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耳，一九九二年生于广东湛江，编过杂志，做过媒体，策过展。出版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曾获第六届泼先生奖、第三届“《钟山》之星”文学奖。 番石榴飞艇（节选） 索 耳 上 我阿嬷过身的三个月前留有一张珍贵影像，彼时她正在六妗奶小女儿的婚宴上，已是饭后闲坐倾偈的环节，日影稍斜，桌上堆积的豉油鸡骨温度渐渐散去，也不知是谁掏出了相机，合影者有我阿爸、细叔和她形影不离的护工阿真。阿嬷坐在轮椅上，位于前排中央，双腿肥肿的关节如钢架上凭空生出的蘑菇，患过白内障的瞳仁因吃惊收缩，显出一种不太平常的褐绿色，紧紧固定在眼眶内，似是给前方那个半径几厘米的黑孔吸走了所有神采。我甚至不确定，是否还在别处碰到过类似的眼神，也许是小时候在商贸大楼里见过的玩具熊的塑料眼，以及二○○七年采访过的一位上过战场的老兵，其讲话时脸部肌肉牵扯得一弹一弹的义眼，又或是夜间在郊外开车漫游时被车灯照射的小动物的眼睛。它们都有某种共通之处，即它们和我之间的凝视并不交会，正因如此，我才可发觉对方眼睛里审慎而丰富的宇宙。 把阿嬷的照片冲洗出来后，每次注视，我都不禁莞尔，因她的模样看似是近两个世纪前国人初次面对摄影术时的样子，是不安定的魂，也是预兆。七十五岁后她已接近瘫痪，两三年内皮肉俱去，缩成果核，奀嫋鬼命一般，话也越讲越少，时常静寂寂地在门外坐半日，睇住路边那条干涸的溪沟（她一定想象水在噗噗流），也听到蕉林和蔗园的风向南吹。她的话只讲给阿真听，有日，阿真慌张行过来，告诉我们说，阿嬷声称将有什么天外来客前来打救她，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又要向很远的地方飞去。我们的回应是不理会，医院给阿嬷下过判决书，阿尔茨海默病二期，她的记忆、思维自然不能和常人一般看待。阿公有时发性还叫她“癫人”，好笑的是，在我们的乡音里，“癫人”和“仙人”发音几乎一致，开头那个字都是舌尖扫过齿缝的清辅音，紧连着迷人上扬的双元音，变得更加美妙了。阿嬷每次对这样的称呼都无动于衷，或是装没听见，或是真听不见。我们也知她终是要走，不过时间长短问题，这本身也是一个可目视也可手指揉捏的时间。 谁知是阿公先行一步。每当阿嬷问起，我们便答她，阿公去隔壁裕伯家做客了，无论她问几百万次，我们也只答这句。而家里不懂事的囝仔问起，我们则是另一套说辞：阿公出门远游了，天地广阔，往北就是北京天安门，往南可到星洲食米粉。同样的，阿嬷去世后，我们所讲的这套大话得以延续——阿嬷和阿公结伴去周游世界了。然后在饭桌上顺势往囝仔的碗里夹一块鸡翼，说，世界好大个，要多食些鸡翼才可以飞那么远！其实，大话讲得多，自己都会入彀，仿佛老厝门外和裕伯家相隔的那条小巷是一个无底洞，吞噬了阿嬷的许多期望，最终连接到餐盘里鸡的腋窝深处。 食了许多鸡翼，行过各种巷道之后，回头来也才发现，自己行的不过是同一条巷道，那便是你两岁刚学会行路时所行的巷道。那时好似踩住一颗在刀尖上滚动的圆球，你松开家长的手，蹒跚向前几步，球也辘辘前滚，但前面没有边际，后面也没有，最终连近在咫尺的家长的声影也都失去，你便惊慌地喊起来。巷道，黑洞，鸡腋窝。后来无论几多次行过老厝门前，我都会想起作家爱伦·坡一八四一年在小说里提及的吞食一切的“莫斯肯旋涡”，根据海图、水手传说和私人野史，他想象了一个极具几何美学的流体模型，海浪高耸成巨墙，遍布碧绿色的泡沫，不幸的人随着破碎的船只旋转，顺着浪墙滑落至中心；甚至，爱伦·坡借人物之口说，卷入这个旋涡之前感到的并非恐惧，而是一种宿命般的求知欲，想一探里面究竟有什么。而阿公阿嬷结伴远游之后，留给我们的也是旋涡，也因本来就对他们不甚了解，回忆更加放大了这种空缺。 我只知阿嬷给我做过一年半的保姆，那时她脸已老皱。她更年轻的样貌出现在相框内，扎麻花辫、着兜裙，在一群胡弦锣钹面前以手指天，是某场文艺汇演里的高光一幕；另一张旧照里她出现在电线杆头旁边，右手扶杆，左手拿着扳手，显然在进行高空作业，扭身面向镜头的笑又如此天真，似是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宝藏；还有一张照片里她扛着锄头，赤脚行在一队女工的排头，是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她年轻时有如此丰富的分身，竟好似在不同的时空里钻出来，又不知何时起，这些分身逐一消亡，渐渐僵化成我印象里那个雷打不动又满口胡话的老人形象。照阿爸的说法，阿嬷的失语早在发病之前，那便是在某一时刻，她觉得已讲完这辈子该讲的话，把舌头吞进腹内封存，之后同我们讲话时，已是用那条隐形的舌头。我知道每当阿嬷开口，家里人望见她嘴里不断长大的黑洞，都会头疼不已，但我仍觉得真实，尤其是她的话被阿真转述以后，似带有三分口嚼泡泡糖的甜分，是八岁囝仔口齿里残留的糖及白日梦，远胜成人间讲不完的大话。 阿真是一个认真且容易紧张的妰娝仔，每早固定在树下做操，食少，话也少，话被讲出去前已在肚子里改过十遍草稿。她年纪其实比我还要大一些，但看上去好幼，二十几岁的样子。她是越南娘的三女，当年越南娘流亡到村里，和跛脚富生了两个男仔，中间回岘港探亲过一次，抛不下孩子，后来终究是回到村里，没多久又大肚子，生下阿真。因时间上有些巧合，跛脚富总疑心阿真是越南那边的野种，对阿真自小就恶劣。阿真脑后有一个下凹的疤痕，摸上去似果皮表面的暗沟，便是跛脚富留下的杰作。究其原因经过，阿真也从来不愿说，只知她以前在屋里耐不住时，会来找我阿嬷庇护。这件事情也是阿真亲口告诉我才知道，在雇佣关系之外竟然还有这层远古的渊源。阿真向我描述和阿嬷的初次见面时，我们刚刚送别阿嬷的肉身不久（她干瘪的骨架嗖的一下随风化成了一股烟）。阿真的话也如这有形的风，由耳入脑，在窍内停留了许久才出来。她说当年离家出走，却在山里荡失路，她不过八九岁，个子还不如青木瓜树的一半，整座山丘却全和她作对，她感到疲饿就在路边哭，越哭，暗暝就来得越快。这时阿嬷就突然出现了，穿着一身黑衫裤，衬得手臂银镯闪闪发光，仿似天上掉下来的。阿嬷问了她几句，认得她是越南娘家的阿真，就叫她跟在身后。 阿嬷本来是去山里摘野果的，也分她一个，是红心的番石榴，鹅蛋大小，咬一口软绵绵的，香甜，还有沙沙磨牙的细小籽粒，那也是她至今食过的最好食的水果。她又向阿嬷要了一个，拿在手里，路上却滑了一跤，番石榴顺着坡不知滚落到哪里去了。阿真懊恼不已，阿嬷却说自己看得明明白白，番石榴是在给她们指路呢。果然，她们行不多时，又在石头旁边发现了它。阿嬷叫她捡起来再掷，她依言照做把它掷出去，于是她们跟着那颗番石榴行出了山，直至回到村里、家门口，那颗脏兮兮的番石榴还躺在地上，显得好得意个样。她便改变主意不出走了，不只是因为那颗番石榴，更是因为阿嬷比那颗引路的番石榴还要神秘十倍，又天然十分亲近，这就是不可复制的缘分，阿真信阿嬷是来打救她的，也是那个唯一的人。说实话，阿真对阿嬷的这种感觉同样令我羡慕，更令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阿嬷，她在山里摘的红心番石榴，我们几个孙子孙女亦都食过，但并未食出什么特别之处。后来她头脑不清醒时，也曾指着电视屏幕里出现的热气球，乱噏说那是番石榴。我们只当是笑话，想象那部著名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澳洲历险记里，十几位特技演员乘着几千立方米大的番石榴在大峡谷上方滑翔的奇特景象；还有德国电影《气球》里面，主人公冈特和皮特费尽心思制造了一个会飞的巨大番石榴，试图坐着它跨越柏林墙逃到另一边；更突出的是赫尔佐格的纪录片电影《白钻石》，多灵顿博士搭乘他精心研制多年的白皮番石榴，飞越圭亚那的热带丛林上空，那些蜥蜴、昆虫和雨蛙忽而放大百倍，视野被它们潮湿的皮肤和鳞甲所围困。当这些有趣的幻景一一在脑中闪现，我感觉，它们更接近于童年时被家长强迫躺上床后那些精力过剩的黏糊糊的梦想，阿嬷的梦也与此类同，当时并未引起我的重视。 阿真所讲的故事无疑起了化学反应。几日后，我又把那张合影拿出来看，果然看出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几个人身后所倚靠的那棵庭院树，就是番石榴树，甚至在后排阿真和细叔的间隔处，也只距离前排阿嬷的头顶几厘米，就有一颗硕大的绿色果实，之前竟毫无察觉。我马上找到保存在电脑里的数码原图，在屏幕上它显得更大只了。我把它所在的区域圈出来，继续放大，直至令它超过整个屏幕，精密的像素也变成棱角分明的方块，超越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硬边主义艺术的绘画，然后我发现果皮的阴影和暗斑也超出了此前顽固的视域，渐渐显现出来。那其实是某种地图，果皮的暗凹处表示盆地，凸起的青绿色反光处伴随着山岭和谷地、茂密的森林，黑色纹路是河，深色的大片阴影是海，海把界线向四周推去，推出大陆的轮廓。我反复观看，总觉得这片地图似曾相识，肯定在某处见过，现实中也一定能找到对应的地点。不知为何，我就是有这份确信，同时也为找到这地图而沾沾自喜，似乎它所指的地域也已归我所有。 这隐秘的契约早写在了番石榴的表皮上，四年前我在汕头深澳一带做田野调查，亲眼见识过飓风从紧密排列的渔船桅杆尖扫过，走入海中，半空中乌黑的云带也被其牵下，以肉眼可见的恒定速度旋转，搅动海浪，继而像尺蠖般在水中匍匐水平前进，汇入远海青灰色的洋流。后来采访到一位李姓的岛民，他肚里叫苦，认为那次飓风侵犯了他的海田。在这个岛村，每户都有一块海田，现实里并无什么具体界线，但他们内心都很清楚哪片海域是自己的、哪片是别人的、哪片是公共的，精确到毫厘。因他们和这片海朝夕相伴了几十年，海图已从心底长出来，而这无形的图纸也将一代代传下去。同样的道理，阿嬷也许早发现了番石榴地图，也通过某种方式传给了我。这最终会引向什么？阿真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她是否也知道地图的存在？她每次讲话时，脑袋总不自觉向左前倾，露出头顶右侧的发旋，它卷起一头浓密的黑色波浪，在波浪底下还有凹陷的海沟，我每次总能一眼辨认出它的位置，并回想起很多年前，她让幼小的我触碰那道疤痕时，从指尖传过来的神奇触感。她的脑袋上是否还藏了更多的疤痕？我不忍再往下想。 三个月后的春节年例聚会，我阿爸在祠堂早早祭了祖，提了香烛烧酒和装鸡的贡篮回来，偶遇村西的采玉奶。两人聊了一路，围绕阿嬷的话题仍未尽兴，阿爸便把她请进厝里做客，招呼我们拿些橙子和米饼出来招待。她是阿嬷的密友，年纪和阿嬷差不了几岁，却是身子硬朗、头脑灵活，讲起阿嬷时不住地可惜。她是不上学不认字，阿嬷却是自小上私塾，后来上了女子学校，俨然是有文化的高才生，谁料晚年得了这糊涂的病，连亲人朋友也不认得。采玉奶那日相当健谈，讲了许多我们从未听过的事情，讲阿嬷当年是如何的聪明，什么电工机械，总是自顾自地搞，一搞就会，常去镇上的糖厂修电路、单车和钟表，生产队还因此多算了阿嬷的工分，令她不必在田里做太多工。但阿嬷其实做农活也是好手，又心善，有一阵子采玉奶家里有事不能按时上工，阿嬷就早早起床，替采玉奶做她那份工，天还未光就把割好的草和罱来的泥粪偷偷放在她家门口，自己放工后还要过来帮忙，实在是个大好人。采玉奶夸起阿嬷来毫不吝啬，她们的交往跨越近半个世纪，可讲的东西太多，而谈话的能指终究有限，也很难顾及那些确实发生过却不被讲述者理解和消化的事物。 一九六八年秋天，阿嬷用镇上遭毁的教堂的梁木和老自鸣钟的零件，重做了一个新的挂钟，巴掌宽，称得上小巧玲珑，分针每走完十二圈，就自动后退同样的圈数，时针也跟着逆转。阿嬷将其当作礼物送给采玉奶，采玉奶虽收下，却觉得这挂钟古怪，也不方便，就从来没有使用过，还道这块笨重的木头，还不如一个馒头。这是实话。闹粮荒的两年，有人甚至把村里那棵老波罗蜜树的叶子都摘光。有一回阿嬷和采玉奶结伴从田里担完秆，又去山里寻些野菇拾回去，山路走到一半已经饿得眼花花，胃痛也发作。她们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日头已落山，山风追赶她们的速度更快，在不间断的寒战中她们望到极远处黄黚黚的天色，霞光、云雾和暗暝相互扭斗在一起，谁也压不住谁，却也似千军万马的血战。这时阿嬷突然开口问采玉奶有没有看过飞机，后者回答说看过，那是日本人的飞机，很小的时候被大人抱起来，对着半空中那只轰鸣的蚊子指认过。阿嬷接口说，日本人的飞机可不是救人的，她想说的是一种救人的飞机，或是飞艇，或是某种在天上飞的东西。采玉奶当时以为阿嬷是饿戆了，但阿嬷头头是道地讲下去，讲她自小听祖辈讲，她的某个远祖发明过会飞的机器，还乘坐它四处救人救灾。她一直信这是真事，不是什么哄小孩的大话，几十年来碰到什么难挨的事，只要想起这个远祖和他的发明，就有信心挨过去。这话令采玉奶也戆了半晌，那晚她们二人在半山上等到天全暗，也没等到什么人来打救，最后还是左摸右摸下了山，回去哺喂家里饿得哇哇哭的囝仔。只是阿嬷的话在采玉奶心里留了划痕，她是没有料到阿嬷的这一面，这么聪明、有文化的人，讲起那件事时，也显得稚气如孩童，又有十足的胆。可采玉奶又暗暗地相信，阿嬷的才智和手艺说不定就是遗传于她那位祖先，这道理上说得通。 关于那位祖先的童话，阿嬷也跟子孙们讲过。这种童话是在寻找它的有缘人，听得进去的人才会接棒。阿嬷的讲述虽然张开了一张血缘网，不过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已各自把这张网的结点烧断，也就谈不上任何传承了。我阿爸就从来没有跟我提起此事。一段被早早掩埋的断片式的记忆，突然被抽出来：幼年的我躺在陈旧的铁床上，浑身被蒸腾的热气蒸熟，起了一身痱子，风扇边转边嗒嗒地响，仿佛失了魂，日头透过窗玻璃烘入地板，映出一片蒙蒙的暖光，也把狗从外面赶回来，躺在角落里拉着条长脷吁吁喘气。阿嬷侧躺在我身旁，薄衫也已被汗水浸湿，常戴的银色发箍取下在手里，哄我午睡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就教我念三字经，接着是佛号，再求祖宗护佑。看似九不搭八的几件事，我当时觉得新奇又好玩，跟着她念叨。 其实对阿嬷来讲，那些未必是她的真实信仰，也不过是从环境中习来、重复过千万遍的经验，并且经由她的口传递给孙辈时，它们就有了一种强大的亲和力，以至于后来我每次参加考试，等待考卷发下的间隙，我都会暗暗做出她教给我的某种动作，左右手各拍头顶三下，然后背过手去在身后拍三下。她曾告诉我，这样可以令神灵保佑自己，确保事情顺利。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参悟出这套仪式的，如此简单、有力、野生，不像是祖传之物，也不像是来自哪个庵堂的高人，或是墟集上的某位算花婆，更像是她的自创。 六十岁后，她经常出入各式宫庙，定时食斋、做初一十五、捐香油、烧金银纸、掷筊拍签、讨彩数、上功德册、买龟放生，她的说法是为家人求福。福若是一种可量度的有形物质，那她为我们求的福，想必三室一厅也装不下了。不过谁会嫌福气多呢，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于她的转变，我们也不觉得稀奇，人本来就是会变的，不一定都是往前变，也可能往后变，而前后也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当我们后退到许多年前，回忆起阿嬷讲过的祖先的童话，觉得字字有用，我们的认知便大大前进了一步；也好比阿嬷当年听到长辈跟她讲起这件事，这远古但其实是超前的经验，留在她的脑内，长久酝酿，最终演化成传递给我们的版本。 说来好笑，如今我们把各自的版本拿出来对照，也有一些出入，经过一番争吵、勘定，细叔的版本最为完整可信。细叔人如其名，不只是排行低，身材也细长，声喉尖，经常性扶眼镜的动作酷似一九八八年刚上综艺《连环泡》的张雨生。细叔成年后一直在广州做点生意，做了许多年，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他做什么鬼生意，我们本来不也关心。就是这么一位家族内的边缘人、以前过年回家都要被阿公在床前喝骂的“食祖公骨”，却把阿嬷的故事记得最细致。他开口时，我们所有人都坐端正了，竖起耳朵，听他一字字地讲。阿嬷的那位祖先，可能也不是内祖而是外祖，原本也不是粤西人，籍贯是佛山或开平一带，原本是孤儿，后来认一位洋人大亨做契父，自小入澳门西塾求学，继而留美，在回国途经日本的一艘船上偶然结识孙中山，被其折服，为孙走上落下，搞钱搞粮搞枪搞革命。之后的一次起义，他输得赤条条，孤身一人连夜向南逃亡，在遂溪碰到贵人打救，这才保住性命。此后他心也变淡，在遂溪安定下来，几年过去，以前的身边人都以为他已死，谁料他娶妻成家过起平凡日子。在蜜月期，他设计并制造了一艘飞艇，艇身圆碌碌，跟我们所食的番石榴差不多。夫妻二人坐上去，向西北则跨越如今的北部湾直至北海，向东南则穿过法国人的租界，从湾口进入茫茫大洋，随性飘游，好不浪漫，也成为当地人口中一奇景。有一天他们飞到一处山林，当时粤西有许多土匪，经常结帮在路旁和村里劫掠放火，那次正好被他们撞见，他们就把四处躲匪的难民救上飞艇，安置到安全的地方，获救者都当是遇上了下凡的菩萨。经过此事以后，这位祖先就常常提着枪乘坐飞艇去四处救人，救助的人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大，土匪见了那硕大的飞艇、挂在尾部给风吹得猎猎的旗子，也要悄悄地退避几分。 然后呢（所有听故事的囝仔都会饥渴地问下去）？ 这位祖先是聪明人，也不是一味动武，毕竟是闹过革命、见过大场面的人，怎么会跟土匪一般见识。土匪也有土匪的生存路子，在乱世不过是要活下去。要换人，用钱用粮都好做，他手头更是有不少生意，给土匪点拨一下，多少一块儿合作，也落下个交情。只是世上总有些坏心思又无法满足的人，他们是从阿鼻地狱里爬出来的。那些匪徒假装邀请他去赴宴，期间偷偷把他的飞艇气囊扎个洞，又松松垮垮地粘补回去。他毫不知情，宴后依旧乘飞艇回去，半路上那个洞突然破掉，他连着飞艇从半空坠下，摔死了。 我当然认为这个故事是被细叔或阿嬷改造过的，甚至不限于他们，更早的代与代之间口口相传时，故事就已经被加工且距离它的本原越来越远。它的结局很可能并非如此，只不过对那些听睡前故事的囝仔来说，这确实可以满足他们的期待。趣味过后，幽幽一叹留下夜半不寐的念想。从这个层面看，故事似乎也是有生命的生物，是病毒，出于繁殖和生存的本能，它不断寻求突变以求能在更多的人群和代与代之间传播，并渐渐超出人的主观掌控，所以那些故事讲述者并非有意去改造故事，而是故事驱动他们完成这一过程；换个角度讲，若有人讲了大话，也可以讲他不是有意，而是不得不讲。绝佳辩护。因此大话横穿了我们的共时社会，又纵向跨越过去和未来的时空。它才是永恒的通货。 透过这个故事，找寻它暧昧而随着年岁增长的部分，我仿佛看到这位祖先驾驶飞艇离开地面之时，那视线可及的环绕在他四周的地平线也不断向外延伸，扫过山丘、沙滩、火山岩和葳蕤的红树林，直至遥远的深海。对于一双凡人之目来说，必然是一次惊愕的体验，继而唤醒体内的鸟类基因。他从租界上方穿过，必然会瞥见那藏在椰林之间的法国公使署大楼，如同绿色餐盘里的一块点心。还有霞山天主教堂闪耀刺目的尖顶，在它四周的暗影下有着诸多脑后垂着辫子、被上帝遗弃之人，他们油污黝黑，赶着牛车沿着水道走向港口。飞霞塔就在不远处，在一片平原之上笔直竖立，仿若外星来客留下的神秘基地，它被法国人称为“幸福塔”，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命运，后来在一九五八年的炼钢热潮中被拆除取砖，砌成许许多多两人高的炙热土炉。 告别城区，飞艇循着海风向上爬升，他借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预见海角和群岛以蟹钳之势合围。早在十年前或更早，外来的帆船和舰艇便开始填堵在这片水域。海水仍然缓慢地推移，伴随更隐秘的地壳变动，进行着不间断的物质交换，不仅仅是陆上的污秽排入海里，大海也会吐出胃里难以消化的异物，在海的规则下，那些或是获罪受惩罚的生灵。一九○五年，一条大鱼在东海岛登陆，头若乌贼，身子却是几幢屋子大。有人说是鲸，但毕竟没人见过，据当时的目睹者称，那比传说的鲸还要大十倍，能发出婴儿般的尖叫。当地的民众等它在海滩上叫了几天几夜最后渐渐止息，才敢提着长竹柄大刀跳到它的身上，显示对它的征服。天降喜事，大鱼很快被分食完毕，留下一地无法消解的鳞片和巨大骨头。这些遗迹也进入祖先的眼里，随后他离开大陆，飞向群岛，迎面撞向硇洲岛上灯塔发出的第一束光。短暂眩晕之后，他发现这束光在潮水中游弋，照亮那些裸露出来的由火山岩浆凝结而成的玄武岩，甚至逆着水流而行，穿过海面所映射的落霞的层层光幕，潜行至远处的大陆架。那里延伸到和天际交接的铅色水线，风浪从彼处源源不断产生，常识提醒他并不存在一个起点，也不是他要去的终点，而人在半空之中，那是不可避免的错觉，它引导着旅行者向着未知之境进发。 设想他若只是一个在陆上行走的常人，看不到那些事物，好奇心就不会受刺激以至无穷膨胀，这可以视作是知识性的悖谬和危险，也恰好是任何人都抵抗不了的诱惑。有过坐飞艇的第一次，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会上瘾。天光日白出发，再趁着天光和暗暝交替的间隙溜回来，时间哪里够。人生却是有限，秒表都是掐好的，冥冥中我们都会奔赴同样的结局。这位祖先当真是第一位发明、设计飞艇的人吗？在这个问题上，我阿爸、细叔还有几个姑姑相当一致，他们确信自己从阿嬷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抑或讲，阿嬷的答案从她的长辈口中得来，如此上溯，很快就能找到源头，毕竟距离故事发生的年代也不算远，也就更容易发觉真实和大话的交汇之处。 其实，要提供一个“真相”并不难，在网络上搜索，各式百科都会显示，国内第一位发明飞艇的人叫谢缵泰，一八七一年生于澳洲，祖籍广东开平。其父本是洪门天地会及三合会的首领之一，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才逃至澳洲垦荒经商，至今洪门宗会仍然认谢氏一脉。相较于发明飞艇，谢缵泰更出名的成就是画下《时局图》，没错，就是列于九年义务教育中学历史教材里的那幅漫画，北极黑熊居中国北方，老虎横卧长江以南，四肢细长的青蛙则把东南亚、中国西南和两广抱在怀里，一只老鹰自东南海域扑来，盘踞在中国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简直是天才般的百年前预言。我第一次见到它时，只有默默感叹，竟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谁料多年后又跟这位作者重逢，为他天才般的科技设计。据说他的飞艇全身以铝合金包裹，精瘦发光，炮弹难入，艇身装有五架螺旋机，除头尾各有一架负责进退外，船面上还有三架，主导升降。螺旋机设计依着钟表原理，中有四五个齿轮，小臂使大臂，层层变速，由此产生惊人的怪力，飞行时涡轮齐齐转动，其轰鸣声隔着半空传来，如老牛在山外打鼾，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是艇内藏有操纵方向的钢翅，需要时按动机栝才弹出，非常灵便，又大大减轻空气阻力，令飞艇可以随意转弯。 试飞当日，谢缵泰甚至手持烟花，在空中画下数十个五彩圆圈，未燃完的烟烬掉下来还差点烧到一位奥地利女士的帽子。当时众人在场，也不失窘，反而气氛更加热烈，此情此景都被一位西方记者记在后来出版的新闻集里。他写飞艇升空时，众人以为是“彗星在白日乍现”，又说当日还进行了海上飞行试验，“海风险疾，挟千斤巨力，而艇身自纹丝不动，蛇岛距离出发地二三百英里，半日则回”，显然是某种文学性的夸张手法。这位记者的专业性令人怀疑，他最适合的职业也许是创作而非记录，但除此之外，他确实也抓住了这艘飞艇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其设计者的民族自尊。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这个古老的帝国和族群那份过气的骄傲、日薄西山的不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头可以低，但王冠不能掉。艇尾伸出来的黄龙旗如直挺挺的阳具，就是例证；还有艇顶没什么用处的气囊，上面写着巨大的英文“China”，反倒是绝佳的广告位，以至于后人提起谢氏飞艇，都用“中国艇”来代指。 不过，“中国艇”和那位祖先所造的飞艇相差甚远，它的外形狭长，更像是一条法国面包或香肠，而不是我们常食的圆碌碌的番石榴。设计者的思维显然未能突破地心引力的限制，其眼光不是看向高空，而是落在地上、海里，很可能借鉴了当时风行于珠江口的诸多木制船只的造型，可见孖舲艇的底壳、沙艇的舷、紫洞艇的体态及细节装饰的影子。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香便文乘船自香港经虎门进入三角洲之时，曾经详细记述过一种水上人家所使用的鸭船（Duck Boat），其长条状的舱身向四面探出，表面覆有密密窗格，亦作鸭笼使用，号称可装下一千只鸭乸。 根据现有资料推测，“中国艇”艇身的设计灵感，最有可能直接来源于这种魔术般百变的鸭船。另外，我的阿嬷也不姓谢，如果是某一辈的外祖，这也是可以查出来的，我翻遍了几份族谱，也没发现和谢姓有任何的亲缘；而谢缵泰的生平亦都是记录确凿，他曾向清政府献过设计图纸，也和维新派的康广仁在香港品芳茶楼饮过几壶，谈笑风生，还加入了兴中会，立誓追随孙中山，最后还和洪秀全的侄子密谋夺取广州，结果事情泄露，逃向香港，此后一直在那里，创报纸、搞学术，武斗改向文攻，直至去世。但他从未去过粤西，更别提和土匪周旋、驾乘飞艇救人之事。 这两个故事发生在同一个大时空之下，挟带着各自的要素在不同轨道上迎头轰鸣而过，并不相交，只有里面的乘客向对面挥手致意，假装相识，却非亲非故。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裂谷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甚至夜里也能发梦，梦到故事里的主人公犹如北欧萨米族传说中阴阳两界的两种人，以地面为界作颠倒镜像，只有足部相触，其中根系暗连，生长出这许多无端的遐想。梦境接近终点之时，我总能听见螺旋机的响声隐隐从天边传来，由远至近，睡意也就消了大半，我便抽起身，到阳台去食烟。食到第二根的末尾，妻子必定会因发觉我的不在场而惊醒，从我们相恋第一天起，这便是她独有的敏感，是我们之间的绑带。她的眼睛在黑暗中似猫眼闪闪发亮。 每回写稿遇到思路阻塞，我就会开车到郊外去闲逛。这次下意识开到了六舅公家，一切的肇始之地。在那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小院子里，种了黄皮果、桃金娘、龙眼、旅人蕉、鳄梨和波罗蜜；当然还有那株瘦骨嶙峋的番石榴，它正对着内门，周边是一片空地，像是刻意把它区别开来。我站在它前面，想象去年炎夏的那场婚宴上，它的枝茎挂满嫩绿果实的样子。那些凹凸不平的果皮表面，也都隐藏着一个个秘密的三维地图，这些地图都去哪里了？有的烂在地里，有的烂在了肚子里。据了解，六妗奶喜欢食番石榴，她也爱把果实送给邻居们食。只是从与他们的交流中，我找不到任何地图内化于他们体内的痕迹，空空如也，那些信息想必也是有靶向地选择它们的宿主。 这天，六妗奶恰好去打麻将，留六舅公一人在家，他拎着花洒藏在蕉叶底下，起初我没有睇到他。他从树丛里钻出来时吓我一跳，以为碰到了什么怪东西。他走路的模样确实挺怪异，左腿迈出后，紧接着右肩比腿还快一步向前突，脖子再向左微微扭，一组步伐才算完成。因他早年在海南垦荒，从树上跌落来，跌坏了右股骨的神经，便这样走了四十多年的路。六舅公见了我，便招呼我坐下，寒暄几句。我随口问起几位叔姑情况，他摇头不答，显得对自己儿女失望。我也不知该讲什么，六舅公为人近乎古板，做了几十年中学语文教师，我阿爸和阿伯都给他教过。那时年级里同学都知他怪，总是背后跛子跛子地叫，阿爸和阿伯不识好歹，也跟着叫，不小心让阿嬷知道了，当场掴了巴掌，当天还不准食饭，两兄弟只能吞几块番薯下肚。那时候的阿爸和阿伯还没有意识到，阿嬷和六舅公这两姐弟相当要好，远超出他们其他的兄弟姐妹。我还隐约记得阿嬷做我保姆之时，六舅公常来探访，那时对他蛤乸般的坐姿已有深刻印象，总当他是电视动画片里走出来的人。阿嬷求他给我起个小名，他睇我半天，觉得我细细软软像妰娝仔，正好他极中意沈从文《边城》，讲就叫翠好了，自此翠这个名字就被他们两姐弟从小叫到大。直到现在，六舅公跟我讲话间，还是叫我翠，丝毫不在意我胡子拉碴的形象反差，那反而是一种奇异的亲热感。 过一阵，我们的话题就不由自主转移到阿嬷身上去，讲她养大儿女的不易，讲她的变化、随着岁数增大越加严重的呆讷，也讲她不变的正直、慈爱、生与死，好像她未离去，只是藏在门板和米缸后面，等着我们去发现；或者她突然自己走出来，形象反而更加丰满了。对于往生之人，我们总是寄托许多，用话语填充那些日常里的疮孔，同时也在一遍遍地自我催眠，令自己相信不曾有任何亏欠。六舅公多聪明，早知我这次来是别有目的，当我问起庭院里那株番石榴树，他就直接告诉我，那就是一株特别的树，是他最早种下的树。大概是一九七九年，他从海南回来，也带回了番石榴的种子。顺着话题，讲起他的十年垦荒经历，六舅公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他说当时高中一毕业，便碰上全镇动员知青去海南。阿嬷极力反对，说好好在家待着安逸，何必大家抱团去挨苦。当然，不是谁都有阿嬷这样的预见，六舅公很快汇入了南下的人潮里，那时他身材跟豆芽干似的，扛着比他大几圈的行李，坐上了开往海口的渡轮。他和同班的几个同学挤在甲板的栏杆旁，每次船底翻过一层呜咽的海浪，船就沉重地往下坠，他则相反地轻轻往上飘。他的同学也跟他差不多，还不是现在这般富态，个个面黄肌瘦的，但神情里都洋溢着对未知之地的向往，对于他们十几年的人生，这差不多是第一次远游。 琼州海峡在今天的地图上不过半个指甲盖的宽度，从海安到秀英港直线距离不足二十公里，他们的船却开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六舅公食着烟头同我讲起时，仿似他还未抵达，还是在用少年之眼观看那座热气腾腾的红色岛屿。 在农场，他和来自信宜和廉江的青年住在一起，睡囚笼般的双层床。摔坏腿之前，他什么都做过，饲猪、种木薯、割茅、烧荒、除草、挖树穴、种胶、割胶。尤其是一九七○年的“大会战”，他脱光光只剩一条短裤，在烈日下挥锄，没多久汗水就好似瀑布挂下来。一位来自省城的同伴用当时最新潮的海鸥120相机摄下那一幕，照片的黑白质地反而更突出他的两排肋骨和结实的肱二头肌，被汗液濡湿的体表反射着白光，黑漆漆的锄头垂直向天，好像这一锄头下去，地球也要抖三抖。这张照片容易让人联想起公元前五世纪希腊雕塑家米隆的作品《掷铁饼者》，有一种不可预料的动态美。当一个人下定决心做某件事，他就会蕴含某种毁灭性的动能和趋势，大自然也会退避三分。当时的口号就是这么喊出来的，“大会战”结束后他们连队获得了表彰，在几天内挖出了山岭上一百多个橡胶穴。他们离开那里时，远远回头望，那就是他们雕出来的一个庞大艺术品，永恒地改变了地貌，狂喜过后，他们不敢相信自己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情。 实际上，他们更多时候面对大自然并不自信，比如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二年的雷电事故，击毙了十四头黄牛、二十二头猪，还把他们所住的瓦房击塌。六舅公一直认为都是同一道雷电所为，他认得电弧的形状。当时他半夜在外面解手，突然间白光连闪，照得山枇杷和木麻黄面惨惨，紧接着轰隆一声雷鸣吓得他脚软。他抬头四望，发现紫光从四周包围了夜空，一条条蟒蛇粗的闪电把云层劈裂，从几万米高空垂直插入大地，随后爆炸声不绝于耳，接近把天上的星辰也震落来。地平线的极远处、笼罩着这片原野的穹庐边缘，泛着一丝朦胧的橙光，仿似燃烧着上升的火和烟。当他正沉浸在这种胶片暗房的色彩之中时，那道闪电，细长、迅疾，突然从电团里脱颖而出，长驱向西又折返，有力地卷曲，转了一个高斯曲线，从他头顶飞过，把他身后的瓦房顶捅了个大窟窿。与他同住的伙伴随之惊呼起来，塌落的砖瓦砸伤了他们的腰腿，而他幸免于难。 五天后，他和过来援助的黎族朋友一起用毛竹、稻草和泥巴重建了住房。黎族朋友姓黄，五短身材，但气力很足，是六舅公在海南最好的朋友。看了他们受雷击而倒塌的房子，老黄把头直摇，认为黎族的船屋才是最耐用的房子，自有自然之灵的庇护。六舅公默认老黄讲得对，假日里他会去找老黄钓鱼、游泳，就在他家门口那条溪，玩尽兴后赤脚走回老黄家的船屋。在那里过夜，他觉得屋子里比外面还要暗几分，有一种微弱但紧张的引力，每次他深睡之前，身体渐渐放松、受凉风灌注之时，这种感觉最明显，而这一过程往往会被老黄突然出声而打断。老黄有讲不完的话，尽管他讲的方言六舅公只能听懂一半，那是信息和呓语的混合，只要一躺下来，老黄就能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讲下去，讲他钓过的鱼，青鱼、鲳鱼、鲷鱼、黄姑鱼、罗非鱼，仿佛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另类世界。 老黄每天关心的事物不超出那条溪流几步，却死于一九七○年那场六十年不遇的台风所引发的洪水。六舅公所在的连队也有七个人因此而丧生，鸡和猪更是一个不剩，尽浸在水里膨胀如球，顺着水路漂浮。那时六舅公已跟着队伍爬到高地，亲眼望见了这番景象。后来二○○九年去日本大阪游玩，在一家号称关西地区第一的回转寿司店，他发现了那些流动的寿司和当年情景的关联，因此他也成了在场唯一无法动筷的人。无论六妗奶如何催促，他就是食不下去，因脑海里浮动的是那些撞上树干和岩石而翻转的猪尸、被揉碎的茅屋和谷堆，窑里的砖被洪水托起，如纸盒乱滚。又不知哪里的水底会突然伸出一只胳膊，对着空气比画，力气渐弱，被卷入一层层灰白色的涡流和泡沫之中，最后在几公里外的沙坑里被掩埋。后来被找到时，有的人还保持着手臂奋力划动的自由泳姿势，那是连队里公认的首屈一指的游泳健将，蝉联过队内五届游泳冠军。大家还曾开他玩笑说，如果苏修和美帝打起仗来，他往水里一钻，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人。如果连最安全的人也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其他人又能如何呢？六舅公说，因此他才可以心安理得讲出来，不怕丑。五十岁后他胆子愈小，尽量避免出门，雷雨天他只能躲在被子里发抖。几年前，十七级超强台风威马逊和彩虹在本地登陆时，他待在家里牙关紧咬，直到风暴退去，他才敢开口讲话。 联系起他从树上意外跌落的事故，我以为六舅公会继续他的苦难叙事，不料他上楼取下那些老照片和书信后，对我话头一转，说像那样独特的时代不会再有了。他说很庆幸可以经历过，那些日子里他全身全心地投入大自然，不只是眼睛能看，鼻子能嗅、耳朵能听、嘴巴能尝，手足四肢也都能摸着，简直是人之为人最大的幸福。现今的人都住在钢筋水泥楼里，每日对着冷冰冰的电子屏幕，好似坐监等死一样，怎么能比。这类说法我之前和六舅公交流时，他也常提起，还说起他最中意的风景摄影家汪芜生。他的这位同龄人，当年也被送去军垦农场劳动，与自然的长期亲近，令其爱上用摄影来捕捉稍纵即逝的光影。多年后，汪芜生还在报纸上回忆一九七四年第一次登上黄山的感受：“我感到我离开了喧杂的人间世界，到达了宇宙中心。这里的一切都没有被社会玷污，都是纯洁、新鲜和和谐的。我惊讶于天地的广阔和雄伟。比起这些，人间的争斗、贪婪和自私是那么无意义和可怜。” 我注意到，无论是汪芜生还是六舅公的讲述，无疑都是詹姆斯·洛夫洛克于一九六五年所提出“盖亚假说”的最佳注脚。而几乎同时，地球这个超级有机生命体的推手，就在另一个半球把理论推向了实践，两千万人从城市走向了田野，调动所有感官去感受自然之美，大到山峦湖海，小至草木虫鱼。 六舅公也是这两千万分之一，他还跟我讲，跟自然的那种亲近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需要过程。刚去海南的前几年，他耐不住，又后悔，常闹情绪，做工也总落在别人后面。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到林子里割胶，望见黑蓝色的雾气倒扣在树冠上，又渐渐弥漫开，进入他的衫裤里，搞得湿湿的都是水。周围安静得能听见虫子挠动草皮的声音，灯光探照到的小水潭，犹如地表上裸露的一块疮瘢。他割了几个小时，渐渐天亮，腰背的酸痛也累积到不可承受，一转身，只见胶林深处未散的黑暗中透出几点赤红的光，是动物的眼睛，正朝他的方向而来。他惊得魂落，也顾不上身上的胶刀和背篓，拔腿跑出林子，一直到几百米外的岭坡上才停下脚步。后来才得知，那不过是凌晨来林子里歇息饮水的水牛，但那时他揗揗震到极点，千万委屈涌上心头，只觉得天地又大又阔，自己却一个人走到了窄路上，好孤寒，哽噎了好一阵，偷偷抹了眼泪才回去。 那简直是有生以来最软弱的时刻，六舅公跟我提起时，却毫不掩饰，那几十年前的陈旧影子早已被他超速摆脱在遥远的后头，一切也都多亏了阿嬷的鼓励。他说，那时他经常走到大路上远远望，等着送信人骑着单车从蕉仔林的一端出现，阿嬷的信吊着他的希望、他的命。她教他放宽心，好好做工，也别把文化知识落下，给多点心思在看书上，要家里寄什么也随便讲。阿嬷字好看，虽在有限的信纸上写得密密麻麻，仍可看出笔画神采，如大戏里舞枪花的武旦。她还好讲古，那位发明飞艇的祖先的故事当然也被她提起，结合那句“坚忍精诚者，天人常合一”的祖训，便成了安慰鼓励六舅公的良药。 这些都是有因缘的，阿嬷在信里说，这是她在打扫厝埕、拾猪粪、割稻谷、收拾鸡笼时悟出来的，谁也不是来这世间白走一趟。每次她在田垄上歇息，天边的白云团远远飘过来，她就想起那个故事，以及跟随在那个故事尾巴上的一连串故事，好似是一个夜晚所连续发生的华彩之梦，都是从不同长辈的口中传下来的。可见她当年是多么典型的孽囡仔，需要这么多故事才能静定定入睡。 幸运的是，故事都保留了下来，就在我面前的几十封信里。故事常常先由阿嬷发起，勾勒出轮廓，六舅公填充细节，做出初版，再行讨论和修改。他们通信的一半内容，都在缝补这些故事。这可能是某种成大瘾的乐趣，到最尾，六舅公也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哪些是他们的臆造。他们频繁穿越海峡通信的几年后，六舅公从海南回来，他们也还会见面讨论，有时就在院子里的番石榴树下。那些果实窃听了其中的机密，盗取了他们谈话的能量，以致后来他们关于故事的对话渐少，实则是被新的生活冲淡，或是另一层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发现自己并不可能完成这些故事，而阿嬷得病之后就更希望渺茫了。 一九八八年，阿嬷五十一岁，六舅公四十岁，而细叔十九岁，这年他考上省城的大学，大喜事一件。阿公阿嬷大伯三姑相邀着一路北上送他到省城上学，六舅公也跟着去，俨然一次家庭旅行。结束后阿公等人先回，阿嬷和六舅公相伴去台山和开平寻访，亲身走过那些只剩断壁残垣的骑楼旧墟，探访到了当年抚养那位祖先的育婴堂，并在广海镇偶遇一位世代漂泊于福建和粤东之间的做海人，跟对方倾偈，倾到落日与海面齐平。也曾参观过七八十个石碑被种得歪歪扭扭的无名侨墓，其中一位墓主疑似是祖先的表弟，长年在海外做苦力，后来乘坐一艘英国豪华邮轮时葬身于海难。他们还登上了上川岛，在圣方济各·沙勿略墓旁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口残钟，是日本人烧毁教堂后把它遗弃在那里的，风吹动里面的石子撞击钟壁，嗡响起初清脆，随之低沉、悠长，最后随风飘逝。阿嬷和六舅公在那里站立良久，被那股噪音灌满脑壳，并代替了他们的言说。六舅公认为阿嬷就是自那次以后才变得沉默的，他在她身侧，睇见她露出一种庄重、邈远且无能为力的神态，仿佛当年面对因病早夭的幺女。 江门之旅结束后，他们不再谈论祖先们的故事，甚至这次旅行所寻来的信息也不曾提起，任由它们如碎屑散落在脑海里，渐渐黯灭。没有什么是应当被记住的，多年过去，六舅公早已看开。但我坚持要翻出他的记忆，攥住那些细粒粒的光亮、声音、气味，参与这一过程，我竟也不觉把自己的经验混入，尤其是七八年来的记者生涯所搜集来的各种信息、所行过的路，以及那些仿佛自遥远的赤道带星座射进我眼球里的风景，它们天然如磁石般吸附了上去，好像本来就在那里。我亲自记下这些文字，把自己当作不称职的转述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只有真理和真实才是可怖的，除此之外所记录的一切事物，在凝视它们的流逝之时才能感受到温度。记录即流失，也因它们本就是你不可理解的创造物。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