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岩，一九九〇年生于安徽铜陵，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学历。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担任要闻版编辑。有散文及评论作品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曾获二〇二二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奖新人奖。

一

轰隆隆……轰隆隆……

日本人的飞机在空中肆意盘旋，像一只只展开双翼的恶鹰，俯视着上海城里纵横密布的街巷和道路。飞机不时投下炸弹，轰炸声中，工厂化为灰烬，学校壁断垣颓，桥梁轰然断裂，房屋碎成瓦砾，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被炸得血流满地。住在真如火车站旁的郭大力正伏案奋笔，突然间，屋外炮火声大作，手中的笔不听使唤，掉在了桌下。妻子余信芬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也被惊醒，霎时间乱作一团。妹妹郭宝璘年纪小，她捂住耳朵，钻进妈妈怀里，哭叫着：“我害怕，妈妈，我害怕！”

郭大力来不及抚慰惊吓过度的妻儿，他来到窗边，眼前的景象让他欲哭无泪。瘦骨嶙峋的难民、衣衫褴褛的乞丐、号哭的婴儿……家园一片荒芜，城市几成废墟，街上浓烟滚滚，远处炮火连天。郭大力忍住悲痛，定了定神，他知道，离家不远、妻子就读的上海暨南大学已被炸毁，家附近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司令部，日本人的轰炸机肯定不会放过，眼下这片区域、这栋楼宇就是炮火轰击的中心，随时都有枪弹袭来的可能。不能再住下去。郭大力在心底暗暗地说。他急忙来到书桌前，合上自己连日投入心血翻译的书稿，收压在行李箱底层，他沉沉地告诉妻子：“信芬，我们带孩子走。”

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还有十五天，郭大力年满三十二周岁。这个来自江西赣州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的青年，一面在上海大夏中学教授伦理学，一面在光华中学教英语。有了孩子后，生活负担重了不少，他又在暨南大学代课。但这三份教职只是郭大力“书生也为稻粱谋”的手段，他心底还有一个更为远大辉煌的理想，就是把手头这部书稿——马克思的《资本论》，由德文翻译成中文。一八六七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把三卷本《资本论》译成中文，在当时，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对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寻求解放道路，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

这不是郭大力第一次翻译《资本论》。他与《资本论》的首度结缘，还要追溯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之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写道：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

那时上海的革命气氛，颇有些鲁迅笔下寂寞与苍凉的意味。上海一茬一茬进步的革命力量倒在蒋介石泛着寒光的屠刀下，血淋淋的现实逼问着当时的知识青年们，是扯鼓夺旗、继续战斗，还是在犹疑和彷徨中消沉？向前的道路荆棘密布，险象环生，一个不留神就会倒在血泊中。退缩则意味着保全性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蹉跎岁月。一些革命斗志薄弱的人，在疯狂的镇压面前，将革命理想束之高阁，甚至见风使舵，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郭大力没有刀枪在手、武艺傍身，一介书生凭着三尺微命，在风云激荡和雷霆爆闪之时，并未被风雷击倒，他要做一个孤高一世、上下求索的勇士，哪怕单枪匹马在血光和敌阵中冲杀，也要把《资本论》翻译成中文。这一年，郭大力二十二岁。乳虎啸谷，鹰隼试翼。郭大力直上云霄的雄心和宏愿何来？这要从他的家庭和成长经历说起。

郭大力出生在斜角村的一栋三层土坯房里。祖父在村里做裁缝，靠手艺吃饭，平日生活上节衣缩食，郭大力的父亲才得以接受教育，头悬梁锥刺股，通过科举乡试中了秀才。但考中没多久，清政府便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公元一九〇六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封建王朝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走向了历史的终点。科举的废除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无异于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变法”，不仅变了清朝的“祖宗之法”，更是变了自汉唐以降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千年大法”。无数传统中国的寒门士子自此魂断取士路，读四书五经、钓布衣卿相的美梦，倏忽间化为一枕黄粱。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分崩离析，作鸟兽散。在历史转折关头，他们有去给官员做幕僚的，有给军阀当文书的，还有下海做买卖、上山当袍哥的。更有账房、郎中、问卜算卦、代写书信者，数不胜数。幸运的是，父亲郭传科已谋得南康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之职，不用像那些屡试不第、科举不成的老童生，变成“文不会拆字、武不能卖拳”的废人，被乡里乡亲奚落和嘲笑。更为幸运的是，郭大力终于不用跟父亲一样，被沿袭千年的功名头衔所负累，整日学些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的八股文章，而是用全新的“横向行文”，在父亲任职的小学，学习“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学和外国文”。

斜角村有“岭上”和“田心里”两个屋场，郭家住在“田心里”。春天是伴着细细的雨丝一起到来的，在如酥般的春雨中，小小的郭大力听着细雨滴落窗前，看着大地万物被雨水滋润，远处山坡上植被的嫩芽破土的破土、吐芽的吐芽、开花的开花。最诱人的要算成片的青草，无论是山坡上、田野间，还是小溪畔、垄道旁，一丛丛青翠鲜嫩的小草组成一张仿佛天大的地毯，把他温软地包裹着，他觉得这无边无际的绿，是世间最美的颜色。

夏天是玩水的好季节。悠悠的章江水从家门前流过，日复一日，不舍昼夜。江水跟人一样，不发脾气的时候温柔又安静，树上的麻雀、水底的鱼儿、隔壁屋的玩伴都聚在水边，大家玩耍嬉闹，根本不知道太阳是什么时候下了山，月亮又是什么时候悄悄地爬上了星空。江水要是生起气来，那可了不得，先是一阵阵狂风呼啸，随即又下起了大雨，天幕像是破了洞的口袋，落雨往江里灌。江面掀起的水浪把岸边的草木虫鱼都裹挟进去，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年幼的郭大力耳畔响起了父亲的呵斥：“别出门，小心被风浪卷走！”母亲这时候就会附和说：“快进屋，快进屋，一会儿爹要生气了。”躲进屋里，郭大力隔着门缝看着外头水浪滔天的景象，他想，什么时候这一排排浪涛真能把自己拍打出去，拍打到这片辽阔的水域之外，某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呢？那时的郭大力还不知道，多年以后，他将从一千公里外的远方，带回一本改变他命运的书籍。

阳光、云朵、青草、月亮……还有勤劳善良的父母，给郭大力的童年涂抹了一层明亮的底色，更教会他如何正直为人，涵养坦荡的胸怀、端正的品行和敢担当敢挑战的责任感。中学毕业后的郭大力，想学习自然科学，便考入厦门大学，学习化学。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开展，马克思主义在华夏大地传播得越发广泛。革命的实践运动和革命的指导思想相结合，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献身革命，加入传播马克思主义薪火的队伍。正值青年的郭大力，显然是其中一分子。他逐渐认识到，当下中国，“科学救国”是一场遥远的幻梦，根本行不通。就像鲁迅“弃医从文”，郭大力也意识到，祖国的亿万同胞身体康健，但精神上的绝望无助、思想上的麻木迟钝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如何使国人的灵魂觉醒，进而进行革命和反抗，郭大力把问道的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他决心改学社会科学，从“理工男”转身成为“文科生”。

一九二四年，厦门大学校长扶植亲信，引发了大批学生集体抗议，郭大力也身在其中。抗议行动愈演愈烈，学生和校方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科主任兼总务长的欧元怀毅然站在学生一方，竟被校方借故提前解聘。一气之下，欧元怀与三百三十多名学生脱离厦门大学来到上海。为避免学生失学，他和王毓祥等教授在王伯群等同盟会元老的资助下，筹备成立了大夏大学。大夏大学最初取名为“大厦大学”，意为比厦门大学办得还要大，而改为“大夏”，寓意“光大华夏”。来到上海后的郭大力，在大夏大学改学哲学，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求通过思想启蒙和群众运动，给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去光明与希望。

大夏大学的校址，设在上海工人较为聚集的地区——曹家渡，这里聚居的以曹姓人为主。苏州河从北面流过，很多年前还有过渡口。晚清时期，政府先后在此开设油车坊、缫丝厂、面粉厂，定居于此的男女工人达数千人。等到洋人来了，租界当局越界筑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星加坡路（今余姚路）等多条道路。外商也随即开设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等。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便有工人居民约万家。学校初建，经费紧张，没有校舍，就在曹家渡搭了一座小小的棚房，充当临时校舍。校舍周边，被一间间破落的棚房环绕，里面住的，多是些底层产业工人。朝夕相处之下，郭大力逐渐能够想工人之所想、谅工人之所谅，他们生活中的艰辛劳苦，他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郭大力开始自修德文，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尤其是集中精力攻读《资本论》。《资本论》里的思想，在他的心里也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更深层的触动。那些个挑灯夜读的夜晚，郭大力的心情既沉重，也轻盈。沉重是因为他看到工人们的生活太苦太糟，工厂里最脏最累的活儿都交给他们干，经常在机器旁边忍受着噪音、粉尘和污染。还有那些严苛的制度，工作期间有人监管，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就像被皮鞭不停抽打的陀螺，重复旋转，无休无止。轻盈是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萌发翻译《资本论》的计划，如果身边这些工人都能通过中文直接阅读马克思原著，进而点燃他们思想的火种，激发他们反抗黑暗如漆、腥秽如血、冷酷如铁的旧世界，争取当家做主的自由权利，那么以后的生活就有希望，国家就有出路。

当郭大力的心中燃起翻译《资本论》的火苗时，郭沫若和李石岑的出现，为这丛微弱的火苗增添了燃料。一九二五年春，郭沫若被大夏大学聘为讲师，主讲文学概论和诗歌。十月，学校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一的党团组织，后来首次将《反杜林论》全书译成中文的红色翻译家吴亮平、马克思主义法学家雷经天等都是主要成员。大夏大学立校时，尊崇“四种精神”——革命、牺牲、创造和合作，这与郭沫若昂首天外的诗句、振聋发聩的声调不谋而合，郭沫若沉浸在这种呐喊革命与创造的自由氛围中。

早在一九二四年冬，郭沫若就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由日文译成中文。在书中，河上肇通过对原始资本积累与增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等方面的阐释，大体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主要特征，并提出马克思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根本……河上肇否定社会改良，支持以政党组织工人革命的方式反抗资本家。郭沫若通过此次翻译，系统阅读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翻译过程中，他常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英、德、俄文本，与译出的日文对照，从而阅读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说：

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

翻译完成，郭沫若“凿死了”思想上的“混沌”，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作为一种科学信仰为他所完全接受，他彻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在校园里，在课堂上，郭沫若身体力行，积极宣扬马克思主义，他的热情也感染了包括郭大力在内的很多大夏大学的学生。

有趣的是，教书期间，郭沫若制订了一个翻译《资本论》全文的“五年计划”。旁人劝他说，实现计划难比登天，会耗尽一个人的全部时间和心血，日本的哲学家高畠素之就因花费十年时间把《资本论》译成日文，结果积劳成疾而亡。但郭沫若力排众议，他说：“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资本论》全文的出版需要出版社支持，郭沫若想到了大本营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印书馆担忧的是，《资本论》篇幅宏大，又是左翼书籍，国民党肯定不会不管不问，政治和经济上恐怕都难以承受，随即婉拒了他。

如果说郭沫若对郭大力的影响是间接的、精神层面的，那么李石岑作为郭大力哲学上的授业恩师，对他翻译《资本论》的影响和介入，则是直接的、全方位的。早在日本东京高等学校留学时，李石岑便与李大钊联合倡导，成立留日学生总会，推动反日爱国运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他还与后来翻译《资本论》的陈启修成立“丙辰学社”（后改名为“中华学艺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大夏大学初创之始，李石岑与邵力子等被王伯群聘为教授，主讲哲学、哲学趋势等课程。李石岑善演讲，哲学课上，他围绕着人生问题，从教育、哲学、宗教、科学等不同层面阐述观点和体悟，尤其对如何会通东西文化、如何将中国传统经验融入现代社会，发表了许多独到的看法。他对西方近代哲学、心理学乃至科学无不了如指掌，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还有尼采、罗素等，无不信手拈来，其中又注入了他采撷中国经验的观照与理解，使人听来趣味盎然。多年在欧洲游历的经历，让他的讲述充满了体验感与真实性，引经据典的同时，丝毫没有冬烘气。在欧洲，李石岑系统研读了从赫拉克利特到费尔巴哈的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著作，也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当他在法国、德国看到资本主义繁荣的虚假本质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李石岑的渊博和侃侃而谈，令坐在教室里的郭大力如痴如醉，他也想像面前的老师一样，成为学富五车的人，同时对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有着自己的体验、批判和观照。李石岑对郭大力这个勤奋好学的好苗子也很看好，私下里，两人有了更多的切磋和交流。

一九三〇年，李石岑出版了讲述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普罗泰哥拉和德谟克里特哲学思想的著作《希腊三大哲学家》。被恩师看中，郭大力衔命为书作序。

可惜的是，天妒英才，一九三四年十月，李石岑因病早逝。去世的前一年三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他还顶着反动派残酷镇压的压力，宣讲《科学的社会主义哲学》。需知在白色恐怖年代的上海，公开宣讲左翼思想，尤其是随身携带文章原文演讲，是极其危险的举动，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牢狱之灾。李石岑并不惧怕，他是真正以“行动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九三六年，李石岑逝世两年后，郭大力与他合作翻译的研究唯物主义历史的著作《唯物主义史》，在中国书局刊布出版。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郭大力已经在心底做好了万全准备，要把《资本论》这部皇皇巨著完整地翻译和介绍给中国人民。这时候，江西老家“好消息”传来，为他的翻译点燃了关键的“一炮”。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年六月底，国民党派遣大批军队驻扎江西万安，企图“清剿”共产党员。万安县地处赣江上游，离郭大力的出生地南康县仅百余公里。八月下旬，中共万安县委决定发起一场暴动，收复被国民党占领的万安县城，进而促合江西与湖南革命力量的联动。十月，中共万安县委负责人曾天宇，在罗塘至善小学一栋两层砖木小楼主持召开了全县党代表大会。会上，大家热烈讨论着，如何发动暴动、如何攻打县城、购买武器的经费哪里来……会后，万安各地积极训练骨干和新兵，并把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农民组织起来，以配合党团员骨干编队，准备万箭齐发，夺取万安县城。万安东乡兰田地区、南乡良口地区、西乡罗塘地区、北乡窑头地区也分别成立了武装组织，随时准备策应。

队伍蓄势待发，仗就要开打了。曾天宇忽然发现，枪支弹药根本不够，这时候上哪儿去找？混乱之中，曾天宇心生一计，他把农民军编排成三人小组，分散到周边邻县，收缴国民党保安团的枪支。为了不打草惊蛇，农民军小组队员们乔装改扮成小商贩，以做买卖为借口，把国民党保安团成员引入事先设下的埋伏圈，然后再来个瓮中捉鳖。用这种方式，队伍先后在泰和等地收缴了两百多支枪，又自己动手，制造了土枪土炮。枪缴来了，还差弹药。农民军收集了大批制造弹药的原材料。周边民众也被动员，把家里的破锅碎铁都集中到农民军手中。随后，队伍在罗塘、武术、良口、窑头等地，建起了兵工厂和硫黄厂，短时间内，梭标、火枪、土手枪、松炮等武器装备从厂里鱼贯而出。

攻城的战役打响了！两万五千余名农民军分三路纵队，从四面八方逼近县城，只等待参谋部一声令下，就直捣黄龙，发起总攻。二十日拂晓时分，号声四起，枪炮齐鸣。不一会儿，战场上硝烟弥漫，火光四射。步枪队、鸟枪队、松炮队集中火力，摧垮了城外工事，把敌人逼进城内；大刀队、梭标队、楼梯队登上城门，杀声震天。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敌人纠集强大的火力，几个主火力吐出疯狂的火舌，农民军实在难以招架，第一次攻城以失败告终。然而，农民军并未气馁，根据参谋部指挥，他们制作了更多土枪土炮，先后又发动了两次进攻。虽然没有攻下县城敌营总部，但顽强的战斗力已让敌军陷入了恐慌。得知三攻万安未果后，身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立即派人送来书信：万安负责同志……风闻万安工作同志热情甚高，甚为钦佩。但闻几度攻城未下，是否要派些武装去协助，希望复函详答。

曾天宇详细研究了战况，给毛泽东回了信。信中告知无须专门调派武装力量至万安，让部队直接攻打遂川县城，可以从侧面减轻万安压力。毛泽东接信，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率部占领了遂川县城，并于两天后复信：我工农革命军一月五日已占领遂川县城。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万安县委再次部署兵力，增加了以共产党员张芳惠为领导的良口农民军，作为第四纵队，主攻县城南门，警戒水上潜逃的敌军。两天后，农民军和协战群众共四万余人，浩浩荡荡地向县城进军。驻城守敌刘士毅慑于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民军军威壮阔，带亲众弃城而逃，万安县城被攻下。

万安暴动成功了！霹雳一声天地惊，电闪云翻风雨骤。一时间，胜利的消息传遍四方，震惊全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曾天宇在万安县城东门沙洲上召开万人大会，大声宣布：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江西省第一个红色政权，给大革命失败后处于革命低潮期的江西革命斗争，注入了极大的信心与动能。《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记载：

它（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不但是万安工农革命胜利的产儿，而且是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为江西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苏维埃革命的局面。

在家乡，革命斗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红色政权的建立……这些沉甸甸的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郭大力耳朵里。身在大都市上海，郭大力仿佛经历了一次梦游，在梦中，他回到了那个生养他的小乡村，又看到了爱发脾气的章江水，还有江边成片成片豆腐块状的农田，和终日在田地里挥洒汗水的父老乡亲。为了他们将来能够幸福健康地生活，为了鼓舞革命士气，他一定要翻译好《资本论》。多年后，在回顾自己翻译《资本论》的“初心”时，郭大力说：

我译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

二

翻译《资本论》，又不是上街打瓶酱油，哪那么容易。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花了四十年时间，读过一千五百多种文献，其中直接引用的文献达八百多种，涉及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

在大夏大学读书时，郭大力就知道，当时国内《资本论》有德文和日文两个版本，但自己没有直接阅读的能力，对着《资本论》原文，只能望洋兴叹。一天，他在书店闲逛，发现竟然有卖英文版的《资本论》，立刻喜上眉梢，心里暗自叫好：“英文我能读啊！”但当看到书的售价时，喜悦的心情又一次被价格打败。回校以后，他茶饭不思，一心只惦记着怎样才能将那套《资本论》收入囊中。郭大力省吃俭用，终于攒够了买书的钱。当从书店扛回《资本论》的时候，他觉得路上的鸟叫得都比往日里悦耳。展卷阅读，他立即被《资本论》的条分缕析和博大精深所吸引。

不久，即将毕业的郭大力面临以后道路的选择。那时候，很多进步青年都把求解革命药方的目光投向日本，郭大力也想像学校的郭沫若教授和李石岑教授一样，负笈日本。他给身在老家的父亲写信，表达了想法。接到信后，父亲一度陷入沉思。此时国际国内局势都很复杂，东渡日本求学是否安全可靠？再者说，留学所需不菲，家里能负担得起吗？为了求解，父亲写信给李石岑，想听听儿子最亲近的老师的建议。李石岑回信说：郭符合留学日本的条件，但从经济能力考量，不宜贸然东渡。郭大力知道后，留学日本的想法也就只好作罢。那时候，正好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推荐郑通和教授接替自己执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趁此契机，郭大力被聘为上海中学教师，教了一段时间书，但临到快放寒假时，涉嫌对学生进行“赤化宣传”，被学校解聘。

读书人也会为五斗米折腰。丢了饭碗，生活失去着落，吃完一顿，下一顿饭哪来？郭大力在街头踱着步，懊丧至极。接近年关，各家小开和姨太太们纷纷出动，到商店里抢购年货。他们一面跟老板伙计狠狠地杀价，一面对着身后的随从和脚夫抱怨，如今这日子是一年不如一年。本来，大学毕业，又值春节，该回乡去看看年迈的双亲。可是，家乡是红色根据地，国民党已经断绝了赤白之间的交通往来。从上海到赣南，得绕道香港、广州，路途遥遥，当下粒米勺水都成问题，自己又哪来多余的钱支付路费呢？郭大力心想：上海生活成本太高，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极其严酷，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自己就被当局扣押起来，锒铛入狱，那翻译《资本论》的雄心壮志，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不行，上海肯定不是久留的理想之地，自己一定要走，去一个生活轻松、环境安全的地方，才有可能把书翻译好。一九二八年一月，郭大力坐上晚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驶去。

在历代文人眼里，杭州始终是一个休闲隐居的胜地。那时候，在繁荣富庶的东南中国，与上海的大红大紫相比，杭州没那么锋利，没那么耀眼，像冷冷淡淡的青绿，进退有据，容止可观，人们在此柔软又飘飘然地生活着。政客文人想要兼济天下，便去上海搏命，经历一番沉浮俯仰，便视富贵如草芥，将积攒起的疲惫和绝望、失意和消沉，轻悄悄地放置在西子湖畔发酵，然后带着烟霞山月里的一口仙气，折返喧嚷的黄浦江畔，继续含光混世，纵横沧海。

郭大力迈着沉重的步子，沿西湖边走。冬装未卸的西湖，游人稀少，他们三三两两，不成气候，欣赏着西湖寂寞的演出。郭大力把目光投向湖面，结着薄冰的西子湖，像一面巨大的反光镜，把自己的愁容照了个通透。忽然，他注意到不远处有一枝枝茎骨，擎着一朵朵枯黄垂败的莲蓬，借着冬日的余晖，倒映在寒塘之中。凉风吹过，纤细的枯梗虽多，却并不缠绕交错，而是各自挺拔成硬瘦的线条，不为风势所动。待风再强些，枯梗就承受不住，折断栽入水中，伴着破碎的荷叶一齐零落在池塘里。这一池残荷被整个冬季一沓沓的雪和一层层的凉覆盖过，如今在无人的野渡溅落成一派铮铮然的风景。虽是颓枝败叶，但不堕污泥，清风透骨，甘愿与寒水共舞。它们以群体的方式在寒冷的冬天相互聚集着、依偎着，但又自成一格，不蔓不枝，用浑身唯剩的枝干，托举着枯萎的莲蓬，像托举着一颗金黄色的头颅，向着太阳的方向集体站立，期待夜幕深重后来日一缕渺茫的曙色。郭大力凝视良久，风吹得更紧了，他缩了缩脖子，收紧袖口，向着大佛寺走去。

早在上海就有同学告诉郭大力，在杭州西湖宝石山南麓半山腰，有个大佛寺算是好去处。大佛寺来头不小。据说，两千年前的杭州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秦始皇东巡到会稽祭大禹，经过钱塘，突遇滔天巨浪，行船不能前进，泊船无处可去。队伍中有人看见岛屿上有一大块石柱，柱身高大粗壮，肯定是上天安排的系船地。秦始皇命船停泊过去，这里也就成为秦始皇的停船系缆之地。北宋年间，妙行寺僧人思净，雕石柱为佛骨，于是一尊巨大的弥勒佛半身像呈现在世间。面向西湖的大佛，高八米，宽十米，颇有普度众生之意。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三次来到大佛寺，并留下御碑。原弥勒院墙外壁，仍可见到诗碑及碑座上的“乾隆”“古稀天子之宝”等印章。民国时期，寺庙僧人零落，香火萧条，一些失业青年和穷学生慢慢来此栖身，只要交付少许饭金，便可住有所居，勉强温饱。

告别成群的枯荷，郭大力转过几条小径，爬过几段有台阶的山路，来到大佛寺跟前。破败的佛像、简陋的庭院、零落的僧人、萧条的香火，还没来得及歇歇脚，大佛寺就以这番模样欢迎他的到来。“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古寺还能保持这样，很不容易了。”郭大力在心里说。他走进寺院，四处张望，忽发现寺东面有一尊硕大的石头，远看就像一位大佛的后脑勺。寺中还栽种着一棵大银杏树，看上去像是一棵百年古树，只不过寒风早将金黄的树叶吹得一干二净，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矗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郭大力走上前摸了摸古树粗粝的外皮，随即回过头向西湖方向望去。断桥、苏堤、残荷，还有西湖在冬日中略带蓝色的碧波，一一呈现在他眼前。他有些兴奋，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看来上海的同学所言非虚，大佛寺的确是一个读书翻译的好地方，自己准备在此安营扎寨，仔细研读《资本论》，并把它译成中文。他向僧人租了一间客舍，住了下来。

在上海读英文版的《资本论》时，郭大力就被其“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法则”所折服。夜晚房里的油灯散发出青荧的光泽，郭大力想，自己从江西到厦门，再从厦门至上海，如今又辗转流落到杭州的一间古寺里暂时栖身。失业的痛苦、生活的艰辛、革命初露曙光的欢欣、家乡双亲的惦念……此时此刻，人生的各种遭际、各番心绪一齐涌上心头，翻江倒海。现在居然在唯心主义的殿堂，从事唯物主义的事业，人生真是何其讽刺哀哉。他一转念又想，自己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正在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中国，太需要《资本论》这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著作。跟完成这个事业相比，眼前这点儿磨难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郭大力长吁一口气，摊开稿纸，写下“资本论”三个大字。

半年多后，郭大力总算根据英译本，尝试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看着十分不成熟的译本，他忧心忡忡。这里每一个字虽然都是出自自己笔下，但它们排列组合后，却变得乖张、粗粝，有些地方甚至稀里糊涂，毫无逻辑和美感可言。他知道，翻译《资本论》不容易，自己第一次吃螃蟹，肯定缺乏经验。《资本论》博大精深，自己理论修养不足，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不够熟悉，很多地方译得没有逻辑，驴唇不对马嘴，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九三八年八月，郭大力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译者跋”中写道：“在一个寺院内着手翻译这部书，虽然表示一个滑稽的对照，但到现在还使我感到心悸的，倒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一件事。在那时，我对这个大理论从以出发的古典派经济学，且也为这个大理论的主要批判对象的古典经济学，还是连初步的认识还没有。”

磨刀不误砍柴工，七次量衣一次裁。经过深思熟虑，郭大力决定暂时放下《资本论》的翻译，他要集中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自学德文，还要对照地研读《资本论》的批判对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作。

翻译虽然中止，但就在大佛寺内，郭大力与终生挚友、翻译事业上的伙伴王亚南相遇相知。一天清晨，西子湖畔冷风飕飕，通往孤山的路上人烟稀少，显得冷冷清清。一株老梅结着几朵孤独的淡粉色花骨朵，在寒风中耸立着。郭大力背倚树干，埋头读着《资本论》。他的世界安静极了，仿佛只有翻动书页的簌簌声，偶尔一两朵轻柔的雪花落于鼻尖，他也不以为意，连眼睛也不抬。忽然，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走来一位年轻人，他一面伸伸胳膊踢踢腿，一面环顾四周风景，悠闲自在。等走到郭大力跟前的时候，年轻人吃了一惊，心下想居然也有人跟我一样，大冷天的在西湖边喝西北风。他仔细一瞧，郭大力手里捧着书在读，封面写着“CAPITAL（资本论）”，他更为吃惊了，连忙走上前去问：“阁下是在读《资本论》？”郭大力愣了下神，看着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来者，说：“你也对《资本论》感兴趣啊！”

两人寒暄起来，各自报了家门。原来年轻人名叫王亚南，湖北人，大学毕业后无处谋职，就投身军旅，赴长沙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教导团政治教员。等到蒋、汪叛变革命，他愤然离开军队，流落上海。几番折腾，生计也无着落，上海的工作更是不好找，于是一个人又辗转至大佛寺，想借着此处的幽静，写小说赚点儿稿费，讨口饭吃。

郭大力听完王亚南的讲述，心中顿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咱们是同病相怜啊。”说完，又把自己如何求学工作、如何想要翻译《资本论》的故事，一股脑儿地倒给了王亚南。郭大力说：“当前，我们想要改造旧社会，挽救民族的危亡，就必须把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都团结起来，采取共同行动，首先实现经济制度的变革。行动需要宗旨，需要思想的指引。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是照亮当下中国的一盏明灯，《资本论》更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最丰厚的一部。让身边的工人、农民、黄包车夫、商贩、学生都能读懂弄通《资本论》，翻译是第一步啊。没有这第一步，哪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呢？”

王亚南听完郭大力的话，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实在没有料到，眼前这个比他还要小几岁的文弱书生，竟会讲出这么一番叫人热血沸腾的道理。而且，这道理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海市蜃楼，而是有着切切实实的实现途径。王亚南这段时间小说写得很不顺畅，本就烦闷，他拉住郭大力的手说：“可否将译稿借我一阅？”就这样，在青灯古寺里，在大银杏树下，在杭州西子湖畔，在革命前途渐渐迎来曙光之际，王亚南通读了郭大力的翻译稿。王亚南心里有了底，郭大力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他的翻译功底很深，一定能够实现翻译全本《资本论》的夙愿。郭大力见王亚南读得投入、认真，时不时嘴里还冒出“妙啊”“翻得好啊”之类的夸赞，他轻轻地凑近，小声问：“我们一起研究翻译《资本论》，如何？”王亚南放下译稿，定睛看着郭大力，回答说：“好！”他的口吻深沉，神情坚定。后来，王亚南回忆说：

由于大佛寺古庙中认识了郭大力，我专攻经济理论的信心因以巩固，我终身从事的学术工作的志愿因以确立。我们商定，在十年内合译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约翰·穆勒和马克思的五部经济名著。我们表示，把翻译前四位大经济学者的著作，作为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准备。

三

大佛寺毕竟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二八年秋，王亚南经友人资助，东渡日本，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同年底，在上海的同学为郭大力觅得一份在大夏中学讲授伦理学的教职，郭大力便回到上海赴任，业余自修德语并钻研西方政治经济学。二人共同为未竟的事业积蓄着力量。

两人合作翻译的首部经济学著作，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提出的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规律，商品的相对国内价值决定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必要劳动量，利润与工资是互成反比例而变化等理论的科学成分，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但这部书篇幅宏大，文字晦涩，编次杂乱，理论抽象，由三十二篇没有章法的论文汇聚在一起，给翻译带来不小的麻烦。两人认真细致地反复推敲。郭大力后来回忆说：

第一次按字逐句的直译，使我们不大满意。在这种直译失败之下，才在可能的范围内，采用意译的方法，修改多次，每次增减几个不重要的字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学术界好评袭来。有人称赞说：“很晦涩不易译的古典经济学的名著，而他们译得那样忠实透辟。”

有了成功经验，二人开始第二次合译——翻译英国著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书一七七六年就在英国出版发行并风行一时，真正为中国人所知要到一八七七年。这一年，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与在此考察财政的日本三井财阀高级顾问井上馨等讨论“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时，曾提到该书。副使刘锡鸿在出使笔记中称此书“书言丰裕其国之道”，但“难于翻译，非习英文者不能阅”。直到一九〇一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为开启民智，振衰起弱，把这部书用文言文译成《原富》，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严复的译本对原书略作删节，同时加入很多按语，足有三百多条计六万多字。这种“翻译”方法，与其说是在如实“翻译”，不如说严复是借着“翻译”之名，阐发他对亚当·斯密学说的认识，“翻译”过程存在对原著的改写甚至是扭曲。语言方面，为了彰显学问深厚，严复专从中国古代典籍中翻箱倒柜，寻找合适的词语。比如，将资本（capital） 译为“母财”，自由贸易（free trade）译为“大通商法”，原料（raw material） 译作“生货”，制成品（manufactured goods） 译作“熟货”，银行（bank） 译为“版克”，货币（money） 译成“泉币”，工资（wages） 译为“庸”，利润（profits） 译为“赢”等。这些译法，让普通读者理解，只能起到对牛弹琴的效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留日学生纷纷要求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王亚南也在其中。不久他便愤然离日，回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做翻译。为了使读者了解该书的真实面貌，二人决心重译该书，并将书名改为《国富论》。郭大力在出版译者序中写道：

这部书，绝不是难读的。但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却感到一种困难，那就是有些名词的意义颇为含混……（与王亚南——引者注）随时互相商量；译成之后，又交换审查了一遍。

随后，郭大力又独自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比如依利的《经济学大纲》、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自传》和《经济学原理》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翻译了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著作《唯物史论》，以他和老师李石岑两人的名义，于一九三六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翻译多了，手练熟了，新兵便成了老兵。无论是德文水平，还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理解，郭大力觉得，自己都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心底那个悸动的声音再次响起，重译《资本论》的时刻到了。

那时候，郭大力住在真如火车站附近。真如站二十世纪初建成，是个四等客货小站，仅设有简易的票房、候车室、站台等，来往旅客也不多，四周皆为农田和村宅。真如镇境内河道纵横，桃浦河自北而南纵贯全镇，河两岸有无数支河横浜，一条条、一段段、一道道分岔开去，像是密密叠叠的蜘蛛网般，连缀成一套精密对称的几何结构。村子大面积被树林覆盖，蓊蓊郁郁。春夏之际，树枝在微风里颤抖，连带着绿叶也在空气中荡漾，远眺过去，像是迅疾的闪电，也像是凝碧的波痕。阳光透过翠绿的林荫照下来，若隐若现的光斑照射在地面，给热浪翻滚的夏天倒增添了几分阴凉和静谧。到了冬季雪后，皑皑白雪覆盖着树林，视线里又换作一片琼林玉树，那就是另一番风情与韵味了。郭大力把家安在此地，一来为了自己和妻子到学校近，二来此地环境闲适安宁，也好静下心来做翻译。

郭大力、王亚南翻译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订过的最新德文版，并参照了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王亚南住在市区法租界，郭大力为了与他讨论翻译，时常在真如和法租界两地间往返。此时，北京和上海已经分别出版过《资本论》的相关译稿。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原教授陈启修，在日本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一九三〇年三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这是在中国发行的第一个《资本论》中译本。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潘冬舟，接续陈启修的工作，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由东亚书局分别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巴黎大学留学生侯外庐和北京大学学生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译者署名为玉枢、右铭，出版社是北平世界名著译社。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吴半农、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千家驹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出版资助，两人互相校对译稿。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于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些译本虽都不是全译本，但众人竞相翻译《资本论》，足以证明《资本论》对当时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

郭大力设想，能不能将《资本论》交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为此，他几度到两家出版社接洽。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政治高压愈演愈烈，出版这样一部大部头的左翼书籍，对出版社而言可谓是顶着天大的压力。郭大力当时刚刚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孩子在家嗷嗷待哺，他不得不常常靠“爬格子”、写些应时的文章、翻译些其他著作，换一些稿酬维持生计。《资本论》的翻译就像是风中的烛光，时明时灭，时译时停，两家出版社也就都没有应承郭大力的心愿。不久，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听说有个青年在询问哪家出版社能出版《资本论》，倒是起了兴趣。但张静庐与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谈及此事时，却被邵力子泼了冷水，他说：“我本人没有意见，但看你送审是否能够通过，这我就无法保证了。”听完，张静庐瞬时心里没了底，出版也就作罢。

郭大力锁着眉头，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资本论》就算再伟大，中国的革命就算再需要《资本论》的指引，自己翻译得就算再勤苦，终究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读者和广大的人民根本读不到。就像一个大厨备好了鸡鸭鱼肉、生猛海鲜，准备大显身手，炮制一餐华美宴席，结果发现灶里点不着火，那自己整天忙碌地翻译，又是为何呢？越想越沮丧，越想也越伤心，郭大力像是走入了迷宫，站立在一个点位上不停打转，转来转去还是待在原地，只有徘徊与叹息。即便如此，到了一九三六年底，郭大力和王亚南还是凭着信念将《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部分重新译好，并译完了第三卷的前半部分。

所有的山穷水尽，都蕴藏着峰回路转的可能。正当郭大力处于无路可走的焦灼时，好消息传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了解到郭大力正在翻译全本的《资本论》，安排我党直接领导的、设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法租界的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予以出版支持。而在中间牵线搭桥的，正是郭大力的江西老乡，后来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

南昌起义失败后，夏征农来到上海，在《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首位翻译者、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的支持下，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在复旦大学文科执教的大师、名师，如璀璨群星。郑振铎、洪深、谢六逸、傅东华、周予同……在一位位大师的熏陶下，夏征农一边参加革命，一边写东西。一次，在闸北区委组织的飞行集会上，夏征农被国民党作为嫌疑犯逮捕，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监房里，铁栅大门锁住了他的身体，却锁不住他心向革命的灵魂。囚室外壁设有小高窗，白天日光照进来，到了夜晚，一壁设有一个灯洞，待夜灯亮起，相邻两个牢房共用。就是借着这些微弱的光亮，夏征农在狱中读了《国家与革命》《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参与领导了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绝食斗争。大院门口，矗立着一座大青石，被抓捕入狱的革命志士在这里被戴上脚镣，双脚只能半步半步地挪动，大家就称之为“半步镣”。彭湃、杨殷等烈士戴着“半步镣”英勇就义的情形，夏征农都看在眼里。这段经历，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启蒙。等到一九三〇年三月，由我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夏征农毫不犹豫地加入，负责编辑《春光》《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

一九三三年秋，夏征农以夏子美的名字，到李公朴主持的《申报》量才流通图书馆工作。图书馆设读书指导部，由夏征农、艾思奇、柳湜三人负责。夏征农是从南昌大革命前线转移到上海的，主要负责文学；艾思奇从东京留学归国，负责哲学；柳湜自长沙前线经由江苏转移来，负责社会科学。图书馆登记在案的读者，年龄多在十六岁到二十五岁。其中既有公司职员这样初等识字的人，也有零售商铺的店员、帮工、学徒和报社校对、电话接线员、学校清洁工等底层职员。三人和陈望道、钱亦石、沈志远、薛暮桥、胡绳等进步青年一道，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与读者通信笔谈。

后来，这些连载的内容成为《大众哲学》《街头讲话》《如何自学文学》《社会常识读本》系列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通俗读物，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城市普通民众中的一波传播热潮，成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一九三六年二月，在《读书生活》杂志的基础上，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斜桥弄开张。就在这个阶段，夏征农得知有两位年轻人正在翻译《资本论》，其中一位叫郭大力的，还是江西老乡。夏征农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联系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后来，夏征农回忆说：

直到他（李公朴）被捕入狱，我同他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已经成了一个略具规模的出版机关。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中国第一次出版的《资本论》，就是由我介绍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事实上，读书生活出版社早在成立之初，三位负责人——黄洛峰、郑易里、艾思奇就制订了一个长远的出版计划，第一条就是出版《资本论》全译本。可是这样一部艰深的大部头，德文原版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九四年间陆续出版后，目前中文译本只出版过第一卷，谁来翻译呢？他们也发愁。没想到“愁上加愁”的时候，竟然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解“愁”，三人都有些喜出望外。出版社由艾思奇作为代表，与郭大力签订翻译和出版合同。合同细则由负责全社运营管理的经理黄洛峰拟定。每月由出版社支付郭大力、王亚南各八十元预付版税。为了使版税不受日常业务资金周转影响，出版社特意拿出两千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供支付译者预付版税之用。单立账户的设立，占用全社资金近半，黄洛峰宁可在其他方面紧缩开支，也不愿失信于勤劳的译者和一心盼望读到《资本论》的读者。他动员全社人员，不论外头的大气候怎样恶劣、社里的小环境如何艰难，出版社上下都要想到一处，干到一处，保证《资本论》全译本的顺利翻译和出版。如此力度的支持，让原本找不到出版下家的郭大力和王亚南都有些受宠若惊，随即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一度进展飞快。

正当众人被大好形势点燃了雄心壮志、准备大展身手之际，日军侵华的战火烧到了上海，烧到了这批革命青年的眼前。战事虽起，但翻译《资本论》也不能耽搁。大家开会决定，将出版社西迁至武汉，留郑易里在租界，继续等候郭大力、王亚南的译稿。黄洛峰离开上海前，和郑易里一同向二人保证，《资本论》的出版方案要继续执行，不会改动。

出版方将翻译出版《资本论》，视有千钧之重，这让郭大力心里的责任多了何止一分半分。责任多了，压力也随之而来。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不长眼睛的炮弹在街市上横行，这偌大的上海滩，哪里能容得下一支安静翻译的笔？考虑再三，他将已经翻完的第一卷译稿交给出版社，就带全家撤回了江西老家，继续翻译后两卷。出版社特地派人陪护他绕道香港，平安抵达，每月的生活费也按时寄到。王亚南也由香港转至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会委员。其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王亚南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与邓颖超同志在一起办公，其间也继续参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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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