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镇最热闹的地方是城南，汽车站在南关，外面来人都是下了车，经过一座石桥，从迎恩门进来。饭店、百货店、大车店都在那个地方，喧闹声不断，生意也红火得很。标志性建筑是永丰塔，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与之相对，城北则不同了，那里比较清静。从中心街到镇海门，店铺不多，只是有几座废弃的庙宇和戏楼，老户人在那里数量大，但房子都有点破旧，记忆里，已是一片衰相。南杂北静，也是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因为岁月久了，古风与尘世的恩怨夹缠，老屋与废园里便不免怪怪的。关于城的南北，本来在风水先生眼里是讲究的，但实则多有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家搬到老镇时，略微感到一点旧习的延续，城南城北风气稍有差异，想起来主要是居民成分不同。这两个地方我都住过，接触的邻居也五花八门。有几个前辈因为样子特别，现在还记着。

城南好像是外来的人多一点，口音略显得有点混杂。外来的人大多租着本地人房屋，日子的风格也存有差异。有条胡同的院子很大，人说是马家大院，古色古香的样子。上小学后，我们曾在那大院生活过两年。老马是回民，虽然房子在城里，却是农村户口，白天在城外田地里忙，几乎看不到影子。我猜想他们家曾经阔过，不然不会有如此大的院落。那里住了五六户人家，租户有多个。有一家来自县城，只有母女两人，据说男人已经离世，便迁居于此。主人刘姨，很开明，带着女儿小敏不声不响地度日。还有一户，是个独居的老人，个子不高，那时候总有六十多岁了吧。老人姓甚名谁，已经忘记了。他一只眼睛不好，很和蔼，平时也在城外劳动，衣服却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晚饭后，要拉一会儿二胡。坐在房檐下，闭目摇头，沉浸得很深。他的二胡水平较为专业，只是拉的多为悲凉之调，那调子叫什么名字，完全不知道。听他的演奏，好似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被引进一个可以冥思的地方。这时候就引起我不少的幻想，顺着音乐，有翩翩起舞之感。老人会拉各种曲子，大概以辽南皮影曲为主。因为是些低沉的音乐，老马有点不太高兴，有一次大声喝道：“您能不能拉点欢快的曲子？”

据说老马与老人常在一起干活，那么属于同一个生产队的吧。他们彼此看起来很熟，但平时无话。老人好似不喜欢拉流行的调子，也不管别人喜欢与否。受了老马的训，他多月没有再摸乐器，屋子里静悄悄的。印象里他做得一手好饭菜，房子里常飘出一缕香味，想必生活很讲究的。我只去过他家一次，记得是邮局把他的信放在我家，我敲门转给他，他笑着招呼我进来。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只是墙上挂着几把胡琴，还有一张地图贴在明显的地方。我那时候感到，他一定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吧。过了一段时间，他知道孩子们喜欢他的演奏，偶尔也拉一点小调，大约都是民歌。还有俄罗斯的音乐，悲怆而浑厚。我的父亲每隔一段时间从农场返回城里，和他也认识了。发现老人很怪，听到他的二胡声，和母亲说，这人不简单，肚子里不少学问。他来自哪里，什么经历，众人都很模糊。老人不太喜欢与人交流，他的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有些神秘。

有一年，县剧团来了一个名演员老董找他，在家里谈了多时。老董也是古镇的人，差不多家喻户晓的明星，院子里人便对老人刮目相看起来，原来他也是有艺人背景的。后来，城里成立了宣传队，有人拉他去凑热闹，但不久自己就退回来了。看得出，当时城里的人，或许是排斥他也说不定，好像彼此在不同的路径上。我看过外面的演出，觉得乐队的水平不及他，对比起来，外面听的琴声，总与他是有点距离的。他的眼神与身段，都像音符的一种，是化入其中的，仿佛有股真气缭绕在周围。

不久城里闹起了革命。大约是1966年，我父亲因思想问题被关起来，从农场拉到城里，关在木材厂的一个地方。家里的日子完全变了，每日都要到城西南角的木材厂送饭。那时候，大院里没有什么动静，晚上也听不到二胡声了，外面都是革命歌曲。邻居们似乎都自顾不暇，只有老马依旧扛着铁锹准时到大田里劳动。老人去了哪里，好像也无人知道。有一次，我去给父亲送饭，门卫突然告诉我，有人找，让我稍候。不一会儿在木材厂一侧走来了邻居的那位老人。衣服有些破旧，比先前瘦了许多，目光有点恍惚。他从兜里拿出五块钱，让我给他买个饭盒和杯子。当我从他抖动的手拿到那钱时，心里被电了一般。他转身走时，我心里有点紧张。李姨知道此事后，特别找来一点衣物，让我顺便捎给他。大家都觉得，比起我的父亲，邻居这位老人更为可怜。

这个时候才知道，他也是有点历史问题的。具体情况，邻居们也仅知一二。开大会时，他与父亲都要被拉去陪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后来木材厂关押的人多了，父亲被转到了远在三十里外的农场，而老人依然在木材厂住着。我与刘姨的女儿，也还偶尔去给他带一点东西。有一次放学，刚走到门口，小敏突然跑来说，大哥，出事了。我问怎么了。他说老爷子死了。我们一口气跑到了木材厂，见地上卷着几领席子，旁边站着几个人。听人说，劳改犯们在城南一个土城边挖防空洞，不慎塌方。几个人都没有逃出来，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

老马知道此事，十分伤心，找到几个熟人埋掉了老人。送葬去的仅是院子里的几个人，情景十分凄凉。那些日子，城里风声紧，许多家都有些害怕。母亲叮嘱我与妹妹不能外出，老实待着。于是与小朋友也没有了联系。想起这位不幸的长者，眼前是一片黑色，以至于一听到广播里的二胡声，我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也是那个时候，我家搬到了城北。

城北的人显然比城南少，冷冷清清的时候居多。搬家的原因，是过去的房子太小，有人腾出两间大房，生活方便多了。我们住在北街靠东的一个街面。这个街面多为店铺改的民居，样子有点古。因为没有几个玩伴，刚去城北，显得寂寞。而那时候最快乐的，便是躲在家里画画。其实也没有拜师，只是在笔墨间打发时间而已。

我们的新居隔壁是一座老宅，那个院子很大，门总是关着。窗户上着木板，挡住视线，好似藏着什么宝贝。我对这个院子有点好奇，偶尔走到门前，总想往里看看。住在大宅院的是关氏父女，平时见不到他们。关先生年事已高，瘫痪在床。女儿三十多岁了，与父亲相依为命。巧的是，那女儿是我父亲当年在县高中教过的学生，我与妹妹称她关姨。除了照顾老父，她可能在家还忙一点什么事情。偶尔匆匆忙忙从街道走过，很是怕见人的样子。邻居们背后说，这个老姑娘性格有点古怪。

也许是因为师生关系吧，她和我们家还有一点交往。据父亲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她在县高中学习很好，本可以考入大学的，因为出身问题，卡了下来。她从县城回到老镇，也没有工作。那时候她母亲突然病逝，只好专心照顾老父，为了父亲，也错过了婚姻，别的愿想都断了。她对我们家很客气，过节时还来过我们这里，话很少，对我的父母一直执弟子礼。自然，那时候彼此都是沦落之人，也没有更深的话可说。

关姨长得并不漂亮，穿戴有点特别。永远是老式旗袍，高跟鞋。这种打扮，要算异类。那时的女性，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都清一色蓝色服装。但她的衣服却是有各类颜色的，风格也是民国时期的样子。好在白天不太出来，并不太扎眼。她似乎不太去菜市场，每天早晨，总有菜农到她家门口送菜。生活来源，大概是靠一点家产，日子过得如何，不得而知。城里的人喜欢聚集一起聊天，家里长家里短的。但关姨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像旧画面里走来的人，云里雾里一般缥缈。

有一次她来我家和母亲说一件事情，谈得很投机。临走前看到我的几张稚气的画作，就说，人物比例有点问题，便替我改了几笔。还说，要打好素描基础，多临摹一些作品。过了多日，她带来一册素描基础的小书，好像是一本教材。记得书的后面还有徐悲鸿、列宾的作品，人物画得栩栩如生。我很是兴奋，这是我最早的绘画入门书，伴随我走过了许久的时光。

但我们两家的往来都很小心，次数也不多。有一回为什么事，我与母亲去过关宅，谈论什么，已经忘记了。关家古色古香，正房有些破了，庭院却干干净净。外屋炕上架着一个绣花架，上面是各种图案，原来她每日在家绣花的。房间有个很讲究的小书架，摆着一些中医类和美术类的书。墙上挂着一幅《永丰夕照图》，是城南永丰塔的写意画，颇多神采。永丰塔是古镇的标志，此画有一点特别，落日中的古塔，有一点倾斜，国画笔意里还有点西洋油画的味道，带有一点印象派色彩。看得出主人是个读书人，修养很深。此后还知道她参加了民间组织的绣花队，是图案的设计者。城里许多女人，是按照她的设计而从事刺绣工作的。

我那时候就感到她的与众不同，谈话有点南方人的秀气，这在北方的城里是绝无仅有的。但也因为出身不好，人生的许多可能在她那里都终结了。记忆中她家也是被抄过的，不少旧书画被拿走了，还有古钱币。不久在大字报栏上见到一张漫画，说关宅是个老朽之地，藏着封建的幽灵。画面上的关姨穿着旗袍，高跟鞋像个钉子一样显眼。在城里人看来，过于陈腐了。那一天我从她的宅前走过，听到了哭声。很压抑的声音，时断时续。此后这座老宅更为沉默了，只是好奇的人偶尔走到门口，打量一下古朴的店面，知道曾繁华的一幕早就过去了。

漫画事件不久，她父亲去世。这也惊动了邻居。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星星还在一眨一眨地闪着光，有一丝冷风吹来。我第一次看到了送葬的场景，他们家的亲戚大约都来了，一切都是老式的。门口挂了两排白色纸花，上好的棺材从幽深的宅子里出来，抬棺的都是雇来的乡下人。关姨一身素服，摔了丧盆，默默跟在棺材背后走着。这一次没有听见她哭，但表情极为肃穆。送走了父亲，她只是孤身一人了。

可以想象，失去亲人，对于她是很大的变故。一人生活，寂寞也是自然的了。过了一段时间，有好心人便介绍对象给她。其中有父亲所在的农场的朋友老刘，是个中学教师，老伴前几年病故。这老刘为人和善，我在农场看望父亲时，到他们家住过几日。有一天，老刘与女儿来我家，打听关姨的情况，才知道有媒人介绍，希望关姨嫁到刘家。我父母说了一些好话，也觉得是个好的去处。但关姨觉得突然，三年内不考虑此事。刘叔叔无可奈何，只好等待。

三年过去了，老刘来过我们家一次，和母亲说了一会儿话，似乎有点急。但关姨还没有嫁出去的愿望。我依稀地感到，此事大约是黄了。又是几年过去，我们家离开了城北，接着父母平反后回到了县城，便与古镇告别了。我到北京工作后，虽然偶尔还回城里看看，却再也没有见到关姨。时间久了，她也渐渐淡出我的视野。

大约二十年后，我到沈阳参加一个地域文化研究的会议，在会场的材料里看到辽南的一本风俗图册，忽发现一幅《永丰夕照图》，觉得十分熟悉。那一幅画，与记忆中关宅的作品很像，于是眼前一亮，心里有一点激动。细看下面的落款，原来真是她的作品。可惜画册并没有作者简介，一点生平的记录也没有，翻了翻，略感失望。我那时候久别古镇，相关的熟人的消息也甚为寥落。对于熟悉的邻居的事，更一无所知。后来遇到几位老同学，打听她的情况，也没有一点消息。这么多年过去，她怎样了？还住在城里吗？想起她来，关宅的旧影还历历在目。我有时想，对于她曾有过的帮助，我竟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实在是失礼了。少时不知人间事，待到中年之后，才知道成年之后苦苦寻找的东西，早年就曾遇过。落难而不失其美，暗处的明珠，也是亮的。

【作者简介：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生于大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作协副主席。主要著作有《寻路者》《鲁迅忧思录》《思于他处》《民国文学十五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