂的笑话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