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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生，潜居乡野数十年，读书、研究、写作，已发表出版各类作品近三百万字。散文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大家》《钟山》《花城》《随笔》《新华文摘》等刊物，有作品入选《三十年散文观止》《新中国七十年文学丛书散文卷》《新中国散文典藏》《中国百年散文》等诸多选本。
鲁迅的动物伦理（节选） 李木生 鲁迅有一个动物世界，热闹天真又深刻别致，至今流动着鲜活的鲁迅动物伦理。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狗·猫·鼠》）鲁迅的“动物伦理”至今熠熠生辉，与同时代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有着本质上的相通处：人类应当设身处地地理解动物与土地。 他的动物世界就是一面镜子，不仅照见一个更为真实也更为可爱的自己，同时也折射出那时的中国，更因与动物的比较而凸显了人性的深度、嘴脸的真相、心灵的独白——“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鲁迅《夏三虫》） 蛇的真相与隐语 蛇，在鲁迅的动物世界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乍看爱恨交加，其实是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呈现，内质却是统一的。 在《野草·我的失恋》这首拟古的新打油诗中，作者用四种信物回赠自己追求的爱人：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与赤练蛇。“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虽是“打油”的、讽刺的，“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但这四种物事却是鲁迅所喜欢或者日常必备的。赤练蛇当然也是他的所爱，不然不会以此赠送自己的爱人。 这条赤练蛇，有着美的意味。早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就出现过：“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而且这条很大的赤练蛇，又可以成为诱人的“美女蛇”。更早的时候，“赤练蛇”便出现在小说《补天》中，以此比喻女娲挥舞的紫藤。 写《我的失恋》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两年多后的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提到了蛇：“我就爱枭蛇鬼怪，我要给他践踏我的特权。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枭蛇鬼怪够了。”面对“枭蛇鬼怪”，鲁迅态度决绝而坚定。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写在〈坟〉后面》里，鲁迅就已经说到“枭蛇鬼怪”：“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他回忆起那个用带着自己体温的钱买他书的青年学生，说“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并决心“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 而在他如火如荼地写《野草》的一九二五年，鲁迅还写下过一篇名叫《杂感》的杂文，内中有这样的论说：“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这里更直接地请出“毒蛇”作为自己正面表达的象征，并进而深化明确地说道：“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其实，“毒蛇”一词最早是出现在《〈呐喊〉自序》中。《〈呐喊〉自序》是鲁迅对于自己前期思想、精神，以及生命历程的一次系统而又重要的梳理与总结，主旨是讲在一个无声的国度中觉醒者的呐喊得不到回应的寂寞：“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在这些地方，蛇甚至就是他的自况。 从童年时代对于绘图本《山海经》的喜爱始，那种“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就让他与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个“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的爱罗先珂的回忆，则让鲁迅体验到了“音乐家”的蛇：“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协……”（《鸭的喜剧》）以至于充分表现着自我的“游魂”，可以“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墓碣文》）。到了“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死火》），那朵花儿一样美丽，终生反叛着地狱的死火，就是他的所爱了。 鲁迅属蛇，曾有笔名“它音”。对此许广平有过明确的解释：“它，《玉篇》，古文佗，蛇也。先生肖蛇，故名。”鲁迅从八道湾搬去砖塔胡同暂居，与俞氏小姐妹有了十个月的相处，并在此留下了一个充满童趣的外号：野蛇。其实，野蛇的获得，得益于他的调皮，是他先以属相分别称她俩为“野猪”“野牛”，遭到“反击”，才有了“野蛇”的回赠。 鲁迅对蛇也有贬抑，那是在蛇凶残地杀死老鼠的时候，他称之为“可怕的屠伯”。鲁迅对于弱者有着天然的怜护，从而对于压迫与残害弱者的强者，便会腾燃起一种不可遏制的反抗与斥责。“咋！咋咋咋咋”，“老鼠数铜钱”的声音，正表现了老鼠的“绝望的惊恐”。戏耍、玩弄，而后将其吃之的猫也不会让鼠如此心胆俱裂，只有蛇才会让老鼠发出“数铜钱”的“咋咋”声。他就是在这种声音里，在梁上蛇的窥视之下，救下了“口角流血，但两肋还是一起一落”的小隐鼠，并因小隐鼠而与另一个强者——猫——结下了梁子。 仇猫与打落水狗 在鲁迅的动物伦理中，动物与动物、动物与人类是平等的，同时又相互映照、对比，并牵动着也丰富着他的情感、精神与思想。而仇猫与“打落水狗”，则显示着鲁迅动物伦理的另一个层面。 在《兔和猫》与《狗·猫·鼠》里，猫是主角，兔与狗都是配角，而且鲁迅并不讳言他对于猫的厌恶。那时的“正人君子”、学者名流之类与鲁迅论战正酣，其“仇猫”也便成为罪状之一。比如陈西滢说：“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直接将鲁迅逻辑成了狗。鲁迅才不依了他们的葫芦画瓢，径直地说出自己仇猫的缘由来，而且觉得“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一、“猫的性情与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间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三、“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四、“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 在这里，鲁迅是将猫与人共论的，他是亲见了青年们抛洒的鲜血与被虐杀的生命。“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这里虽然写的是动物，却又是在写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帮凶们。我们可以结合鲁迅的其他文章细细地体味，更能真切地理解他这些有关动物的文字背后的深意。像柔石等左翼青年作家被枪杀于上海龙华之后所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所写的《记念刘和珍君》——“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这些，与鲁迅写猫的文字不是同质的吗？ 鲁迅关于打落水狗的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与《狗·猫·鼠》可称姊妹篇，一个是打猫，“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石击中它们的头，或诱入空屋里面，打得它垂头丧气”，或者“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一个是打狗，“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 “落水狗”之所以必须打，也是因为血的教训。那些在革命中被打落水之狗，终于“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比起打猫论，鲁迅打落水狗的理论更加精细与完备，除了与狗激战亲手打落水必须继续痛打之外，还有两条十分重要。一条是“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也就是“无论其怎样落水……为坏狗也则打之”。另一条是“打叭儿狗论”：“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在《秋夜纪游》中，叭儿狗躲躲闪闪，汪汪叫得很脆，鲁迅仍然是一个“打”字，且是用石子，恶笑着，“举手一掷，正中了它的鼻梁”。 而《狂人日记》中那只“又叫起来了”的“赵家的狗”，则有着“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不管是在岸在水，都必须高度警惕，有机会便痛打不已，因为这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养痈成患的恶狗。到了《野草·狗的驳诘》，我们会听到鲁迅的呵斥：“呔！住口！你这势利的狗！”鲁迅一生都在为改革鼓与呼，他的“打落水狗”有一个根本性的结论：“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等到鲁迅写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与二十年代的北京有了某种相同的气味，甚至更加地“每况愈下”：二十年代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杀，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民党人杨杏佛只因同情共产党人便被特务伏击枪杀。在赴杨杏佛的追悼会时，鲁迅是开家门的钥匙都不带的，他的悲愤让他这位主张“壕堑战”的战士，也赤了膊迎着死亡昂首向前。悲愤还不能纾解，便又写下被泪水打湿的诗稿：“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时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打落水狗的精神，还体现在他的《夏三虫》中。蚤、蚊、蝇，当然都是害虫，皆在非打不可之列，虽然跳蚤“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鲁迅有个比较：为什么野雀野鹿“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鹯虎狼间”的山野中去？就是因为人类不仅像蚊蝇一样将细菌传播，还要在传播的时候，“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在鲁迅的心底，一直都期待唤起人们的觉醒，能有一个如打落水狗一样的“捕蝇运动”的展开。 这些当然都是“社会的狗”，对于自然的狗，鲁迅则又有着别样的态度。比如小说《兔和猫》中，主人公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悲悯与怜惜之意，让人动容。 一只中国的猫头鹰 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多年前曾出版过一套丛书“猫头鹰学术文丛”，封底有这样的介绍：“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形；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学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绘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猫头鹰曾是鲁迅的自画像，也是他精神与意志的象征。早在一九〇九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时候，鲁迅就曾在一本书上手绘过一只铁线描的猫头鹰，由男女两个站立的人组成全图，以男女两人的脸作为猫头鹰的两只眼睛，似乎既在观察又在解释这个世界。到了一九二七年，鲁迅为自己的论文杂文集《坟》所设计的封面上便有一只自己绘制的猫头鹰，刀刻般醒目：它站在封面图案的右上方，大大地睁开着一只眼睛，瞪着这个充满着罪恶与苦难的人间；而另一只眼睛则微微地虚闭着，对着各式的敌人，透露出强悍的不屑与轻蔑。 鲁迅有一篇名叫《夜颂》的小文，是他之所以喜爱猫头鹰最好的注解。猫头鹰正好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作为“中国的猫头鹰”的鲁迅，当然也要在这光天化日的黑暗里，看见与揭露、批判与书写，“惯于长夜过春时”，“怒向刀丛觅小诗”。于是，中国便有了一只全天候都在大睁着醒惕的眼睛的猫头鹰，一只中国的猫头鹰。猫头鹰及它的延伸，曾被鲁迅用作各种笔名：隼、翁隼、旅隼、令飞、迅行等。鲁迅说，“迅即卂，卂实即隼之简笔”（见致章廷谦信），许广平也曾说，“隼性急疾，则为先生自喻之意”。 沈尹默在《忆鲁迅》里说：“豫才的话不甚多，但是每句都有力量，有时候要笑一两声，他的笑声是很够引人注意的。玄同形容他神似猫头鹰，这正是他不言不笑时凝寂的写真。”在《鲁迅生活中的一节》里，沈尹默有着更为灵动的记述：“他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作猫头鹰。这个鸟和壁虎，鲁迅对于它们都不甚讨厌，实际上，毋宁说还有点喜欢它……”鲁迅一生最为忠诚的朋友许寿裳也说：“殊不知猫头鹰本是他自己所钟爱的。”喜欢，总与爱相通着，《我的失恋》，猫头鹰直接成了赠给爱人的首选定情之物：“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鲁迅从心底热爱着猫头鹰。这种热爱，又源自他猫头鹰式的夜间的清醒与发声。他当然常常处于绝望之中，但他又深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要在沉默的中国发出“惨厉”的叫声——这个“惨厉”，是他早在一九一二年的文言体小说《怀旧》里的话：“猫头鹰，鸣极惨厉。”他是旧中国最大的一个守夜人，是他在几乎窒息的铁屋之中，发出了第一声呐喊，第一声毁了这摆着“吃人宴席”的铁屋子的呐喊，第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这是反抗的、批判的，又是爱的呐喊——对青年、对中华、对民众没有尽头的爱与眷恋。 这只猫头鹰，更期待着唤醒与点燃更多的、更多元的声音。“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随感录四十》）他当然知道统治者北洋军阀与后来的国民党政府，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与扼杀他的声音。“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压迫愈烈，反叛的战叫也便愈加坚忍与长久，他执拗地要破坏“所谓正人君子的统一”局面，让他们“不舒服”，偏“要在他们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失掉的好地狱》），他一生都在呼啸着“反狱的绝叫”。他的《秋夜》里，必定要“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他的《希望》中，必定会有“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 鲁迅在《一点比喻》中曾塑造了一只山羊的形象，“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走在一群绵羊前面，为了牧人的天下太平，带领它们，“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屠宰场。鲁迅总想喝问：“往那里去？！”紧接着，鲁迅说到了野猪及其两颗“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的獠牙，并告诉人们，“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在这里，仍然是对于奴役与压迫的反抗。《灯下漫笔》里对于中国历史有一个经典的概括：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怎么办呢？鲁迅不容置疑地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这只中国的猫头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彻底。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