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一座山村小学校度过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事了。

那里有一排泥土房，一共六间。五间做教室，剩下的一间是老师办公室。教室门前有一个很小的操场，只够全校师生做广播体操的。篮球架，单杠，双杠……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些东西。后来到镇上读初中时，才在体育课上见过，玩过，才知道还有跳远的沙坑，跳高的支撑架。

那所学校离我家不算远，以当时的脚力和体力来说，往返二十多分钟。记得冬季午休时间只有三十分钟，午休铃声一响，冲出教室，撒腿就跑……到家吃完饭，立刻返回来，还能踢上几下毽子呢。

每天早晨，手里攥着一块玉米面的大饼子，嘴里嚼着大酱缸里腌制的咸菜，就开始前屋后院地吆喝，二丫，小华……哎来了，等会儿我……就像报数一样，一声接一声地连下去。

那时候，每家的孩子都很多，年龄又差不了多少，所以，那条上学的山路上，我们就像一群蚂蚁在搬家。

不是大人们没起早做饭，实在是我们舍不得那热乎乎的被窝。于是，边走边吃边打闹成了我们的习惯。偶尔也会忘了时间，刚到校门口，就听到上课铃声……拔腿就跑，直奔教室。中午放学时，经常就各顾各地跑回家。那条山路上，我们又像一队运动员在跑马拉松。

没有早自习，没有晚自习，黑板上也没有密密麻麻的练习题。只要伴着上课铃声走进教室，就不算迟到。若是当天值日就例外了。值日生要提前到达教室，擦黑板，洒水，打扫班级门前的扫除区，还要有人检查个人卫生，指甲长不长，头发脏不脏；红领巾是否系好，一道杠二道杠是否戴得端正。

每个班级二十多名同学，男女生混搭着排位，教室就已经排满了。老师没有专用的讲台，只有一张和同学一样的木质书桌。上面经常放着课本、粉笔盒和一摞摞的作业本。

教室嘛，就是上课听讲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领导或外来人员听课。语文、数学、音乐和美术等课程，都由一个老师来担任。当然了，语文和数学天天有课，音乐和美术几乎一个学期也上不了二节课。有时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会出一期黑板报，或练习几首合唱歌曲。

可是，到了冬天，教室里就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了。

每到冬季，教室中间就要立上一个圆形的铁炉子，有一根铁质的圆形烟筒穿过玻璃窗，伸到教室的外面去。有的同学离家很远，午休时间回家吃饭来不及，就会从家里带来饭盒。饭盒里装着高粱米饭或是一块玉米饼子，还有点白菜或咸菜疙瘩。家庭条件好一点儿的，就会带点儿鸡蛋酱或是炒土豆丝。春、夏和秋季还可以凑合着吃，冬天带来的饭菜实在不能凑合，有的饭盒从家拎到学校就已经结冰了。

也许有人会说，干嘛不去食堂吃呀？那时候，老师都是背着饭盒来的，何况是学生呢。没有食堂，更没有图书室和电脑室。学校门口没有小摊贩，在很远的屯子里有一家小卖部。但那里不是我们这些学生可以光顾的地方，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记得那时小楷本和笔记本是七分钱，铅笔和橡皮是二分钱。可是每次要钱，都要遭到大人的几声呵斥，才能拿到。那时每学期的学杂费是一元五角。有一次春季开学，我把钱放在棉手套里。和同学跳皮筋时，玩得热了，顺手就把手套扔在了地上。课上老师齐学杂费时，才想起。去找时，手套不见了，钱也不知去向。晚上回到家里，不敢和爸妈提起此事。过了几天，老师实在逼得急了，才只好说了，就被爸爸揍了一顿。

话题扯远了，现在回来继续说冬季炉子上热饭盒的那些事。

同学们带来的饭盒，自觉地摞在炉子上。先放上的饭盒自然就放到底层，比较热乎，甚至会发出焦糊的味道。后放上的饭盒只有一点温度，有时还是冰凉的。老师有时就会上下倒个位置，希望同学们都能吃上热乎乎的中午饭。可是问题来了，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充满了各种饭菜的混杂味道，惹得同学们都心神不安，魂不守舍了。离家较近的同学，时刻准备着冲出教室，围巾和手套都悄悄地攥在手里；那些带饭盒的同学也在胡思乱想着，我的饭菜热了吧？也不知道别人带的是啥好吃的。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地都把馋虫勾引上来了，哪还有心思听课呀。恨不得铃声立刻响起……老师用木棒在黑板上用力地敲打：注意啦，注意啦！看黑板，看黑板！那声音，哪比得上饭菜的诱惑力呀！

到了晚间放学时，老师说了一句话：今天课堂上练习题没做对的同学留下，其他同学放学！很多同学都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在问：你挨留了吗？等我一起回家行吗？虽然心里很委屈，但也没办法，谁让你上课不认真，“魂”都被饭盒勾走了？这就是代价，只好乖乖地留下来。老师坐在讲桌上备课，或者批改作业。等到同学们都改好通关了，老师就会锁好教室，下班了。不必回办公室，因为那里几乎就是校长的“常驻地”，只有召集老师们开会或学习时，才会去那里集合。

那时候，对学生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放学后留在教室写作业了。有的同学，被强制留校写作业，还不敢对家长说实话，就和小伙伴商量着，等他一起回家。有的同学还会哭鼻子，央求老师：老师，我今天不留下行吗？明天我一定按时交作业。为啥今天不能留下？老师问。有的回答说，我不敢自己回家；有的说，回家晚了，我爸又该打我了。老师当然不会强留，说，那行，明天一定把作业本交上。乐颠颠地背上书包，回家了。第二天，也都会认真地把作业本放到老师的讲桌上。

考上初中，就到镇上去念书了，对老师的“神奇”之处有了更新的认识。

开学第一天，许多新一届的同学和我一样，站在宽大的操场上，等待分班的通知。那一届的新生一共有四个班级，我被分在了三班。跟着一位小眼睛，有些秃顶的男老师走进教室。他先是做个自我介绍说，我姓冷……又说了几句欢迎和鼓励的话，就带领全班同学去操场东侧的大葱地拔草。我边干活儿边和熟悉的同学闲聊着，有姓冷的，咋就没有姓热的呢？当时，不知冷老师是否听到，我抬头时，发现他正看着我。没吱声，既没表扬，也没批评。

后来知道，当年冷老师才三十多岁。只因秃顶，看上去要老很多。也许这就是“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的实证吧。

冷老师一直教我到初三毕业。代数课讲得很深刻，也很明了，可见他是非常认真地备课了。讲课时也很卖力气，经常会用拿着粉笔的右手去抹额头的汗水。汗水没了，额头上却留下一大块粉笔的痕迹，有时是白色的，有时是红色的……

冷老师有一个令同学都很反感的毛病——压课。下课铃声响了，其他班级的同学都乱哄哄地跑去操场了，他还在黑板前“倒数”“函数”地说着。

不知道在以后的教学中，他的“毛病”是否有人指出，是否他已经改正？他的头发是不是更少了，会不会真的成了“溜冰场”？

初中时，还有一位教几何的老师，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个头不高，嘴角总是挂着“对号”。他家离学校比较远，每天上下班都要骑自行车。那时都是28架的自行车，没有什么26架或24架之分。由于他个子矮，每次蹬车时，身体都要用力地左右摆动。就因为这个，下课时，总看见有同学在模仿，引得周围同学一阵哄笑。

对于他，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记得第一堂上几何课时，他右手托着木质的三角板，三角板上放着一只粉笔盒，慢悠悠地走进教室。没有课本，更没有备课簿。“上课！”同学们闻声而起。他比前排同学的个头高不出多少。就这个头也能当老师？也想管我们？同学们坐下后，就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他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线段”，然后就开始讲解了。什么是线段，什么是直线，什么是射线等等，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画图演示。“下面开始提问。×××，什么叫直线？”我被第一个叫起来。老师也没带点名册呀，怎么就知道我的名字？用疑惑的目光扫视了一眼身边的同学，她也正用“疑问”看着我。回答坐下后，老师又叫到了另一位同学的名字。接下去，有好几位同学都被叫到，或回答问题，或到黑板上画图。这一节课下来，同学们都说，服了！以后上课，再也没有同学因其“小”而“欺”之了。

现在，他也退休很多年了。他家也搬到了镇上。偶尔我会遇见他，身体很棒，还是笑呵呵的模样。只是，只是头发都白了。

后来读高中，念函授，还接触过很多老师。直到现在，都不敢忘记，也不能忘记他们！

离开校园，踏进社会，也曾有人教给我生活知识，传授我生产技能，但我很少用“老师”去称呼它们，而是以“王哥”“李姐”的去招呼。也许是一般人不配用那个称呼；也许是对于“老师”这个称呼陌生了；也许是现在某些人的行为，动摇了“老师”在我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