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得越多

翻来覆去一句话，我并不歌颂离婚，更不主张谁离了婚就由国家发给他一个奖状，证明他道德高尚，适合潮流。而是，我原则上赞成离婚，尤其赞成互相恨入骨髓的怨偶离婚。至少，在被谋杀或被一脚踢开两者之间，我选择宁可被踢开。如果武大郎先生早知道贤妻大人对他已情消义尽，恐怕早就飞快在离婚证书上盖章啦，怎么都不会考虑喝砒霜。可能酱缸蛆和硫磺虫觉得他喝喝砒霜也没啥了不起，盖冷血动物对别人的痛苦，都是漠不关心的也。

由蒋梦麟先生和秦剑先生的离婚，拐弯抹角，谈得太远，读者老爷千万不要误会他们若不离婚，太太就要露一手。只在蒋梦麟先生方面，证明他离了婚比不离婚好。而在秦剑先生方面，甚至他太太林翠女士方面，现在虽还没有离成，但一定过不下去的话，离了也要快乐得多。不管怎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离婚并不影响两人的幸福和声誉。

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农业社会的婚姻，前已言之，表面上看起来虽然稳固，但那是用一种惨无人道、鲜血淋淋的下流手段控制的。其中最大的精义是，女人不是人，女人不但没有人格，简直连狗格都没有，男人怎么整她，她就得怎么受，男人怎么侮辱她，她同样地也得怎么受。正史上多的是，皇帝老爷们一高兴就能一杀一大批，再一高兴就能教宫女脱下裤子，一字排开，让狗、羊跟她们性交。这种畜生世界，也只有酱缸蛆和硫磺虫怀念备至，认为死也不离真是好呀，小民就无话可讲矣。不仅制度如此，又因为女人没有经济能力，也使得臭男人的气焰不可一世，女人离了男人就没有饭吃，好死不如坏活，她也就只好认啦。

工业社会的夫妇关系是崭新的，我们老祖宗如果复了活，一看见现在的夫妇之道，恐怕会大叫一声，重新一命归阴。不要说很“古”啦（《朱子语类》）张载明确规定“心”具有知、意、情三大功，就在一九一○年代，你去找朋友，敲了半天门，里面娇滴滴应曰：“没有人在家。”盖男人才是人也，女人固不是人也。而现在年头大变，不但是“人”，而且该“人”还是当权派，迎客进厅，又敬茶及又敬烟，然后三言两语，话不投机，还没开口借钱，就被轰出去。这种场面，古家伙们不要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过。

最主要的是男女的地位日渐平等——绝对平等当然不可能，有时男权高一点，有时候女权高一点，但平等的观念却是崭新的，明目张胆地骑到女人脖子上的已很少啦，而且就是想明目张胆地骑，也骑不上。这跟小家庭有关，也跟女人受教育，一脑子古怪思想有关，也跟男人娶太太一定要猛追一阵子有关，也跟离婚制度有关。

偶尔翻了翻旧报纸，上面有天主教主教于斌先生的一段话，该话曰：“有人把中国的婚姻制度来说明今是昨非，并与相对论拉在一起，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过去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并不是是与非的问题，而是风俗习惯问题。即使在旧社会里，婚姻的结合，也并非全是盲目的，其间至少要经过父母的观察，媒人的说明，甚至当事人也会参与意见，加上道德精神的维系，所以男女当事人一旦结了婚，绝大多数都能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过去，虽然没有离婚的法律，但仍有所谓‘七出’的公论，事实上，‘七出’在我们过去的社会里，又有几家用过它？”

接着是一阵感叹，再接着就厉声问曰：“今天的婚姻又真能算是幸福吗？”并自己作答案曰：“事实上大有疑问。”

于斌先生一席话，使柏杨先生想起一则小幽默：一个星期天，在礼拜堂里，神父老爷讲婚姻生活，把婚姻生活讲得天花乱坠，听众也心花怒放。讲演已毕，大家一轰而出，一个太太向另一个太太曰：“经他那么一讲，我觉得结了婚真不错。”另一个太太万分困惑曰：“真是奇怪，一个人对他知道越少的东西，却哇啦哇啦讲得越多。”

呜呼，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古之时也，到底美满不美满，今之时也，到底幸福不幸福，和尚最好不要冒充内行，除非他是花和尚。“古”时候的婚姻，当事人虽然参加意见，但那意见的分量跟小孩子对吃药意见的分量一样。小孩子对他自己的吃药，当然可以参加意见，一百个孩子恐怕就有一百个孩子拒绝吃药，但一百个孩子也一百个孩子最后仍得吃之，就是捏着鼻子灌，也逃不了那一劫。儿女胆敢拒绝父母为他安排的婚事，他铁定地要付出可怖的代价——贫穷或死亡。如果他阁下再主动地自己去挑去选，那情势就更严重啦，盖“自从盘古立天地，哪有儿女自定婚”，不仅是违犯了父母，而且是违犯了吃人的礼教，成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每个酱缸蛆都可扑而杀之。吾友柳迎春女士，就是一个例子，非嫁薛仁贵先生不可，结果她只好跳井，老头不但不觉得难受，还不准做母亲的哭哩。

要说“当事人一旦结了婚，绝大多数都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恐怕于斌先生只在门口望了一眼，没到厨房仔细瞧瞧也。前已言之，这些被酱缸蛆歌颂为美满的家庭，是建筑在女性绝对屈辱的斑斑血迹上。吾友来俊臣先生是唐王朝功力九段的酷吏，有四句名言曰：“每讯诸囚，均称冤抑，一旦处决，咸无异言。”倒楣分子当然没有异言，盖尊头已被砍掉啦。但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异言就认为杀得公平，犹如于斌先生不能因为很少用“七出”之条，就认为古时候大多数都是美满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