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冷了，我想吃涮羊肉，找不到人。眼前合适的人是有一个，但最近不太想见。老大前两天跟我说了，周全和他绝交了，绝交的原因，是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老大时常在寝室看电影。“搞什么名堂，”老大愤愤地说，“大半夜打电话，说我转发的文章有问题，让我删掉——谁让他看了！”我有些想笑，没笑出来。

想来，我认识周全挺久了，高中同学、大学室友。我一直觉得他很适合当老师，我就不行。那时在培训班实习，我感觉自己不像老师，更像工人，底下坐的是客户、老板、考官，唯独不是学生。当老师的人，自己要先受教育。穿着、站姿、讲话腔调、精神状态，都得有老师的样子。我见过很符合这套标准的老师，每次看到就心生绝望。或许也有些惭愧吧。我时常做一些调整。如果穿了衬衣，就不穿皮鞋。如果穿了衬衣和皮鞋，就不戴扩音器。如果配全了衬衣、皮鞋和扩音器，就站得不那么笔直。我唯一的个性全部保留在这个不正确的姿势里。试用期一到，我就和“老师”两个字再见了。

高中时代，我对周全的印象只有几个粗糙的画面。那时他面黄肌瘦，唇上发黑，衣着整洁。连星期天也穿校服，里面一件蓝条纹鸡心领毛衣。高中三年，我几乎没和他讲过话，但早读时常听到他那高亢、嘶吼的背诵之声从身后传来——满嘴标准的葱油饼味儿英语——可能是刚吃了早饭的缘故。声音里有一种莫名的愤怒，仿佛和单词有仇，背会一个单词就是消灭一个敌人。除此之外就是做操。全国管他第五六七八九套广播体操里，跳跃运动是永远令人尴尬的存在：你得蹦。众所周知，在学校里混，审美问题至关重要，而一个人甭管有多么潇洒，碰到跳跃运动，绝对难以保持体面——显得太乖了。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过是稍稍屈伸几次膝盖，脚跟微微一抬，仅此而已。校草、班花对此更是嗤之以鼻，基本上原地不动，谁跳谁傻瓜。周全大概是我见过做跳跃运动最用心的一个，你很容易在队列中发现这个人称“二姐”的男人，他身边的人个个颠三倒四，笑得直不起腰来。周全全情投入，不但跳跃极高，而且体态优美，身姿矫健，起跳后膝盖微微并拢，仿佛变身的美少女战士，手里握着一根不存在的仙女棒。学校里人送外号“二姐”，没有不知道的。至于为什么叫他二姐（而不是大姐），好笑就行了，何必关心？一套动作下来，周全很容易让人想到幼儿园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充满纯真，仿佛阳光照耀下的向日葵或小红花——那么迷人。

他做操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大学，甚至连背诵英语都是。我现在还记得大一时自己睡眼蒙眬、路过学校大礼堂时的情景。那时候天蒙蒙亮，半睡半醒的新生汇集成梦游般的人流，穿过梧桐树下的林荫道，呼吸着厚重古朴的晨雾，老远就能看到几个站在大礼堂台阶上的身姿。一共有三四个人，走近了看，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张纸，旁若无人地大声、大声、大声背诵英语——葱油饼味儿的英语，叽里呱啦，语速极快，难以辨识。这几个人歇斯底里，身体紧绷，有的钉在原地，有的来回踱步。在那些人里，我看到了我的新室友周全（不知道他何时出的门）。和高中时代不同了，他穿着便服，从头到脚都很朴素。我猜他们从属于哪个社团，在进行一种关于自我能力的锻炼。这样做似乎有助于突破自己，全方位提升各种能力。表达能力、口语能力、心理能力、交往能力、自律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就这些吧——人们对大学生总是要求很多能力的。看到他们，赶去上课的大一新生像是醒了过来，有的注视一会儿，脸上写满钦佩，有的加快脚步，仿佛快迟到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些鞋底的声音，橡胶鞋底的声音，轻快密集的声音，源源不断的声音。

大一的那个学期，很多人还不习惯没有班主任的生活，自我约束的能力提高了很多。仿佛放松下来是对以往生活的背叛。仿佛愉快地玩上几天是堕落可耻的象征。仿佛睡上一个懒觉会推倒失败人生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高考过后一直没碰英语，大礼堂上周全的身姿让我浑身打了一个激灵，不由得重新拾起课本，上起了晚自习。自习室里，像我这样的大一新生远不止两三个。整齐的白炽灯高高地悬挂，清洁、健康、卫生的白光照射着一排排压低的脑袋，安静得只有纸页翻动的声音。恍惚间，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高三的前排座位，心里生出了淡淡的恨意。直到那天晚上，我回到寝室，发现老大装上了一台电脑。

电脑，一种不能碰的玩意儿。堕落的源泉，邪恶的象征，一个人变坏的开始，有时候还是一把“双刃剑”。高中时期，我一看到网吧就心生紧张，仿佛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仅从门前走过就像干了一件羞愧难当的坏事，要背十个单词才能平复过来。现在，一台半新的电脑就出现在我们的寝室，老大的床下，我书桌的左边。那天晚上，我们围坐一起，看他熟练地玩一种叫“跑跑卡丁车”的游戏。那是一种小小的赛车，有点像小时候玩的四驱车，却更加刺激和炫酷，赛道惊险绝伦，还能和网上的女性网友（当时叫MM，现在好像不这么叫了）比赛，甚至还能聊上几句——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老大车技高超，赛车并不妨碍打字聊天，屏幕上引人遐想的MM有时回复一两句平平淡淡的话，也会让我们兴奋难安，讨论许久。在那个炎热夏天的夜晚，我们几个轮流发车，一直开到天色发亮。我记得躺在床上时眼前还有赛车尾翼的幻影，手指默默练习氮气二次加速的高超技巧。

后来，我们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节奏。我和老大从食堂回寝室，由我先开车，老大其次（他要先看《人民日报》），老二踢足球回来，第三个开车。等老大看完报纸，我们三个照例看电影，有时候是苍老师，有时候是小泽老师，每次一堂课的时间，偶尔拖堂十分钟。这种事情当然要把门关上。下学期，我们都有了电脑，通宵开车是常有的事，第二天一直睡到中午。一天，我猛然发现，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早上的太阳了。

基本上也很少见到周全了。在我们这个已然沦落的寝室，他保持着令人惊奇——更多的情况是无人注意——的自律，我猜他大概早上六七点就起床，去大礼堂或者城墙上背英语，有时候是《我有一个梦想》，有时候是《葛底斯堡演说》。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脑袋像向日葵或摄像头一样追随着闲庭信步的教授，低头就是在做笔记。我向来坐在最后一排，打着沉沉的瞌睡。下课，周全要么去自习室，要么发传单——提升自己的交际能力；或者打太极拳——我的理解，这是高中时代广播体操的升级版，选修课里有这门课。我见他在教室前的空地上练习站桩。教室是民国风格，砖墙呈土黄色，还残留着坚决打倒修正主义的白色标语，楼前种植着造型古朴的针叶树，大概是松树吧，盆景似的。他的身体在树下定着，一只手掌伸出，另一只半扣在腰间，很有点练家子的味道。后来他跟我讲，真正的练家子可以站一天一夜，曾有西洋大力士推他大师爷（太极拳老师师父的师父）——大师爷在空中飘飘悠悠，翻出几丈来高，在空中翻了两个筋斗。落地仍是站桩姿势，落在之前的鞋印儿里。我很信他的话，你信不信由你。大概是太极发挥了作用，周全晚上十点之前必然睡觉，沉静如婴儿，第二天早上不需要闹钟，自然醒来。大概还是太极的作用，每当我们三人观摩老大下载的最新“学习”视频时，周全从来不看——有时候也看，神情庄重、凝重、严重，整张面孔很有杀气。眼神疑惑，看了几眼，去背英语单词了。背了五分钟，又出现在我们身边，眼神更疑惑了。也就再看五分钟，他就离开，躺在小风扇下苦苦思索，像一尊浑身流汗的佛。我经常疑惑他到底在疑惑什么。

大一上学期，期末考试结束那天，我们寝室全体去喝酒。北京涮羊肉，桶装大扎啤，谈天说地，好不痛快。周全也去了，我那天才知道，他这人极爱喝酒，就着凉拌黄瓜和一碟花生米，一口一口喝得甚有滋味。几杯下肚后，他话多了起来，前言不搭后语，时常咧着嘴傻笑，或愤愤地嘟囔。他的舌头被酒精泡大，呜呜啦啦，没人听得清讲了些什么，但也没人打断，任由他一人在角落里自酌。那天晚上，我和他同乘一辆摩的回寝室，他的脸膛儿黑中泛红，只是微有醉意。我突然有些感慨，眼前这个人，就是高中时期全校闻名的“二姐”，以前擅长广播体操，现在是太极拳好手，未来的灵魂工程师（他说过，他想做老师）。路上，他突然问我，有没有听说过代考这件事。

“啥？没听说过。”那是那天晚上，我正儿八经听清的他讲的第一句话。我酒醒了一半，问他为什么问这个。他缓缓地说，太极拳老师问他，愿不愿意替别人考试。“然后呢？”我问。他的咬肌隆起，嘴巴像挨了一拳似的紧揪着。车停了下来，我问师傅：“怎么停了，到了吗？”

想来，这些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2

他站在路灯下，瘦高的身影像门板一样挺直。只看姿势就知道是他。他咧嘴笑了，我也笑了，控制不住嘴角，心里沉甸甸的那些东西，随着嘴角释然了。仿佛还是昨天。他穿着牛津布夹克，里面一件鸡心领毛衣。我惊讶极了，问怎么还穿着这件，都好多年了吧？他低头看了看，搔搔头发。吃什么？我问。他搔搔头发，都行。我说，先走走吧，于是沿着路走。

大三那年，我和周全搬出寝室，另外租了房子，预备考研。两个人看书厌倦，周末时常满市区乱逛。因为没有钱，学校里又太闷了。我们走啊走啊走啊，他讲啊讲啊讲啊，讲的话有一半我听不清，听清的话有一半我跟不上。我时常走神，他从不走神，但思维极为跳跃。或许是熬夜的原因，我不爱讲话。讲话累人，讲多了心累。我更乐意听别人讲话，自己嗯啊两句，如同相声里的捧哏，周全和我刚好步调一致。有时候我会生起讲话的兴头，但很难维持，再多的话不想讲了。幸运的是，周全从来不问我听清了没，只是话多。

走到饭点，我们就在路边胡乱吃点什么，一碗烩面、一碗驴肉汤、一个大饼夹鸡腿。他有时很愤怒，猛烈地批判中国社会现状，随手把骨头像甩手榴弹似的甩到花坛里，用胳膊一抹嘴巴上的油。不用纸巾，是我们共同的习惯。我深知他的古怪，或许也是我的古怪。有一次，我们去市区，各自有事，约定在鼓楼会合，再一同回去。那天，我在鼓楼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打来电话——人已经到了住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把我给忘了，快吃饭了，才想起来。——出于这些原因，我一度忧虑他能不能找到工作。

这大概是我多余的自负。如今，他讲话顺畅多了，脸上流露出那种只有工作之后才会有的神情。懂事了的神情，具有理解力的神情，具有想法的神情。我松了口气，终于可以和他正常聊天了，但又觉得滋味复杂，若有所失。一点点吧。我猜想，大学时代自我锻炼的那些能力，他大概都具备了吧。

沿着河滨路，我带着周全，找到这家涮羊肉店。蓉城以火锅闻名，好吃的不知道有多少，但唯有这家涮羊肉，有我想要的味道。为了找到这家店，不知费了多大工夫，不提了吧。周全嘿嘿一笑，眼里冒光，我就知道，来这里吃饭，只有找他。我点了四盘，精品肥牛、精品肥羊、特色肥牛、特色肥羊。其实知道，都是一个东西。凉拌黄瓜、一碟花生，外加啤酒。菜很快上齐，红油翻滚，色泽浑郁，异香四溢，肉片收缩成卷儿，在油锅里浮沉。我夹了一大筷子，手指微疼，不蘸调味料，塞嘴里嚼。妈的，几乎要哭出来。和心里那家店相比，稍微有点不一样。肉片太肥了，也有些薄，但确实是这个味道，十足的羊臊味儿——整个蓉城，能享受此中乐趣的，大概唯有我的老乡。吃了两口，我拍了两张照片，发给老大和老二。还配了一句话：我就爱吃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总说要聚，天南海北，一直没见过。嗐，也就是周全了。

我看了看周全，他也在闷头吃着，若有所思。烟雾蒸腾，大学时代，人穷嘴馋，垂涎油水。四个人一合计，时常去西门外吃假羊肉。时常老大一吆喝——“晚上吃假羊肉吧！”于是四个人倾巢而出，直奔火锅店。一个人兑三十块钱，就能吃饱喝足。吃的就是这种羊肉，据说是鸭肉混合羊尿制成。老板并不回避，加工间半敞开，任何人都能看到切割机上，枕头一样的冷冻假羊肉反复切割，一会儿就切下来一盘。几年下来，我们就爱这一口。真羊肉不好吃，端庄妩媚，叫人恶心。

我悠然地点上一支香烟，问他抽不抽。他摆摆手，我笑了。烟也是我特意买的，七块钱一盒的红塔山，现在涨到了十三块。以往每次开学的时候，我和老大各自买一桶两升装的雪碧，喝完后剪掉瓶口，倒插在瓶身里，就成了一个烟灰缸。等到烟灰缸装满，这学期也就结束了。要的就是这口烟的感觉，一支烟抽完，感觉全回来了。我说：“你和老大有矛盾我知道，何必拖到现在，还专门打个电话？”

周全一抹嘴巴，抬起头来问：“你以前做过小抄吗？”

我心说，又来了。这就来了。

“你考试作过弊吗？”

“这还用问？你问得我都想笑。”我仰了仰身体，续上一支烟，“你还不知道我，大二时有一学期几乎没去过教室，不抄怎么考，谁考试不抄？”

“我没有。”

我喝了一大口啤酒。妈的，胃疼。

“有一件事情，你之前跟我说过，我当时不信，现在信了。”

“什么？”

“你说，你从来不相信工作人员。”

“什么意思？”

“有一年，你在饭店打工，香格里拉什么的，跟我讲过，‘工作人员’这四个字是人们幻想出来的，仿佛一件事情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完全放心了。你当时说，任何人只要往后厨看上那么一眼，就永远不会相信有什么‘工作人员’了。你忘了？”

我晃动着脑袋，金色的酒液缓缓起伏。

“上周期末考试，我遇到了一个人。”周全的声音透过酒液传了过来，唐三藏念经似的。我调整了一下坐姿，伸出筷子，够盘子里的羊肉。羊肉残缺不全，有一些融化了，不太真实的血液涂抹在盘底。我夹到羊肉，丢在火锅里，喉咙很干。周全的声音再次传来：

“或许，她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3

我又叫了两盘羊肉。

工作人员很快端了过来，挺年轻的小伙子，上唇有些发黑；领口扣子松着，原本白色的袖子黑腻腻的。羊肉倒进火锅，冒出绵密的泡沫。我把它们撇出来，对周全说：“你讲吧，不耽误吃。”

周全不紧不慢地，接着讲：

“那天，监考，空气闷热。

“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偶尔羡慕监考老师，心想总有一天，我也要监考，很严格的那种。没承想真的去监考了，才发现并不轻松。

“监考是有许多规定的。进了教室要先写板书，考试科目、时间、排座顺序。要在门上贴考场名单，学生进入考场时逐个检查。试卷如何拆封，如何分发，都有相应的流程。严丝合缝，一丝不苟。我是不是给你讲过老师的教学规定？我数了数，足足有十大项几十个小项。一个合格的老师不能违反其中任何一项，违反了就是教学事故。这还只是书面的。

“有巡考来监督老师，有督考来监督巡考。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考试更加规范。巡考脖子上挂着工作牌，我脖子上也挂着工作牌。牌子上写着部门、名字、工号。我见过一个老师，在朋友圈炫耀整整一箱的工作牌。

“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是两个人。那天，我的搭档是一个女老师。我要说的工作人员，就是她。”

周全停了一会儿，我一声不吭，像以前那样听着。在我的记忆里，周全讲话并没有这么清楚、明了。我观察着他，想找出点蛛丝马迹。或者，他也在观察我吧。我尤其在意那件鸡心领毛衣，海军蓝的条纹散发着大学时代的气息，让人想起年代久远的电视剧。眼前的形象和记忆中的人脸在有些地方相互抵消，在有些地方更加分明。他就像他的穿着，外套或许是新的，毛衣还是以前那件。

周全接着说：

“现在，我对她的任何描述，都有可能是偏见了。我就讲讲我的偏见。

“一开始我没注意她。一切都很正常。

“女教师站在讲台上——按规定不准坐，规定上写了的——不是刚才讲的教学规定，是专门的关于监考的规定。我站在后门位置，每隔五分钟，她从讲台往后门走，我从后门往讲台走。我们两个刚好覆盖整个考场，彼此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

“这是我第一次监考。我说过了，以前想过，自己监考的时候，一定要公平、严格。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努力学习的学生。多多少少，我看不起那些宽松的老师。

“很多人在看小抄，你能感受得到。学生的眼神、翻试卷的动作、摇晃的大腿、咳嗽的声音、喝水的姿势，甚至挠头发的手势，都让我觉得考场上有问题。我留心观察，还制造一些假象——故意放松一会儿，再悄悄地靠近，盯着可疑的人。只是，三四十分钟过去了，我一个都没抓到。我不禁产生了怀疑，难道他们都这么规矩不成？我流了很多汗，意识到这成了一场考试，考验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师，而我已经荒废了太多时间。我不由得去看她，女教师的手里，已经有一大把纸条了。

“那真的是一大把，都快握不住了。她重重的一声，把纸条扣在桌面上。有一些学生抬头看，又很快低下。她拍拍手，冷笑一声，走下讲台。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正经观察她。

“她身材微胖，或者说有些丰满，鬈发留到脖子，戴一副金框眼镜。不是老式的金边眼镜，而是款式新颖、镜框很大的那种眼镜。她穿着大衣，因为微胖，裹得有些紧，有种喘不上气的感觉。高跟鞋，似乎不太符合规定——不过我不是太肯定。她应该化着淡妆，涂了口红。走路不紧不慢，背挺得很直，就说她像个女将军吧。还有点熟悉，可能以前见过。

“她的鞋底敲打地板，像敲着一块大大的黑板。她偶尔俯下身体，手指伸到学生面前的试卷上，一张脸靠近了，再慢慢地转向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她语气轻轻地问，近乎温柔。学生一语不发，手指揉捏试卷的一角。她的目光一刻不离开学生的脸，似乎能把那张脸加热似的。这样小规模地僵持了半分钟，她满意地抬起身来，走开了，留下学生慌乱地整理试卷，嘴里小声咕哝。

“她有时候直接伸手，伸向学生口袋或试卷下面的某个地方，再伸出来时，手里就已经有了几张纸条了。她狠狠地敲击着桌面，整个教室都听到了她威严的声音。

“‘你们这个考场的学生，很了不起呀。’

“她再次举起攥满了纸条的拳头，纸条凌乱地从指缝里钻出来。她高高地举着，站着，把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教室里安静极了，能听见电灯里电流的声音，像置身于一个微波炉里。

“‘全都给我规矩点！听到没有！’她猛地怒喝一声，音调尖厉、愤怒。

学生们飞快地交换了不安的眼神，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到讲台，“咚”的一声把纸条拍在讲桌上。黑板擦跳了跳，好几个学生被震得抖了一下肩膀。

“相比之下，我还是没有抓到一张纸条，有些气馁。督考来过一次，神情严肃地扫视考场。她笑嘻嘻地和督考讲了几句话，和颜悦色，很是亲切。

“下半场，她抓到了一个女生。准确地说，等我发现的时候，她们已经对峙了好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她们讲些了什么，总之，她在那个女生身上找到了一张纸条，有麻将块那么大。她示意我过去，问我如何处理。当时，她逼问似的盯着我，我顿时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学生。我低下头，看了看那个女生，有些惊讶。

“那个女生，我是认识的。”

4

消化了一阵，我问：“是什么考试？专业课还是选修课？”

周全古怪地看了我一眼，冷笑了一声：“你也这么问——我忘了，重要吗？”

我们吃了两筷子羊肉，蘸了酱，嚼两口，咽下去。我的两盘都快吃光了。周全吃得不多，酒喝了三瓶，仿佛酒能让他讲得更顺畅一些似的。

“那次，我在一个商场理发，十块钱的快剪，顺便买点东西。回来的公交车上，我碰到了她。在我的课上，她总坐在第一排，和另外一个女生一起。你看得出来，她们都是很好的学生，笔记工整，听课认真，讲话礼貌，教师节还发祝福短信。因为是周末，车上人挺多，我坐在后车厢第一排。她从后门上了车，挎着包，公交卡由前面的人递过去。刷完卡后，她发现了我。我们讲了几句话，她有些紧张，可能不知道该和我说些什么吧。后来我低头玩手机，她看向了窗外。很快，我们为一件事情发生了一场沉默的争论。

“那天，车上有许多老人，超市前面有广场，很多老人会去那里放松，唱戏、下棋、跳舞，诸如此类吧。下一站，又有两三个老人从后门上了车，广播提醒给老人让座。我说过了，我坐在后门第一排，我旁边有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让了座。于是只剩下一个大爷，他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

“他看起来有六七十岁，衣着简朴、干净，手里可能提着一个马扎，记不清了。满头苍苍的银丝，面相和善，那些深刻苍老的皱纹，很容易让你想到电视里的保健品广告，那种很有家庭氛围的爷爷的角色。他握住扶手，站着，很自然地看了我几眼，又移开视线。我知道那眼神有什么含义。”

猛地，我明白周全要讲什么了。那件事，一直清晰地停留在我脑海中的某个角落，像一件无人触碰的兵刃，此刻闪出一道冰冷的光。我冷淡地笑了，说：“你没有让座，对吧？”

“是的，我没有。我不想让座，或许和那个女生有关。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她反复地、疑惑地看了我好几眼，我故意迎着她的目光，笑给她看。你知道的，这是一座以让座率高而自豪的城市，甚至每隔一两年都会因为让座率高而上新闻，好像需要时不时地拿出来展示。这附近学校很多，让座的大多是学生。他们一看到老人，屁股立马离开座位；甚至刚刚找到座位，就已经设想着让座的画面了。他们对待老人的态度格外亲切、崇敬。或许他们认为，老人优先是好人吧。也或许，让座会让人感觉良好。

“我想，在这个道德绑架盛行的世界里，这是很有必要的一课。一个老人上了公交车，会被人争相让座。等这个老人下了公交，去跳广场舞，就会被这些争相让座的人说，‘坏人变老了’。这岂不是很可笑？老人不仅仅是老人，而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幻想。这对老人也很不利。一个老人如果被很好地装进老人的形象里，就不能提任何超出老人形象的需求。否则，就是为老不尊……”

我不由得哼了一声，周全不讲了。我摆了摆手说：“你继续。”

“总之吧，那天我状态很好，刚理了发，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不打算让座。没人说什么话，然而，车厢的压力逐渐变大了。

“没有任何地方表现出来，但你就是能感受得到。沉默的空气变得沉闷、压抑。每个人都不声不响，像憋着一股劲，很不高兴。坐在我旁边的大娘对我怒目而视，只要稍微一碰，很可能破口大骂。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完全是错觉。在我看来，女生那年轻的脸上清楚无误地传递着复杂的表情，你大概想象得到。我不再描述了。三站以后，我下了车，车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像吐出了硌脚的一块石子。我的后背还残留着人们视线的余温。或许，她那时躲在人群里也在看我。下次上课的时候，她没有出现在前排。后来，我甚至找不到她……

“就是这个女生，被抓到了作弊。”

“你犹豫了？”我摁下打火机，点上一支烟，问周全。

“我不知道。我是想抓几个作弊的人，但没想过要如何惩罚——我不该这样的，我不知道。当时，女老师看着我，问我如何处理。我说‘没有必要’，也可能说的是‘就这样呗’。我记不清了，我的记忆有些乱。

“在那一刻，我只记得女同学不屑地笑了，仿佛我进行了虚假的施舍。女老师很鄙夷地看了我一眼，随后转为客气。后来，她联系了辅导员，考试零分，记过处分，通报批评。如果毕业前不撤销，她很可能拿不到毕业证。”

最后这句话，他语调很重，眼睛有些认真地看着我。我忙着夹菜，火锅里，牛羊肉、丸子、香菇翻滚着，锅快干了。我叫住工作人员——还是刚刚的小伙子，加了点水。我看了看桌上有些凌乱的啤酒瓶，感觉撑得厉害，喝不下去了。烟抽了挺多，五六支了，一身的烟味儿。“你想说什么呢？”我问周全，“这种事情很常见的吧。”

周全阴沉着脸，喝了口啤酒。

“那天回来，我想了很多。考试结束，我在路上再次碰到了她。远远地，我看到她心满意足、光彩照人，和朋友商量晚上去哪里吃饭。我呢，沿着路边回家，大汗淋漓，许多念头反反复复地滚来滚去，轰隆隆的。我想对她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愉快的一天。对我来说，却是怀疑的一天、紧张的一天。或许对她来说，天天都是如此，或许对我来说，天天也都是如此。她身上闪耀着自我认同的美，我觉得自己就像《地下室手记》里的主人公。我自惭形秽，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能够干成任何事的那种力量。

“我记得刚刚入校的时候，我和这个女老师一起在S大培训，一起参加岗位考试。那天，她不但告诉一起培训的老师哪里有小抄卖，还和别人分享经验，讨论如何把小抄藏到试卷下面。实际上，整场考试，很多人都在抄，就和学生的考试一样。我甚至听人说，卖小抄的人，就是培训我们的人。或许她那么擅长抓小抄，就是因为她自己曾经这么抄过……我想通了这个，就更想不通了。我躺在床上，想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在另外一个场合，我曾经见过她一次。那是在培训之前了，在校长办公室，忘了为什么要去，总之是去了。办公室里没有校长，只有一个女人在给校长擦老板椅。那时，她没有看到我。她撅着屁股，对着一把空椅子，擦着，服侍着，照顾着。那个姿势、那个动作，就和你们以前在寝室里看的电影一样啊……”

灯光下，周全的眉头皱成一团。

酒喝得太多，我有点反胃。周全的话，像酒似的，融化了许多记忆里的光晕。我渐渐想清了，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呢？这家伙总是这样，只想着心里狠狠咬定的几件事，就确定了整个世界的性质，并坚信其他人没有他看得透彻。别人再多的话，他都听不进去的吧。这些事情的模样，早被他不自觉地篡改了吧。他大概是在女老师那里受了什么侮辱，怀恨在心了吧。我看了看手机，老大回了一条消息：现在还有？真的假的？我放下手机，抽着烟，好好地想了一会儿。慢慢地，整件事从头到尾联系起来了。没准儿就是监考完那天晚上，周全，这可怜的家伙，攒了一肚子无处发泄的恼怒，想到了大学寝室的电影。所以他才会找个借口，大半夜的给老大打电话吧。

这可悲的家伙。

5

那年冬天，期末考试结束。

在北京涮羊肉馆吃过饭，老大和老二去网吧通宵。我酒量太差，和周全坐蹦蹦回寝室。所谓蹦蹦，也就是摩的。原本是老年人用的代步三轮车，跑起来动静极大，所以叫蹦蹦。这种车比出租车便宜，比公交车灵活，很多学生喜欢。记得读研之后的某天，我再次回到这座城市，火车站广场上竟寻不见一辆蹦蹦。打下一辆出租车，我问司机，蹦蹦哪儿去了，司机惊讶地大声说：“开玩笑，我们是全国旅游城市，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我无话可说，也不问他怎么知道什么是蹦蹦的。

回到那个冬天，我和周全在回去的路上，蹦蹦停下了。司机是一个大妈。那是一座老人很多的城市，很多人把它叫养老城市。大妈站在路边，很是讨好地解释，蹦蹦没电了，要是送我们到学校，她就回不了家了。中原城市的冬天还是有些冷的。大妈包裹着头巾，穿着棉袄。她的脸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种风干了的红色。她讲话很少，很少，我记得她只讲了几个词，几句话。仿佛讲话是一件过于先进的东西，是一台她无法操作的智能手机。她的意思我们明白了，钱是不退的，剩下的路也没多少，可以走回去。

还有大约两公里，我说可以，周全拒绝了。

周全出的钱，我们重新上了车。车吃力地开动了，走得非常缓慢，没过五分钟，终于停下了。三个人再次站在了风里。我大概说了几句话，周全态度很明确，不行。

“她就是推，也要给我推到地方。她既然收了钱，就要把这件事给我完成。既然电不够，她就不应该收钱。她就是在利用你的同情心，吃定你会半路下车。”

大意如此吧，毕竟是记忆。

我下了车，周全坐在车上，大妈推着车，往前走。

大妈，如果非要准确地说，五十多岁吧。她面目模糊，仿佛一套旧棉袄。棉袄缀在车把上，往前倾，像一个变形的灰扑扑的棉花团。在棉花团后面，简陋的蹦蹦显得笨重、庞大、异样。车厢里，周全双手抱在胸前，瘦高的身姿坐得笔直。我掏出钱，像投喂铁笼里的一头野兽，递给车上的周全，他拒绝了。僵了一会儿，他愤怒地下了车。

我们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我记得路灯照亮了笔直柔弱的道路，道路之外则是无尽无形的深夜。

6

依旧是一个夜晚。

结账，出门，胳膊擦擦嘴巴，我们沿着路往前走。这个周全，可笑的家伙。我有心捉弄他，就像高中时做跳跃运动有人扒掉他的裤子一样，就像大学时我们叫他“哎”却从不叫他的名字一样，就像我们在他背后一起想象他、评价他，然后快乐得一起大笑一样。

我说：“哎，问你个事。”

他转过身，看我。

我说：“你以前那么厉害的站桩，现在还会吗？”

他说：“会啊，你要学吗？”

我咬咬牙，说：“先看看呗。”

公交车还没有来，天色晚了。道路空空荡荡，一直延伸到很远，路面反射着粗糙的光。电线像乐谱似的，整齐地往下坠。一枚小小的月亮融化在蓝沉沉的天幕里，微微泛黄，看得人嘴里发苦。路对面的水渠里，不时飘来一阵异味。

站牌下，周全身体一沉，缓缓伸出左腿，右腿往后坐，像半坐在一个不存在的椅子上。左掌往前推出，右掌扣在肚脐。周全对我解释，前三后七，重心要稳。左掌虎口撑圆，意念灌注指尖。右掌掌心向下，掌尖上挑，双掌之间有拉伸感。左脚右脚，左手右手，下身上身，紧张着，拉扯着，紧张拉扯之中保持平衡直到推不动，拉不动，扯不散。越站越拧巴，越拧巴越轻盈，越轻盈越空虚。

我听着他讲话，挨个儿去看这些细节。路灯洒下光，他的影子在脚底，像汗湿了的土地。我问他：“哎，你说说，你练了多久来着？”

“八年了。”

“哎，那有什么好处？”

周全沉默地站着，没有回应。这个简单的姿势，他花了不知道多少辛苦，消耗了不知道多少时间，投入了不知道多少精力。这个简单的姿势，不知道汇聚了多少代人的才智、热情、想象、虚妄。他千锤百炼，在24路公交车站牌下，站得非常稳固。仿佛他踩出了脚印，踩进了自己影子的一道深渊，什么都奈他不得，动摇他不得。我伸出双手，架在他的腋下，往上掀。他轻飘飘地，翻上天空，像一只纸鸢。世界离他而去。在半空，将高将落之际，周全咧开嘴角，笑了。

甄明哲，1990年生于河南漯河。有作品见于《青年文学》《作品》《西湖》《大家》等，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京城大蛾》。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