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和我很有点相像,长的相像,性情也相像,我们最谈得来。我在北 平西郊某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正在那里读书,课余,我们常常同到野外去散 步谈心。他对于女人的兴趣,也像我似的,适可而止,很少作进一步的打算。 所以直到他大学毕业,出了国,又回来在工厂里做事,还没有一个情人。 六年以前,我第二次出国,道经南京,小驻一星期,三弟天天从隔江工 厂里过来陪我游玩。有一个星期日,一位外国朋友自驾汽车,带我们去看大 石碑,并在那里野餐。原定是下午四点回来,汽车中途抛了锚,直到六点才 进得城门。三弟在车上就非常烦躁不安,到了我的住处,他匆匆的洗了澡, 换了一身很漂亮的西装,匆匆的又出去。我那时正忙,也不曾追问。直到第 二年的春天,我在巴黎,忽然得他一封信,说:“大哥,告诉你一件事, 我已经订了婚。不久要结婚了。……记得我们去年逛大 石碑的一天吧,就在那夜,我和她初次会面。……我们准备六月中旬结婚, 婚后就北上。你若是在六月底从西伯利亚回来,我们可在北平车站接你。…… 巴黎如何?有好消息否?好了,北平见!”我仔细的看了他信中附来的两人 合照的相片,匆匆的写了一张卡片,说:“我妒羡你,居然也有了心灵的归 宿!巴黎寂寞得很,和北平一样,还是你替我想想法子吧。”我又匆匆的披 上大衣,直走到一家大百货商店,买了一套银器,将卡片放在匣里,寄回南 京去。 在北平车站上,家人丛中,看见了我的三弟妇,极其亲热的和我握手, 仿佛是很熟的朋友,她和我并肩走着。回头看见大家的笑容,三弟尤其高兴, 我紧紧的捏着他的手,低声说:“有你的!” 他们先在城里请过了客,便到西郊来休息。我们那座楼上,住的都是单 身的男教授,“女宾止步”;我便介绍他们到我的朋友×家里去住。×夫妇 到牯岭避暑去了,那房子空着,和我们相隔只一箭之遥。他们天天走过来吃 饭,饭后我便送他们到西山去玩。三弟妇常说:“大哥,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我摇头说:“这些都是我玩腻了的地方,怪热的,我不想去。而且我也不是 一个傻子!”三弟就笑说:“别理他,他越老越怪。我们自己走吧!” 逛够了西山,三弟就常常说他肚子不好,拒绝一切的应酬,天晓得他是 真病假病——我只好以病人待他,每日三餐,叫厨子烤点面包,煮点稀饭, 送了过去。他总是躺在客厅沙发上,听三弟妇弹琴。我没事时也过去坐坐, 冷眼看他们两个,倒是合适得很,都很稳静,很纯洁,喜欢谈理想,谈宗教, 以为世界上确有绝对的真、善、美。虽然也有新婚时代之爱娇与偎倚,而言 谈举止之间,总是庄肃的时候居多,我觉得很喜欢他们。 有一次,三弟妇谈起他们的新家庭,一切的设备,都尽量的用国货,因 而谈到北平仁立公司的国货地毯,她认为材料很好,花 样也颇精致,那时我有的是钱,便说要去买一两张送给他们。我们定好了日 子,一同去挑选。他们先进城去陪父亲,我过一两天再去。我还记得,那是 芦沟桥事变之前一天,我一早进城去,到了家里,看见一切乱哄哄的,二弟 和二弟妇正帮忙这一对新夫妇收拾行李,小孩子们拉着新娘子的衣服,父亲 捧着水烟袋,愁眉不展的。原来正阳门车站站长——是我们的亲戚——早上 打电话来,说外面风声不稳,平浦路随时有切断的可能,劝他们两个赶紧走, 并且已代定了房间。我愣了一会,便说:“有机会走还是先走好,你的事情 在南京,不便长在北方逗留,明年再来玩吧。”我立刻叫了一部汽车,送他 们到车站,我把预备买地毯的一卷钞票,塞在三弟妇的皮包里,看着他们挤 上了火车,火车又蠕蠕的离开了车站,心里如同做了一场乱梦。 他们到了南京,在工厂的防空洞里,过了新婚后的几个月。此后又随军 撤退,溯江而上,两个人只带一只小皮箱。我送给他们的一套银器,也随首 都沦陷了,地毯幸亏未买!而每封他们给我的信,总是很稳定,很满足,很 乐观,种种的辛苦和流离,都以诙谐的笔意出之。友人来信,提到三弟和他 的太太在内地的生活,都说看不出三弟妇那么一个娇女儿,竟会那样的劳作。 他们在工厂旁边租到一间草房,这一间草房包括了一切的居室。炎暑的天气 中,三弟妇在斗室里煮饭洗衣服,汗流如雨,嘴里还能唱歌。大家劝她省点 力气,不必唱了,她笑说:“多出一点气,可以少出一点汗。”这才是伟大 的中华儿女的精神,我向她脱帽! 他们新近得了一个儿子,我写信去道贺,并且说:“你们这个孩子应当 过继给我,我是长兄!”他们回信说:“别妄想了,你要儿子,自己去想法 子吧!”他们以为我自己就没有法子了。“好,走着瞧吧!” (原载 1941 年 6 月 27 日重庆《星期评论》第 3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