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我上学了，第一个老师名叫卢文芳，蒙城人，说话大声大气，当地人喊她大卢。那时候洪集镇师范毕业生不多，因我老姨毕业于六安地区卫校，所以卢老师同我老姨很快成了朋友。卢老师最早教我们汉语拼音，啊喔呃咦唔喻，就像教小孩子学讲话。

学校条件很差，要自带小板凳。我入学时候年龄偏小，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情总是不愿意干，一被批评，搬起小板凳就要回家，还爱哭。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怎么做工作都不行，我就是不愿意上学。不知道卢老师做了哪些功课，让我当了小组长，这一招果然管用，我一听当了小组长，立马昂首挺胸，搬起小板凳又回到学校，上课注意听讲，下课搞卫生，指手画脚。有一个同学，年龄比我大，个头比我小，我经常拿扫帚把敲他的屁股，督促他打扫卫生——由此可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官本位意识。

上学不久，城里的运动蔓延到乡村，卢老师给我们加了一门课，写大字报。她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旧报纸，启发我们，写自己知道的不好的人和事。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太清楚什么是不好的人和不好的事，卢老师就给我们做示范，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质问卢文芳——

寻根问底，这要算我第一次受到作文训练，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受到文学创作训练。经过卢老师循循善诱，“质问卢文芳”这几个字的意思明白了，可是质问什么呢？我自己写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一个年龄大点的同学的“质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写的：质问卢文芳，为啥吃鸡不吃鸡爪子？

这篇大字报里面就几十个字，一半是错别字，一半是用拼音代替的，那几十个字张牙舞爪，大小不一，十分难看。经过卢老师修改、讲解之后我们才明白。这样一来，写大字报的功课就算推行下去了，我们并且提前练开了毛笔字。卢老师给我们发了描红本，让我们照葫芦画瓢。

大约三年级前后，运动越来越热闹，老街上的无业游民搞起了宣传队，老师们也参加了。宣传队排了一个节目，节目名称记不得了，记得算术老师蔡继煌在节目里扮演男走资派，卢老师扮演女走资派。蔡老师也是师范生，长得白白净净的，讲一口曲里拐弯的蛮腔，有点听不懂，马马虎虎知道意思。卢老师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后来知道那是旗袍，脚上蹬着高跟鞋，走路一摇三摆，故意出丑。台下哈哈大笑，一片乱喊，说卢老师演得像，还有人往戏台上扔西瓜皮，打走资派。

有一天上体育课，学生们在操场集合之后，来了一个人，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脚上蹬着一双皮鞋，油光锃亮。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姨父吗？没错，他就是我的姨父任炎哲，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因为有城镇户口，又是高中毕业生，被安排在学校当教师。自从那天之后，我就喊他任老师。任老师主教算术，也教画画，还教体育。

在我的记忆中，洪集镇的宣传队好像从来就没有解散过，只是在不同的年头，人员不断变化。那时候，别的地方搞运动，停课闹革命，但是洪集镇的运动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据说是我们的公社的领导对学校有要求，坚持不停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方面的事情由街上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乡下的农民抓，革命方面的事情主要由宣传队造声势。宣传队的节目，除了样板戏片段，还有一些歌舞之类的。演样板戏的时候，陈正老师、任炎哲老师、周俊勇老师等人，都在乐队。陈正老师是个老教师，教过我的父母，他的毛笔字非常漂亮，一手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可以当字帖用。在课堂上，他教我们语文和历史。在宣传队里，他拉京胡——这个爱好老人家保持了多少年，直到我后来参军，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拉。

老街宣传队的文艺节目，是我们在课堂之外受到的另外一种教育。我现在依然记得，有个节目，男生小合唱《军队和老百姓》，上场的四个演员，两个穿军装，两个穿便衣。穿军装的还有一个女扮男装，扎着皮带，英姿飒爽——那是我老舅的同学原蓉，我们喊她原姨。长大了才知道，原蓉当时是洪集镇的镇花。

快上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遇到了麻烦，那时候上面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条指示的后半部分好办，洪集公社乔书记是个老资格，他对上面讲，洪集公社从来没有停止“抓革命”，上面也不好说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学制要缩短”，连乔书记也没有办法阻挡，问题是，学制缩短了，课没有上完，怎么办？

我不知道是乔伯伯的意思，还是上面的意思，我们读完五年级之后，全体再读一次五年级，号称五年级第三、第四学期，把原先设置为六年级的课程，拿到五年级三、四学期上。

很快，五年级第三、第四学期也读完了。当时的霍邱县南部十几个乡镇，正规中学只有叶集中学和三元中学，都是住宿学校。我们这些学生年龄还小，下田干不了活，上学没地方去，于是就有了一个创举，办戴帽中学——以小学为主体，就地取材，加一个初中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反正我们在戴帽中学读书，感觉很不爽，觉得戴帽中学很土，但是——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我们的戴帽中学，非常了不起，不仅能完成初中的教学任务，给我们以初中知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中学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培养了自学精神。

多年以后回忆，我们那个学校，初中部倒是有了，可是，老师呢，全是原来的小学老师，高中毕业生和师范生只有一半，另有一半是民办教师，有的甚至只有初中文凭。就是这些人，新教师向老教师学习，互相切磋，把初中教材搞得滚瓜烂熟。

五十年前的洪集老街，十五岁至二十岁的失业青年至少有三十个，多数都是多才多艺，琴棋书画俱佳，家家都有藏书。学校的老师里面，至少有三个可以称为书法家，陈正老师擅长楷书，任炎哲老师擅长行草，蒋长友老师擅长隶书。

读戴帽中学的时候，我偏科的毛病就更加明显了，因为小时候读过一些“毒草”，借助字典，连猜带查，十岁前后，不仅当代红色经典读起来顺畅，像《史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三言二拍》这样白话夹杂文言的书籍，读起来障碍也不是很大。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认字记词较多，词语结构、句子成分搞得比较明白。初中一年级学语法修辞，学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等，更是超常发挥。初一下半年，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因为父亲调动，我转学到刚刚建校不久的姚李中学，参加第一次语文测验，我得了八十多分。而当时被语文老师李成华看好的语文学习尖子们，最高考了七十多分，以至于李老师把这些尖子叫到一起训了一顿，他很纳闷，正规中学的学习尖子怎么考不过一个从戴帽中学转学过来的学生呢？四十多年后，我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军队作家，有次探亲回乡，一个同学组织当年姚李中学的老师和几个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我讲了这个故事，李老师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这是后话了。

在姚李中学读书期间，我和父亲住处的对面是姚李区文化站，站长绰号周老飘，个子很高，是个非常敬业的基层文艺工作者，给我的印象，他似乎永远生活在黄梅戏和庐剧里。姚李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也经常在文化站里排戏，让我在羡慕的同时，也萌发了长大了写戏的念头。我特别渴望我写的戏能在乡村上演。

我在姚李中学读书不到一年，父亲又调回洪集公社，我只好再转回洪集戴帽中学。当时的语文老师是王启昌，大高个，他的楷体就像他本人一样，瘦长。王老师给我们上课，不满足于照本宣科，除了规定动作，他还给我们开了一门选读课，讲文学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刘知侠的短篇小说《铺草》和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他不仅讲作品结构和人物关系，还介绍作者。

实话实说，从读懂课文开始，我就比较注重课文的作者，李白和杜甫自不必说，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些新名字，我觉得他们的名字能和李白、杜甫这样的人一起出现在我们的课文里，太了不起了。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功名心就萌芽了，非常渴望出名。

有一件事情被我牢牢地记了几十年。大约就是我从姚李中学转回洪集戴帽中学不久，我写了一篇作文《在田间》，以公社书记早晨起床后拾粪为素材，写农村基层干部不忘初心，不搞特殊，同农民打成一片。这篇作文后来得王启昌老师的赏识，让我在课堂上朗诵。戴帽中学有个老师张联政，复员军人，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会刻钢板，办了一张油印的小报，我的作文《在田间》后来被张老师刻印在油印小报上。拿到散发油墨的小报，我激动得不得了，放学走在街上，观察行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夸奖，可惜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语文成绩蒸蒸日上，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同时也带来一些麻烦。因为偏科，我的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考试经常不及格。初二那年，数学老师换成我的姨父任炎哲，我的天啦，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我，好多同学都这么认为，任老师简直就是阎王，他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罚站是常事，挨打也是常事。因为我的顽皮和数学成绩上不去，他换了好几个木制三角板——那是打我的工具，经常会出现折损。

我谁都不怕，就怕任老师，发展到最后，作业做不好，我就不敢睡觉。当时我父亲是分管文教的公社副书记，怕我被打傻了，郑重其事地找任老师谈话，批评他不能体罚学生。任老师振振有词地说，别的孩子我不打，但是你这个儿子，成绩上不去我就打，要不你就让他转学。

我父亲跟他的连襟吵了无数次，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在任老师那副弦长一尺有余的三角板的调教下，我学会了勾股定理、学会了开平方、学会了解方程、学会了初级函数。在即将考高中的那个学期，我的数学成绩最高达到了九十多分，并因此而当上了学习委员，尽管只当了半年，但是我仍然引以为荣，因为这个事实证明，我不是笨孩子，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成为一个聪明孩子。

初中毕业，我重新回到姚李中学读高中，语文老师先后有汪泛舟等人，汪老师原先是中专老师，屈尊给我们当老师，仍然热情很高。我印象最深的他给我们讲《薛谭学讴》，讲得抑扬顿挫，津津有味，至今，那一课在我的心目中还是“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高中毕业前夕，我曾经写过一个剧本请汪老师指点，虽然那个剧本很幼稚，未能登上大雅之堂，但是汪老师指导我读了一些书，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若干年后我到兰州，看望汪老师，讲起这段往事，汪老师不大记得了，只是告诉我，我的每一点进步他都知道。

补充说明，我在中学时代——包括后来在姚李中学读高中时期，学的那点知识，没有帮助我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一名医生，但是，后来我当炮兵、侦察兵，当作家，我写《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琴声飞过旷野》，里面都涉及到三角函数、方程式、对数等基础知识，肚子里几十年前的那点存货，全都最大限度地派上了用场，它们为我的那些虚构的作品增色很多，没有那些知识，我写不出那样的作品。

徐贵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著有小说《英雄山》《琴声飞过旷野》《历史的天空》等。获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奖、全军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