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茶多种，可我还是喜欢喝花茶，尤其在夏季。北京人就有这个习惯，上百年了。记得我七八岁，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便拿着一只白瓷壶，打开盖，从一个茶叶罐里捏出一撮茶叶末儿点进瓷壶里，然后倒上开水，约摸过了五六分钟，才将黄绿相间的茶水倒进玻璃茶杯里，于是客人趁热吸溜吸溜地喝起来。那感觉，就如同他是皇帝似的，十分享受。那时沏茶用的是村里的井水，后来用自来水、纯净水，可怎么喝也喝不出当年的感觉了。

北京的张一元茶庄很有名，总店在前门。我认识的几个街坊，专门舍近求远，哪怕买上二两花茶也要到前门。我说，这二两茶叶能差哪儿去，何必费那劲。一位老爷子不干了，说差哪儿去？差天上去了。接着，他就从解放前讲到解放后，高末儿如何，高碎如何，30块钱的如何，50块钱的又如何。我说，现在的茶叶价也是水涨船高了。老爷子说，敢情！现在一棵白菜都十块钱了，可我还是爱喝咱北京的茉莉花茶。

在北京茶庄除了张一元这个老字号，还有吴裕泰、元长厚、吴肇祥、庆林春几家，我记忆最深的则是京华茶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京华茶叶大都是锡纸袋包装，有三四毛钱一袋的，也有一两块钱的。在农村，人们都习惯买京华茉莉花茶，很少有人知道张一元、吴裕泰，那是城里人的所爱。上世纪80年代，我到一个乡镇领导家串门，他儿子与我是高中同学，我觉得第一次到领导家里，怎么也不能空手，想来想去，就到一家新开的茶叶店。那是我第一次去茶叶店，看着货架上大大小小的茶叶罐，还有诸如毛峰、龙井、毛尖、瓜片等陌生的茶叶名，心说这茶叶的名堂还挺多。售货员见我怯生生的，就问：您要买哪种茶呢？我支吾着说，先看看。说是看看，心里却在打鼓，兜里满打满算也就三十块钱。要知道，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59块钱。见我犹豫不定，售货员便搭讪，你是自用还是送人呢？我涨红脸道：送，送人，送一位中学老师。北京人，五十多岁。售货员看了我一眼，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买一筒高级茉莉花吧？我问：多少钱？售货员说，有80和100的，你买半斤即可。我说，太贵了，买不起。售货员重新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你准备花多少钱？我壮了壮胆子，告诉他30块钱。售货员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给你60块钱一斤的，你买半斤，再给你分装在两个茶筒里，这样你送人也显得好看。我默许了售货员的建议，拿着两只红色的茶叶筒离开了茶叶店，心里觉得很兴奋。

高中毕业我到乡镇机关工作了四年多。其时，北京郊区也不是很富裕，机关没有办公房，一直沿用在一家张姓祠堂里办公。我刚去时，正值冬天，北风呼啸，整个机关只有电话室和值班室亮着灯。天亮后，上班的人来了，大家忙着生炉子，火苗熊起时，第一壶热水打着响笛就开了。我忙不迭地给大家沏茶水，茶当然是自己的。有次早晨开会，村里的一个生产队长，大概是路上累坏了，直接推开党办的门，抄起党委副书记的茶杯，也不管那茶水有多烫，咕咚咕咚几口就喝了下去，然后用袖口擦了擦嘴巴，对我说，兄弟，再给我加点水。我看了看书记，他冲我微笑着，并没有反对。时间一晃三十多年了，现在想起来那场景仍历历在目。我很怀念那个时期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信任，同样，在下村下厂时，我也曾抄起别人的茶杯，当时真觉得没什么不妥。

数日前，有个在北京发展的南方老板找到我，希望我能帮他的一个亲戚评奖。我问，你那个亲戚在北京还是在老家，老板说，在北京他的公司里做艺术总监。我问老板，你也喜欢文学吗？老板说，自己是老文青，过去发表过一些豆腐块文章，现在准备专职写作，苦于找不到适合的老师。我问他，你做生意，认识一些作家不成问题。老板说，成名的作家主编他确实认识不少，但往往得不到具体的帮助，比如帮助他改作品、发表、评奖、出书、加入作协什么的。我听了哈哈大笑说，谁要是做了你的老师，恐怕得把后半生都交给你了。老板说，没关系，我可以每月出钱。说着话，老板从副驾上拿出一个手提袋和一个信封，递到我面前愣愣地说：红老师，知道您是老北京，喜欢喝花茶，我专门去给您买了两包。见状，我赶忙推出双手把他的手拦住，说您先打住，我有话要说。

我相信老板是个真诚的人。我对他讲，他现在这个状态，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人，到处求医挂号但还没有找到病根。今天来挂我的号，我并没有开诊，即使给我非常高的出诊费，我也无从下手。而且，医患之间是有缘分一说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

老板仿佛明白了我的话，信誓旦旦地说，我真心想拜您为师，这点意思就算我的一点诚心。我告诉他，我只能收你一包茶，这就叫一面茶，其它的就免了。而我回赠你的是两本书，希望你回去用心看，如果你从中能悟出一些创作思想，或许我们能成为文学路上的知音！老板见我如此，就按我所说，把一包茶放到我手中，然后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教诲。教诲我担不起，我嘱咐他，你可以把我们的谈话讲给公司的那个亲戚听，他是谁的亲戚与我无关，我只看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