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中，是安徽潜山野寨中学的简称。从野寨中学出来的孩子，习惯这么称呼自己的母校。今年是野中建校八十周年——八十年前，因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建。野中的深厚，我虽有些微体会，却无力道出。我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多年，关于潜山老家，始终没有忘掉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和野中有关。面临潜川，背依天柱，近旁是三祖寺，这就是野中之所在。当年我家住在野中，我的整个八十年代都在野中度过，我记下几个片段，献给八十年代，也献给野中。

电视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随父母迁居到白水湾的潜山五七大学——实际上就是个师范学校，我开始知道世上还有电视机这种奇妙的东西。虽然只是黑白电视，每到周末的下午，当专门保管电视的老师把电视机柜子抬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师生们的脸上便洋溢着幸福的表情。白水湾，群山环绕，远离城市，微波信号很弱，多数的情况是，夜晚的空地上，几百个人兴致盎然地在看电视显示屏上的麻点（有时是方向随机的织布纹样），麻点依稀能组合成人的形态的时候，观众当中便爆发出巨大的欢愉声，直到有人判断节目播放完毕，人群才散去。

五七大学的幸福时光很快就结束了，我父亲又接到了工作调令，他告诉我们，暑假结束前，我们就要搬家了，要搬到野寨中学。我的情绪是低落的，我喜欢那个闪烁着麻点、让我们猜测节目是否结束的电视机。我怀疑野寨中学没有这么高级的设备。

完全出乎我的预料，1980年，野寨中学居然有两台电视机，其中还有一台是彩色电视机，而且是二十四英寸大的。声音是清晰的，图像多数情况下是稳定的，即便出现了帧图翻滚的局面，我们也都是情绪稳定的，因为我们有张有林老师，他是我们心目中信号调试大师。他通常轻咳两声，在电视机的右上角打开一个盒子，飞快完成技术动作，当时也有凑上来偷师调试奥秘的，那人刚凑近，张老师便啪的一声已经关上了盒子，信号神奇地回到正常状态。于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信息，我不再像在白水湾那样在显示屏的麻点里去猜了，我看见了审判“四人帮”，看见了女排，看见了世界杯，看见了山口百惠。到《射雕英雄传》《霍元甲》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家基本上都买了电视，学校的电视就没人再看了。

小灰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家刚搬到野中的时候，野中的办学条件还是艰苦的，老师和学生的住宿、教舍建筑极为简陋。记得当年进校门，依山势而上，只有几排建筑，最前面的是灰楼，后面是单职工宿舍——也是灰色的楼，然后是红楼，稍后增添了新教学楼和招待所。我们家最初住在红楼的一层，没有厨房，格子窗上没有玻璃，为防风挡雨，钉着塑料布。有一年的冬天格外冷，管理公物的王汇元老师，给我们家的窗户塑料布上又加钉了一层塑料布。

我习惯把单职工宿舍的那个灰楼叫小灰楼。

小灰楼的二层向东西各有伸出的廊桥，从我们家这个角度望去，西边的廊桥通常是安静的，我经常看见的是，傍晚时分，方雄飞等几位年龄稍长的先生从廊桥走出来，结伴散步。东边的廊桥则是另外一幅图景，是青年教师的乐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喜欢歌唱的年代，是一个喜欢舞蹈的年代，是一个喜欢体育的年代。下午的课一结束，到晚自习开始之前，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野中师生的身体便展现出无穷的活力，设施简陋的操场上，野中人在奔跑着跳跃着，而小灰楼的东侧的廊桥则成为了文艺廊桥，直如《老残游记》里说的，花坞春晓百鸟乱鸣：王灼怀老师演奏着手风琴，演奏着这种能将心怀打开的乐器，其他的青年教师唱着那个年代的最新的流行歌曲。《祝酒歌》《故乡的小河》《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鼓浪屿之波》《骏马奔驰保边疆》等等，唱《骏马奔驰保边疆》的那位老师我已经记不起名字了，嗓音极其洪亮，中气十足，他总是把骏马之后的那个连音拖得很长很长，直到我听得都喘不上气了他才接着唱出奔驰两个字。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父亲其实是重回野中，他原来曾经是野中的教师，文革开始那年，他和我母亲就是在小灰楼上结的婚，婚床的蚊帐上贴满了大字报。小灰楼东边的廊桥，见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身心的巨大改变，那是一个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出人生阴霾的年代。

乌 老

回忆野中，乌老是绕不过去的。但我是没有资格回忆他的，他生于1901年，前后师从熊十力、马一浮先生，八十年前他是野中的核心创办人，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宣城中学、安庆一中的校长，谈现代安徽教育史，乌老也是绕不过去的。

我之所以有勇气谈起乌以风先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和我的外祖父，他和我父亲有着密切的交往。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在家里就看到乌老的一些著作，其中，除了《天柱山志》是已经出版的，其他的大都是蜡刻油印本，印数很少，我记得的，有《马一浮学赞》《儒释道三教关系史》《性习论》，另外，《岳云山馆诗稿》，我最早看见的是他自己的笔迹，蓝靛纸复写本，那是他送给我外祖父的，后来，这个诗稿，又有王先创先生蜡刻油印本。乌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把《儒释道三教关系史》文稿交给我父亲，有委托校勘的意思。父亲接此重托，自是不敢怠慢，日夜推敲，亦与乌先生请教数度，无奈乌先生后来身体每况日下精力不济，他生前没有看到这本大书的出版。父亲多次与我谈及这个过程，皆引以为大憾事。乌先生和我外祖父的交往，则在另一个层面，他们都是在民国年代有着丰富阅历的人，最重要的，他们都是诗人。乌老诗艺，鹄的高标，唐宋之妙，兼收并取。他写人生之超迈，有“立极方知天地大，凌空不见古今愁”；他写家变后情感之无力挽留，有“嘉陵江水峨眉月，水向东流月落西”。我外祖父王新淼先生，亦善诗，其长诗《天柱行》，情浓思深，辞采奔涌，写尽了天柱山的自然与人文魅力，乌老曾讲，《天柱行》是可入天柱山艺文志中重要文献的。在安庆，乌老与我外祖父，心意最为相通。我记得有一回，外祖父到野寨，把乌老请到家里吃饭，那顿饭，母亲做了精心的准备，从食材到排盘，可谓精致，家里最好的酒是古井贡，也拿出来了。那顿饭，我见识了什么叫人的欣慰。两个老人，时而纵议高谈，时而黯然追怀，青眼互抚，嘉句相酬，眼看酒瓶将空，两个老人谦让再三，乌老说，好酒，剩下的酒我拌饭吃。

野中建校七十年的时候，我说野中最难得的，是留住了野中气息。这种气息的源头就是乌老。一个高人，俯下身子，做平常事，这个平常事里就含着高人的气息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乌老的山谷口草堂就在野中的围墙旁边，那真是个草堂，屋顶上铺着的，不是瓦，是茅草。

从野中出来的孩子

我的一位野中同学叫董裕平，因为他的老家在油坝，与我同乡，虽然我在油坝的时间很短，但一提是油坝人，就天然更亲密一层。

他似乎自幼就是那种聪慧而有意志力的人，我现在回忆起来，十五六岁的孩子，就有着远大理想抱负的，他是最突出的。我有一次在他的课桌上看见一个纸条，上面写着：鸾驾车，发轫在龙年。他南京大学（也许不准确）毕业后到蚌埠卷烟厂短暂工作，其间我去看过他一回。那时也没有快捷的联络方式，他并不知道我要来。凌晨我在蚌埠下了火车，出站后没有去卷烟厂的安全的交通方式，草草吃了一碗面条我就叫了一辆黑三轮。小面馆的大姐给我递眼色，意思是要小心。我告诉她，放心吧，我带着刀。到卷烟厂的时候，门卫早睡了。被我拍醒的门卫，打着哈欠把我带到了厂职工宿舍，唯一亮着灯的，就是董裕平的房间。相见也没什么话，也许我抽了支烟，毕竟在卷烟厂，不抽烟是对卷烟事业的不恭。只记得我被他的发奋震撼了，他丝毫没有名校毕业后的优越与松弛，他不满意当时的生存状态，他要继续学习，到别的地方去，他甚至打算把国家的经济抓上去。我看见书桌对面的墙上，他密密麻麻地列着学习计划，或者还有几句自我激励的警句。

我在这里记下他，我是想说，这就是从野中出来的孩子。

谁不想在俗世当中“成功”呢，从野中出来的孩子也一样有这样的想法。不同的是，在成功学之外，从野中出来的孩子有着自己特别的志向与趣味。

汪惠仁，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散文》《小说月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