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勤，贵州遵义人，一九七六年生。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协会员。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全国年度小说奖、民族文学全国年度小说奖，以及贵州省第一届政府文学奖，贵州省第十四、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等。代表作有《暖》《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丹砂》《守卫者长诗》等，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民族文学》《北京文学》等杂志，多篇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及不同年度选本转载，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韩、蒙古、哈萨克等文字。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小等》《碧血丹砂》。

全科医生红医魂

—— 一所红色医科大学的初心之路（节选）

肖 勤

第一次听说全科医生，是李春鸣告诉我的。李春鸣喜欢笑，一笑起来眉眼间就有春天的味道，许是因为性格深处的善良，从事胃肠道肿瘤病理学研究，同时又分管教学工作的她，多次谈到的话题居然是全科医生。在医学研究越分越细、越分越精的今天，为什么她反其道而行之，对全科医生这么感兴趣呢？

“因为农村看病太难了……”正是雪花纷飞的严冬时节，凛冽寒风中，李春鸣的表情庄肃静穆，我俩站在观山湖边，看着漫天飘飞的雪花，远处是隐约可见、绵延不尽的大山——贵州的山太多，群众出山的路太难，这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脱贫攻坚期间，贵州省从生存条件恶劣的石山区和深山区整整搬迁出了一百九十二万贫困群众。而曾经在乡镇工作过十余年的我，亦深知农村缺医生是什么滋味。二〇〇三年初春“非典”疫情来临时，我在乡镇正好分管医疗卫生，所谓分管，其实就一个卫生院，听起来有十来号人，真正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只有一位快六十岁的老院长，每天要累到凌晨两三点。

那是一个提心吊胆又充满恐惧的春天，我最担心的事竟然不是“非典”本身，而是怕老院长病倒，因为他是全镇四万多人的“盔甲”。

谈到盔甲，李春鸣拍拍我的手背以示安慰——“我们就是送‘盔甲’的人，几十年了一直是，现在送得更多——我们是全国首批培养农村全科医生的医科大学之一。”

几十年一直是？我有点困惑，全科医生培养是近十年的事，怎么能扯到几十年前去？

“你看看遵义医科大学的历史就知道了。”她说。

李春鸣极度热爱她的大学，不仅仅是因为它坐落在举世闻名的红色革命圣地遵义，更因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里，这所大学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坐标，在群星交辉的天空闪烁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一 战火中诞生的红色医学院校

一九四六年五月，大连。

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匆匆行走在街头。

到大连之前，他叫黄农，接到任务后，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王布君。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出兵东北，配合中国军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进驻旅顺、大连。此后，在苏军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暗中接管了一大批工厂、医院和学校，大连也由此成为我党稳定的战略后方基地。在此期间，黄农受党组织指派到大连就任卫生局局长，以组织接收日伪留在大连的医疗机构，为解放战争筹集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党组织要求他抓紧筹建一所医学院校。由于大连当时特殊的环境，黄农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便公开，便改名为“王布君”，这个“布”字，也许含有布尔什维克之意，但此时正好暗合他即将开始的任务——布局。

自一九三九年起先后担任新四军三、五支队军医处主任的王布君，内心远比温雅的外表强大，多年的战火历练让他在培养部队一线医务人员、健全医疗卫生组织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到大连后，王布君迅速组织人力完成了医疗机构清点整理和接收工作，并在党组织的要求下筹建大连医学院。

于是，那年冬天，人们经常看到一辆马车载着忙碌的王布君四处奔走。白天，他在竭力游说社会人士筹资建校；夜深人静或黎明初晓时分，他则忙着计划怎样安全接收党组织和军队派送过来的学员……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经过一明一暗两条线的紧张筹备，大连医学院正式以院长王布君的名义发布招生简章。简章中说，“本院以培养医学建设人才为宗旨”，并指明其培养的“官费生”一律要“指定地点服务”，其实暗指为前线培养军医。

当招生简章出现在《大连日报》上时，正是新中国的春天到来前最寒冷的季节，一场场事关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在山东，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七、八纵队正分三队从临沂地区秘密北上，在雨雪严寒中夜行晓宿；在东北，国民党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正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第三次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发动进攻。

作为一名特殊的战士，王布君在属于他的战场上，以隐秘的方式成功搭建了我党的特殊“输血站”。

今天，站在辽东半岛，我们看到天空蔚蓝、大海广阔、现世安稳、天地辽远。可当年在炮火硝烟中诞生的这所红色医学院校，只不过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难以想象它是如何以泰然之心、微薄之力，掌一缕星火而助燎原。

二 一切为了人民

流淌着红色血脉的大连医学院，注定从一出生就担负重要使命。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三线建设期间，它的成长和付出都与共和国的建设史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大连医学院院长的沈其震四方奔走，动员一大批专家学者到大连医学院任教，为新中国留下了一批教育和科研的珍贵火种，也为大连医学院的发展夯实了四梁八柱。

沈其震是中国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亦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有儒雅之风，更具蓬勃的革命激情。他的一生颇具传奇——先是在天津法租界开办诊所，为共产党提供地下联络服务，后又随叶挺到武汉，在汉口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并担任军医处处长。

为确保专家顺利进入东北，沈其震和弟弟沈其益精心组织、缜密安排。沈其益是我国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他带着专家学者分批绕道香港、天津或朝鲜，再经海路秘密到达大连。这批专家中有中国微生物学奠基人魏曦、中国人类古生物学奠基人吴汝康、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毅……他们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这座滨海之城，也点亮了新中国的科研教学之光，大连医学院成了新中国聚集高端医学教学科研人才的高地之一。

抗美援朝期间，美军用飞机在朝鲜撒下大量带病菌的昆虫。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第三七五团战士李广福最早发现这一阴谋，他在金谷里雪地发现大量苍蝇、跳蚤、蜘蛛等昆虫，散布的面积长约二百米、宽约一百米，但当时的严寒天气完全不适于昆虫生存。面对蹊跷诡异的情况，中央卫生部迅速组成调查团奔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大连医学院的魏曦、何琦二人随团赴一线开展昆虫标本培养化验和防疫指导等工作。魏曦担任了最危险的检验队队长一职，为了寻找美国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在美军投掷的细菌武器中分离出鼠疫和霍乱菌，以科学依据向全世界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这些调查结果作为确凿证据，发表在以英国李约瑟博士为首的由国际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调查团关于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的调查报告上。魏曦、何琦二人因此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在遵义医科大学，我看到了魏曦一九五六年参加中南海宴请时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照片中的魏曦眉眼敦厚，笑意如清晨澈净的阳光般温和安然，那是破黑暗以曦光、扬正义于四海的微笑，更是身为医者的温暖和担当。

那个时期，沈其震、魏曦、何琦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大连星海，他们的胸中亦藏着星辰大海。

大医人，大医魂。

三 到西南去

时光如潮水滚滚向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好人好马上三线”，中国一大批钢铁、国防、机械、能源等工厂纷纷迁往西部地区。一九六九年，为支持三线建设，改变中国西南地区缺医少药的现状，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决定大连医学院举校南迁。

这是一次载入中国医学史册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诗句，只有毅然的别离。一九六九年五月，大连医学院所有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学生近三千人踏上铁道部特批的大连医学院南迁专列，经过三天三夜的漫长旅程，终于抵达近三千公里之外的大西南腹地——遵义。随迁物资包括学院本部所有能带走的档案文献资料、教材、家具，也包括了附属医院四百多张病床规模的相关设备、仪器、药品，还有实验室的瓶瓶罐罐。

“叮叮当当装了一百多节火车皮。”李春鸣感慨地说，“连附院病房的输液架子都搬了过来。想想那一代人付出了多少啊，我们再奉献也不及他们万分之一，所以说这所学校是有精神内核、有灵魂的。”

六十多岁的李小薇至今还记得幼时漫长的旅途。这是一位恬静优雅的女医生，她说一个人要想心电图上有最美的线条，就要有最豁达的心态和最淡定的心情。

当年父母说要南迁时，年幼的她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突然有一天，父母开始忙碌地收拾家中衣物和书籍。小学四年级的李小薇这才感到了实实在在的离愁。

“火车开得很慢，走着走着景色就变了，从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山很大，大得让人感觉出不了气；山很挤，像是要挤到鼻子前面来。田野上的人穿着打扮也都很奇怪，我从没见过，他们身上披着棕色的大伞一样的东西，后来我知道那个就是柳宗元诗里说的蓑衣——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们吃辣椒，很红很细那种，像火苗，看一眼都感觉嗓子眼会冒烟。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吃它，我想回家。”

但是李小薇后来学会了吃辣椒，也没有回大连。作为一名心电图医生，她和许多大医人及大医人的子女、学生一样，选择留在了遵义，将根深深扎在贵州高原，让自己的心与这片土地一起感受奋斗的喜悦和激情的跳跃，一起筚路蓝缕，一起历经春夏秋冬。

一九六九年七月，辽宁、贵州两省完成南迁交接工作，大连医学院更名为遵义医学院，但纯朴的遵义人民一直称它为“大连医学院”，把当年医院门前的街道取名“大连路”。老区人民用这样一种平凡朴素的方式，拥抱和珍爱这所千里迁徙而来的大学。

大连医学院的南迁对当时的贵州影响巨大，它引领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整个学院副教授以上职称人数达一百零二人，比此前贵州省高校的高级职称人数总和还要多出一人！

从此星河璀璨，辉映黔山贵水。

从此娄山明月，梦无海浪碧波。

到遵义后，革命老区缺医少药的现状震撼了大连医学院的师生。老师们迅速带领学生组成医疗小分队，下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一大批顶尖级的大学教授和医学专家干起了赤脚医生的活儿，他们背着背筐，在悬崖上互为藤蔓和支撑，吃力地向上攀爬……

“一边坐诊治病救人，一边到乡村搞巡回医疗。那时候贵州急腹症病人特别多，大医来了后，将死亡率从百分之四降到百分之一点一，这项专业成果在全国都出了名，还受原卫生部委托主持了全国急腹症学习班。大医人在农村教基层医生做阑尾手术、掌握农村四十种常见病防治，还教授农村水源调查、粪便管理和疾病调查统计方法……其实我们学校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全科医生培养了。”校史馆的付延功副教授告诉我。

至此，我终于明白了李春鸣为什么要我先去了解遵义医科大学的历史。

四 医启大娄山

“学校的传统历来就是顾全大局、为人民服务。前辈们这么做，今天我们也是这么继承。”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我面前，阳光映在她脸上，笼上了一层金色的微光。她的装束十分平凡，像小县城里去往菜场买葱蒜豆腐的普通老太太。如果不是她言谈中不断冒出流利的英语和俄语，我几乎不敢相信，她一九九四年就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中心留过学，后来毅然放弃留美，回归遵义。她就是生物化学教授钱民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参加过国家863计划、“七五”攻关课题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课题研究。

我问她为什么留学后还是选择回来。

她说：“当年三线建设，大连医学院说来就来了。到了遵义后，这里又是革命老区，讲奉献讲担当，红色学校传统加上革命老区历史，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脑袋里装的一定不是享受、更不是小我。在贵州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医学生太难了，要是出一个就跑一个，老百姓怎么办？”

正如钱民章所言，大连医学院在遵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是艰辛的，也是沉重的。

一九七〇年年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乌云般无声袭来，由于卫生、饮水条件问题和超负荷运转，学院陡然暴发肝炎，师生患病人数高峰期多达五百多人，这对一个拥有众多泰斗级专家的医学院校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第二年，一场更诡异罕见的传染病再次席卷学院，越来越多的师生得了“怪病”，症状各不相同，一时间人心惶惶，最后该病被命名为“多发性脑脊髓神经根炎”。这场病不到半年便席卷了整个学院和附属医院，患病人数近七百人。一时间，肝炎加上神经炎，教职员工倒了三分之二，学生倒了一半。

严重的疫情引起了原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在多方指导和关心下，部分患病职工获批返回故乡大连治疗。之后，大连复办医学院，一大批教授相继返回大连支持新院建设，史称“北调”。

人才是一所大学的根本。在这紧要关头，著名外科专家陈荣殿、著名生物学家伍律等二十多名教授决定留驻遵义。他们大都参加过巡回医疗，到过遵义的许多贫困山村，深知西南地区群众之苦。面对缺筋少骨的学校，他们呕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力挽狂澜。在他们的感召下，一批已调回大连的老教授再次毅然返回遵义，他们携手共克时艰，硬是把一所人们以为要垮掉的学校撑了下来。一九八五年，学院615系小鼠五个新瘤株的建立和实验成果获当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应用价值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两个新瘤株为国内首建，为我国肿瘤的病因学、实验治疗学和肿瘤免疫学等研究提供了新模型。通过老大医人和新遵医人的接续努力，遵义医学院逐渐恢复元气并成长壮大，跨入新的发展里程。

这一程，是彻底在遵义扎根的一程，是让革命老区人民放心安心的一程。

陈荣殿后来被任命为遵义医学院院长，一九一七年出生于福建的陈荣殿是中国腹部外科的著名专家，也是一位将生命和躯体都完全奉献给人民医学事业的伟大医者。

一九八三年六月，陈荣殿患夹层动脉瘤去世，留下的遗言是，等他一去世就立即利用他的遗体制作一部电教片，内容是“结肠前胃大部切除术”，因为当时全国人卫版《外科学》统编教材的这一部分内容就是他编写的，他希望能用自己的遗体做一个相关内容的电教片，以供学生们学习成长。为他完成这一遗愿的是普外科专家杨春明教授，当年的杨春明含着泪向他的遗体举起手术刀，以最悲痛的心情、最谨慎的态度完成了这场特殊的教学示范手术——因为陈荣殿是他最敬佩的同事，更是他最敬爱的老师。

在中国教育史和医学史上，第一批志愿捐献遗体供医学教学的大都是医务工作者，他们的遗体经过若干程序处理，最后成为大体老师——这是医学界对捐赠遗体者的尊称，也称为无语良师。

“宁愿让学生在我身上‘千刀万剐’，也不让他们在病人身上下错一刀。”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陈荣殿以这样庄严的方式，让他的学子们深刻感受到医者的神圣。

在大连路老校区图书馆的小山坡，沿着落叶遍地的石阶拾级而上，高大的女贞树下掩映着一块小小的石碑，碑的正面只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六个字——“陈荣殿纪念碑”。

“人民给我的本事，要舍得花在人民身上。”这是陈荣殿留下的话，也是一位真正将自己的生命和血肉奉献给人民的医学专家的铿锵誓言。

二〇一八年，遵义医学院更名为遵义医科大学。启航新征程，回望来时路，学校已经在遵义和改革前沿的珠海两地有了三个校区，从当年南迁过来的两千余教职工发展到一万多人，下设二十九个教学院系和五所直属附属医院，药理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这所坐落在乌江北岸、大娄山南麓的大学，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培养的优秀医护人员足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和海外。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二〇二〇年疫情防控阻击战，遵义医科大学率附院临危受命，承担起了贵州贵阳、遵义和湖北鄂州、广东珠海三省四地的救治工作，甚至接手了鄂州四分之三的重症病区，并整体接管鄂州三个方舱医院，创造了众多生命奇迹……时至春暖花开，在一帧帧珍贵的镜头中、在飞扬的红旗下，一张张脸颊展现的是这所医科大学从创建之日起就延续传承的医者仁心与红色基因——愿为国赴危难、为民捐命躯、为苍生除病痛。

五 花儿开满山岗之前

关于苍生，大山里的贵州人有深切而沉重的体会。

千百年来，贵州一直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人们用得最多的比喻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不是贵州人不努力，而是没办法。连绵不尽的群山是高原最古老固执的纹路，在这些挣扎的褶皱里，藏着无数连绵不尽的苦痛，因为山高水深、沟长崖险，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大病不治、小病不管”，因为没法子出山。

“以前得病，扛得过就扛，扛不过就埋。要不是搬到城里，党和国家让我们住上新楼房，还把医生派到家门口来，我这条命怕早就交代了。”二〇二二年冬，窗外寒风刺骨，八十三岁的老人林成群家里却一片温暖祥和，红彤彤的年画衬托得一家人都喜气洋洋，回忆住在大山里的往事，他感慨万千。林成群老人居住的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易地扶贫集中安置小区共有三万多人，都是脱贫攻坚期间从大山里搬迁出来的，腿脚残疾的他饱受出山看病之苦，根本没想到晚年还能享这么大的福。“有个三病两痛，打个电话，医生们穿着白大褂背着药箱子就来了。看完病，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走，他们忙，辛苦得很。”老人指着墙上和医生们的合影，边竖大拇指边心疼地说。

老人说得没错，在人均医疗资源拥有量较低的贵州，医生没有不忙的，他们一坐门诊就起不了身，就这样，病人还是满肚子怨气。

“虹吸效应不打破，医患矛盾就永远解决不了，医院建得再大还是会缺医生。因为拥到三甲医院的病人会越来越多。其实很多人只是个小感冒，但他也要往三甲医院挤。为什么？因为基层缺乏让群众信任的全科医生。如果有他们，通过他们实现分级诊疗，病人就不会全部堵到大医院来。”谈到看病难的问题，遵义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何志旭深有体会，毕竟他自己就是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儿童血液病专家。

医疗扶贫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一公里要靠全科医生来实现。

脱贫攻坚以来，遵医沿袭优良传统，四季不断派出医疗小分队深入山乡，服务遵义及周边黔川渝群众达一千余万人，为贵州与全国同步实现脱贫攻坚立下了卓越功勋，被国家卫生部授予“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城乡对口帮扶先进集体”称号。

但是看着一个个“大神”级别的同事在乡场上不厌其烦地给群众讲解最常见皮肤病用药常识时，李春鸣陷入了深思——我们能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专科医生，为什么就不能培养一批优秀的全科医生？

撒点种子、栽点苗子到山里去。她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因为大家都清楚医疗扶贫的短板在哪里，很多农村家庭都是被疾病这头拦路猛虎挡住了致富的道路。

红色的大学再次彰显了担当，它见证陪伴城市宁静太平的人间烟火，也关注惦记散落在群山沟壑中的一盏盏孤灯。

二〇一〇年，遵义医科大学率先成为全国首批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医学院校，相应的组织架构、师资配备、教材选用以及硬件设施也随即从零开始，高速运转。

“有点大白纸上画画的感觉，又没有模板可以借鉴，很难，但很有意义，因为全科医生培养是一肩担两头，一头担教育扶贫，一头担医疗扶贫。一方面，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通过学医有了工作，教育脱贫；另一方面，孩子们成长为优秀的全科医生返回乡村，帮助群众实现医疗脱贫、长久脱贫。”遵义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眼科博士蔡善君说到这一点，表情很自豪，坐在他旁边的李春鸣则从女性独有的角度表达了别样的骄傲：“我们很少在农村谈到‘情怀’两个字，好像觉得面对农民说情怀很矫情，但其实人生而有情，农村缺医少药，病人更需要情感关怀。所以，培育有人文情怀的全科医生，为老百姓培养情商和能力双合格的健康守护者，是一件大好事，小切口、大情怀，这样的事，再难也要干。”

从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二二年是漫长艰辛的十二年。俗话说，编筐容易起头难。一开始，全国都没有定向全科医学生培养和使用的经验，遵义医科大学硬是从无到有探索织就了一张牢固精细的网，从教学探索到内容设置，从五年大学教育到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从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在群众交流中获取病患有效信息到把毕业生送往基层履约，从定时回访到帮助全科医生解决个人困难、疏导不良情绪……可谓无所不包。

这张网从一开始就织满了爱和善良、责任和担当。为它兜底的，有贵州省卫健委、全省各市州党委政府及整个卫健系统。可以说，一个小小的全科医生培养，在贵州，完全是牵一发动全身。

二〇一八年，遵义医科大学培养的第一批5+3（五年本科+三年规培）全科医生全部奔赴一线。他们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飞向贵州的山山水水，实现了八年前自己签下的回基层服务群众的健康之约。

六 亲爱的孩子们

在遵义医科大学，师长们无一例外将就读的学生们称为孩子。医道绵延，这样暖心的称呼让人倍觉亲切。

全科医学生是一群特殊的孩子。

按照国家招录要求，订单定向的全科医学专业招收的都是农村考生，由于有“两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住宿费、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这个专业又成了许多少数民族考生和农村困难家庭考生的首选，不少孩子个头瘦小，身体状态不佳。看着他们，我才真正体会到蔡善君说的那句“全科医生培养，一头连着教育扶贫，一头连着医疗扶贫”，而这些孩子，今天是沐光受惠者，明日将是执灯施善人。

“他们需要爱、需要补充营养，这个营养是来自全方位的，从物质到精神再到医德培育。”全科医学院党总支书记黎飞说。

于是，我在这个大学看到了一幕幕感人的场景。

十一月的一个清晨，天色微明，七十多岁的退休老教师滕久军已经早早来到了校园，他要督促全科医学新生晨跑。他说，要当合格医生，首先自己要身体健康，不然一台手术没做完，自己先倒了。

学生宿舍里，辅导员胡艳华正一间间督促学生开窗通风、洗澡、叠被……

谈到卫生，大三的陈明月不好意思地挠头：“我们都从农村来，卫生习惯不好。”

交谈中，一个人影不停在走廊里闪过去又闪过来。

谁呢？我有些纳闷。

“是黎书记。”陈明月嘻嘻笑，“这几天新生开学，他坐不住，急着帮贫困学生联系助学金。”

我出去一看，果然是黎飞，他正拿着手机急匆匆来回走着打“移动”电话。尽管全科医学专业国家实行“两免一补”，但还是有不少学生需要资助。新生小刘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六岁的妹妹突患白血病，整个家庭骤然返贫，走进陌生的校园，小刘的眼里一片无助和茫然。

黎飞安慰他说，放心吧，我们有圆梦助学金。其实，所谓圆梦助学金，就是每年学校领导老师们捐钱帮扶孩子们，同时也发动亲友团朋友圈献爱心。

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心又充满红色情怀的大学开启了他们的新征程——每年看一部长征题材的电影、读一本长征题材的书、重走一次长征路、开展一次祭奠红军烈士的活动，每周唱一首红歌……

遵义医科大学亦是全国红色医学高校联盟的牵头学校之一。通过重走长征路，年轻的全科医学生们在娄山关下感受到了什么叫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通过青杠坡祭奠红军烈士，感受到了什么叫血荐轩辕。一点一滴红色文化的滋养，像种子一样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从学校到病房、从病人到医生，肖雪的名字屡屡被提及。她是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医生能力提升工程专家组成员，二〇一八年获得全国十佳“优秀全科医生奖”，二〇二〇年获“吴阶平全科医生奖”，她的全科住培基地也在二〇二〇年被遴选为国家住培重点专业（I类）。

我遇见的肖雪，温柔、笃定，从不会给人慌乱感，她说那是一个医生的自觉——手可以急起来，脚可以急起来，但是状态不能慌，医生一慌病人就稳不住。我想多写写她，可她却让我多写孩子们。

“孩子们比我们更棒，他们从农村来，知道农村的苦，他们回到农村去，像星星一样点亮山乡。”肖雪扬扬眉毛，双眼闪烁着骄傲的光芒。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