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刺目的白光迎接我来到醒来的世界。我知道窗外依旧是暗夜，但却无从判定究竟是凌晨还是黎明。

我的位置最靠近走廊，而走廊里明晃晃的白炽灯向来是整宿整宿地亮着，坚定地扰乱一切人的生物钟。说一切人也许并不精准，屋内另外九个女人似乎还都纹丝不动地陷落在各自的酣眠里。

我很想掌握时间，但屋内唯一的一块钟表却高悬在我身后的那面墙上。我若想看表，必须最大限度地坐起来。

然而，那不可能办到。

我的四肢全部被麻绳质地的约束带紧紧捆绑住。我每次想挪哪怕一寸，皮肤都会被约束带勒得生疼。在我短暂的睡眠里，我只能老老实实躺成一个“大”字——我不能屈膝，我不能枕手臂，我不能左侧躺，我不能右侧躺。当然，我最不可能的就是坐起来。

我想着那块表上昭然若揭的分秒，胸口有种百爪挠心的焦躁。死死锁住我的约束带，如欲将我五马分尸的刑具，而楼道里最明亮的光源却带来最黑暗的绝望。我很想尖叫。

从今天起，我的名字再无用武之地。我不再叫“卢娜”，我叫57床。

2

卢娜39岁了。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表明39这个数字很老，而是，在面对一些特殊语境时，显得为时已晚。比如“婚”，比如“育”——卢娜就是个39岁的未婚未育的姑娘。她住着父母早年单位分的一居室公寓，父母则在几公里外住的依然是单位分的两居室。当初，单位要给她家分个崭新的三居，但父母坚定地要了两处旧房——虽说加起来依旧是三居，但腾挪起来自由度要大得多——父亲尤其为自己当年的决策感到得意。然而最近，卢娜我行我素的自在日子宣告结束了，年过七旬的母亲和父亲闹分居，前者隔三岔五就要到卢娜家里和她挤在一起。

“我见这个人的时限不能超过两天。”母亲说。

“看见这个老头儿，超过两天就要爆炸。”

父母在这个年纪要决绝地丢弃彼此，背叛“老伴儿”这个词所暗含的一切含义，这让卢娜深深地伤心。且父母在最近的这个阶段，异口同声说的最多的，除了“我这辈子婚姻失败”，就是“我这辈子教子无方”。卢娜只能臊眉耷眼地听着，没有一句可辩解与安慰的，回天无力。因为自己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婚恋上，都拿不出像样的成绩单给父母签字。

三年前，卢娜供职的影视公司因涉嫌欺诈而退市并倒闭。卢娜在就业的汪洋中，乘桴浮于海，一直在挣扎与呛水，唯一的一段再就业经历还没有能通过试用期。就这样，她三年没有工作，每个月不情愿到“肝儿疼”地自己给自己缴纳着数额逐渐攀升的社保。

婚恋这道人生命题更是难上加难。难到卢娜和自己唯一的闺密马雅，这两年都有了不再去涉及相关话题与人物的默契。其实，卢娜有时候是很想聊一聊的，哪怕就是再提起前男友的名字，让那庸常的两个字再在舌尖滚动一遍。因为寂寞，或仅仅是因为她还想他。想他，有错吗？卢娜很想问马雅。但马雅面对这个话题却似乎只想让卢娜自欺欺人——未来几十年，就稳穿铁裤衩，稳坐尼姑庵，稳健地进行自己的养老规划。

前男友的概念也是三年前的老皇历。一个比卢娜小五岁的男孩，方方面面没毛病，可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而且还铁了心此生不育。所谓不婚不育。可结婚生子明明就是卢娜脑袋里超100分贝、可损伤一切人听觉的最强音啊。他们恋爱谈了半年，分手却用了一年。在那一年里，卢娜体内所有积极向上的细胞几乎全部精尽人亡了，她坠入了焦虑、躁郁、痛苦的深渊。隔三岔五她便感到胸口发紧发酸，那种慌张恐怖感，犹如自己下一个小时就要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或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言，再或者就是高考交卷前三分钟才发现没有涂机读卡。就这样，卢娜被诊断为“惊恐发作”，一犯病就要吃一片叫作“劳拉”的天蓝色小药片。

“这是神经病。”医生说，“就是说你自身的神经调节能力很弱、很差。”

自从得了神经病以后，卢娜想起恋爱这事就觉得怕，怕得要命。在恋爱的擂台上，近二十年来，她频频、无一例外地被一拳放倒。然后恨不得裁判数一百下都不起来。放倒她的男人有和她动手的，有出轨的，总之，每每被问起为何依旧单身的问题时，“遇人不淑”是卢娜觉得最烦心却也最好用的答复。

每一位把卢娜当小三轮一脚蹬、摩托车一脚踹的男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卢娜单纯。这是因为卢娜依旧怀揣炽热的梦想。也许，这也是为何总有人夸赞卢娜的眼睛漂亮的缘由。卢娜长了一对又细又小的丹凤眼，可眼球却十分晶亮，看上去有种一直在闪烁也一直在闪躲的样子。

首先，卢娜想当一名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然而，就连“演员”这两个字她都不敢触碰，只感到审视与讥笑已从四面八方涌来。十年来，卢娜一直在各类民间爱好者组织的话剧社学表演，然而却连一个在正式舞台上跑龙套的机会也没能争取到。她利用之前在影视公司工作的机会，结识了一名副导演，而对方却首先要求她去照一套照片，最终，一套明明标价三千的艺术照，收了她一万二。其次，卢娜还想成为一名剧本作家。只可惜，虽身在一家影视公司，做剧本作家的梦想却远在天边。原因是她的本职工作和内容创作毫无关联，她是一名公司总裁的行政助理，翻译成直白的话，就是给大名鼎鼎的公司老大——方总当保姆与跟班。为了照顾好方总，她连轴转并失眠，根本无暇顾念“剧本作家”这个梦了。那些年，她常常觉得自己已原地变身成一个“衣架”。方总的Hermès手拎包最重，其次是Chanel的单肩包，以及LV的斜挎包—— 每每方总将这几个包一一挂在她身上后，她能感觉到自己已经几乎不是人类了。而后还要在身体保持精妙平衡的间隙，掏出小本，殚精竭虑地为方总的会议、演讲及一切场合做笔记。

人到中年，梦想碰壁，恋爱落败。多么俗套的故事——如果，没有后来的五十天。

3

斜对面床的“大块头”还在睡—— 你知道她根本就不是闭目养神，而是真的呼呼大睡。之所以叫她大块头，是因为四十六岁的她躺在床上就像一条搁浅的巨鲸。立冬在即，她依旧光着干燥皲裂的一双大脚。医生查房的时候，她要是高兴，兴许会套上一条行将融化的破秋裤。其他时候，她下半身只穿一条几乎要耷拉到膝盖的肉色裤衩。据说，她七个月前住进医院后，一直在不间断地睡觉。这点我可以部分证明，至少在我入院后，她除了必要的摄入与排泄，一直是散着脏拖布一样的长发，身穿同一件严重起球的深棕色松垮毛衣，长眠不醒。

我将目光收回。我躺着跷起二郎腿，将双手交叉放在脑后—— 这应该是我能想到的最放松的姿势了。而我用这个姿势在报复，报复那曾捆我三天三夜的约束带。今天一早终于“解约”。“解约”带来难以言表的、排山倒海的幸福感，以及一种终极的唯唯诺诺——只要别再把我捆起来，你让我干吗我都乐意配合。如我这般院区里的新面孔，若是吵闹，若是踢打，若是没完没了地哭爹喊娘，总之，只要你的行为举止恰恰像个疯子，就会被约束起来。继而所有“解约”的新人都对再度自如活动而感恩戴德，且宁可去品尝大便也不想再被“约”起来。

手脚得到自由之后，能做的事很多。比如，整理我那仅有90厘米宽的逼仄床榻。核心的问题是：被罩和被子二者根本过不到一块儿。严格地说，是双方尺寸上存在巨大差异。总之，我稍微翻个身，上述二者便解体，各奔东西。当然，和被捆起来相比，这根本算不上我住院生活的主要矛盾。我如是奉劝着自己。

屋中十个人，每个人床畔都有一个小小的灰色铁皮柜子。那柜子上，无一例外摆放着一个塑料脸盆。在这所医院，盆，非常重要。对于我来说，几乎住院所需所有家当都在盆里。盆是存在感很高的所在——洗漱要拿盆，洗澡要拿盆，有朝一日走出医院，依旧得抱着盆。

我凝视着自己那淡粉色的小塑料盆，里面无论是洗面奶还是洗衣液，瓶身上都被医院工作人员用深黑的马克笔写上了“卢娜”——我的名字。

我要把它们都扔掉。我对自己立誓。心说只要出了院，这些写着我名字的日化产品我都要扔干净。那些笔画黑漆漆的“卢娜”，看上去就像监狱犯人的编码。我必须和它们一刀两断。

这样想着，我的胸口又是一阵发紧，惊恐感再次来袭。我脑中的念头失控地狂奔——如果现在八级地震了，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外面的世界一旦发生任何巨变，我便会完蛋在这张90厘米宽的床上，永远不可能出院。

我的身体速度企图反超思维速度，我迅速从铁皮柜里拿出药盒，将一粒淡蓝色的药片含在口中，飞快地用水吞咽下去。

药片被冲下食道、落入胃中后，我几乎是瞬间有种缓释的感觉。就像被他抱在怀里。当然，我们才刚刚开始，拥抱的桥段还未发生呢。

就在蓝色药片开始发挥功能的那几分钟，我突然很想他。但是，我没有手机。新病人的手机一律被没收，而归还的时间则在一周或两周后，视表现而定。

大块头竟然翻了个身。而我试图掐算起手机归还的时间来。

4

卢娜从手腕上挂着的玫粉色小水桶包里掏出手机。她和马雅对接着时间。两人讲好要一起在餐厅吃晚饭。

“艾荣老师很快就要走了，你要是到早了，就直接来咖啡厅吧。”马雅还陷在上一局里，而她口中的艾荣是个不够出名的小说家，在马雅供职的文学期刊频频发表作品，有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作品的影视化项目。

卢娜径直来到咖啡厅，马雅对面的男子在与她从未谋面的情况下，轻轻冲她挥了一下手。她打心底喜欢他的亲切。

“你喝什么？”他主动问。

“我喝不了咖啡——没事，您不用管我。”

可艾荣已经起身去了柜台，不一会儿端回一块奶酪蛋糕。

他将蛋糕递给卢娜，“让自己有点幸福感。”他打趣地说。

艾荣既不高大威猛，也不英俊耐看。卢娜觉得他长了一张间谍脸，会随时淹没在茫茫人海里无从辨认。他胸前交叉着暗条纹的围巾。卢娜喜欢戴围巾的男人，觉得围巾让他们看上去很温柔。艾荣讲话的声音低沉和缓，没有任何迫切，仿佛是在邀请前来打断自己谈话的人，仿佛随时准备做倾听者。

当晚，艾荣便约卢娜次日去郊游。

艾荣再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显得睡眠不足。卢娜自告奋勇开车。驾车开往郊区的路上，卢娜妥帖地将车速控制在60迈，她能感到艾荣在她开的车上沉沉地睡去。每一次刹车、每一次转向，卢娜都如操控精密仪器一样温柔又精准地驾驭着这辆不属于她的、男性化十足的黑色轿车。

一个半小时后，艾荣才醒来。他俩在郊县的小馆子里吃午饭，在大桥上看野湖畔钓鱼的男人。卢娜因咽炎发作而不停地咳嗽，艾荣递给她绿色小铁盒装的喉糖。

“我有对象了。”卢娜在那晚握着母亲的手亢奋地说。

那是在她与艾荣共度一天中的十小时后。原本，还可以是十二小时、十四小时、二十小时—— 一切都因傍晚时分，艾荣说自己必须回家吃片药。卢娜依旧像个女童一样坐在车里不想离开。

“这年头谁不吃药啊，我也得回家吃个药。”

那晚开始，卢娜又听到“结婚生子”——自己灵魂深处那超过100分贝的最强音在颓然数年后再度激越地响起。

卢娜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玫粉色。晚上，她轻趴在自己卧室的床上，手里紧紧攥着那个绿色的小铁盒，感到自己如同心形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艾荣，仿佛后者也与她一起轻趴在床上，凑成一个心形。

她的玫粉色幸福变得越来越不合比例的巨大。喉糖早已吃完，但小铁盒却一直在她身边。某天，母亲要将小铁盒当成垃圾扔掉，卢娜一把抢过来，“那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她开始很少睡觉，对睡眠的需求微乎其微，但精力却上百倍的充沛。

人生头一遭，卢娜感到自己生龙活虎，甚至无所不能——不知惧怕为何物，不知分寸感为何物。她仿佛突然活得明白了、清晰了；又仿佛仅仅只是陷入一场漫长的酒醉，酒精让一个“怂人”感到舍我其谁。

“艾荣要做的那个网剧不是就缺两千万投资吗？我给他找，打几个电话的事儿。”这是卢娜能清楚记得的自己和马雅说的最后一句话。

原来人可以活得这样扬眉吐气。卢娜发现，当“害怕”两个字从她生命中被彻底划掉后，所有老掉牙的俗套年节祝福语都真实不虚。她心想事成，她万事如意。

5

办理住院手续那天，父母和马雅都来了。

他们每个人都对我柔声细语、无比亲切，像是在哄，或者说哄骗一个小宝宝。我发自内心地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沉浸在自己高昂的情感世界里，根本无暇顾及，也无兴趣顾及“住院”这两个字的含义。父母和闺密的眼神，让我觉得等待我的将是更加美好甚至令人惊喜的未来。

事实证明，惊喜确实谈不上，惊吓却是此起彼伏。

首先，入院第一天，手机便被没收了。没有手机我就没办法联系上艾荣，这让我百爪挠心。我开始顶风作案——借其他老病号的手机。医院规定，借手机给他人者，一经发现将立即被没收手机。于是，可以想见，几乎所有我问过的人都连连摆手且噤若寒蝉。我们屋除了长睡不起的大块头，我几乎都问遍了，也受够了拒绝。就在这时，一道炙热的目光及时地回应了我的请求。简明干脆的一句“给你”，手机已经交到了我的手上。就这样，我遇上了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对我最重要的人——郭会计。

郭会计四十五岁，入院前曾是国内某大财团的财务总监，是财团实控人左膀右臂般的人物，但她只喜欢自称“郭会计”。不同于这世界上所有无趣并刻板的会计，郭会计极富激情，且易冲动。她犯病的时候，常常抱着自己的洗脸盆，不顾一切往外冲。医护人员只好组成人墙来阻挡她。但郭会计不会善罢甘休，她认为我们屋所有的病友都已经痊愈了，她要首当其冲，抱盆带领大家离开这个鬼地方。

“放我们的人走！”抱着洗脸盆的郭会计在门口怒吼。医护人员则一边拦她，一边笑作一团。

每次试图抱洗脸盆“越狱”之后，郭会计都会被“约”起来——被约束带五花大绑。

我屡屡对她说：“应该叫你‘激情燃烧的郭会计’。”

“你知道，”郭会计一板一眼地说，带着她特有的真诚与投入，“你要是个老总，或任何一个老总，你可能会想要一个激情燃烧的女秘书，你甚至会想要一个激情燃烧的合作伙伴，但你绝不会想要一个激情燃烧的会计。”

“哈哈哈哈……”

我俩一起大笑起来。

“所以，会计必须是扑克脸，且一丝不苟。”郭会计总结道，“不过，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介意一个患有重度焦虑症或中度强迫症的会计——这也许还是加分项。”

在医院里，我们不缺时间聊天。往往是郭会计盘腿坐床上，我坐床沿。有时候，“大仙儿”会踱过来加入我们。大仙儿是个二十六岁女生，但头发全白。她能给人相面算命，也能与你侃侃而谈佛学，继而可触碰一切玄学话题。

这天，住院部楼道里鬼哭狼嚎，我们仨都很悚然。

“新来的抑郁症。”大仙说。

只听那撕心裂肺的声音不断地喊“我要回家”，以及“我想我女儿”。

“听说年龄不大，三十。孩子三岁。”大仙儿继续说，“这刚来没几天就这样了，后头的大把日子怎么熬啊。”

“听说她天天做无抽。”郭会计说。

见我俩一脸蒙，郭会计迅速补充知识点，“就是‘无抽搐电休克治疗’，那玩意儿抽完了连家门牌号都记不住，大量丧失记忆。”

“不过我刚从‘无抽’身边过的时候，感应了一下。”大仙儿说，“这女的磁场很不好。磁场不好你懂吗？”大仙儿白发飘飘地看着我。

“不懂。”

“我现在远离一切不好的磁场。”大仙儿总结。

“无抽”的哭声中甚至带有跪地求饶的意味，因为她的小女儿，那声音里全是末路的绝望。

“就不能让她待一礼拜，然后就快点出院吗？我的意思是，做完一个疗程的无抽，给她带上口服药，让她走。”我实在听不得“无抽”的哭喊声，说道。

“你还是太单纯啦——”小我十三岁的大仙儿向我普及，“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说的这个‘江山’你可以领会成任何你想再见到的地方，比如，你的卧室。只要你踏进这个九院区，成了57床，你再想见你的‘江山’可就难喽。你比如说我，都住了五个月了，早没事儿了，还让再‘调调药’……”

“‘调调药’是最经典的，”郭会计打岔，“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再查查血药浓度’，以及‘再看看指标’。”

“‘再看看’，这句真的太百搭了——”郭会计继续，“只要他还不想放你，那么一切他都可以‘再看看’。你看我，这都‘再看看’四个月了。咱们屋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是已经住了小半年，‘大块头’更惨，都住七个月了。她爸八十大几了，把她送进来就走了，他俩这七个月也没打过一次电话。”

我看着依旧在对面酣睡的大块头，心中对两个病友谈话中的信息量消化不良。

半晌，我问：“那我也得住那么久吗？我男朋友还在外面等我。”

“我能感知到，外面有个男人在等你。”大仙儿言之凿凿，“我能感知到这个男人愿意承载你的一切。”

“承载一切——你懂吗？”大仙儿继续道，“就是他能接得住你的一切。”

“接得住是什么意思？”我的确不解。

大仙儿显得要暴怒了，压着火气跟我解释：“所以跟你们这些人有时候就是说不通——接得住，意思就是能接住你所有的这些生病啊、住院啊之类的幺蛾子。”

他是这样的。我感觉自己幸福得都两颊绯红了。我手握方向盘，他在副驾上静静地滑进一团云朵一般的睡眠。

“所以，你得早点出去，出去见你男朋友。”

“聊上啦——”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这句开场白来自罗素，我们病区的总负责人、主任医师，年轻有为的罗主任。

我们几个赶忙和这位喜欢“再看看”的罗主任问好。

“最近有病毒，咱不让串病房啊。”

这一句便撵走了大仙儿。

“卢娜，你的诊断和用药方案整体出来了——”罗主任说。原来他这次莅临专为找我。

我几乎是咬着后槽牙听着他和他的团队对我的诊断。我被严丝合缝地戴了两顶精神疾病的帽子——它们不仅是我不熟悉的，也是我根本不可能得的。一派胡言。我心头升腾起愤怒的火苗。

如果说郭会计是激情燃烧的，那么我就是惊心动魄的。

我被“判刑”后，每天早中晚三次服药时间可谓我最殚精竭虑的时候。护士会在三个时间段按时于饭后35分钟推着一辆铁皮送药车进入各个病房，嘴里振振有词地喊着：“吃药了！57床吃药了！”

其实护士们大可不必喊叫。那送药车的几个轱辘行进起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听一耳朵，就知道是药来了。

护士会将配好的药倒入你的手中，所以你得提前伸出手，且掌心向上。那感觉有点像等待施舍。

我能清楚地记忆和辨认对方给我的一堆药片里，哪几粒是起主导作用的核心药，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配角。

每次吞药一仰脖之前，我都会要么将核心药藏在舌头下面，仅吞咽配角；要么将核心药始终紧紧捏在手心一隅，仅将手中其余药片送入嘴里，故作认真地咽下配角。

这个仅需两步的动作，其实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精湛的技术，以及表演才华。三者缺一不可。

第七天，我被发现了。那晚，我实行的是第二套动作， 即将核心药片死死捏在手里，任由其余药片滑入嗓子眼的流程。一切原本出神入化，但一个皮肤黝黑的护士突然说：“57床，你手里的药为什么不吃？”

她强行掰开我的右手，然后说：“现在吃，我们看着。”

剩下九张床的病人齐刷刷凝视我。

“往下咽！”

“对，都咽了。”

“喝水，再喝一口。”

在黝黑护士频密而强硬的命令下，我一败涂地，吃了所有的药。

“你再这样，就算‘藏药’了！”护士临走丢下一句。

每天，医院都有“水果时间”，其实就是大家坐在一个小多功能厅里，各自吃从医院小卖部网购来的零食，同时还可以彼此交流感情。唯一的电视里，永远在播放近五年的谍战题材电视剧。

“我真的没得那种病，根本就不合理。”我对郭会计说，“我不认同对我的诊断，我为什么要吃相应的药？”

“患者对于自己为什么得了某种病应该有知情权。”

“但罗主任他们就是不跟我解释，只是给我扣两顶帽子。要么就是让我自己在网上百科里查去。”

“别着急，”郭会计诚恳低沉的声音总能安慰到我，“只要你是好好说话的，和他们讲道理的，他们就不能把一个理智的人怎样。换句话说，他们就不能强迫你。”

话音未落，罗主任已伫立在我身后——显然，是为我而来。

“药不吃不行啊。”

我沉默。

“你的这个病，用药以后情况改善都是比较理想的，但一定要用药控制，不能再耽搁。”

“我并不认同我是这种病。”

“你认同不认同也已经确诊了。”

“对不起，我对您的说法持保留意见。”

罗主任两个鼻孔冒气地拂袖而去。

我有些担心，问郭会计自己表现得如何。郭会计说：“有理、有据、有节。”

我才算把心搁肚子里了。

6

终于拿到手机的卢娜，陷入一种巨大的惊恐，后者不仅攫住了她的大脑，更攫住了她的呼吸。她感到一种紧张与酸涩在胸口蔓延。

自己是从来没有，也没记忆过艾荣的手机号码的。那么，在没手机的日子里，她的那些甜言蜜语的信息都发到了哪里？还有，那些同样甜言蜜语的回信她又是在哪儿读的？

她摇着郭会计，这个唯一曾借给自己手机的人，试图明白个究竟。但郭会计说，细细查过了，手机里没有卢娜收发的任何一条信息。

卢娜疯狂了，她用刚刚归还给自己的手机给马雅打电话，好在，电话很快就通了。

“马雅，快点给我找艾荣，把他找出来，呜呜呜……”卢娜哭了起来。

马雅那头是一片静谧。半晌，对方说：“够了，卢娜。虽然你有病，但也真的够了。”

卢娜的眼泪瞬间干涸，她内心震动地听下去。

“你一进医院，就用借来的手机每天不停地联系我，让我给你把艾荣找出来。三四天前，你开始在电话里骂我，还要求我辞职，要求我离婚。最要命的是，你竟然怀疑我和艾荣有一腿。”

“我的生活也一脑门子官司，我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马雅语速急促起来，“我都得心脏病了！天天背着holter动态心电记录仪。”

卢娜一点也不想哭了。她屏住呼吸，试图去回想那个被她当作男朋友的人的脸，却只有一片虚无。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法把艾荣给你变出来吗？你知道他为什么从来不联系你吗？因为你有病，你把他吓坏了。住院前几天，你就开始不止让我一个人去联系他、去找他，满城风雨地动员了你身边所有的人脉——你知道什么叫‘社死’吧？他就是你最巨大的人生‘社死’现场。他根本不会再联系你了，也不可能再见你，对你唯有避之不及。因为你有病。你可以说他是缩头乌龟。没错，他没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选择帮助你，没有温柔地握着你的手与你共同面对，他只是有多远躲多远。但，这一切都无从责备、无可厚非，人之常情嘛。因为你有病。”

两个女人在电话两端，都是沉默的。

卢娜什么也没说，缓缓摁断并放下了电话。

她陷入沉思。方才马雅说的大部分桥段，她完全没有形成丁点记忆，也就是所谓的全“断片儿”了。她将手放入病号服的上衣兜，拿出里面那个绿色的小铁盒。如今看来，这铁盒确实只是一块垃圾了，还不太好分类。

当你无法再依赖自己的记忆，当你的记忆呈现大片大片的空白，而你又无法对那些空荡荡的下划线进行完形填空时，你便无法再为自己的人生辩驳分毫，你无法再捍卫自己的立场，你也没法像任何一个正常人那样去不断编纂内心自圆其说的故事。

卢娜一边想一边明白了，无论是轻松拉来两千万的网剧投资，还是和男友亲密地在床上睡成一个心形——都没有，也都不会发生。原来，自己并没有事业扭转，也没有鸳鸯蝴蝶，自己只是有病。

7

罗主任和他的医护团队像一座山一样横亘在我面前。

晚饭吃罢已有两个小时，医院的一天接近尾声，是用药的时候了。

“罗主任，我对目前给我的用药方案依然无法认同。”我壮着胆子，尽量和缓地表达。对，就像郭会计说的，只要我尽量表现得理智，他们就不能勉强我做任何事情。

“你用不着分析或知道你为什么吃这些药，你又不是医生。”罗主任说，一脸的不厌其烦，频繁地更换两腿的重心。他团队的核心成员一人怀抱一个iPad。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我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句子。

只见罗主任整张脸都轻微扭曲，“我跟你这么说，你不要以为自己会好好说话就可以不吃药。这个药今晚你是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如果你不吃，就把你‘约’起来，然后打针。”

“‘约’起来”三个字胜过世间一切刑罚。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仿佛整个人都是一种不战而败的耻辱。

“我吃药。”我说。

罗主任的团队如一阵风离开了，赶至下一个病房。病房开始熄灯，我在黑暗中啜泣着拨打电话。这个时候，年届四十的我，只想打给爸爸妈妈。然而两个人的电话都是忙音——他们经常这样，耳背听不见，或调成静音和飞行模式后忘了调回来。

“57床，别在那儿打电话了，大家都休息了！”查体温的护士高声警告我。

我所有的憋屈此刻要全部爆发，我冲着护士说：“你告诉我都谁休息了，啊？”我环视病房一周，多双眼睛在暗中晶亮。“有一个算一个，”我说，“你们谁现在介意我打这通电话？觉得我打这通电话影响你休息的，给我举手！”

一片死寂。

“57床，你把电话放下。”护士的声音阴冷。

“测你的体温吧。”说完，我蹲在地上哭起来。

这时，有一只很有力的手将我从地面上搀起来。是郭会计。我抬脸仔细看郭会计，她眼眶里晃悠着泪水，感同身受的难过。

郭会计把我扶出病房，来到一处方便说话的角落。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她问。

“知道。当然知道。”

“没病的人，谁到这儿来。”

我心里如反胃似的反上来马雅对我说的话，“因为你有病”。

“其实我挺对不起你的……”郭会计不无动容地说，“还怂恿你不吃你弄不清楚缘由的药。我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我的懦弱——我自己办不到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办到。因为你这个人身上有种很珍贵的东西。”

“是什么？”

“勇气。”

“那么我问你，你想不想快点出院？”郭会计话锋一转。

我专注地看着她，像个想要冰激凌的小孩一样回答：“我想。”

“所以，绝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们有病。相比正常人，我们要伪装得更好。打个比方，正常人可以偶尔骂个娘，做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绪不好时甚至大打出手—— 这在外面的世界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我们不可以。我们哪怕有丝毫苗头，都会被认定是个疯子。”

今后，我要做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伪装者。我心里找到了方向。

“全世界最一致的一件事，就是对精神病的歧视。”郭会计的语调开始变得严厉，“你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和嘲讽，无非就是说对方是精神病。当我们想从社会层面彻底放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说她疯了，脑子有病。只要你和别人暗示‘这女的有病’，‘这女的’也就彻底完了，一切人对她唯有四个字—— 避之不及。”

一番话说完，郭会计和我都掉下了眼泪。郭会计紧紧拥抱了我，那拥抱似来自母爱，也似父爱，是超越性别的我这一生拥有过的最好的拥抱。

8

罗主任再见到卢娜时脸都变了——表情肌放松，面带微笑。

“你看，早这样多好 ——”他说卢娜配合服药后，恢复的情况非常好。“这样下去，有个两三周就可以考虑出院了，到时候咱们再看看。”

用罗主任的话说，卢娜现在有着“开放的态度”和“合作的精神”。

卢娜也讶异于自己的一些转变。自从开始按要求服药后，自己的内心仿佛垂垂老矣，一切较劲与斗志都默默融化掉，整个人柔弱起来。

她很讨厌那种感觉：自己吃药的时候，被别人用防贼的眼光死死盯着舌头看。她每每只能告诉自己：管他病的名称是什么，管他药的副作用是什么，一闭眼，吃吧。

9

水果时间，我吃着香葱味的苏打饼干，悠然地看着对面的“油头美女”。她的短发油腻得打绺，而且成天戴一副一千五百度的近视眼镜。可是我知道，二十二岁的她，只要摘下眼镜，就活脱脱一个倾倒众生的大美女。油头美女曾告诉我，自己前几年在南方一个二线城市当坐台小姐，但只是“被翻牌”，从来没有“被带走”。据她讲，连号称演奏某乐器的世界第一把交椅的人也都曾翻过她的牌子。“不过还是没带走。”

油头美女对吃零食有一种疯狂的依赖。她将医院三顿饭的订餐费全部省下，投入零食购买，导致自己没饭吃，只能在正餐时让后厨给她盛一勺“大锅饭”。小卖部每天给她配送大量零食，而我也常常眼睁睁看着她干掉两升桃汁、五罐奶茶、三袋麻辣魔芋。

很多病人都喜欢和油头美女交往，原因也很简单：她非常静，从来不在乎是否要表达自我。与她对话，她没有要形成观点的迫切，大部分时间都在边吃零食边倾听。我很讨厌急迫地形成自我观点的人。所以我也喜欢油头美女。

每天，油头美女都会帮我确认我的眼神。她认为，自从规律服药以来，我的眼神常在涣散与呆滞两端徘徊。

“我今天是涣散还是呆滞？”我问。

“呆滞。”她答。

在油头美女的拥趸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恋爱脑”。一言以蔽之，人如其名，而且只有十四岁。

恋爱脑的恋爱对象十分专一，就是罗主任。她每天见到罗主任都要表白，而且憎恶罗主任已有老婆的事实。她就“罗主任”这个话题迫切找人提问、与人交流。于是这个人便成了我。恋爱脑动辄有任何问题都会叫一声：“姐姐——”然后认真向我提问。

“姐姐，你说罗主任他会不会真正喜欢的人是我，他就是不好意思说呢？”

“罗主任已经有家室了，是爸爸了，他不适合你。”我竭尽诚恳地回答，“你还小，别胡思乱想啊，多看看咱们书架上的书。”

每每我回答完恋爱脑的问题，她都会特别听话地说一声“嗯”，然后走开，继续回到油头美女的监护中去。

恋爱脑的眼睫毛又密又长，而且常常眨动，导致你根本看不清那睫毛背后细小的眼睛里究竟有什么内容。

有一天，在罗主任查房的时候，恋爱脑突然犯病，质问罗主任为什么不是处男。在场者均不知该如何管理自己的表情。面对恋爱脑，罗主任向来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但这回，罗主任终于恼羞成怒，命令护士将恋爱脑“约”起来！

我其实颇有些忌惮恋爱脑。因为她与我之间的每一次提问和回答都是那样乖巧，简直是一种不自然的、可怖的乖巧。

一个夜晚，我已戴着眼罩睡下，忽然她狠狠地拍我的床沿，而即将入梦的我从眼罩缝隙中看到两只手，惊吓得跳了起来。

“姐姐，我刚看见罗主任一直陪着我，拉着我的手。”

罗主任在倒休啊，根本不在医院。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你看见他了？”

“我经常看见，还总听见他和我说话呢。”

我赶紧起来，拉着恋爱脑去找郭会计。

“怎么办啊，这孩子开始幻视幻听了。”

郭会计让我冷静下来，继而问恋爱脑：“你因为什么入院？”

“抑郁。”

“你现在完全不是抑郁了，”郭会计说，“得赶紧带你去护士站找大夫。”

事情的后续非常利索。我在次日就找不到恋爱脑了，听说她被强制出院，被父母接回河北老家了。

没有两天，郭会计也出院了，留给我大量的牙膏和洗衣皂。眼看着郭会计踏出这方囹圄后，我好好哭了一场。这里再也没有人会她像那样拥抱我了。

距我出院还有两周的时候，我和“彩虹屁”成了朋友。这个三十一岁女生曾经遍地捡烟盒，只为能写诗和谱歌曲。刚入院时，她曾不吃不睡为院区里每一个医生和护士写夸大其词的赞美诗，并在半夜三点送到护士站，后被生擒活捉，判定为“轻躁”，直接给“约”起来了。夸人不打草稿的她也便由此得名“彩虹屁”。

无论任何场合，她只要一见到医生和护士经过，就开始动情朗诵她写的赞美诗。她还为罗主任演唱了一首三分五十六秒的赞歌。

因为彩虹屁真挚而动情地夸我“漂亮”，我才和她做朋友。但没两天我便发现她前脚夸张三五官标致，后脚便夸李四美艳不可方物；她前脚和我说“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后脚便对别人说“你离开三秒钟我就开始想你”。

这样的一个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交恐惧症患者。她不敢进入公共场所。因为害怕自己余光看到的东西而只能快走或快跑。

彩虹屁是“七进宫”，进出医院对她来说已属稀松平常。

“你觉得你这次恢复得怎么样？”我问她。

“还可以。未来只要不再和雄性动物发生关联——就没问题。”

我俩同时大笑。

她忽然目不转睛看着我问：“你出院后会不会也把我删了？”

我知道她为什么问“也”，因为她朋友圈里的一切人，包括她最好的闺密，都在她犯病后把她删了。

“当然不会。”

其实，我内心深处明镜一样知道，自己不仅会把她删除，还要先拉黑她。我心里说：对不起、对不起，但你实在是有病，且病得太重了。我知道，有多少人同样忌惮并侧目而视着有病的我。但当我站在一个相对健康的制高点时，我一样会将那些我认为“病态”的人弹出我的象限。这“无可厚非”，就像马雅说艾荣。而我不仅要做正常人，而且要做得比正常人还要好。就像郭会计对我的叮嘱——不能让他们看出你有病。

然而，我没想到，彩虹屁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犯病。

多功能厅，病人们都在各自吃零食、看电视。彩虹屁“嗷”地叫了一声，栽倒在地。谁也不知晓她这样做的原因，只是继续往下看戏。彩虹屁在地上打滚，并发出一声声惊恐的惨叫。她大喘着粗气，全身上下都在失控地发抖。几十个病人全部冷眼看着这一幕，护士企图将她从地上拽起来却未果。油头美女第一个上前去扶她起来，然而弄不动。

我远远看着这一幕，心中感到压力，毕竟大家都知道我和彩虹屁走得比较近。这个时候不出手是不对的。但我内心真的不想过去，老实说，发狂的彩虹屁只让我感到恐惧。

一番短暂的思想斗争后，我走上前去，拽住彩虹屁的另一条胳膊。让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话从我口中一句一句冒出。

“起来！”

“你给我把自己组装起来！”

“你给我振作一点！”

这些话毫无温情，但彩虹屁就是在这三句话里站了起来。

她的脸是绛红色的，四肢依然哆里哆嗦，喘息频次像一只高烧的兔子。

“我没事了，我没事了，我没事了。”她甚至挤出了一个微笑。周围的看客收回目光，继续投入下午茶或电视剧中。

后来，连续几天，都有人问彩虹屁的同屋，她怎么了。而同屋人的回答，是异口同声的一句：犯病了。

距我出院大概五天的时间，彩虹屁不再理我，她开始殚精竭虑地为各个有望成为新朋友的人写赞美诗、唱赞歌，并大夸对方漂亮。我心中并非没有对她的厌烦，但知道她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朋友。

出院的前一天，长眠的大块头起来了。她踱到我的床畔，问我是否要出院了。我如实回答。

“那我是不是也能出院了？我都住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大块头一口一个出院，而我相信，没有人会认真回答她的问题，就连医生每次查房的时候都对鼾声大作的她连连摇头，也曾说过“没治了”这样的话。

我深吸一口气，叫住了正欲转身离去的大块头。

“你相信我吗？”我问。

大块头不置可否。

“相信我的话，就听我接下来告诉你的话。”

“从今天起，开始梳头，把你的头发给理顺，梳个马尾。其次，换一身干净衣服。你每天的精神面貌要像去工作单位面试一样。最后，起床。和其他所有病人一样作息，该醒着的时候你就移动，该熄灯的时候你再躺下。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我保准你一个月内可以出院。”

大块头用非常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在教她西班牙语的动词变位。

她什么也没说，只顺走了医院发给我的毯子。

10

通往外面世界的通道尽头，站着她的父母。五十天来，他们似乎都小了一圈，脸上的沟壑更深，白发更亦步亦趋夺取黑发仅有的一点领地。一对原本闹分居的老两口儿，因为卢娜的病，似乎又团结了起来。这让卢娜觉得自己的病也没白生。正如所料，卢娜抱着她的粉色塑料脸盆。只要你抱着塑料盆，你就是穿一身香奈儿，也不会有气质的，卢娜想。

入院前那一周自己分外欣快与亢奋的状态让卢娜怀想。她这辈子没有那样快乐过，虽然让很多亲朋好友感到不适和担心，但于她自己，有过这么几天，好像这辈子也值了。

被捆缚住手脚的夜晚是绝望的。在自己卧房做的梦里，她依旧常常被捆住，眼看着大块头、油头美女、恋爱脑、彩虹屁，甚至郭会计，都陷在见死不救的酣眠里。

卢娜觉得，五十天像一条巨流河，将过往熟悉的生活与自己永远隔开。因为这五十天，她感到自己的前半生甚至都已被打包、封印，丢入了忘川。

出院后，卢娜总在早晚高峰看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看着那些迈着坚实步伐、举着手机讲话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只会冷眼旁观的正常人。然而他们真的正常吗？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正常”这回事。

卢娜再次暗下决心，要像郭会计告诫她的，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出我们有病。

既然全世界都是形形色色的伪装者，那么我要比他们伪装得更好。从今往后，卢娜在心中起誓，自己将永远闭口不谈：我的神经病与精神病。

君婷，作家，编剧。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后赴美获新闻学硕士。曾供职于外交部、中央电视台及《华尔街日报》，后于TMT板块上市公司负责投资者关系业务。曾出版并发表多部聚焦国内“新中产女性”及“一线都市症候群”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女北京》《朝阳门》《我心中被删除的姑娘》，中篇小说《女神牛开丽》《在巅峰上高潮》《一次失业》《大西洋上的胡会计》《闺密得了抑郁症》，以及杂文集《我忍无可忍的青春》《从矫情小公主到欢乐老母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