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我之所以没法和Miriam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她太积极向上了。

Miriam，一个德国女生，身材高挑，举止优雅。长相嘛，这么说吧，大家说起她的时候，都不叫名字，直接说“我们系那个德国美女”。

她比我低一级。2003年夏天，她要参加我们系的“过关考试”，听说我前一年考了优，就跑来找我“取经”。我们就这么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到美国之后的新鲜劲还没有完全过去，对于交朋友还有一种收藏癖，就是各个国家的朋友，都想收藏一枚。看着坐在对面笑眯眯的美女，又在脑子里走了一遍我的朋友地图，于是我决定，要在我的地图上插上她这面美丽的德国小旗。

那个周末正好请朋友吃饭，就把她叫上了。过了一段时间，她去听歌剧，也叫上了我。然后我又叫了她喝过一次咖啡。然后她又叫了我去她家参加一个party。

多好的开端啊，接下来，本来应该是一个德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在纽约这个大都市，谱写一曲世界人民心连心的新篇章。可是，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好不容易把中德友谊加温到30摄氏度以后，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扔再多的柴好像也不管用了，就是眼泪给火熏出来，也不管用了。

究其原因，就是她这个人太积极，而我太消极。如果说到我们系的某个教授，我刚想说他的坏话，她就说：“啊，他太棒了……”一说到某个学术会议，我刚想说太无聊了，她就说：“那个会真是让我受益匪浅……”说到写论文，我刚想哭诉，她却说：“我真的特别享受写论文……”

跟她在一起，我越来越惭愧。生活对于她，光明、灿烂，好比把一件量身定做的小旗袍穿得服服帖帖；而那衣服穿在我身上，却是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真是糟蹋了好布料。

就算我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说：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德国，这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出有非常不同性格的人，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可看她穿着合体漂亮的小旗袍，我还是羞愧难当。

于是，我不太跟她玩了。

昨天，在系里碰见她。她刚从印尼做调查回来，照例是满面春风。

我问：“你的调查做得怎么样啊？”

“很好！”她说。

“去那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会不会孤单啊？”

“不会，怎么会呢？！”

“这个学期忙吗？”

“嗯，我有两场会，三篇论文，还有一个助教的职位……”她振奋的声音，“噼里啪啦”在我眼前开放。在她振奋的声音里，我又看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虫子，怀着自己那点焦虑，就像揣着万贯家产，贴着墙脚，灰溜溜地往自己虚构的、安全的阴影里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