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女人，我要写的，本是我的奶娘。刚要下笔，编辑先生忽然来了 一封信，特烦我写“我的弟妇”。这当然可以，只是我有三个弟妇，个个都 好，叫我写哪一个呢?把每个人都写一点吧，省得她们说我偏心!

我常对我的父亲说：“别人家走的都是儿子的运，我们家走的她却是儿 媳妇的运，您看您这三位少奶奶，看着叫人心里多么痛快!”父亲一面笑眯 眯的看着她们，一面说：“你为什么不也替我找一位痛快的少奶奶来呢?” 于是我的弟弟和弟妇们都笑着看我。我说：“我也看不出我是哪点儿不如他 们，然而我混了这些年，竟混不着一位太太。”弟弟们就都得意的笑着说： “没有梧桐树，招不了凤凰来。只因你不是一棵梧桐树，所以你得不着一只 凤凰!”这也许是事实，我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他们的讥诮。那是廿六年 六月，正值三弟新婚后到北平省亲，人口齐全，他提议照一张合家欢的相片， 却被我严词拒绝了。我不能看他们得意忘形的样子，更 不甘看相片上我自己旁边没有一个女人，这提议就此作罢。时至今日，我颇 悔恨，因为不到一个月，芦沟桥事变起，我们都星散了。父亲死去，弟弟们 天南地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是我常诵的句子，而他们 的集合相片，我竟没有一张!

我的二弟妇，原是我的表妹，我的舅舅的女儿，大排行第六，只比我的 二弟小一个月。我看着他们长大，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他们的回忆 里，有许多甜蜜天真的故事，倘若他们肯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一定可以写 一本很好的小说。我曾向他们提议，他们笑说：“偏不告诉你，什么话到你 嘴里，都改了样，我们不能让你编排!”

他们在七八岁上，便由父母之命定了婚;定婚以后，舅母以为未婚男女 应当避嫌，他们的踪迹便疏远了。然而我们同舅家隔院而居，早晚出入，总 看得见，岁时节序，家宴席上，也不能避免。他们那种忍笑相视的神情，我 都看在眼里，我只背地里同二弟取笑，从来不在大人面前提过一句，恐怕舅 母又来干涉，太煞风景。

有一年，正是二弟在唐山读书，六妹在天津上学，一个春天的早晨，我 忽然接到“男士先生亲启”的一封信，是二弟发的，赶紧拆来一看，里面说： “大哥，我想和六妹通信，……已经去了三封信，但她未曾复我，请你帮忙 疏通一下，感谢不尽。”我笑了，这两个十五岁的孩子，春天来到他们的心 里了!我拿着这封信，先去给母亲看，母亲只笑了一笑，没说什么。我知道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舅母，于是我又去看舅母。寒暄以后，轻闲的提起，说二 弟在校有时感到寂寞，难为他小小的年纪，孤身在外，我们都常给他写信， 希望舅母和六妹也常和他通信，给他一点安慰和鼓励。舅母迟疑了一下，正 要说话，我连忙说：“母亲已经同意了。这个年头，不比从前，您若是愿意 他们小夫妻将来和好，现在应当让他们多多交换意见， 联络感情。他俩都是很懂事有分寸的孩子，一切有我来写包票。”舅母思索 了一会，笑着叹口气说：“这是哪儿来的事!也罢，横竖一切有你做哥哥的 负责。”我也不知道我负的是什么责任，但这交涉总算办得成功，我便一面 报告了母亲，一面分函他们两个，说：“通信吧，一切障碍都扫除了，没事 别再来麻烦我!”

他们廿一岁的那年，我从国外回来，二弟已从大学里毕业，做着很好的 事，拉得一手的好提琴，身材比我还高，翩翩年少，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 真是老气横秋了。六妹也长大了许多，俨然是一个大姑娘了。在接风的家宴 席上，她也和二弟同席，谈笑自如。夜阑人散，父母和我亲热的谈着，说到 二弟和六妹的感情，日有进步，虽不像西洋情人之形影相随，在相当的矜持 之下，他们是互相体贴，互相勉励;母亲有病的时候，六妹是常在我们家里， 和弟弟们一同侍奉汤药，也能替母亲料理一点家事。谈到这里，母亲就说： “真的，你自己的终身大事怎样了?今年腊月是你父亲的六十大寿，我总希 望你能带一个媳妇回来，替我做做主人。如今你一点动静都没有，二弟明夏 又要出国，三弟四弟还小，我几时才做得上婆婆?”我默然一会，笑着说： “这种事情着急不来。您要做个婆婆却容易;二弟尽可于结婚之后再出国。 刚才我看见六妹在这里的情形，俨然是个很能干的小主妇，照说廿一岁了也 不算小了，这事还得我同舅母去说。”母亲仿佛没有想到似的，回头笑对父 亲说：“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第二天同二弟提起，他笑着没有异议。过几天同舅母提起，舅母说：“我 倒是无所谓，不过六妹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大学，你问她自己愿意不愿意。” 我笑着去找六妹，她正在廊下织活，看见我走来，便拉一张凳子，让我坐下。 我说：“六妹，有一件事和你商量，请你务必帮一下忙。”她睁着大眼看着 我。我说：“今年父亲大寿的日子，母亲要一个人帮她 作主人，她要我结婚，你说我应当不应当听话?”她高兴得站了起来，“你? 结婚?这事当然应当听话。几时结婚?对方是谁?要我帮什么忙?”我笑说： “大前提已经定了，你自己说的，这事当然应当听话。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 候才可以结婚，因为我还没有对象，我已把这责任推在二弟身上了，我请你 帮他的忙。”她猛然明白了过来，红着脸回头就走，嘴里说：“你总是爱开 玩笑!”我拦住了她，正色说：“我不是同你开玩笑，这事母亲舅母和二弟 都同意了，只等候你的意见。”她站住了，也严肃了起来，说：“二哥明年 不是要出国吗?”我说：“这事我们也讨论过，正因为他要出国，我又不能 常在家，而母亲身边又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一下。”她低 头思索了一会，脸上渐有笑容。我知道这个交涉又办成功了，便说：“好了， 一切由我去备办，你只预备作新娘子吧!”她啐了一口，跑进屋去。舅母却 走了出来，笑说：“你这大伯子老没正经——不过只有三四个月的工夫了， 我们这些人老了，没有用，一切都拜托你了。”

父亲生日的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雪，我从西郊赶进城来。当天，他们 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新娘明艳得如同中秋的月!吃完喜酒，闹哄哄的回 到家里来，摆上寿筵。拜完寿，前辈客人散了大半，只有二弟一班朋友，一 定要闹新房，父母亲不好拦阻，三弟四弟乐得看热闹，大家一哄而进。我有 点乏了，自己回东屋去吸烟休息。我那三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 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 帘来，暖香扑面。我坐了一会，翻起书本来看，正神往于万里外旧游之地， 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走进去一看，原 来新房正闹到最热烈的阶段，他们请新娘做的事情，新娘都一一遵从了，而 他们还不满意，最后还要求新娘向大家一笑，表示逐客的意思，大家才肯散 去。新娘大概是乏了，也许是生气了，只是绷着脸不肯 笑，两下里僵着，二弟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没主意的笑着四顾。我赶紧找支 铅笔，写了个纸条，叫伴娘偷偷的送了过去，上面是：“六妹，请你笑一笑， 让这群小土匪下了台，我把他们赶到我屋里去!”忙乱中新娘看了纸条，在 人丛中向我点头一笑，大家哄笑了起来，认为满意。我就趁势把他们都让到 我的书室里。那夜，我的书室是空前的凌乱，这群“小土匪”在那里喝酒、 唱歌、吃东西、打纸牌，直到天明。

不到几天，新娘子就喧宾夺主，事无巨细，都接收了过去，母亲高高在 上，无为而治，脸上常充满着“做婆婆”的笑容。我每周末从西郊回来，做 客似的，受尽了小主妇的招待。她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是从开天辟地就在 我们家里似的，那种自然，那种合适。第二年夏天，二弟出国，我和三四弟 教书的教书，读书的读书，都不能常在左右，只有她是父母亲朝夕的慰安。

十几年过去了，她如今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不过对于“大哥”，她还 喜欢开点玩笑，例如：她近来不叫我“大哥”，而叫我“老头子”了!

(原载 1941 年 6 月 20 日《星期评论》第 2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