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身在南部山区的一个瑶族农民家庭，他是他那个山村里，比较聪明的一个人，因为在解放初期，他只有十几岁，就被送到省城去上医科学校，成为他们的那个山村，第一个到省城去念书的人。医校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在乡镇的卫生院做一名内科医生。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父亲在成家后不久，就和母亲一起，双双调到县城卫生院，之后又调到县医院工作。

在县医院工作不几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父亲又一次被下放到乡下卫生院“任职锻炼”，直到接近退休年龄，才又调回到县医院。

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我们就聚少离多——他一个人在乡下卫生院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自己在县医院上班。父亲是个朴实热忱的人，态度和蔼可亲。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山区出来就诊的贫困户“老乡”特别上心，坐诊时如果碰到有贫困的“老乡”（父亲对他们很熟悉）排队，他就会让他们走到前面来“插队”，优先为他们看诊。这些“老乡”们，有的还会主动找上门来向父亲问诊，父亲也总是把他们当座上客，给予热情接待，方便的时候还会陪他们喝上两杯。

父亲除了医务，还擅长木工活，家里的木制家俱，多是他亲手打造。我喜欢看他刨木料，双手握着木刨子，一推一收的那个架势。父亲的身体虽然有一点肥胖，但干起活来，神情专注，动作熟练，不时的还要用斧子的背面敲打一下木刨子，调整刨子里的刀片，一举一动，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真正的木匠。他还会拉二胡，尽管水平一般般，但对于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又是“自学成才”的人来说，就已经很不错。

父亲对孩子们总是很随和，没有什么严厉的要求，有时候还比较“放任”。我从小就带着弟弟到河沟里去学游泳，捕鱼捞虾，捉蟋蟀。回到家里，总是一身的泥汗，但父亲从未训斥过我们。我们斗蟋蟀斗得热烈时，他还会跑过来观战凑热闹。

父亲并不是对孩子们的成长放任自流，不闻不问。他难得回家一次，但一有机会在家，他总是给我们讲故事，朗诵诗文。父亲早年上过私塾，开过蒙，有些文化底子。他会讲嫦娥奔月，讲牛郎织女，讲鱼夫和小金鱼。他还会为我们诵读人之初，国父孙中山等等。我上中学的时候，从老师那儿借回一本《世界文学名著杂谈》，有天我在房间里正看着巴尔扎克那部分，父亲轻轻走到我身后，静静地扫视着我翻看的书页，不久就走了出去。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竟然给我弄回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幻灭》这两本小说。平时不善言辞表达的父亲，竟能以这样的方式，给人以惊喜。

父亲不但在文化上熏陶我们，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们。他常抱怨母亲太过于节俭，伙食不够好，不利于孩子们发育成长。有时候他干脆亲自上街买菜（虽然他不擅此道），掏空自己的口袋大买一顿，肉和菜都管够。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

父亲从乡下调回来后，在县医院上门诊的班。由于他有着比较好的医德名声，坐诊时总是有“老乡”排队，同样，他也总是把从山区出来的贫困户患者请到前面来优先看诊。这是他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品德。

当孩子们逐渐长大，父母亲已经慢慢老去。父亲回来了，我们却很少在家，不能与父母亲时常相聚，没能给父亲带去多少欢乐。父亲除了上班，总是呆在家里，做做木工活，以消遣自己的时间。父亲退休那年，我被调到乡镇去工作，更是增加了父亲的一分惆怅。没有想到的是，我下乡不久，父亲就病了，而且患的是绝症。由于工作的原因，父亲病重期间，我不能经常守候在他病床跟前，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他病危那天，我被一种无声的召唤，从乡下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在病房的门外，我看到医护人员正在对父亲实施抢救，并且非常吃惊的看到，父亲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那一刻，仍然奋力地抬起一只手，指向房门这边。我不顾一切地冲进病房里，紧紧地握住父亲指向房门的这只手，这时候父亲已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不一会儿他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父亲走的时候，只过了六十三岁这个年纪。他逝世至今，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父亲一生行医，抢救过无数人的生命，自己却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十分悲痛和让人十分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