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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他的肩膀 我看见了北方广袤的城乡 ——韩东《致某人或一个时代》 路远大哥 认识路远大概是在1993年。 开始不是见面，而是听说。没记错的话，我是听王正平老师说的。王正平老师是内蒙古电影厂的编剧，又是作家，他跟我父亲很熟，我父亲把我引荐给他。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跟我说，现在有一个年轻作家刚从锡盟调到呼市工作，这个人非常厉害，国内的文学大刊如《人民文学》《十月》等经常能看到他的小说，最近《当代》刚发了他的一个小说，要改编成电影。他说这个人叫路远。 那会儿我看的当代作家作品少，很快我把路远的名字与路遥给弄混了，这成了笑话。等我读完《人生》后，才知道路遥是陕西作家，而路远就是内蒙古土生土长的人。这个笑话，后来我对路远说过，他哈哈大笑，说那时候不止我一个人，好多人都把他和路遥混在了一起。 说起写东西，是我高考后开始的。那时我是个待业青年，高中毕业后，家里安排我去了一个地方读中专，那个地方离呼市有五百多公里，我读了不到一年就不念了。我草率的决定，让家人伤了心，他们让我就待在家里，省得惹是生非。我呢，一个大小伙子待在家里干什么，没事的时候，就看看书，记得看完《少年维特之烦恼》《王朔文集》和苏童的几篇小说后，我觉得写小说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开始写小说了。 写出来两部小说，却没找到地方发表。我不知道为什么羞于给杂志投稿，这个毛病好像现在都有，就是投稿之前，我会用很长一段时间来鼓励自己，才把稿子勇敢地寄出去。 某一天上午，王正平老师领着我来到了《草原》编辑部，这个行为肯定与他跟我父亲的交情有关。对于那次场景，我有点忘了，可我知道这是个开头，这次开头开得很美妙，我的小说在《草原》1994年第2期上发表，是头条，责编是路远。那年我22岁，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在写作上依稀找到了些希望。人也从之前的沮丧颓废，开始变得爱说爱笑起来。 有了几篇小说的交情，我没事就往《草原》编辑部跑，感觉那里像是我精神的殿堂，里面的编辑，如白雪林、路远老师等，如同慈祥的导师。那时经常往过跑的还有辛杰，后来他也成了杂志社的编辑，当时他还是工厂的一个青工。 我记得一个上午去编辑部，那时编辑部在乌兰恰特旧址那里，好像是三楼或者四楼，忘了，那座楼里有不少单位，比如文化厅还有音像出版社等等。 到了编辑部，门都开着，我到了路远办公室，他正举着单位的电话打电话，看上去他很愉快，声音也是愉快的，他甚至愉快地把脚放在办公桌上。他看见了我，用眼神示意我坐，然后继续愉快地打着电话，我听了一会儿知道他在跟外地一家电影厂谈他的小说改编事宜。 这是个让我崇拜的背影。多少年后，这个印象几乎定格了：那个一脸春风的路老师，双脚放在办公桌上，笑声爽朗地谈着小说改编。 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个幻影中的路远。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路远生活得并不轻松。那阵子他刚刚离婚，从锡盟调到呼市，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孩子。这些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从他的脸上也看不出，这些来自生活的苦恼。 一天傍晚，我去了他位于团结小区的家找他谈小说。那是个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楼房，他的房子是租的，里面很简陋。屋里有个昏暗的台灯，桌子上摆放着一沓稿纸，很显然，他正在写东西。 我想想自己多少有点冒昧。 他似乎看出了什么，就笑呵呵地说，我正无聊呢，你能来，我很高兴。 在那束微亮的光线里，我把我目前写小说的苦恼告诉了他，他认真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等我说完，他就慢慢地开导我写作不是件着急的事，然后他也开始向我讲述他的人生经历……那时正是深秋，呼啸的北风从他的窗口吹过，我俩交谈的影像，在灯光的照耀下不断地放大，很久以来，我没有这么跟人交谈过，尤其是比我岁数大的人，我更是怯言。我俩聊得很愉快，路远将一个本子给我看，打开本子，上面都是他发表的小说，他把它们从杂志上裁剪下来，粘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在每一篇下面标注了小说发表的刊物和时间。 这是很厚的一个本子，我没想到他竟然在国内这么多家杂志上发表过小说。 后来我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你应该出去上上学，结识些优秀的作家同行。 我以为他说这话，只是个建议而已。再说那时我正在跟一个姑娘谈恋爱，根本无暇思考上学的事情。 让我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鲁迅文学院同学刘恪在北师大要办一个作家班，问我有没有兴趣。我正在犹豫，他说，去吧，去了，你肯定会开眼界。 果真没过几天，我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印象最深的是，马路上跑的全是黄色的面的。北京很大，大得有点让人心惊肉跳，尽管我也是省会城市长大的人，可第一次去北京时的那种心悸，现在还能感觉到。 那届作家班一共七十多人，天南地北，门槛不是很高，当时在班里省刊上发表过小说的，也就是四五个人，我记得最厉害的就是湖北的陈闯（后来他改了笔名叫普玄）。班主任一个是刘恪，另一个是王一川。那时王一川在北大，见他的面少一些，见的多的是刘恪。那时刘恪三十多岁，他是很负责的老师，印象中他特别喜欢先锋派小说。他的《红帆船》等小说刚刚发表不久，文坛上反响很大，而且他娶了一个更加有传奇色彩的作家老婆——陈染，为此我还专门去他家拜访过，目的就是想去看看传说中的陈染，可惜没看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会儿他们已经离婚了。 给我班里上课的，都是后来的著名的作家，如童庆炳、任洪渊、莫言、格非、毕淑敏等。一天上课前，学生还没到齐，我坐在教室里，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坐在我的旁边，掏出烟，递给我一根，我俩相互点火，还聊了几句，我以为他是过来听课的人。没一会儿，学生到齐，他走上了讲台，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诗人西川。 正如路远说的，到了北京，我确实开了眼界。在北京，路远仍很关心我的写作，有一次他把我的小说推荐给了当时在《北方文学》担任编辑的迟子建。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北方文学》的信，这封信是迟子建亲手写的，她告诉我小说已经留用了，她希望再精练一些，修改后，立刻寄给她。 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地的文学刊物上发小说，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迟子建老师亲自给我写信。我用了三天很快把小说修改好，然后寄给了她。 说实话，在北师大作家班里，我渐渐地产生了另一种担忧，就是听完所有的讲课后，发现自己不会写了，以前所谓对写作的理解，到了北京，已经被冲洗得一点痕迹都没有。 毕业前夕，我匆匆地离开北京，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一头是高不可攀的文学理想，一头是我平淡无奇的生活。 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 回来之后，我才知道路远已经不在杂志社上班了，人已经调到作协当了专业作家。并且，他组建了新的家庭，搬了新居，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 我去过他新家几次，在城南的双树一带，那里有一片临街的商业房，都是做买卖的门脸房，门脸房后面便是路远的新家。让我没想到是，就是那片低矮的商业门面中，那时正住着几个诗人，如广子、赵卡、陈连进等，一次辛杰拉我去找他们玩，我愣了一下，这不是路远家楼前吗？这几个诗人当时生活拮据，若朋友来了，他们买两瓶廉洁的白酒和花生米或是酿皮招待。我坐在他们中间，一边想着路远，一边再看看眼前几个诗人的窘况，心里想，都是搞文字的，这几个人是怎么混的？每次我再去路远家，留了心眼，不再从商业门脸前走，担心尴尬，而是走另一侧的大门。无巧不成书，有一次偏偏遇到广子，我正要编谎话骗他，没想到他看穿了我的动机，这成了他日后数落我的把柄。 据我所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几年，路远随着小说《神汉》的改编，他的身份渐渐变成了编剧。那段时间见他的次数开始少了，知道他没事的时候，去北京写剧本。再后来，他举家搬到北京。 大概是2000年前后。那时的北京成了呼市“文青”的艺术之都，说起谁谁谁在北京，大家都投以羡慕的目光。路远走后，我和辛杰也纷纷效仿，去当了北漂，那时没有高铁，去北京要坐将近12个小时的火车，去一趟北京成了大事情。朋友们开玩笑，这俩货去最多待不了三个月就跑回来了，果真如朋友们预料的那样，我俩虽都买了房子，最后都以不适应为由，跑回呼市。 路远待住了，从各种人的口中，传来了路远的消息，什么北京买了几套房，买了什么样的车，写影视剧稿费高得让人咂舌。总之过了2000年之后的路远成了传说。等到路远回来，再见面，正是韩日世界杯决赛，我们一起在一家饭店里边吃饭，边看着大屏幕的比赛，此时路远已经跟走时判若两人，他成了成功者。看球的时候，他依旧像以前那样说笑着，可我有点自卑，莫名伤感涌上心头，看看眼前的成功者，再看看自己，三十多岁，一事无成，不免心生恓惶。我记得他问过我，有没有写影视剧的打算，我自己摇了下头。他见我这么坚定，就说反正你不缺钱，就好好写小说吧。 那时路远的影视作品处于井喷状态。《快嘴李翠莲》《京华烟云》《跃龙门》《关东大先生》等等，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电视剧有好几部在中央一套或是八套的黄金时段播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成了一个“名人”。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十几年就过去了。 等我到北京再见他时，他已经搬到了和平门位置的楼房，前门大街上，这个位置是北京的市中心，每次吃饭聚会，有荆永鸣，偶尔兴安也会来。大家在一起聊的最多的不是影视，而是文学，我记得路远那时总说，等他再写几部影视剧后，就回去写小说。 荆永鸣总劝他，现在就写吧，剧本会把你写坏的，现在国内文学稿费给得也很高。 后来，路远果真开始回来认真写小说了，这大概是在2010以后的事，每次我见他开玩笑说，这可能都是因为他同学莫言获奖对他的触动。路远笑笑，不置可否。 他出手确实很快，当我们还在酒桌上吹牛的时候，没想到路远已经悄悄地把40万字的《红狼毒》和30万字的《布里亚特女裁缝》拿了出来。这是路老师呀，写作快得让人瞠目结舌。 说实话，他后来的长篇小说，明显有了影视化的痕迹，这可能跟他长年写电视剧有关，小说里冲突也好，因缘巧合也罢，我的意思是不自然，有人为的操作痕迹。当然他编的故事依然精彩，很多想不到的桥段，都会意外地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激动。 疫情期间，我坐在家里无事，突然看到书架里一本他的小说，那本书叫《荒漠之吻》，据说是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11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不是很长，是他三十岁时写的。三十岁？我在这个年龄在干什么？ 当我读了两页后，突然被路远神奇的讲述迷住了，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油然而生。路远营造了一个荒漠上的爱恨情仇故事，小说行云流水的叙述，让你很快地进入了一个充满野性之地的疆域，每个人的欲望都是那么强烈，他们为了生存，开始了争夺，但最后人性中的善改变了一切。说实话一直以来，我读路老师的小说读得不是很多，读过了《神汉》《荒漠之吻》《红狼毒》《布里亚特女裁缝》等等，我佩服他编故事的能力，天马行空的叙述，可在他的小说中，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发现了他小说写作上的一个“硬伤”，就是聪明，作为读者，你很容易在他的语言中读到他的“聪明”。我一直觉得这是写小说的忌讳，小说家需要慢下来，要笨一点，这样你可以保持最大的诚意跟你的读者进行交流，而不是凌驾于小说之上，依靠“聪明”来统治你的小说。 这些可能是我的“误读”。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突然这个词，闯入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年轻潇洒的路老师突然之间到了退休年龄，突然之间五六年过去，突然之间他成了六十大几的人了。 这几年，每次见面，我发现在路老师的身上依然没有看到衰老迹象，他还是那么健谈，爱说笑话，对比他年轻的小说同行，从来都不以老师自居。每次吃饭我们习惯了叫他路老师，他笑呵呵地说，别叫老师，生分，叫大哥。 对呀，就叫大哥吧，一个可以永远能称得上大哥的大哥。 片段冉平 记得贾平凹有段话，他大致意思说人要圆满，办三件事，读奇书，见奇人，干奇事。我认识冉平，就是为了见奇人。 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就知道内蒙古有一个人叫冉平，他独来独往，很少有场合能见到他。那几年随着他编剧的《东方商人》《武则天》热播后，这个人更加神秘，会让你觉得跟他似乎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中。对于这样的奇人，我很想让人家指点指点。 有一次我忘了哪一年（大概也是1997年左右），我送一个同学去北京，这个同学已经在北京混得人五人六，坐火车基本都是软卧，我跟着他把行李放进他软卧的房间里。就在我俩准备下车抽根烟时，对面的软卧铺上来了一个人，那人可能也就是三十多岁，脸很白，人也很消瘦，进来得无声无息。当我看到他的面容时，我差一点叫出了声，他竟然是冉平。虽然没跟他见过面，可我在一张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报纸上大概写着他写电视剧写得快吐了之类的话，他的想法还是要写小说。在狭小的空间里，因为突然，因为陌生，卡在我嗓子里的声音，始终没有发出来。 出来抽烟时，我脑子里还想着车上的冉平，多好的机会，只要我叫他一声冉老师，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可我没叫，这多少有点让我懊恼，多少次想认识他，可今天近在咫尺，我居然说不出话来。 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俩的认识就这么错过了。 到了1998年，电视剧《水浒传》热播，满大街都唱着“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主题歌，编剧冉平的名字被人再次提起。 我感觉自己跟冉平这辈子不可能再见面了，人家已经成了著名编剧，用当时的话叫“腕儿”了，火得一塌糊涂，而我呢，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学青年”，籍籍无名，找不到北。 那段时间，我个人情况很糟糕，二十几岁，发表了些小说，到了眼看三十岁，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就是写出来、寄出去，也很快被退稿。自己很沮丧，觉得写作这条路离自己越来越远，虽心有不甘，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2005年前后，随着我组建了小家，渐渐地内心这个文学梦变得遥远又模糊了。每到夜里，当我摊开了稿纸，脑子里幻想着自己能像大作家一般，洋洋洒洒地写出漂亮的文章，可真正落笔时，却是一片虚空，什么都写不出来，我只能懊恼，只能唏嘘不已。 说来很巧，也就是那年秋天，我去《草原》杂志找辛杰玩，那时辛杰已经是《草原》的编辑。我去的时候，正好李悦老师在，我们聊了半天，聊完天后，大家要一起去吃饭。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是十一点半左右，我突然想起了冉平，因为李悦老师岁数大结交人广，我就顺便问了他一句，你认不认识冉平？让我没想到是，他说，太认识了，老朋友，怎么你想见他？他的话把我说愣了，很快我点了点头。 他说他要是在呼市，肯定来，要是在外地，以后再说了。于是他就给冉平打了电话，很巧，冉平就在呼市。按道理，这个时间点约人家，多少有点不礼貌，没想到冉平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 冉平就坐在那里，他头戴着一顶黑色的哈雷帽，人很瘦，看上去要比上一次遇到时年轻很多。 我和辛杰因为早到，上前跟冉平打起招呼，冉平说他也刚到，就坐在大厅里聊起天。 这家酒店是辛杰姐夫开的，在呼市算是中档饭店，因为能打折，折合下来跟小饭店也差不多了，很快这里成了我们聚会常去的地方。 本以为冉平这么大的腕儿，说起话来应该是端着的，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冉平一点架子都没有。我跟辛杰见冉平第一句话，不是跟他聊文学，而是问冉平头上戴的帽子是在哪儿买的。冉平也没隐瞒，就告诉我俩在大学西路附中东巷里。后来我和辛杰按照他的话，一人买了一顶，这是后话。 中午吃饭，冉平话很少，我记得我手里拿着一本《青海湖》杂志，上面有我刚发的小说，我送给了冉平，希望他能提点意见。那天中午我们喝了点酒，冉平不喝酒，只喝茶，大家聚了很晚才散了。临走时，冉平对我和辛杰说，你俩没事就找我玩去，我现在就待在家里写小说，也没什么正经事。 这一次见面，冉平给我的印象是人很谦和，从他不抽烟不喝酒上能看出，他人也很自律。跟他说话时，他也很热情，说话也不藏着掖着。 没多久，我和辛杰两个人就去拜访他了。他家住在鼓楼立交桥一带，平日里我没少从那里走，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冉平竟然住在这里。这是一片有点年头的老楼房，是电视台的家属楼。他家位于一进家属院的第一个单元。我和辛杰敲了半天他的家，门没开，以为他不在家，正打算离开，突然门开了。冉平一见是我俩，很高兴，热情地把我俩让进了屋里。冉平家不大，两室，估计也就是七十多平方米，但家里装修得很有艺术气息，他把我俩让进了他的书房。 他抱歉地说刚才在戴着耳机听音乐，所以没听见敲门声。 我俩有点发傻，在呼市很少有大下午，一个人听音乐享受孤独的，我俩顿时感觉自己很俗气。冉平家的书房，书并不多，可能就是二十多本，不像有些所谓“大作家”的家里，一堵墙全是书架，说起书，冉平说，这二十本也有点多了，人到老了，事实上有一本读就够了。 接下来，冉平讲起《青海湖》上我写的小说，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过警察，那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警察的故事。我摇头说没有，虚构的。他说我写的小说，语言出现了问题，我的语言有点太滑溜了。 他问到我从事的工作，我如实地跟他说在单位里是个文秘，每天要写很多的公文。他听完担心地说，这会损伤你的语感的。一个写作的人，武器是什么？就是语言，你大量地写公文，你语言里独特的东西会一点点被消耗掉的。 他一语中的。那段时间也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写不出来，又找不到症结所在。冉平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说他最初的理想是写小说，可影视成功了，他就身不由己地当编剧，当他一年写过一百万字的时候，他说自己都不想看自己写的东西了，一看就恶心。这两年他选择回到呼市，就是重新回到写小说的状态，用他的话来说：“写小说如同见初恋情人。”那么要回到原先的状态，怎么才能回去？就是去掉自己身上所有的经验，一切从零开始。 那天他的话，对我，可以说是醍醐灌顶。 我的问题就是拿不起放不下啊。 怎么办，就从语言开始。 在聊天中，我才知道，冉平是在写一部有关成吉思汗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蒙古往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冉平曾编剧了一部有关成吉思汗的电影，导演是麦丽丝，这部电影影响很大，后来冉平想把这个题材写成一部真正属于自己语言的小说，于是他放弃了很多稿费极高的影视剧创作邀请，安心在呼市写小说。 他说他要写一部跟以前不一样的小说，语言和态度都不一样。于是他找到了《蒙古秘史》，是秘史中的语言，让他找到了希望。在《蒙古往事·后记》中，冉平这样写道：“我对自己的语言叙述久有不满，挣扎不出来，而《蒙古秘史》的语言方式恰好使我看到了某种可能，我想我可以用这个题材做一点努力，让我的叙述与语言表达拉开一点距离，由此展开自己的文学想象，准确地说，这应该称作关于历史题材的一次文学行动。” 在《蒙古往事》没出版前，我就看过冉平的手稿。那时我也暗下决心，也要找到一段自己熟悉的生活，进行一次所谓的文学行动。我在翻看地方志时，突然发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叫王同春，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很适合我的胃口。加之我在河套地区生活过两年，对那里的环境还是了解的，于是我也有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 在我没动笔之前，冉平送了一本他写的《随想录》，这个有点类似写作笔记的东西，确实给我打开了思路，上面有他阅读小说的思考，有处理文学技术的反思，有对生死的看法。总之那段时间，可以说，我基本算是冉平手把手教出来的，从语言到结构，从文学的态度到阅读的选择。 有一天，可能他的小说写完了，叫我和辛杰一起吃饭，那天我们的情绪很高，谈古论今。后来吃完饭了，我提议再去酒吧坐一会儿，于是我们三个跑到了位于鼓楼立交桥桥下的蓝色阳光酒吧。在那里，冉平也开始喝起啤酒，平时他很少沾酒。大家聊什么，我都忘了，从酒吧出来，余兴未消，当时我家没人，建议到我家里再小坐一会儿，于是冉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那天在我们家的小书房里，三个人激情满怀，不知不觉地聊到了半夜两点多钟。那晚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冉平说，作品下功夫的地方，就是要把主人公逼到死胡同里，然后给他找出路。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影视创作方面，我能感觉出来，冉平是有意想培养我的。有一次冉平问我写过电视剧没。我愣了一下，很快摇了下头。 冉平说有一个电视剧，制片人找到他写，他希望让一个年轻人来写，于是他想到了我。我确实没写过，担心自己会搞砸了。冉平说，你这么年轻，可以去试试，练练手，实在不行再推了。 我便答应下来。这部戏就是后来很有影响的《乔家大院》，他将以前编剧的稿件发给我，我对影视一点经验也没有，看了以前那个编剧的剧本，大概有三十集，我彻底没了想法，我直言告诉冉平老师，我说人家写的这么好，我写不了…… 冉平没有勉强我，这件事就过去了。 冉平又回了北京。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这以后，我们见面不多，偶尔会打个电话，聊上一会儿，到了春节，拜个年什么的。 我还是在呼市老老实实地写着小说，时间不紧不慢地过着。 2010年春天，我正在内蒙古大学上文研班，突然有一天接到了冉平的电话，他问我在忙什么呢，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你现在有没有写影视剧的想法，他手里有一个电视剧，需要一个年轻点的编剧。我记得很清楚，我想都没想地说，我不想写剧本。冉平听完后，说，你既然不想，就好好写小说吧。 那年的七月，他回到了呼市，我和辛杰、赵卡三个人，与他见了面，吃饭的时候，他说起春天的那个剧本的事。他告诉我要改编的是毕飞宇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推拿》。我一听头大了，啊，原来是《推拿》，我后悔自己怎么这么草率下决定，假如就是写不成剧本，能当面见见毕飞宇老师，也是件幸事。后悔归后悔，可这件事毕竟过去了。 说实话，那段时间，我要说自己不想去写剧本，那是假话，每次看到身边的人，写出影视作品，心里也痒痒，总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过一把影视瘾，可一想到剧本创作是整体行为，我呢，常年习惯于我行我素，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所以每次真正机会来了，我选择了逃避，担心没完没了的修改，会把我的大好青春全浪费掉。 文研班毕业后，还有一次冉平问我写不写电影剧本。写电影剧本时间不会太长，一百多场戏，我想尝试一下。 这部电影是写知青的，我记得冉平跟我说，写电影就跟你写一个中篇小说一样，不要拘泥，放手写就行了。他为了我能安心写，提前给了我一万订金。这是头一次，活儿还没干，人家就给钱，这对我是多么信任，我有心把钱退回去，冉平告诉我，这是行规，你就写吧。 那个电影是写知青题材的，我记得跟着剧组到锡林浩特和北京采风走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我开始写大纲，写了大概有三稿，冉平看完后，总说感觉不对路，这事搞得我也挺苦恼，我怀疑自己天资不够，就对冉平说，这活儿我实在干不了，我把订金退给你吧。 冉平说那订金是你的辛苦费，你若实在干不了，就算了。我能听得出，他有些惋惜。 现在想想，我确实是吃不了影视这碗饭，有这么优秀的编剧在帮你，有这么现成的好题材，你为什么干不了？后来，我想自己还是不想吃苦，吃不了苦，就真的端不了这碗饭。 从那以后，我俩见面再也不谈编剧的事了。 这几年，冉老师很忙，每次见面都是匆匆的，见面时，我们的话题围绕着冉老师刚刚完成的影视作品，他编剧的作品都是大资金投入，票房都是上亿的，后来听说光是《封神榜》三部曲，投资就是30个亿，如今他早已成了国内著名的一线编剧。 面对这些赞誉，他却总笑着说写小说的事，他对我说，你看你，现在写小说多舒服，自由自在，要是搞影视，会很累人的。 说这话时，我有点恍惚，感觉十几年的时光没变，冉老师还是那个温和的长者，我呢，还是那个被逼进死胡同、找不到出口的人。 冯苓植老师二三事 有一次朋友聚会，我跟大家聊起冯苓植老师，让我意外的是，竟然在座的人反应很迟钝，话题没有再继续下去，这让我有点不理解。后来我还是理解了，我猜人们反应迟钝的原因无非有三：一是冯苓植岁数大了（1939年出生），已经到了登八望九的岁数；二是他有影响的作品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虽然后来还在写，影响早已不在；三是他为人低调，很少宣传自己，尤其上了岁数，“躲进小楼成一统”，很少跟人走动。 说实话，像我这样七十年代长大的人，在写作之初，对内蒙古作家的作品，基本也是一片空白。我印象深的是，我只读过一本江浩写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忘了，那时（二十多岁）我感觉有些作家写的东西，语言有点繁琐，用一句专业的话说，重抒情，感觉字里行间全是作者的感情，一片乌云，也要写上三行半，故事有点简单，不怎么吸引人，后来读到艾特马托夫的小说后，总觉得眼熟，渐渐明白，许多作家真正的师傅原来是他。 我读冯老师的作品，也是在认识他之后。这是后话。 我和冯老师的认识当然还得从他“影响大”开始，有一年（大概也是在我二十多岁左右），《内蒙古日报》上有一篇写他的文章，文章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意思说他为人豪爽，喜交朋友，其中有个细节，说冯老师“触电”的事，说他的小说《驼峰上的爱》被影视改编，谈到版权费时，冯老师（好像喝了点酒）激动地说了只要能拍，一分不要了之类的话。 看了这篇文章，我喜欢上这个性情可爱的“大作家”。 于是产生了要去拜访他的念头。 那时我很迷茫，总希望找个“明白人”给指导指导。可那时在呼和浩特找个喝酒的，一个电话能来一大帮，但要是找“明白人”说说话，是件挺困难的事。一日傍晚，我和辛杰、赵卡带着找“明白人”给我们指明方向的迫切感，前往冯老师家。路上，我记得赵卡搓着手兴奋地说，他要是给四大刊推荐咱们，发表几篇小说，就太好了，咱们可一下就成名啦…… 冯老师家住在文联家属大院，那个大院位于新华小学对面的巷子里。几个人到了冯老师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在他家说了点什么，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好像冯老师说你们要好好工作、多读名著之类的话。我记得交谈不甚愉快，不愉快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想得到人家认可或是一些鼓励的话，却什么都没有，尤其是赵卡，妄念成灰，一脸悻悻。三个人灰溜溜地从他家出来后，外面已经华灯初上，三个人垂头丧气，坐在马路牙子上，感觉前景黯淡，无路可走…… 后来和冯老师很久没见过面。有关他的消息，听到一些，但不多，听到的是他人已经退休了，很少见人，深居简出，生活习惯还保持着晚上写作白天睡觉…… 再见面，我已经是四十岁了。 那一年，我的小说《叛徒》意外地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有一天，我接到了冯苓植老师的电话，他让我去趟他家聊会儿。 我按他在电话里告诉的地址，找到了他家。如今他已经不在文联大院，而是搬到离我家不远的居民楼里，他家位于六楼，我上楼时，有点气喘吁吁，心想上了岁数的人，这楼上楼下地跑，确实不易。到了他家，门早已打开，可能我在楼下按门铃时，他做好了待客的准备。 我进了他家，冯老师笑呵呵地坐在沙发上，手里夹着烟，热情地招呼我，看得出他快八十的人，身体非常好，他抽的烟是大青山牌的，这烟是老牌子，价格不贵，我拿出我的烟，他摆了摆手说他抽不惯，现在他只抽大青山。说着他指了下柜子下面，那里有一捆塑料布包裹着的大青山，大概有八九条的样子。他说他抽烟抽得厉害，一天大概抽三盒左右。我问他那难受不难受，他说习惯了。 我俩的聊天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次跟二十年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俩说话无拘无束。我们先从我的小说《叛徒》聊起，他说这些年，很少看见有人写呼和浩特，写内蒙古西部这类小说，大意说这个路子要坚持，要抓住这里的特点。我清楚地记得，他提到一个“灰”字，在内蒙古西部，“灰”字是好与坏之间一个过渡的词，比如这个“灰老汉”“干了点灰事”之类的。这就是特点。然后我俩的话题变得丰富起来，从为什么要写作到写作的经历、困惑。他谈的时候，我在思考；我谈的时候，他在思考，两个人越谈越欢……他把他新写的作品让我看，我这才发现他还是在用手写，钢笔字写得很规矩，十六开的稿纸写得整整齐齐，有修改的地方，他基本全是用修改液进行涂改……他把自己的影集打开给我看，影集里是他和我平日仰慕的大作家，比如陈忠实、冯骥才、贾平凹等在各种笔会上的合影。那个时候，冯老师风华正茂，头戴一顶礼帽，一只手插在腰间……我平日里抽烟不算太多，那天跟着冯老师抽烟的节奏，几乎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抽了快一盒。外面已经天黑了，我才意识到有点晚了。 这时冯老师家的饭也做熟了，我正要起身告别。他说别走了，你回家也是吃饭，就在我这里吃吧，大烩菜。 那天我俩谈话的地方又转移到了餐厅，接下来冯老师的爱人戴阿姨也加入了我们的聊天，说冯老师当年在阿拉善、在巴彦淖尔，为了写小说的诸多故事，在各种运动中，他吃了不少的苦头……我一边吃一边想象冯老师当年写作的环境，还原他在那段时光那片土地的具体样子。 饭吃饱了，烟抽足了，我跟冯老师告别，下楼时，我突然闪出当年从他家下楼时的样子，顿时有些恍惚，一时辨不出哪个虚幻哪个真实。 那次见面后，没多久，冯老师给我写了篇读《叛徒》的读后感，发表出来，这是我在内蒙古第一次有写作前辈给我写文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无意间在家里的旧杂志上看到冯老师的一个短篇，那是本《人民文学》，这个短篇叫《碾子》，我一看，立刻对他服气了，这篇小说简洁的对话，干净的叙事，迷人的传奇，完全没有我之前对这里作家繁琐语言的印痕，后来我见他，提到这篇小说时，他愣了一下，看样子，他几乎快都忘掉了。 开全国作协九大时，内蒙古作协的锡林主席安顿我一个任务，让我一路上多照顾这个年逾八十的老作家。对于这个任务，我当然高兴，此时我感觉我跟冯老师，已经不是什么前辈晚辈，也不是大作家小作家，我俩完全就是忘年交。跟他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木讷的郭靖，而眼前这个老头就是古怪好玩的周伯通。 到北京，我按时按点，去叫他吃饭或是开会，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他屋里坐着，他知道我的腰不好，就对我说你要是累就躺着。我也不客气，就躺在他的屋里跟他说话。那次开会，大家都是一个人一个屋，有一天，他说你晚上就住这屋吧，正好咱俩说说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担心他睡不好，就没答应。 开会的那几天，我才知道冯老师的影响，每天他屋子来访的客人一波接着一波，我负责端茶倒水，有时候也负责递烟，这些人来自上海、天津、山西等地，都是他的老朋友、学生，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笑呵呵地说话，心里想，冯老师怎么会是这么一个快乐的老头！大家在他的面前回忆着说笑着，浓浓的暖意在屋里流动。 “九代会”要结束的时候，在金色大厅开一场文艺晚会，我扶着冯老师进了会场，找到了他的桌签后，他刚要落座，一个微胖的陕西作家，站起来跟他握手，我一看桌签，原来是红柯，他握住冯老师的手说，冯老师，我是您的读者，上大学的时候，我读到您的小说《虬龙爪》，里面很多细节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那时候，我在想：一个内蒙古作家，在全国能得到优秀同行的认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就是靠他的作品。多少年来，冯老师就是通过他的一部部作品让大家记住他，喜欢他。 从北京开完会后，我去冯老师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说起话来更加自由随意，他对我写作很关注，聊起内蒙古西部传奇的事来，他说他有一本关于“鞭赶子”的资料想给我，我了解了一下，觉得确实稀罕，可又转念一想，不好夺人所爱，就谢绝了。 这个时候，我父亲病重，说来也巧，我父亲跟冯老师是同年生人，每次我与病重的父亲说话时，脑子就会突然想起冯老师。一次我与家父说起冯老师，父亲年轻时候喜欢过文艺，他知道冯苓植，他说他可是个大作家。 后来家父亡故，有很久没见冯老师。再去他家，他墙上多了一幅字，写着“放下”两字，字是冯老师写的，看上去有些颤抖，这一年他八十一岁。 我坐在他的面前，恍惚之间，觉得他很像我的父亲，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看什么书、工作情况之类的，我俩就这么慢悠悠地聊着天，聊着聊着，他突然颤巍巍地走到了他的屋子里，然后拿出一件皮夹克，是皮毛一体的那种。他说，你过来试试，这件衣服买上一直没穿，我孙子又给我买了一件，我看你个子跟我差不多，来试试。 我愣了一下，我正要摆手，他说试试看。 我只好站起来走过去，穿上那件皮夹克，很暖和，大小也正合适。我心里想着这有点不合适，有心要脱下来。 他走到我面前。 别脱，我看看，嗯，正好，这件衣服就是给你买的。 他说。 拖雷，本名赵耀东，生于1972年。曾在国内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著有小说集《为谁演奏》《饥饿之年》，长篇小说《寻仇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