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湖畔那一夜

文/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一位住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来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湖边顶多有十几步。演员看见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附近没人，只有远处有几户湖边的渔民。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的人们哗然，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外的西北角。市文联的人、地段派出所的人和法医都到了现场，不知是谁找来一领破席，把他盖了起来。

据公园看门人说，头一天(指1966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老人手里还拿了一卷纸。清晨，湖面上的确漂浮着一些纸张。纸张也被小心地打捞了上来，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字有核桃般大小，是很工整的父亲特有的毛笔字。字里行间还有没有现场写的什么遗言留下来，则又是一个更大的谜。因为他有纸，有笔，有一整天的时间，有思想，有话要说，而且他是“写家”。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开始可怜起父亲来。算起来，他整整两天两夜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大概也像我这样，在这里，呆呆地坐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而这一整天和半个夜晚他是怎么过的呢?他的思想该有多复杂，多痛苦，多矛盾。他一闭眼，一定，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我不敢往下想，可是又驱散不了这些想法，于是，想想停停，停停想想，越来越混乱，最后只剩下替他感到难受。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声音了，我想，母亲也许应该来了，我便站起来跑到大街上迎她。谁知，就在这当儿，母亲和火葬场的人一同坐着车到了太平湖。她不知道父亲躺在什么地方，她便喊着我的名字往后湖的方向走。她的急切的嗓音感动了公园看门人，经他指点才算把父亲抬上了去火葬场的车。等我赶到火葬场补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被处理的第一位。”所谓“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就在父亲被彻底遗弃，甚至连骨灰也一起被遗弃的同时，国外在对父亲的遭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文学奖。后来，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被证实，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杰出文学家，依然是一位亚洲人。消息传来，人们又一次痛感：老舍先生的死的分量多么沉重。

直到死，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心中所关心的，并不是后来被随心所欲地到处乱扣的那些大帽子，而是对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无愧的。他用死去证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去世前二十多天，在人民大会堂，父亲遇见巴金先生，他郑重其事地向巴金先生说：“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他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参加运动的，同样，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迎接了8月23日的风暴。正是这几个字构成了活跃在父亲大脑中的最后几个字。

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小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

十八年后的1984年，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照完父亲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楼，我突然想起了《茶馆》的结尾。王老掌柜和父亲自己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地酷似，我吐了一口长气，踏踏实实地感到：悲剧终于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