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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上，一生跨越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无疑是世人眼中最耀眼的才女标本，也是中国最杰出的甚至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但由于各种史载和资料的缺失，许多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李清照的生平包括其出生地、生卒年份和作品系年的考辨，成了一场场充满智力挑战的冒险，其中有真知灼见，也不乏种种谬误流传。作家、学者赵柏田通过对李清照的作品及其同时代人的私乘、笔记、诗词和关于李氏赵氏家族的历史记录等海量史料的潜心研读、严谨考证，于微茫的时光积尘中寻找蛛丝马迹，力图让李清照的个人形象和作品面貌重新廓清和明晰。作者遵守非虚构写作的叙事伦理，小心翼翼择词锻句，“只作推断杜绝虚构”，聚焦于时代及人物关系的整理和书写，构建了一个独立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艰难的生存图景。《清句照史》专栏以个人史烛照时代史，让你在走近一代才人李清照的同时，也走近那个鲜花着锦的盛世光景和哀鸿遍野的末世离乱并存的宋代历史。

从章丘到汴京

□ 赵柏田

一、谜题

这里要讲述的，乃是中国最伟大女作家李清照的生平。诚然，一个人的传记是传主与他生前身后的时代发生的关系之总和，探究一个人，总要从他与时代的关系着手，厘清其籍贯、生年，绘出其与亲人、师友的交游图。但这项工作的难度在于，官方史书关于李清照的记述至为简约，只有短短一行字，附录在《宋史》中她父亲李格非的传记后面：“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正史定谳的缺失，并不妨碍后世对李清照形象的建构。这些想象和建构的起点，不外是同时代人的私乘和笔记。宋朝人很雄辩，是很有一番建立整个世界知识谱系的雄心的，从北宋初年的古文运动到司马光的历史书写，再到朱熹庞大的理论体系，都是包罗万象的，是以促成了“记”这种文体的高度发达，宋朝文人青睐它，是因为它可以将文人们思考的许多方面都糅合起来，叙事状物，写人谈鬼，皆粲然可观，还可以用来讨论一些更宏大、更根本性的问题。唯因地域广大，资讯阻塞，众声喧哗中，自也不免谬种流传。因为很多时候，想象并建构他人形象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自我认知的历史。

安东尼·伯吉斯写《莎士比亚传》时，引述十八世纪研究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的英国学者乔治·斯蒂文斯的话，说除了知道莎士比亚确实是在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福镇出生、结婚并生育子女，去伦敦演戏、写戏、编剧，又在故乡立遗嘱、去世、安葬以外，“对他生活中所有细节的假设都是毫无根据的”。李清照同样如此。许多个世纪以来，传记作者们翻箱倒箧，从她的作品中寻找蛛丝马迹，甚至不惜发挥最大的想象，力图重构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作家的形象。然而，出于打造一个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才女标本的需要，后世之文不免有许多虚构和涂饰。另外一方面，对诗本事、词本事的无穷索解一旦堕入自传式解读的“傅科摆模式”，阐释和过度阐释又使得重构其生平的努力沦为一种猜字谜式的游戏。

正因为种种悬案迟迟未结，有关李清照生平及其著作的面目从来没有清晰过。每出现一种声音，总是被另一种质疑之声盖过。这使得审慎的历史写作者不敢轻易下任何结论，他须得老吏断狱一般，多方勘察，比照诸家，从中选取一个最合情理的。而作为中国最擅长运用历史典故的女作家，李清照的叙事习惯是设置一个个连环式谜题让读者去解。你以为解开了一个谜面，但把所有的谜底摆在一起，却又会因为链条上某个环节不得不推翻全局。尽管如此，讲述她的故事我还是要遵守非虚构写作的叙事伦理，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只作推断杜绝虚构。在这幅次第展开的风尘画卷中，我们将看到一个女性生命的成长史。她是她那个时代的美神，也是一个凡人。

二、生年

李清照的生年，被她做进了《金石录后序》这个大谜题里。《后序》写道：“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这里她给出了几个谜面：一是她与赵明诚结缡的年份，“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二是她写作这篇文字时的年纪，“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她又说，从她知忧患之初的“少陆机作赋之二年”到执笔写后序那会儿，总共三十四年。由于各家解谜方式的不同，李清照的生年有着1081年和1084年两种说法。

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的1084年说影响最广，多为诸家采信。“建中辛巳”，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据《晋书·陆机传》，“陆机二十作赋”，可知她十八岁嫁人（中国传统计年包括首尾在内数，不用足岁）。《淮南子·原道训》记蘧瑗，“吾行年五十而知前四十九年非”，故后世称五十岁为知非之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是说时年五十二岁。《后序》自叙半生遭遇，始于建中辛巳（1101）归赵之岁，迄于五十二岁作序之年，中间正好三十四年。黄盛璋在《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里说，由建中靖国元年（1101）上推十八年，当知李清照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当时，她的父亲李格非为山东郓州教授。

1081年说的来源，是《金石录后序》某个通行抄本上的落款时间，“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对应时间为绍兴二年壬子，八月初一甲寅时辰，换算成公历为1132年9月6日。如果这一年确如李清照所说她五十二岁的话，那么她的出生年份就成了元丰四年辛酉，即公元1081年，而她与赵明诚结缡的年龄，也就成了二十一岁而不是十八岁。这一说只有落款时间这个出处，也就成了孤证，但有一点是很可取的，文中，李清照并没有直接说自己从出嫁之年就开始经历忧患，《后序》叙述时间的起点，并不一定是她的出嫁之年。人生识字忧患始，她说的“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的起点，或许是更早的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那时她刚刚跟随父亲从山东章丘老家来到汴京，在“有竹堂”开始学习写作，期待着有朝一日以不凡的文学才华名动京华。

如果说，北宋的士人们开启的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乐观而生机勃发，那么经过战乱和随之带来的分裂，南宋的文化氛围则集体转入怀旧、内省，士人们变得温和而审慎，甚至不无悲观。李清照的一生正清晰地传达出了这一时代风习嬗变的轨迹。

如果把宋朝中国比作一个身体，它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宋王朝运行所依仗的庞大的集权制行政机构，其主体成员为士大夫。文治局面的形成，使得宋代中国就像一棵老树，爆发出了令人称奇的生命力，其上是新枝嫩叶，底下则是古老的根须在伸展。但重文轻武带来一个显见的弊端，这个表面看来一派升平气象的国家时常遭受北方马背民族的威胁，所谓的和平是向好斗的北方邻居购买来的。终于到了1226年，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盛世光景被马蹄践踏，新建立的南宋王朝，疆域面积不过原先的三分之二，虽百般努力也终未能收复北方全境。

这场外力之下的灾变促使了中国文化气质的整体内转，也改变了李清照中年后的生活，使她从盛世优裕的生活中抛离出来，成为一个惊惶失所的流寓者。当然这“盛世”，很大可能也是一个幻觉。和靖康年间所有的南逃者一样，她所过的是一种“两截人生”。国破家亡的悲愤也曾使她写下激越的诗句，但韶华已逝，京洛旧事也只在梦中出现了，她这个孤独的流寓者，也只有在回忆中咀嚼往事，并把人生的苦涩和忧伤编织进长短句中了。

叙述意味着第二重生命的展开。作为一个士人的后代，她自小接受的就是士人文化的熏陶，阅读经典，并在经典的启示下开始写作。这不仅是她从父辈那里主动赓续来的生命方式，更是她经历了乱离之后余生的职志。不管经历了多大的磨难，她都要通过写作获得拯救。

三、诚著

众星闪耀的北宋文化天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并不是太显眼的一位。这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大师比肩而立的年代里，众星璀璨，难免把他给比了下去。

这个来自京东西路济南章丘的青年士子初登文坛时，并不以诗赋名世，尽管他也写出过“小市早收灯，空山晚吹笛”这般清丽可喜的诗句，但他更以一个经学家的名望为人所知。当时士林，流行以文学成就高下品评人物，科举也大多围绕文学出题，他独留意经学，可见其特立独行。

青年时代的李格非是一个天赋很高、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醒规划的书生。1076年，李格非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出任郓州教授。教授是学官名，总领州郡学校，以经术、儒术、行义训导学生。虽然这是一个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职，但毕竟是一个州县小官，资序较低。早年的李格非辗转于各地，生活时时陷于困顿。

在底层官场磨炼了近十年后，李格非的仕途在元丰八年（1085）出现了转机。那年，他奉调回到汴京，入补太学录。三年后的元祐四年，升任太学正，旋迁太学博士。品位虽仍不算高，但身为国子监学官，职掌清要，在崇文气息浓郁的北宋，也算是个颇受世人尊崇的官职了。

元祐六年（1091）十月，宋哲宗巡幸太学，君臣唱和诗镌刻于碑，李格非作《驾幸太学倡和》诗。虽不过是即景应和之制，但也可见其身价已与宰执侍臣同列。后来到了绍兴三年（1133），李清照有诗上韩琦后人韩肖胄，诗末几句“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谁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正表明了她对父辈名望和出生于士族家庭的一种自豪感。

在李格非奉调回京的1085年三月，时年三十七岁的神宗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儿子哲宗以冲龄即位（暂未改元），英宗遗孀、神宗之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太后把因反对变法而外放的官员们又从地方上召回来，把当年侍奉神宗的宦官全都赶走，换上自己的心腹，安插在年幼的哲宗身边。久孚众望的旧党领袖、六十六岁的保守派政治家司马光接替蔡确，重任宰执。在御史台官员们的交相弹劾下，一批变革派官员被逐出汴京。众所周知，太皇太后一直嫌恶任何形式的改革，早在1074年她就曾哀求儿子放弃熙宁变法，摆脱王安石的影响。一片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闹腾中，元祐元年（1086）四月，曾遭两度罢相的改革派灵魂人物王安石去世了。之前数年，这个早年的“拗相公”有感于政治险恶，已与佛禅结缘，“身为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把进退荣辱置之度外了。

这年十月，一向令皇帝头痛的文坛巨子苏轼结束黄州贬谪生涯也回到了汴京。乌台诗案后，所有人都以为他在黄州翻身无望了，但政局的翻覆还是给了他机会。元丰七年四月，由黄州量移汝州。八年十月，帝诏召还。十二月抵达京师，以七品级入侍延和殿赐银绯。再次年三月，免试为中书舍人，九月，升为正二品级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如此快速的升迁，令人目不暇接之余，也只有慨叹皇恩浩荡了。

这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林语堂语）一回到京城，即以翰林学士兼知制诰的身份主持学士院考试，很快就在他周围以座师和门生的关系汇聚起了一大批声誉鹊起的作家文人，围绕着他掀起了一个个文化的小浪潮，核心者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六人，人称“苏门六君子”。尽管权力争夺使元祐初年的汴京尚笼罩在党派纷争的阴影下，但艺文之光的重临毕竟带来了别样的璀璨。苏轼主持馆试时的《武昌西山诗》，一时酬唱的士子三十多人，洵为北宋文坛之雅事。李格非成了苏轼文化圈中重要一员，王偁《东都事略》称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应该就在此时。世人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又把李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四人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和李格非最要好的苏门弟子是晁补之、张耒和日后被江西诗派尊为祖师之一的陈师道，他们曾一起到迎祥池荡舟，观赏难得一见的黄色莲花。从张耒诗句“客子长安尘满裘”来看，他们都是把自己视作京都名利场中的匆匆过客。他们的友谊自此延续了十余年。

一向行事佻达、不拘形迹的苏学士，何以会赏识为人方正的经学家李格非？苏轼欣赏的，应该是此子为人、为文的诚实态度。能够名列苏门后四学士，李格非的笔力自也不弱，史传说他“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可见其文笔恣肆纵横，气势恢宏。南宋诗人刘克庄说，“文叔诗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张之上，与苏门诸人尤厚”，美中不足是“诗稍不逮”。刘克庄把他排名在晁、张之上，或为过誉，比如朱熹就很不赞同，认为李格非的某些篇什虽“颇有可观”，但如《战国策序》这类文字，则恐“文健意弱”，用力太猛，反而伤了文章气脉。但要知道朱熹论文，一向目高于顶，以他的文学标准，文章正统自唐至本朝，各不过两三人，大多不能入其法眼，他对李格非的评价或许是过于严苛了。

其实，李格非在他的时代更以“善论文章”著称，他是一个器识和眼光远超同侪辈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评论的标准为“诚著”二字，所谓“诚著”，就是笔下要有真情实感，如同心肺里掏出来的一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字字如肺肝出”。“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他最推崇的古今文章，也就刘伶的《酒德颂》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等寥寥几篇，或许还可以加上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在他看来，后汉之末、两晋之间这些作家的文字，都真切表达了人在时代中的真实思想，“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很好地验证了他的文学标准，即：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在他看来，杜甫的诗被后世称为“诗史”，原因也在于此，“其大过人在诚实耳”。

四、“吹哨人”

调任京官，官秩提升，薪俸也见涨，李格非不久开始在汴京营居。他在西城租住了一间小宅院，题名“有竹堂”。在这个陶渊明的拥趸者看来，竹出土有节，凌云虚心，乃是精神高洁的一种象征。值得附记一笔的是，就在李格非营居“有竹堂”的这一年，苏轼离开京城赴任杭州，元祐年间这个文艺沙龙的光芒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李格非出身寒族，经十余年努力，在京师觅得了这块小小的清幽之地，已是心满意足，他曾这般向来访的朋友们夸耀：“今夫王城之广大，九途四达，三门十二百坊之棋置，上自王侯，至于百姓庶民，宫接而垣比，车马之所腾藉，人气之所蒸渍，嚣尘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贫者置圊无所，况于其他哉。然则环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几人也？则余所以揭之于栋而名之，书诸壁而记之，翛然而喜，谆谆然语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时任礼部郎中晁补之是“有竹堂”的常客，两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说文。晁补之的《有竹堂记》记下了一个潜心读书的京官的简朴生活：午间从太学回到家中，就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大声朗读策论和文牍，埋头作文。晁补之还说，李格非的写作速度奇快，一天下来，连写带读，可达数十篇。这般投入的写作状态和自由舒卷的文风，就好比茧中抽丝、泉出地流，又好比春至草木发，他书架上的卷轴和文稿一天天地丰厚了起来。

“有竹堂”庭中有一老柏，霜雪天气，北风烈烈，室内，主人置酒，樽中渌醽映着两张被文学理想灼红的脸。谈至酣畅处，两人大声诵读诗文，也不怕惊着了旁人，有道是，“文章万古犹一鱼，乙丙谁能辨肠尾”。他们也竭力想用自己的美学标准去影响对方，却总是因为歧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对青年李格非来说，最快意的事莫过于置酒备菜，请晁补之这样的挚友来作深夜倾谈。

和苏轼文化圈的大多数人一样，李格非在11世纪90年代也身不由己被卷入党争，他的仕途并不显赫。作为作家的李格非运气也不太好，到南宋末期，他的作品已大多散佚了。《全宋诗》辑录李格非诗九首、残句二，从据说是最出色的《绝句》来看，“步履江村雾雨寒，竹间门巷系黄团，犹嫌肮脏惊鱼鸟，父老相呼拥道看”，在浩瀚的宋诗海洋中也不过平常一粟。但他的实诚还是感动了冥冥中的上苍，他作于绍圣二年（1095）的一篇评说洛阳城十九个花园的《洛阳名园记》，却让他进入了文学史。

故都洛阳，号称大宋王朝的“西京”，隋、唐以来就以华屋高敞、园林幽深著称，此地依山傍水，环境宜居，离京城又近，本朝仁宗朝以来，这里一直是荣休的高官和官场失意客养老的首选之地、保守派的集聚中心。雄伟的历史遗迹、幽深的林荫道和众多的私家园林使这座城市投射出文明的余晖。著名政治家、王安石的天敌司马光，就是在对改革表示强烈反对后被神宗解职，提前退休回到洛阳的私家园林，在这里用十七年时间完成了一部为皇帝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经验和道德参照的里程碑式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还帮助被贬谪的诗人朋友宋迪在洛阳城中购置了宅邸。这座城中同时还住着当世两大名士，程颢程颐兄弟，北宋最杰出的两位哲学家，他们构建的“理”的哲学概念日后将成为新儒家运动的起点。

李格非评说的十九个园子的主人，大多是司马光这样的官居高位者，他们中有富弼、苗授、文彦博、吕蒙正。据说旧党领袖文彦博的住地，占地达数百亩，有一半是郁郁葱葱的竹林，堪称天然氧吧。李格非到洛阳时，文彦博年已九十，还时常在园中“杖履游之”。再如富弼的“富郑公园”，园中被称作“堂”的大厦就有三座，且所有的园亭花木都是主人自己设计的。这般的浮奢豪侈，以致坊间有人吐槽，淮南二十个州一年的赋税，也不够养洛阳这些“老大人”。

李格非乐此不疲地描写了这些园林的盛景：高大的假山，壮丽的瀑布，直耸入云的塔楼，穷奢极丽的游乐园，还有那绚烂的万千花树之林。在文章的最后，他批评这些享乐主义者对豪奢生活的沉溺，而放弃了士人对国家应负的更高的责任。“洛阳之盛衰也，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公卿士大夫“高进于朝”，放任“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治忽”，在这里退享优游，“得乎？”——这合适吗？

他警告说，唐贞观、开元之间，洛阳是东都，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此者，号称有一千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要是放任浮夸、竞奢之风蔓延，“唐之末路是矣”。

李格非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批评锋芒在这里如宝剑破匣，其中的兴亡之感、讽谕之旨，正传达出了那个时代与皇家共治天下的士人气质。他引述历史往事，做一个唤醒众人的吹哨人，或许来自禀赋中的“俊警”，也与11世纪后期历史学家们掀起的一场史学评论的运动分不开。自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臣光曰”的方式解读历史，这种个人化的叙述方式便成为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榜样和标准。他的朋友晁补之早就看出来了，“文叔有志史事”。

当李格非在1095年写下这篇关于花园、洛阳和整个大宋国运的史评时，他和他的同僚都没有预见到，存在了一百多年的王朝会在三十年后倾覆，届时，金人入侵，洛阳名园付之一炬，整个国家将在耻辱中开始一次巨大的内转。

五、王氏

宋制，官员可携眷上任，李格非刚做京官，经济尚不宽裕，无法带着年幼的女儿在汴京生活，此时李清照大概还寄养在原籍。

关于李清照的原籍，前人曾笼统地称为济南。宋代济南，辖禹城、临邑、历城、长清、章丘等县，济南郡城在历山之阴，水泉清冷，凡三十余所，于是，后世有好事者想象李清照的故宅乃是在历城柳絮泉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所在，泉边柳絮胜雪，沙禽自由往返。这一说法经清代学者俞正燮的宣扬，愈加为人所知，“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济南人……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今济南趵突泉公园“李清照纪念堂”有郭沫若题词，“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就是依从此说。

精熟唐宋文献的王仲闻先生（他是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的次子）对此最早提出质疑。他说，清照幼时，当从父母居，其故宅应云李格非故宅，不得云李清照故宅，婚后从赵氏，未居济南；至晚年至济南已为金统治，清照欲归不得，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旧宅。而且历代文献如元于钦《齐乘》、明《崇祯历城县志》、清《康熙济南府志》都没有相关记载，他认为“柳絮泉”一说大抵是后人附会，未必是实录。

自明万历《章丘县志》起，便认定李清照是济南章丘人。章丘本是汉时的阳丘，乃侯国的封地，隋时改为章丘县，因县南有章丘山而得名，县域西南是著名的泰山，黄河在其北境东流入海，因此县志称“当山水盘踞之乡，负齐鲁文学之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章丘县明水镇西南三里处的廉坡村，发现了李格非于1085年为著名隐士廉复撰写的《廉先生序》碑石。《序》云:“齐郡有廉先生者，隐君子也。隐于齐东，胡山山麓。”说的是廉复居于济南东边，胡山脚下(胡山在章丘县城明水西南三公里处)。李格非在序文中又自称与廉先生是同里，“唯吾为同里人”。两人既是同乡，不言而喻，李格非也是章丘人。文末自署“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绣江”，发源于章丘明水百脉泉，正是章丘明水的别称。

碑文的背面，是《廉先生碑阴记序》。作者是李格非的侄子李迥，作于宣和癸卯（1123）正月。《序》曰:“迥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孝、先叔，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水静，得先生之居，谒拜先生。”说的是李迥幼时跟伯父、父亲、叔父从明水西郊向西步行三里，去廉先生的住宅拜访那位“云巾凫舄、羽服藜杖”的著名隐士的一段经历。这一地理标识与今廉坡村的位置完全一致，也与万历《章丘县志》的记载吻合：“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去处士家才三四里许”。

因为记载的缺失，李清照人生初年的行迹，依然要从她父亲的正式传记中找见。《宋史·李格非传》说李“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那么，李清照的生母，应是仁宗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第一名、登庚午科状元及第、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的王拱辰的孙女。但与李清照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作家庄绰却持异议，在成书于绍兴三年（1133）的《鸡肋编》中他说李格非是岐国公王珪之父汉国公王准的“孙婿”。如此一来，李清照的生母似乎应为王准的孙女。汉国公王准生有四子，至于这个“王氏”是四房中哪一房的女儿，暂且不表。

庄绰在《鸡肋编》中绘出的这张家族谱系表是这样的：“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挚，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沼、李格非、闾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亦可谓衣冠盛族矣。”

庄绰告诉我们，王家祖孙“自太平兴国以来，四世，凡十榜登科”，可谓簪缨世家。王珪在元丰年曾作诗，贺长子王仲修登第，“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可以说一点没有夸张。这张名单上还出现了南宋的权相秦桧。秦桧是王准的曾孙婿，李清照的一个亲表姊妹嫁给了秦桧，李清照的生母是秦桧夫人的姑母，秦桧是李清照的表姊（妹）夫。这事也见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秦太师娶王禹玉孙女，故诸王皆用事。”

《宋史》中的王珪、李格非和赵挺之三传，多从王偁《东都事略》出，尤其赵挺之传，几乎大半引用王偁语句。王偁，字季平，四川眉州人，他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交谊很深的一位朋友，《金石录》中曾两度谈及他，王偁还把罕见的汉碑数本赠给赵明诚。王偁的父亲王赏，字望之，四川人，宋高宗绍兴十二、十三年官宝录院修撰，王偁承袭家学，致力史学，毕生收罗北宋九朝事略，撰成一百三十卷历史巨著《东都事略》，洪迈修四朝国史时奏进其书，李焘撰《资治通鉴长编》也多引用其书。四库提要总目曾说，“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惟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定谳在前，王偁提供的材料应该不会有错。但我们也要看到，元末脱脱等修撰的《宋史》因成书时间仓促不及审勘，是历代正史中错漏最多的，王偁的说法虽然不错，但至少是不够完整的，正可以拿庄绰的《鸡肋编》这样的私乘来校勘疏误之处。

庄绰字季裕，清源人，一生横跨两宋，历仕神宗至高宗五朝，学有渊源，博物洽闻，建炎年间知鄂州时写成《鸡肋编》，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个掌故作家，就否认他这部笔记的史学价值。宋史学者黄盛璋先生不敢妄下断语，只说“两说不同，未详孰是”，王仲闻先生则辨析说，“庄绰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父祖辈已徙家开封。王珪生于天禧三年（1019），父准，为太常博士，密阁校理，位至汉国公，四个儿子都以文章名世。王准去世得早，王珪是由季父王罕抚养成人，史传说他幼时好学，日诵数千言，及长博通群书。庆历二年举进士，廷试第二，时考官为欧阳修。入仕之初先通判扬州，后召试学士院，迁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为贺正旦使，后改右正言，知制诰。王珪的文章，气象宏达，典丽有西汉之风，《四库提要》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他的诗也写得富丽而有馆阁气。王珪善逢迎，他是仁宗可以随时召进宫去一同饮酒赋诗的大臣之一。嘉祐初（1056），为翰林学士，熙宁三年除参知政事，九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丰二年（1079）拜银青光禄大夫兼门下侍郎，五年拜相，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当嘉祐二年王珪入翰林时，他十五年前的考官欧阳修一同知礼部贡举，欧阳修在《归田录》里曾记当时情形，视为圣朝胜景：

“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

王珪自参知政事至宰相，达十六年之久，却无所建树，是以时人有“三旨相公”（请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之讥。元丰八年（1085）乙丑五月，王珪去世，黄庭坚曾有挽词二首悼念之，可见王珪与苏轼文化圈中人关系不错。其一云：“先皇凭玉几，末命寄元勋。宾日行黄道，攀髯上白云。四时成岁律，五色补天文。不谓堂堂去，今为马鬣坟。”诗的前两句，“先皇凭玉几，末命寄元勋”说的是神宗病重时，尚书左仆射王珪请立皇太子事。王珪提议立延安郡王为太子，此议得到了神宗的许可，皇太后也首肯了。哲宗登基，王珪因拥立之功拔擢为金紫光禄大夫，晋岐国公。但没多久他就因病去世了。“攀髯上白云”句，引用《汉书·郊祀志》：“黄帝铸鼎于荆山下，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说的就是王珪也跟着神宗去了另一世界。这是李清照两岁时发生的事，当时她尚无记忆。

王珪去世后，哲宗为示哀悼老臣，特休朝五日，追赠太师，赐给王家金帛五千，并寿昌甲第一座。同朝为官的李清臣所撰《王文恭公珪神道碑》详细记载了其子嗣的情况：“丞相王公珪感疾，诏国医诊视……五月己酉薨于位……子，仲修，以学登进士第，今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仲瑞，承宣郎、籍田令；仲嶷，承奉郎；仲岏、仲煜，承事郎。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次适前权太常博士闾丘吁；次许嫁前进士郑居中，并封蓬莱县君；次尚幼。”依此碑文，再结合庄绰所言，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李格非的前妻，乃是汉国公王准孙女、岐国公王珪长女。王氏去世后，李格非又娶王拱辰的孙女为继室。看来，王偁和庄绰各说出了一半事实，拼接在一起，方得完整。

王珪不久被追夺封赠，直到绍圣四年夏四月，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此是后话不提。

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李清照的生母到底来自哪个王家，是岐国公王珪长女还是王拱辰的孙女？也是元丰八年（1085），王拱辰病卒于彰德军节度使任上，享年七十四岁，吊诡的是，同时代人安焘撰《王拱辰墓志铭》，却对其孙女婿李格非只字未提，这不由让人心生疑惑。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王拱辰生前（或去世后一段时间内）李格非尚未继娶他的孙女。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推定，李清照是李格非的原配夫人即王珪长女所生，李清照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史传上找不到任何关于其去世原因的记载，考虑到李格非是老来得女，李清照出生时他已年近四十，其妻王氏年龄也应相仿，因此也有一种可能，王氏是难产而死。

李格非应该是在元丰八年（1085）后，他来到汴京很长一段时间后续弦再娶的。因为前期俸禄微薄、生活不安定的缘故，他没有像一般丧偶男子那样马上再娶。他的孤鳏生活起码延续到元祐六年（1091）李清照八岁后。这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后，他被前宰相王拱辰的第二位夫人薛氏一眼相中，把长孙女嫁给了他。继娶两年后，大约元祐八年（1093），李格非入为馆职，任左奉议郎、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之职。李清照的弟弟“迒”，则有可能是这段时间李格非与继室所生。从李清照日后写给綦崇礼的信《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中的“尝药虽存弱弟，应门唯有老兵”来看，她称李迒为“弱弟”，估计这个弟弟比她小很多，而且打小身体也不太好。

综上可知，出生后不久，李清照就被她父亲送回了原籍，寄居在老家的祖父或伯父李辟非（字和叔）家。她年幼的时候，或许到过汴京。她的外祖父（王珪）虽在她两岁那年已去世，但汴京毕竟还有她的五位舅舅、两位姨妈和一大堆表哥表姐，所以每逢年节她是有可能跟随父亲去外家做礼节性拜访的。但这样的机会应该不会太多。由于生母早逝，成年后的李清照和外家几乎形同陌路，一直到她晚年于孤苦中流寓江南，也未与王氏家族和日后显赫的秦桧家族有任何联系。

六、京都

当李格非初涉汴京官场的十一世纪末叶，开封，这座伟大的都城正迎来蒙元入侵前夜最后的繁华。

宋定都开封前，已有战国时的魏和五代中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建都于此，宋承袭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故又称之“东都”或“东京”。它更早的名字叫启封，汉初景帝时，因避景帝刘启之名讳，乃改“启”为“开”。早在战国时代，原在山西安邑建都的魏，为避强秦，将国都东迁，在这中原腹地兴建大梁城，开凿鸿沟以利漕运，传国一百三十年，大梁城遂成天下纷争之地，孟子、公孙鞅、惠施、苏秦、张仪、信陵君、孟尝君，多少英雄故事在这里上演。公元前225年，秦大将王贲围大梁三月不下，最后决鸿沟之水灌城，一代名都遂化为墟烟，大史学家司马迁踏勘实地，曾以“屠大梁”形容那次惨烈的秦魏之战，直到宋朝初年，诗人梅尧臣经过故城一角，看到残阳下的新桑麻地，还尽是黍离之悲：愁垣下多穴，所窟狐与蛇，汉兵坠铜镞，青血为土花。

自此衰沉一千一百年后，朱温废唐哀帝，建立五代的第一个政权后梁，开封城才再度升格为国都。此后半个多世纪，五代有四个朝代皆建都于此。至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嫌弃此城暴露在黄河边的一马平川的河滩平原，无险可守，本是想定都洛阳或西安的，但出于财经问题的考虑，还是没有舍得放弃这个北方漕运中心，选择了继续定都于此。其后经北宋九帝、一百六十余年的大力营建，开封终于成为当时寰宇之内、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汴京城的规划者和营造师们最大的一项功绩，是完成了城市中轴线的布局，并冲破了隋唐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度，改成开放式的街道。御街是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衢大道，为皇帝祭祖、举行南郊大祀和出宫游幸的主要道路，又称天街、御路或端礼街。“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立朱漆杈子两行，中心街道，不得人马行住，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城中主要街道，则是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从宣德门至南熏门，从宣德门外向东至土市子，再折向北经封丘门一直延伸到永泰门，从州桥向东经丽景门至朝阳门，从州桥向西经宜秋门至顺天门。另外，宣德门前的东西街、东华门至景龙门的南北街也都是重要商业街道。这些街道宽窄不一，宣德门前的御街宽约二百步，即今三百米，实际上是一个宫廷前广场。其他街道宽二十五步至五十步。

整个城由皇城、内城、外城三城合围，像一个迷人的中国套盒：皇城又称宫城或大内，是京师的宫殿区，周长二点五公里，有城门六；内城又称里城、旧城，系唐时汴州城的基础上修建，略呈方形，城墙周长十一点五公里，有城门十、水门二；外城又称新城、罗城，周长约三十公里，计有城门十四、水门七，乃军事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宋人笔记中有一册岳珂的《桯史》，专记两宋朝野故事，里面有一段关于修筑外城的记载：他说据故老耆旧的传言，最初由赵普负责修治外城，内外的规划以方正为主，但宋太祖亲自修改了设计图纸，改成蜿曲的形状，时人都不知其所以然，认为很不美观。到神宗朝时，有意更改而后又作罢，只略为增建。到了徽宗朝，宰相蔡京以宦官负责新修工程，将曲折之处拉直，尽成方矩的规格，又将城墙藻饰得异常华丽。工程完工后还大加庆祝，大臣们题诗作文以为纪念。到后来金兵南下攻城，统帅粘罕、斡离不二人到城下观察，认为这种城防很容易攻破，乃在城门四周立炮开火，因城墙都已拉直，一击之下，即整段倒塌，汴京因此很快失陷，北宋也就亡国了。

有四条河流穿过汴京，带来氤氲的水汽，也催生了繁忙的水上运输业：南为蔡河、中为汴河、东北为五丈河、西北为金水河。城内河网纵横，沟渠深广，这里也是犯罪的高发地带，一个不法分子犯了事藏匿其中，简直是躲进了“无忧洞”，即使是最有才干的官员也无法将京城里的这些黑暗角落扫除干净。因人口激增，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东、西两市，而且三鼓之前的夜市也已完全合法，再加商摊屡屡“侵街”，原先的坊市之外，又增设了大量夜市、瓦市和一些定时开设的贸易市场。城中的坊郭户（常住居户），当在十万户以上，人口超百万，“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细民们在城中五方杂处，面街而居，日常营生打破了旧日坊街的约束，把商业的触角伸到了全城各个角落。整个城内，街道纵横，市肆繁华，建筑鳞次栉比，说它“富丽甲天下”，当非虚言。

金灭北宋后南渡的孟元老，在绍兴十七年(1147)撰成的《东京梦华录》里回忆了当年汴京城的繁胜景象（由于他的叙述中对建筑、礼仪和宫廷生活无比熟稔，后世有人如清代藏书家常茂徕揣测，孟元老即为宋徽宗督造艮岳的孟揆，待考）。孟元老说，他自幼随父宦游南北，宋徽宗崇宁癸未（1103）来到京师，一直居住在城西的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故对自宋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汴京盛景，举凡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乃至时令节日、歌舞百戏和民间娱乐业的情况，熟悉得就像自个儿的手指头一样。“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在那样一个盛世里，“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每个时节都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每逢正月十五上元节，今上与民同乐，往往于岁前冬至后，即在大内前的御街上，搭起山棚，张灯结彩，一到元宵，“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此时此刻，“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

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来临之际，租屋于“经衢之西”的京官李格非，当也能感受到普天同庆的狂欢气息。李家是寒族，素来“贫俭”，他又俸禄低微，这个以经学为志业的人，他日常的生活轨迹，无外乎在“有竹堂”和供职的太学两点一线，即便是节假日，也不稍怠。但临近春节，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他会回原籍探视尚在垂髫之年的女儿也在情理之中。1085年后，续弦后的他又有了一个儿子，小儿尚在襁褓需人照视，汴京与章丘相隔四五百里，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趁着春假或等待新任命的空闲时间来回奔波，所以待到这边的家张罗舒齐，他就打算把寄养在原籍的女儿李清照接到身边来。

七、上元

李清照到底是哪一年来到汴京的呢？元祐四年，李格非由太学录升任太学正，在京城营居“有竹堂”，在京城算是正式有了立足之地，此时李清照约在五到六岁间，按说她已有条件随父居京，但那时候她还是在原籍。这从晁补之的诗文里也可以得到佐证，一直在士大夫圈子里称道她的晁补之，从没有提到过老友的这个女儿。

绍圣元年（1094），李清照十一岁那年，太学博士任职刚满的李格非曾短暂离开汴京，通判广信军（今江西上饶）。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年高太后去世，亲政的哲宗皇帝以资政殿学士章惇为右相，复行新法，上台后的章惇伙同蔡京开始翻案，要对元祐大臣展开清算。三月，苏辙被罢。四月，苏轼也被逐出朝廷，知英州。五月，“癸丑，诏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字条”。这是一项类似于搜集元祐臣辅“黑材料”的活，把司马光一派的奏疏言论和对新法的更改免除事实进行分类登记。新党召李格非为检讨，要他负责这项工作。但无论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还是与苏轼等人的私谊，李格非都不会做落井下石的事。秉性耿直的他宁愿不要翰林院的清要之职，也不会与蔡京、张商英之流为伍。因为他的不合作态度，他就被外放广信军，屈居“通判”这样的州府副职了。他的朋友晁补之也遭受了同样的打击，出守济州（今山东济宁），寻又通判亳州。

传记上说，李格非到了广信军，某日出行，路遇一道士，这个道士常以谣言惑众，说人祸福，一般无知乡民都受其愚惑。此人也非常得意，出必乘车。李格非叱令左右拿下了这名道士，将之打了一顿驱逐出境。宋时崇道，不知李格非这“正义的火气”从何而来。想来他待在广信军太过憋屈，借此发泄郁结的情绪也是可能的。好在李格非这次贬遣时间不算太久，绍圣二年（1095），他被召回京，为校书郎，旋迁著作佐郎。这是著作郎的副职，主要职掌国家日历的编绘，记载每日发生的天象事件。不久任礼部郎，一个掌管朝廷礼仪、祭享、贡举等事务的官职。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大多都不在东京，而是在西京洛阳撰写日后带给他巨大声誉的《洛阳名园记》。所以这两年他不太可能把女儿接到京都来。

大约元符元年末（1098）或二年初，十五岁前后，李清照随父来到京城，开始与弟李迒和继母王氏一起生活。章丘在开封东北五百里，她和父亲一起回京的路线，猜测是和黄河基本平行的一条路线，经历城、长清、平阴、梁山、郓城、菏泽，最终来到东京。这一路经行处，黄河下游的冬日风光虽然枯索，但在第一次出远门的少女眼里总是新奇的。

抵京不久，她度过了平生第一个印象至为深刻的上元节。这一年是冷冬，掠过黄河的风雪来势汹汹，城中取暖的石炭价格奇高，贵到寻常百姓家都买不起，雪一直下到年根，连北方辽国来的使者都有被风雪冻倒乃至迷路失散者。正月初一日，小皇帝本是要在主殿大庆殿接受朝贺的，也因为雪势过大，不得不临时改到东上阁门举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四，元符二年正月甲辰，“御大庆殿，以雪罢，群臣及辽使东上阁门拜表贺。群臣又诣内东门，贺如仪”）。好在这场雪一过，天气日日升温，春天的气息也已露端倪，城中百姓翘首以待的上元节庆典，仍得以按时开张。

三五之夜，这个初来汴京的少女，也像城中的姑娘们一样，头戴镶嵌着珠翠的帽子，插戴着金丝捻成的雪柳，欣欣然地出门加入了街上游乐的人群。

许多年后（约绍兴二十年），她避难江南，已是一个风尘满面的老妪。这一年的上元节又至，傍晚的太阳像熔化的金水一般四泄开去，暮云升起，新生的柳叶如绿烟点染，传来的笛曲分明还是旧冬的幽怨曲调，不由让她好一阵恍惚。“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临安城的一些命妇坐着名贵的马车来邀她去参加诗酒盛会，她恹恹的，推托了，说对外面的热闹繁华提不起兴致，懒得夜间出去了，“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隔帘笑语声中，眼前却分明是汴京繁华岁月里，她度过的第一个上元节，还有那个戴着铺翠冠儿、插着捻金雪柳和闺中女伴们一道出门游乐的少女。

……

（全文详见《江南》2023年第一期）

赵柏田，当代作家，学者，著述七百余万字，著有《赫德的情人》《买办的女儿》《我的曾外祖母》《南华录》《岩中花树》《银魂》及“中国往事三部曲”等二十余种，曾获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