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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们这样走来

时间:2023-09-07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张曼菱 点击:

又是一年升学季。

以前写过一些关于高考的文章,回忆的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大惊大喜,写时代对我们这代人的慷慨赐予,仿佛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惊涛远去,自有归处,而细节,犹如大浪淘沙后平静的水纹,是我们自己的“私人史”。

1977年,恢复高考。

那个时代有个口号:“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在自己居室的墙上贴了两张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历史大事年表贴在床前,一张是世界史,一张是中国史。数学公式、三角函数的数值,临近考试的那几天再重点背。

那时,单位派我去参加“农业学大寨”。白天我推小车运土,晚上回来温习。

母亲买了牛肉,切成小块,用酱油烤干,放罐头瓶里。晚上我嚼着看书,不瞌睡。

窗前放着一对哑铃,上肢运动能使大脑清醒。

去照相馆,告诉师傅,拍一张准考证上贴的照片。师傅说:“放心吧。”照片提前取到,一看,果然秀丽端庄。后来北大招生组组长赵老师说:“一见照片,就让人喜欢这个学生了。”

中学一派活跃,各个学校纷纷寻找往日的得意门生。

我的母校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学地处偏僻的西郊,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学校”。我们成天在小河边温习,在田野里小憩,作业本常被风吹到水里。正是这种“风餐露宿”的习惯,使我在下乡后也能在鸡犬相闻的环境里读诗书。

我跑回学校向老师们借书,那时教科书已经是“洛阳纸贵”。教历史的孙老师主动说,他上我家来,为我讲三天课,保证我抓到重点。

我捧着代数书和几何书回家,想起了曾老师。最后一次在路上遇到他,是当知青的我回来探亲时。曾老师哀伤的目光注视着我:“张曼菱,你在下面,要抽空翻翻书。不要忘记了!”我茫然地点头,心里却想:“这有什么用?”那时候我们想的是如何回城,还有户口、粮食,至于代数、几何,离我们何其远!不久,就传来曾老师逝世的消息。一位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老教师,最后牵挂的还是学生,他对未来是有预见的。

未来,真的来了!曾老师对我的牵挂,成了我温书备考的力量。后来,当我得知自己的数学是文科考场里的最高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曾老师,我想告诉他:“学生没有辜负您!”

考试是需要有些准备的。大事当前,要预演。卡洛斯·克莱伯是卡拉扬之后的又一位著名指挥家,他的指挥充满激情,他坦承自己对着镜子预演过。

考试的前一天,我在上班,抬着大扫帚扫操场。一位年迈的教师走过来,关切地问我:“你有没有去看一下考场?”我愣了一下,还需要提前去看吗?事实证明,非常有必要。

我的考场在昆明市第八中学,这个中学的门口我经常路过,但那天走进去却是第一回。一看,各个楼已经贴上了鲜明的标识,第几考场等等。绕来绕去,我才找到了自己准考证上的那个教室,隔着玻璃窗望进去,里面每张桌子桌面的左上方贴好了考号。我也大概知道自己坐在哪里了,那个位子够敞亮。

进考场考试那天,就听见很多考生在焦急地询问教室在哪儿。我则胸有成竹,停好自行车,走进自己的那个教室,心理上多了一重优势。

我的座位后面是一个年纪比较小的考生,开考后只听见他的笔像鸡啄米一样发出声来。旁边的老师说:“不要紧张。”我很想告诉他,不如先拿张白纸画一只鸭子什么的,让手放松下来。

第一天上午考的是数学,下午考完我取自行车时,有几个监考的老师对我指指点点,听见他们说:“就是她,数学全做对了!”呵,他们一面收卷,一面已经抢先阅卷了。

记得监考的老师总是多给我稿纸,最后才来收卷子。一个教室的人都走光了,他还说:“多看看,多看看,不忙着交卷。”我不敢抬头,我知道,在他的眼睛里,一定写满了期待。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人才的培养有一种如同传接力棒的优良传统。现在人们都传颂着西南联大“弦歌不辍”的丰功伟绩,可是人们想过吗,正是战时那些中小学校艰难转移,从不放弃,输送着一批批少年,西南联大及其他战时大学的新生才会源源不绝。辛辛苦苦而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育,是人才链的起始点。

父母问我:“考试的那三天,想吃什么饭?”我说:“鸡汤米线。”于是,父亲起早去买汽锅鸡,母亲加工米线。

后来父亲对我说:“排队买汽锅鸡的时候,我后面有一个人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当时心中一动,想要是能考上这所大学就好了。没料到,你竟然就上了北大!”

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日子是难挨的。片区里录取通知书都发放完了,没有我的事。我径直去五华区查问,一报名字,人家说:“就剩你这份了。”

“重点大学的都要到区里领取。”办事员拿出一个大信封,上面印有“北京大学”。

骑上自行车,我撒开双手冲下了武成路的陡坡,唱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正是这样的捷报。

家人听到一连串上楼的声响,知道我必是“得胜回朝”。进家门,将怀里的信封抽出来往床上一甩。父亲立即打开来,哇,一厚沓,什么新生欢迎信、转户粮关系的证明,连行李标签都备好了。

那是1978年秋天,家里开始给我准备北方过冬的衣服。此前一直没敢准备,怕考上北大是种奢望。母亲拿出她新织的毛线裤,我推拒,我知道她冬天腿疼。可是我不会说好话,只会说赌气的话:“这么红,我不穿!”最好的衣服是一件驼绒大衣,那几乎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在南方穿的小棉袄,母亲又赶着缝制了一件带墨绿菊花的罩衫。其实最冷的是脚,招生老师告诉我要买毛皮鞋,但昆明没货。后来到了北京,我嫌贵,便买了双大棉鞋,我们叫“大头鱼”。我穿着这双鞋跳舞,当了四届的文艺委员。

夜色中,父亲和妹妹把我送到车厢。我乘坐的是硬座,带着奶奶的旧木箱和父亲的一个布面旅行袋,旅行袋上打了补丁。从窗口望出去,昏暗的灯光下站着父亲和妹妹。我就这样离开了家园。

从贵阳上来了一个“大脑袋”。车上有《人民日报》,显著的版面登着照片,说北大录取了一位鲁迅研究者。有人指着报纸说:“钱理群!”我上前去问,果然是他。

毕业后我和钱理群有很多交流,有一次他对我正色道:“你不能叫我钱老师,我们是同一年入学的。”我说:“好,就叫师兄。”于是称之为“理群兄”。

进北京站,看到各个大学欢迎新生的红幅标语,气氛热烈。找到北大的桌子签到,那个帮我拿行李的男生说:“我也是新生,昨天到的。”

新年晚会上,我登台唱了一曲《小河淌水》,因此出名。到图书馆有男生让座,说:“你的民歌唱得好。”我笑笑。在遥远的云南,我曾作为一名工人为新生布置欢迎会场,当一切就绪后,我突然站到台上,预演了一曲,唱的就是这支云南民歌。我幻想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迎进大学。那时是在医学院当工人,每年为新生发家具、搬铁床的都是我。随“开门办学”的医生们下乡去,我管中药房,采药,制药,学了不少本事。假如没有高考,我可能会成为一名自学成才的中医。

记得我几乎和所有教我们的老师辩论过——当时的教材还是旧的,很多已经不符合新的时代精神,但老师亦不得自行改动,于是成为我们的“靶子”。在校园里,我们这批学生几乎是“哪儿敲锣哪儿到”,唯恐错过了什么时代的大节目。好在学校对我们相当宽容,老师们见多识广,分外慈祥。

北京大学的校徽戴了一年,我有了一个男朋友,是中国社科院的“红学”研究生,在他的“敲打”下,我没那么浮躁了。同学们也一个个沉潜起来,寻求各自的专业与爱好。

百废待兴,期待人才。我们不再是“愤青”,建设祖国可不是头脑一热的事。学海行舟,校园四处是读书人。夜间宿舍关灯,人人都装了自制的小台灯。蚊虫飞袭,路灯下还站着捧书人。老师们在课堂上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

正是在这时,中国女排成为全国人民的一盏心灯。她们是从“0∶2”翻身的。于是我在一张纸上写下“0∶2”,贴在床头。然而我是“输家”,写了两个中篇,都没能发表。

每天早上或下午,我都要去学校的体育场跑两大圈。体能,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我是中文系800米冠军,无人能敌。我喜欢接受挑战,不害怕挫折,这样能变得越来越强大。

一年后,我扯下了贴在床头的那张“0∶2”,终于“2∶0”了!两个中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和《云》,在1982年的春天连续发表于当年的《当代》第3期、《收获》第4期。

毕业前,我正在校园里四处跑,办离校手续。几个电影厂的人找来了,在宿舍里等我。我的处女作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最终由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那个剧组的班底是与我同届的大学生。

毕业后我分配到天津文联,从此有了工资。父亲却有些失落:“今后再也不用去邮局给你汇钱了。”

四年里,我的生活费都来自父母的汇款。邮局那个柜台的营业员已经熟悉父亲,每个月都会看着他用帅气的钢笔字写下“北京大学中文系 张曼菱收”,十分仰慕。父亲总会与人家寒暄一番,乘兴而归。

这大概是我此生带给父母最大的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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