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追求什么？

时胜勋/文（北京大学中文系）

资料图

在今天的时代，谈人文学者的追求似乎不合时宜。因为，你不能说论文、荣誉、职称、待遇，这是追求。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被认为很俗。但是，实际上，我们本就很俗。难道我们不追求论文、荣誉、职称、待遇吗？是，这些是追求，但不是核心的追求，或者最后的追求。

一、何谓学者？

首先，学者，作为不断摄取知识，创造思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算多。学者本就是精英化的。精英的普遍化必然带来问题。一是知道化，都是一些皮相之言，不及深意。二是犬儒主义，看到问题，但不去解决问题，寄生于现有体制之中。就前者而言，今天有人说学者都是知道分子而已，并非没有道理。就后者而言，学者无不抱怨，但也盖无例外地拿取一切可以拿取得。

说学者精英化，大概会损害一些人。就像博士，难道普通人不能拿吗？可以，但必须经历一个精英化的过程，比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谓也。精英化就是这个意思，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身于知识生产的顶端。

今天，我们自己将自己放到学者的地位上，这可能算是一种爱慕虚荣了，或者自大狂了。但是，体制已经将你确认为学者了，所以，暂且就算作学者吧。但是，体制确认的学者并非我所说的学者，我所说的学者在很长的历史中也并非都来自于体制确认，还有很多民间的学者、独立的学者等，比如庄子、陶渊明等。

学者，简单说，作为不断摄取知识、创造思想的人，具备一种独立的人格，立足传统，面向现实。这就是我所说的学者。

学者的首要任务是阅读，不断地系统地阅读。这是学者的前提。尽管庄子说不用读古书，不要拘泥古人，但毕竟文化过程是累积式的，而不可能推倒重来。因此，阅读至少表明要直面既往知识遗产。

不阅读的人，不能称之为学者。过去的学者都是熟读经书，十三经，四书五经等，滚瓜烂熟，或者在某一领域自成一家，如司马迁等，乃至出经入史，或者内圣外王。学者要有广博的学问，就是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但又不能太杂，广博有余，专业不足，因此须有一定的专业性。古代还有五经博士，就是好针对某一经而言。因此，学者的阅读必然是从专业出发，广泛阅读，或者广泛阅读，落实为专业。

今天的学者差不多已经不再多读书了，不再是读书人了，检索、引用成为重要的方式。我们熟读研读《诗经》全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古文论家或者任何中国文论学者都对《诗大序》耳熟能详。今天的学者引经据典，六经注我，但古典学者所实践的整体性阅读荡然无存。金克木先生说，书读完了，就是这个意思，有限的经典已经深入骨髓。

今天的读书在哪里呢？肯定不在科研上，而在大学中。一个比较好的体现就是，大学课堂上的经典研读，如《四书》研读，《庄子》研读，这是一个对过分科研化的弥补。开设经典研读是学者的必备基本任务。当然，这些对古典学者而言是便利的，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可以选择其他相关重要文献进行阅读，比如康德研读、马克思研读等。

我始终认为，科研的基础是阅读，首先做一个读书人，而阅读与教学同样不可或缺，读书就要教书，读书人、教书人、写书人才是今天高校学者的本然状态。

然而，在今天的科研评价体系中，阅读无从体现。读书人没了，教书人没了，写书人没了，甚至连各种资料整理编辑翻译都不算科研成果。当然，学者能够成一家之言，就是最高奖赏了，此前所做的都是准备。王国维写《宋元戏曲考》，之前编辑整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却服务于对宋元戏曲的理论性的揭示，这就是写书。不去读书，不去阅读，科研上要成绩斐然，显然困难。虽然我们不能说阅读就是科研的核心，但它是基础。阅读就是读书，首先要做一个读书人，才能走得更远。

二、鼓励科研而非阅读

人文学者对经典的阅读、体会这本是最基础的投资，这必然占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今天的科研体系并不鼓励于此。

科研评价体系企图让每一个学者都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无论这些知识是否有用处，它需要的只是数据和统计。无限的知识增生意味着学术的极大繁荣，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奔赴于此，乐此不疲，或者疲于奔命。我们不知道学者为何要创造这些知识，创造这些知识究竟有何用处。体系确认我们是学者，比如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等，体系确认我们是知识的生产者，凡是在这个体系当中，概无例外。凡是有敢挑战这一体系者，不写论文，不发论文，无不被驱逐或被边缘化，降级，降薪，免去研究生指导资格，甚至于解聘。

今天，为阅读而让渡科研时间，为教学而削弱科研时间，这些都不可想象。人文学者优先保证的正是科研时间。从事超高一流科研的学者，如发表论文于顶级刊物，出版著作于顶级出版社，荣获过顶级荣誉，任职于顶级高校与科研机构，主持过顶级科研项目等，无疑也是学术界的最顶端的学者。但是，唯一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创造出来的知识对学者一生，对学术共同体，对学术史文化史，究竟有何意义，有着怎样的精神魅力，已经被彻底遗忘。即便有，也是相互捧场、例行公事而已。这就如同赶集，热闹非常，但一旦时间过去，就空空如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在著作等身中，再也丧失了历史追问的意识，因为这些就是最好的成果，至于其他，无从顾及。

一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可以秒杀几十上百篇普通刊物的论文，以一当十当百，不在话下。一本出版于人民出版社的著作可以秒杀其他非中央级出版社的数十本书。一个长江学者的称号可以秒杀几十上百个默默无闻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一项来自国家的奖励可以秒杀几十上百篇默默无闻的著作，这是最突出的政绩。一个教授的职称可以秒杀年轻博士生、讲师们的任何新颖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论资排辈的时代。当今人文学术界就像电子游戏一样，从入门级以至于帝王级，不一而足。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正是在此背景下，学术市场极度繁荣。大量的论文、专著被制造出来，大量所谓的优秀人才被推举出来，大量的各级各类项目被立项，大量的荣誉被颁布，各方争夺惨烈至极，学术产业帝国不可撼动。

曾经听到过不少朋友哀叹CSSCI期刊发表有多难，听到不少朋友哀叹国家教育部等项目申请有多难，听到不少朋友抱怨身在高校不自由，应付多少检查与表格。人文学者的焦虑已经呈普遍的蔓延之势。一些第二三梯队的高校对科研的要求已经近乎苛刻，因为它们要拿出更多的成果名誉来拼双一流，拼经费，拼政策，拼政绩，任何一个高校的管理层都不能马虎懈怠。我们这一代的学术民工们没有任何其他可选择的余地。优秀者挤入学术产业帝国的统治阶层，为官为政，不亦乐乎。

中国人文学界埋头于知识生产，大规模的、流水线、大团队的知识生产，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工人一般，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防止被降级或解聘。我认为，无产阶级更适合人文学者，就今天的人文学界，一旦离开这一个高度竞争化资本化的体制，就成为赤贫者，因为百无一用是书生。

三、学术评价的外在化、形式化

不能说当前学术环境就已经恶化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了，而是说，中国当前人文学术界处于极度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人们正醉心于中国成为论文产量大国，何来危机？我说的危机并非指的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危机，或者精神的危机。

人文学术研究的确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传承文明，激发创造力，提升国家的文化与学术的软实力，这些都需要学者积极的介入。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就是为整个国家、民族提供智力支撑。这无可厚非。市场化、数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的确极大刺激了学者的创造力，没有一个人敢懈怠，客观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但问题在于，这种由外而内的约束性机制不可持续，对于人文精神的培育弊大于利。因为学者的精神特质是自由、自律、自主，你不能拿外在的条件、原则、标准来约束我。真正好的学术体制都是由外而内。但是，中国当前人文学术的最大的问题是就是评价外在化。

举例而言，本来是发表成果的平台，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或者《某某师专学报》，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区别就在于刊物的关注度，以及评审机制上，也只是更多的采取了比较繁杂的匿名评审之类。但匿名评审并不决定发表论文自身有高下，就研究者而言，自己的研究成果必然是独创性的，否则也就没有任何发表的必要了。任何言之成理都应有公开发表的权利。问题在于，顶级刊物稿件堆积如山，一般刊物门可罗雀，这客观上导致了刊物本身成为评价的标志。不排除刊物优中选优的倾向，保证了刊物的高质量，像名家大家靠拢，但并不意味着稿件本身就一定比其他稿件更好，技术性除外。如今愈演愈烈的核心期刊大战有进一步打击人文学术信心的可能性。人文学术评价机制进一步外在化、刊物化。只要这一点得不到扭转，中国人文学术的自信就无法建立起来。

坐拥名刊，他们可以傲视群雄，但刊物不产生任何思想。产生思想的是人，是学者。刊物最终的命运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刊物的日趋中庸化、符号资本化必然是马太效应，即便有陌生的名字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看到更多的名字，而看不到更多的思想。刊物介入中国当前社会文化进程，从根本上说是无能为力的。它们要找到系列的、成体系的、成规模的思想其实很难。真正产生体系性思想的是大学，是大学中的学者。它们是思想的策源地。

然而，学术的卖方市场让位于买方市场。原来的高校学者穷其一生产生了一点成绩和新见，今天的众多高校学者却被刺激制作更多的论文，任何成绩和新见转瞬之间就被稀释和冲淡，没有任何一项成果可以是名垂千古的。更何况，刊物本身容量是有限的，这种供大于求的学术市场必然是泡沫化的。出版市场的繁荣也削弱了著作的质量，任何粗制滥造的图书都堂而皇之问世。

中国人文学界的紧迫任务是进一步给唯论文、唯刊物、唯数量大幅降温，树立精品意识，鼓励慢工出细活。注重学者内在精神的净化与提升，为每一个学者量身定做发展规划，以及学术界的良性循环，而非恶性竞争，强调符合人文学术论文的基本规律。人文学者是体验、体悟、表达的工作，速度会降低质量。写作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和出版一部高质量的论著是需要一定时间积累的。学术慢生产方式有利于学者集中精力做一些高精尖的事情，而不至于疲于奔命，发表更多的论文，出版更多的专著。经济繁荣，文化繁荣，都可以理解，但学术无所谓繁荣不繁荣，它要的是学术的百年工程、千年工程。同时，将研究区分为教学论文、综述、学术评论、随笔等，区分文章的不同性质和类型，学术性与非学术性、准学术性等相得益彰，更加体现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不至于今天的论文千篇一律，不能卒读。前者是学术的质量，后者是学术的活跃程度，二者结合才能衡量一时代的学术发展程度。

学术评价体系的外在化有利于管理，这是明显的事实，只要全部量化，这位学者究竟几斤几两，大概就知道了。比如出版五部专著，发表30篇论文，特别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被各大文摘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荣获过教育部大奖等等，这就足以说明这位学者是顶级学者。这样的人几十个是有的，这是顶级学者的标配。其他与之相比，数量不足，分量不够者，均为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学者而已，根本就不用看他究竟研究的是什么了，这种典型的形式化是有弊端的。这种形式化的评价可以说司空见惯，没人觉得不妥，而且人人追求。但是，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这一切形式都不值一提。比如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根本不在乎它到底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韦勒克究竟是什么称号的学者，我们就知道他写了一部划时代的教材，仅此而已。人们能记住的都是最简单的东西，就是思想本身。

四、人文学者的内在精神追求

就现实而言，形式不可或缺，能有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但最重要的就是人文学者的那一点追求。

问题是，什么追求呢？就是穷其一生在追求的、为之奋斗终生的那一项事业。我们为什么去做学术，去从事人文思想？人文学者首先是面向全部人类历史的一次再思考、再出发。人文学者的历史底蕴也就来自于此，他必须尽可能地吸收全人类的有益资源。在此基础上思考人类的、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问题。这是人文学者的追求。

人文学者的追求因专业的限制可以有不同的分工，但这种精神旨趣是人人可具有的。这种追求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论文、专著，所谓的科研指标，是发表体系，是公开的。这的确是人文学者追求最直接的地方，但并非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文学者旺盛的思想，这种旺盛的思想可以体现在科研方面，也可以体现在别的方面，比如教学，比如思想评论等，演说，演讲，对话，这些都不能全部转化为体系化、规范化的科研成果，是半公开的，有些属于小范围、小圈子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与态度言行。人文学者的浩然之气，救治天下舍我其谁，为天地立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这是完全个人化、精神化的，从其言谈举止感受到的，是公开的，但却是现场的、鲜活的、灵动的，影响周围人、学生、同道等。

第一个方面是研究者，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这些人。第二个方面是思想者，我们见到的机会比较少。第三个方面是仁者，见到的机会更少。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术都在鼓励第一种人，而对第二种、第三种人无暇顾及。我不太清楚，如果遍地都是研究者，而没有思想者、仁者，这样的国度和机器人国有着怎样的区别？当这个国家要找几位真正的思想者、仁者的时候，发现只有优秀的研究者的时候，这是不是国家的悲哀？当这个国家要找一些担当文化的传承的大师、巨匠、仁者的时候，发现没有，这是不是文化的不幸？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优秀的研究者，研究者就是技术的层次，你良好的外语，扎实的文献阅读，资料爬梳功夫，清晰的逻辑性，写作的规范，这些并非不能拥有，但这是精致的平庸主义，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思想厚度与精神高度。今天的学者苦闷于研究的不优秀，这有外在的原因，比如发表不了顶级刊物等，我认为这完全不必要，你首先要去写去思考，不断地去写去思考，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至于发表的刊物，大体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觉得发表的刊物级别太低，影响你的形象，你可以不发表自己储备着，留待来日，如果你足够自信。

人文学者要注重思想的浑厚、轻灵、自由、飘逸、圆融，在教学中，在随笔中，在对话中，在演讲中，在言谈举止中，凡是有言说与文字出，都能够见出思想的火花，这一点尤其值得珍视。有些长篇大论反而味同嚼蜡，相反，一些思想的随笔则更见个性。课堂上的表现也更能使得思想通透圆融。

人文学者最终要学会充盈自己的精神气质，无欲则刚。人们总是被眼前的功利所束缚，好像在学界混不下去就快死了。也许，在某一严苛的评价体系中，你失败了，离开了原单位，也不要有任何抱怨。内心真正强大的学者，真正的仁者，是有他特定的价值的。他能够超越一切俗物，君子不器，有容乃大，他不是书生，是仁者，仁者无敌。这是中国最高文化精神的真正体现。我相信，只要学者有充盈的精神气质，在思想中，在研究中，就不会落入俗套，而有它的价值。这种由内而外的精神光辉应该是学者的本然状态，也是最高状态。

最后，归根到底一句话，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追求的不是别的，只是成为我们自己，而不是成为被萨特所批判的“他人就是地狱”的他人。

来源：时胜勋新浪博客

作者：时胜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