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许定铭先生的大名了，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学时期作品收藏家，还为它们一一写下书话，好叫后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至今不烂。那天趁着访问之便，终于有机会上了他家看书，确实眼界大开。

许先生和蔼得很，又很热情，藏书家的热情。他把刚到手的一整卷《文艺世纪》合订本拿给我看，50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学杂志。随意一翻，就见侣伦、曹聚仁和叶灵凤等熟悉的名字，还有知堂老人的文章。再翻，突然见到一个作者叫作阿南达·杜尔，写了一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天哪，该不会是已故印尼大文豪普拉姆迪亚（Pramoedya Ananta Toer）吧？

我有个习惯，每至一地旅行，必寻当地作家的作品来看。初遇普拉姆迪亚，就是多年前在印尼某机场的书店。那时离他的书解禁之日子未远，但印尼全国上下早已奉他如民族良心，一有新作，就几十万本地影印出来，地下流通。以一个异议作家而言，普拉姆迪亚也算得上坐牢第一了，不只系狱或软禁的年份够长，甚至还因分别对抗日本、荷兰与苏哈托三朝政权而出入囚室数次。硬气，肺也好，老是烟不离手，一把年纪才去，是个奇迹了。可惜的是，印尼人民很难过，觉得平白丧失一次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因为普拉姆迪亚已不止一次和诺奖擦身而过。

他的文学成就有多大，李欧梵教授已在他处不厌其烦地再三陈辩，用不着我补充。还是说回那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根据普拉姆迪亚，原来印尼最有名的中国故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印尼也有类似传说，只不过背景不同，梁祝是民间创造，而印尼的故事却是出自宫廷。普拉姆迪亚不愧是左翼作家，有跨国界的“阶级感情”，似乎认为来自中国的平民版“梁祝”要比印尼本土贵族货还要受到当地人欢迎，乃至于巴厘岛的印尼国乐甘美兰乐剧也把“梁祝”改成主要剧目！

这位“国际友人”为中文的左倾刊物撰稿，难免要特别强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甚至《李有才板话》在印尼翻译流布的情况。更叫人惊讶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印尼译本竟是普拉姆迪亚本人动手的，以前可从未听说他会中文。除了鲁迅，他还选译了贺敬之的《白毛女》，这就可惜了，一个一流作家跑去翻译这种作品，不知是什么心理、什么滋味，我边看边想，实在捉摸不透。

我就这么站在许先生家里如获至宝地狠狠啃读普拉姆迪亚这篇短文，生怕记不住资料，几乎连访问都不想做了，电视台导演一定觉得情形很不妙。好在我早说了，许先生既和蔼又热情，看我欢喜的模样，就叫我别急。他回头到另一个柜子里翻弄书刊，居然找出另一册登了普拉姆迪亚这小文章的《文艺世纪》，放在我的手上说要送我。哈哈！这下真爽，亏我是戏子，还装了老半天不胜惶恐的样子，才“万分勉强”地把它好好装进书包。嘿，然后访问又能做了，还做得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