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梦见我的母亲。穿一件莲青粉荷的和服，低着头，发高高的挽起，别着一只银簪，跪坐在玄关上，静静的煮茶，茶香扑鼻。她还涂着薄薄的口红，年纪只有三十上下，这是说那时的我只有三、四岁，但在梦里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了，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衰老及疲惫，头发微斑白。梦里我的母亲比我的忙妻更年轻，她看见我，低低的唤：“平岗，还不去洗干净。”我的母亲比我的爱人更纯静。

然后我梦见家后的小山着了火，漫天漫地的烧着，母亲自此消失。

母亲其实已经死去三十年了。

醒来我便决定回日本。我已经离开日本二十多年，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回去，但昨天我接到化验报告：确实我患了晚期乳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治疗也没用，对于一个男人，患乳癌仿佛是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但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我侧耳静静想着，仿佛全身都开了美丽的罂粟花。我便决定返回日本。

我向医院及大学请了一个月的病假，还没得到批准，我便离开了三藩市。

母亲是在一个很突然的情况下死去的。我父亲是别府由布县一个地主的儿子，念文学。她一生从来没有工作，闲来只饮酒写诗，练得一手好书法。战后家道便开始衰落，变卖的变卖，被家人亲戚骗走的骗走。父亲仍旧饮酒写诗度日，只是一无是处。一夜酒醉跌入河中，不知是否自杀，自此母亲便很沉默，我记忆中的她总是在煮茶，茶香扑鼻，玄关外是飞扬的雪。她煮茶总是长长的、缓缓的，了无边际。她从来不说话，从黄昏到入夜，她仍在黑夜中煮茶。所以我了解关于生命的哀伤，总是静默的，漫长的，夹着一点茶香。

那天她特别兴奋。父亲的一个远方表兄，自东京来到别府，可能会有一点金钱的接济。那天母亲特别穿上一件莲青粉荷的簇新和服，发高高的挽起，别着一只银簪，将大哥平助、我、小妹芳子寄在隔壁大嫂家里，便要到火车站去接这位东京来的亲戚。

那天下大雪，下午四时便天黑了。

我们一直不见母亲回来，开始哭闹。闹了老半天，很累，便睡了。醒来很多人声在吵，大嫂告诉我：“你母亲死了。”

死了。怎样死的，死是怎样的，全都不清楚，只是突然有人告诉你，死了，没了，不再存在了。所有的都完了，我便大哭起来。

我后来到东京习医，念的是神经科。那年代的东京，经济急剧发展，令我感到十分厌烦，我很渴望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于是在三藩市继续我的学业。

裕美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来自福岗，我遇见她的时候，她的英语还结结巴巴，因此只与很少数的日本朋友来往。她的父亲是我的解剖科导师，大家是日本人，异地相逢，分外的亲密。

我喜欢的是裕美的静。一双大眼睛，非常的清澈无暇，不谙世事。

我与她结婚时，她才十七岁，我比她年长十四年。她穿和服，我穿西黑礼服。迎宾的时候，她换了一套日常的和服，莲青粉荷，我心头一震，何等眼熟。

婚后我们的生活颇为拮据，裕美必须为人看守小孩，赚取外快，她一直想要一个小孩，但我实习在即，实在无暇多为闲事担忧，故坚决不肯，她便一直泱泱不快。

我到医院实习后，上课、诊症、当值、写报告、考试外，还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日本人要在美国社会立足，表现非特别好不可，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所以开了服镇静剂，后来是安非他明、吗啡。

一天午夜裕美突然起来，发觉我在客厅注射吗啡针，她便掩脸尖叫起来。她不停的叫，结果邻居报了警。我将她打晕了，然后坐在客厅吸一支烟，等警察来，打发他们走。

裕美后来离家出走。

我到她家等她，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上医院。她爸爸软了心肠，偷偷地叫她来看我。我见着她便紧紧的拥抱她。

回到家里，我忽然浑身作痛，很痛很痛，我便开始打她，然后注射吗啡针。

我如何变成这种人，我也不大清楚。我狠狠的掴了裕美很多巴掌，她没有反抗，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记起我母亲那双眼睛。

我想搬到加拿大蒙地可去。那里或许安静些，我和裕美可以过点新生活。

我开始申请转移到加拿大去实习，找房子，找钱。这时我遇到赵眉，赵眉是一个中法混血女子，我迷恋的是她一双尖牙以及近乎光头的短发，鼻上戴了一只小钻石，颈旁纹有一朵红玫瑰。

我开始在赵眉家中过夜。有一次，连续住了三天，期间我们不停的做爱，我们在虚耗生命的过程感到无比尖锐的快乐和痛苦。

我回到家的时候是黎明。天色非常幽暗。我浑身都非常疲乏，每一步都十分艰难。我也实在挂念裕美，不知有否伤了她的心。我泊好车，房子一片黑暗，想来她已经睡了。

只是门上了锁。

我无法进入，只好踢破了门。

客厅很整齐，茶几上还放了一束冰凉的百合，房间的被褥没动，裕美的白丝睡袍还叠得好好的，一双缎拖鞋正正的排着，象小学生。厨房的灯没关，吊灯散着一团光。我们常在这团光里吃饭，有圣洁安稳的味道。只是洗碗盘里有一只威士忌杯，还有少量的威士忌酒。

在浴室里我找着了她。她选择了最残酷的方法结束她自己。

她穿了我们婚宴迎宾那件莲青粉荷和服，左手还拿着一支尖刀（裕美是左撇子），半蹲半卧的，血泻了一地，微微露出粉白的肠子来。她的眼睛微张，半笑似的，看着我。这是我看过最哀伤的眼神了，很奇怪，这一刹那，我的内心毫不激动。我只是知道我毁掉了我眼前的一切。其实在这一刻，我已经死了。日后的日子不过在摹仿生命。

我住进了医院。普通人叫这做“精神崩溃”，其实我只是血压低及严重睡眠不足。出院的时候，我发觉我掉了大量头发，变了一个半秃，而且皱纹飞快的爬上我的脸。

我对生命非常厌倦。

我搬到得萨斯州去。好象那边的天地广阔些，我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上医院，教一两门医学预科的课，其它时候我都独自一人，驾车到湖边，钓一整天的鱼，闲来坐安乐椅看电视，有时就此睡着。我觉得我愈来愈像一个老人了，虽然我只是三十七岁。

未几看到我妹妹芳子死亡的消息。她在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便想从政。最后加入了社会党，而且开始参与竞选。有时她会寄张宣传单来。她反对兴建核电厂，又反对堕胎，进步与保守，兼而有之。我们一直没有通信，直至一天我在“读卖新闻”看见她被谋杀的消息，相信此宗谋杀有政治动机。

据报载，枪杀是在她家的客厅发生，子弹从近距离发射，穿过她的腹腔及脑袋。现场没有挣扎痕迹，相信为熟人所做。我在报上看见案发现场。她这个家，我也没有到过，这个女社会党员被谋杀，而她就是我的妹妹，我感到极度陌生。报上这张案发现场照片，见得客厅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大相，一个女子，穿着莲青粉荷和服，带着三个小孩子，在照相馆里整整齐齐的微笑着。这是我家的一张合家照，是在母亲去世前约一年照的。现在妹妹又逝世，照片里的人只剩下大哥和我。来到这个年纪，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了，而后来我身体内的癌细胞美丽盛放如罂粟花。我看着这张报上的照片，忽然流了一身汗。

这样我又搬回三藩市，是否妹妹的死亡，令我很想跟过往接近些。我没有回日本奔丧，其实我无法想象妹妹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政客，而且会被谋杀。我记忆中的芳子只是一个在田野间在我身后叫我“二哥二哥”的小女孩。不多久，我开始胸口剧痛，腋下有硬块。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很可能是癌症。

十分痛的时候，我注射吗啡止痛。

我非常非常的寂寞，我十分渴望死亡。

所以当我接到报告时，我如释重负。正如我十分亲近的人一样，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能否与他们见面，不得而知，我想我根本不存在。

我拍一个电报给大哥，告诉我回乡的日期，以及我身体的情况。大哥已经四十五岁，一直留在由布县耕种，并育有五名子女。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所以我在电报上描述了我会穿POLO恤，短裤及行李的式样颜色，怕他把我认不出来。

从别府坐火车到由布县，风景渐荒凉，火车十分陈旧而细小。我已经布认识东京，但别府就和以前一样，房屋疏落，张目便是稻田，春耕秋收，冬日有雪。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

还没有到达由布县，火车经过一条隧道。在黑暗里我努力记忆大哥的音容，但其实已经无法记忆。

当然我在车站一望便把他认出来。他的头发已经全秃，而且还一拐一拐，迎上来，叫我：“平岗。”然后替我提行李。我从不知道大哥双腿有碍，后来他解释说，数年前地震，双腿为塌屋子所伤。

我们的祖屋竟然也没变，只是台阶长满了霉绿的青苔。我儿时所沉迷的一只木头鸟仍搁在几上。几上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电话，十分笨重。墙上还挂着那张全家福照片：“是从芳子家搬回来的。”大哥又略说了芳子的情况，骨灰已经运回由布县安葬。警察来了信，表示谋杀案贞查日久，暂无头绪，档案暂时搁置。

我与大嫂及众子女寒暄数句，交给他们一点小礼物，感到十分疲倦，便想休息。大嫂为我收拾儿时和大哥分用的房间，棉被居然还是那张银紫千羽鹤锦被面，不过已经褪了色，我陷在半睡半醒之间，依稀听到了母亲唤我：“平岗，不许懒惰，快起来。”醒来只听到寂寂的风声。天色已经阴沉起来，想来快下雨。

大哥在客厅里煮茶。热水细细的泡着，水气氤氲，外面“哒”的下了大雨。茶泡开了，炒米一粒一粒的浮起来，茶香扑鼻。大哥开始讲母亲死后的事情。他说他就在这客厅看见母亲穿着莲青粉荷和服，跪坐在此煮茶，她年纪很轻，才三十七岁。恰如我的梦境。后来他就请了和尚超渡亡魂，大哥的大女儿当下发了七天的高热，在高热里她梦游，夜半起来切腹，幸得大嫂起来，将她打昏，醒来大女儿忽然大哭。我当下一算，此时正是裕美逝世之时。

人世的巧合如此，我不觉诡异，只是隐隐觉得凄凉。

芳子年前曾经回家小住，她刚刚离婚，精神非常疲弱，每天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与大哥大嫂同桌吃饭，经常一语不发，眼泪垂进饭粒里面去。离婚后她才重新工作，很快便在政坛与议员混得极熟。大哥在她被杀前曾到东京看她，她脸无人色，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仍然吃镇静剂度日。大哥劝她退休，芳子便发了一顿大脾气，将大哥赶了回来。后来又打电话来道歉。不久大哥接到她被杀的消息，他到东京一趟，认了尸。据大哥说，妹妹脸孔浮肿，看起来比较丰满，神情很宁静，象睡觉，遗容竟比生前好看。

雨慢慢的停了，篷前犹单单调调的滴着水，夜色渐浓，大哥并没有去开灯。我们就在黑暗里对坐，大哥非常缓慢地讲述家乡里诸种事情，茶已经渐渐冷了。四周一点一点的静下来，到最后，回到犹在天地初开，没有光，没有生命，什么也没有，只有大哥遥远的声音，平板而空洞地，叙述着，谁家生，谁家死。

大哥翌日很早便下了田。我到田里找他，太阳高而毒，我戴了草帽，又戴了黑眼镜。

我们在树下休息。大哥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拉着我便走。二人爬到小山坡上，山腰高高低低的竖了几个墓。其中一个是芳子，另一个是母亲，大哥着我行礼，我也就恭恭敬敬的弯了身。大哥又着我往山上走，没多远，有两个挖空的墓，都长了草，草长及腰，大哥很高兴的指着坟地，道：“还不错吧？一个给你，一个给我。你好歹拣一个。”我探足入坟，坟挖得十分深，远眺看见我家及后园飞扬的衣服。大哥又问我，何日再回来。

其实他和我都知道，再回来，我便要葬在其中一个洞里面：我便拣了较小的一个，因为我身材比大哥略为瘦削。他又问我何不回来由布县小住，我苦笑道：“三藩市的医院里熟人多些。”我在医院过了大半生，因此想在医院结束生命。大哥亦不勉强，就坐在坟墓旁吸一枚卷烟。

此时稻田正绿，生命仿佛广阔无尽。我虽不眷恋生命，但与眼前的一切格格不入，我感到了难以言喻排遣的哀伤。因此也与大哥，默默地吸一枝卷烟。

黄昏我再到田里找大哥。他看见我十分兴奋，立刻着大女儿回家拿照相机，边跟我讲去年九月落雹的奇事。照相机拿来，大哥忽然拉着我的手，立在稻田前，叫大女儿为我们拍一幅照片。他这样拖着我，就像我仍是三、四岁，在田野间，与八、九岁的他，亲亲热热的拍一张兄弟照，但我们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了，而且我已经探脚进入我的坟墓。

大哥一直没有提及我的病，但晚上吃饭时大哥非常沉默，我想回到东京，顺便到北海道走走，决定明日启程。大哥没答应我，忽然放下碗筷，走到院子外。

当夜的月色很明亮，我彻夜不眠。

黎明我朦胧睡去，醒来已近中午。小孩俱上学，大哥下了田，只有大嫂在抹地。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原想到田里向大哥告别，不过火车快要到站，我亦想避免无谓的伤感，只对大嫂交代几句，便提着行李走了。

这天略有一点雾，天气阴凉。火车来了，我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人生旅程，回了乡。

我坐在窗旁等火车开动，远远见得一人，一拐一拐的向月台跑来。我眼里一热，挥手招他：“大哥。”他拿着一个大包包。我不禁紧紧握着他的手。大概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火车开动了，大哥放开了我，远远的喝道：“平岗！要戒烟、早睡、好好的死！”他再说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汽笛真是吵。

打开包包，里面是一套和服、一双白袜、两条内裤、两件白内衣、一双木屐以及一只小木鸟，那是我儿时沉迷的玩具。我紧紧握着小木鸟，包包在我膝上很重。其实这都是身外物，我也用不着它们了。

火车进入了隧道。黑暗中我想起大哥的脸：八、九岁的，十五岁的，二十五岁的，现在的。他的音容此时如此清晰，此时我才觉得，他和母亲如此相象。

我开始觉得很疲倦，四肢乏力，眼睛再也睁不开来。裕美沉默而悲伤的看着我。我的妹妹的脑袋被子弹打得稀烂。母亲在黑暗里煮茶。大哥在田野里拉着我的手，偷偷的收藏我的小木鸟。三藩市、德萨斯、动静，医院的长廊及清洁的药味。我的白袍，一生如此掠过。现在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玩得十分疲累，在火车经过隧道时打了一个盹。我梦见我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身上长满了癌细胞。我梦见我即将死亡。过了隧道后我会回到我的家，我的母亲穿着莲青粉荷的和服在煮茶，妹妹芳子叫我“二哥二哥”，然后大哥会还我那令我十分沉迷的小木鸟。

我会发觉我原来是一只蝴蝶，很偶然的，经过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