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期，父亲与瓦窑就有缘分。同住一个院子，分爨而过的二叔一家去了新疆，队长就安排外乡请来的三个瓦匠住二叔家的上房。队长不屑父亲的苦告，用近于恐吓的声气说：“你弟一家盲流外地，队上有权用他的房。”父亲不敢吭声，瓦匠因此住进了上房，还在炕对面硬生生盘了锅灶。三间大小的上房，一头是炕，一头是灶，正中一张梨木方桌，方桌后面靠墙的是条桌，条桌正中立着一面镜框，镜框两侧没有啥值钱摆设，对称摆着四个空玻璃酒瓶，有无色的，有淡绿色的。三个瓦匠吃住在上房，一屋如一家。如果不是厌恶队长的强言硬语，这样的摆布倒也温馨。

三个瓦匠，是柳姓一门三弟兄。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父亲称呼他们大柳师、二柳师和三柳师。父亲被队长安排在瓦场干活，早晚和三个柳师相处，很快就熟络起来。

瓦场的活，又脏又累。首先是踩瓦泥。父亲绾着裤腿，光脚跟在牛屁股后面，鞭打着牛，在泥坑里一圈又一圈无尽头地转悠。人困牛乏，父亲拖着沾满泥巴、铅一般沉重的腿脚，直到瓦泥软和黏腻。踩过瓦泥，洗了脚，父亲被泥水浸泡得白生生的脚板，令人心疼。打瓦墙子也是重要的活。父亲把踩好的瓦泥用铁锨叉成大块，又一块一块抱到搭建好的瓦棚中，再用专用泥铲一铲一铲打成一道宽窄近于瓦坯、高度略低于瓦匠身子的泥墙。一个瓦匠左右各打一堵泥墙，不耽搁瓦匠做瓦坯。软泥成墙，既要力气，也要有些技艺。父亲力气耐实，寻活也有眼窍，柳师们和瓦场的人都很佩服。做瓦坯，则要抢天气，大多在春种后、麦黄前。这段时间，天气热，晴朗的日子多，瓦场的人除去中午短暂的吃饭时间，炎炎烈日下，一环紧扣一环，连喘气的时间都少有。父亲吭哧吭哧，一铲又一铲，不停加高泥墙。打好的泥墙被线板切割成薄厚均匀的泥片，瓦匠两手抻面般扯起，缠到瓦筒（撑泥片的、用竹条串起来能伸卷的、带耳柄的做瓦工具）上，两副瓦板子啪啪拍几下，然后用带切刀的板子刮平、切齐上口，一只瓦罐就成了。三个柳师三副轮子，啪啪啪不停转动，提瓦罐的小跑步跟进，一手敏捷提走瓦罐，一手迅疾将空瓦筒插到瓦坯柱上，像一条流水线。一侧泥墙低下去，另一侧跟着耸立起来，等待切割。晒干的瓦罐，啪啪一磕，就是四页瓦。一撮一沓，抱到瓦棚里整齐码放。瓦场的各个环节，像一曲泥片和脚板谱写的充满艰辛的乐曲，坚忍而浑厚地演奏着。

这样坚持久了，腰酸背痛的父亲拄着泥铲，站在一地泥泞中，伸一伸腰，望着瓦棚外白花花的太阳，向老天爷央求来一场雨，好让他和全瓦场的人缓上一天半天。还真有应验的时候，雨来时，避好瓦罐，全场休息。父亲回家端上旱烟盒，到上房和柳师们闲聊。闲下来的他们像散了架子，在炕上拉过被子、枕头，东倒西歪，怎么舒服怎么躺着，一人卷一棒冲天炮，东拉西扯，吞云吐雾。父亲多了个心眼，缠着问装窑、烧窑的过程和方法。柳师弟兄，性格迥异：大柳师沉稳内向，没上过学，但能读书看报，记得有个雨天还给我讲了好一阵《三国演义》；二柳师直接爽快，有啥说啥；三柳师开朗活泼，即使在转瓦轮子的忙碌中，也不忘说些听来的或自己加油添醋的荤段子，给沉闷的瓦场带来一阵轻松。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收工路过田埂地边时，总会折些刺玫花、山丹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给条桌上的空酒瓶灌满水，不间断地插上一束束时令鲜花。平日罩着旱烟和烟熏火燎灶烟气息的上房，便有了花的鲜艳和一缕缕芳香。

瓦坯做出来后，是装窑、烧窑。队里箍的窑又高又大，一窑能装十万页左右瓦坯。父亲跟着柳师学习装窑、烧窑，加上之前听到的知识，干起来得心应手。装一窑烧一窑，就能拿住活了。以后几年，父亲在瓦场辛苦劳作，出力流汗，终于像烧熟的瓦片，自己也成了瓦窑上的行家里手。

责任田下放到户后，父亲不甘种地的收入，在我们家沙沟边地里，靠崖面箍了一口窑，不大，能装五六万页瓦。父亲先是借崖的形势挖掘，从崖脚向里挖，窑门口像延安的窑洞；到一定深度后，向上竖向挖，边挖边扩大肚腹处；快到顶时，又不断收紧，留出直径不到三尺的收口，像一只腹大颈小的花瓶。窑顶四角开四眼烟囱，直通窑底。窑基本成型后，就用早先打好的砖坯和上稀泥，从窑底紧贴窑身一层一层砌，这就叫箍窑。这样箍成的窑耐高温高压，安全。有一天，父亲站在窑顶，跟路过的村里人自豪地说：“这是我的瓦窑！”

有了这个瓦窑，我们家的日子大变样了。

做瓦，熟门熟路。瓦匠，还是请柳家三兄弟，进门就像亲戚。高兴的父亲和母亲张罗了一席饭菜，美美招待了他们。住，还在二叔家上房。灶台挖了，泥了墙面，糊上报纸，一派新暄。父亲就跟柳师弟兄连夜合计雇多少人、搭几间棚子、怎么平场面、烧窖改用煤炭……滔滔不绝。我才知道，沉默辛劳的父亲心里原来装着这么多想法，决心和魄力比一个生产队都大都新鲜。

建瓦场，紧锣密鼓。踩瓦泥，用上了手扶拖拉机，踩泥快，节省不少人工。打泥墙子，父亲手把手带出了几个雇工。开始几天，他们没有父亲打得快打得正，但也能跟上瓦匠的活，没误事；不久，也就打得又板又正了。父亲的心思，主要在装窑、烧窑上。他心里明白，一窑瓦，窑装不好，见火就垮塌。烧窑，火候猛了歉了，烧出来的瓦夹生，没人要，前面所有工夫都会白费，损失更受不了。父亲常说，穷人家做事，赢得起输不起。

装窑，沿窑底左旋一圈，右旋一圈，一左一右咬住茬口，窑底到窑顶，中间留出圆柱形火道。一窑瓦，几乎都是父亲一层又一层稳稳当当装满的。烧窑，父亲更是死死盯着窑膛的火候。开始时火势不能太猛，逐渐添炭加火。一窑瓦要烧五六个火即五六天时间，白天黑夜不能离人。呼呼燃烧的窑膛，窑洞口炙热，烤得父亲汗流如注。父亲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是一身黑灰，上衣后背、裤子大腿上，汗渍沾上泥灰，响着唰唰的僵硬。脸上也是厚厚一层黑灰，洗也洗不掉，像已嵌进肌肤。一窑瓦烧出来，父亲累得如同病了一场，之后，身上要脱一层皮。

三个柳师真是父亲的好帮手，瓦罐停了就帮着收场子、摞瓦；遇上白雨，赶忙避瓦罐，身手如飞。哪里缺人手，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烧窑的几天，虽然父亲独当一面，但他们仨仍轮流夜里陪着父亲，怕父亲吃不消，打盹歉火。就这样，父亲在拥有自己瓦窑的第一年，带着柳师兄弟和雇工，以高涨的激情和干劲，赶在麦子黄熟时一口气做了近二十万页瓦。

记得烧窑的一天，我给父亲提水送茶叶，父亲正要给窑膛加炭。我瞅一眼铁锨进出的口子，只见火焰高高扬起，窑里的瓦像熔化的金红色溶液，随着焰头涌动。父亲指着窑膛说，看火候，瓦快熟了。父亲日夜操心，自然烧出了一窑叫得响的灰鸽色瓦，很快被四邻八乡建房户买光了。收完麦子，又接着烧了剩下的两窑。头一年，三窑瓦不到腊月都卖了，过了一个丰盛的年不说，父亲还很有底气地谋划起开春要修新院。

父亲的瓦窑，接连不断地烧了近十年，我和二弟读中专、大学，都没受穷地毕了业。走上工作岗位，成家立业买房，也多有父亲的资助。家里的两个弟弟，一人一个新院，都有赖父亲的血汗。村里人戏说，我们家光阴是父亲的瓦窑烧出来的！

村里人说出了大实话，正是父亲的瓦窑，红火了我们一家的生活。今天，父亲的瓦窑停烧了，父亲也离我们远去了，但父亲瓦窑里汗水点燃的金色光焰，永远照亮我们未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