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少时初读这首汉乐府民歌，那岩浆般喷发的激情，江河般奔泻的倾诉，彩霞般奇特的比喻，差一点把我融化和吞没。这次去浙江东阳走访，感受到一出真实版的《上邪》，心底里泛起的感动，灵魂上引起的震撼，以致作文时常泪湿稿笺——题记

今年正月初二。我和妻起了个大早，赶赴百公里外的东阳湖沧，去祭奠一位长眠在那里的女性。

这位女性名叫格特鲁德·瓦格纳，1935年还是少女的她，冲破重重阻挠，只身漂洋过海，从奥地利来到中国，嫁给相爱的杜承荣。解放前颠沛流离饱经战乱，解放后运动纷至历尽磨难，她可以多次返回维也纳，但不离不弃厮守家人，无悔无怨嫁给中国，直到2003年2月去世，与丈夫最终合葬一处。瓦格纳的爱情故事曝光以后，感动了中奥两国，也感动了当时的我。从本世纪开始，我就想去趟湖沧，瞻仰她生死相爱的地方，表达一点钦敬之情，可一拖就是十多年。

当我们走进湖沧村时，太阳刚从东方升起，阳光照耀着黛青色的南山北山，也照耀着盆地上的田野村庄。村庄上空笼罩着一层淡青色的缦，仿佛盘桓我心头的一道雾：是什么信念，让这位外国女人与中国，长命无绝衰，生死两依依？

东阳江畔，湖沧村矗立着排排新房，全然没有了历史的印记。在数位村民的热情指引下，我们很快找到了瓦格纳的二儿子杜加炎。

杜加炎的家是一幢二层砖混结构的老屋。寒风中盛开的一串红和茶花，把个不大的庭院打扮得花枝招展春意盎然。鲜花中，草地上，还点缀着一座座鹅卵石垒砌的小假山。杜加炎中等身材，精神矍铄，虽已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但凹眼眶高鼻梁卷头发，真猜不出他的实际岁数，看起来最多是古稀年龄。

家里墙上几帧照片——是他父母瓦格纳和杜承荣的合照，吸引着我们的目光。一张是黑白照片，两人还很年轻，大概新婚不久。瓦格纳卷曲的长发，映衬着椭圆的脸庞，明净的额头下分布着两片柳眉，柳眉下深嵌着两汪明澈的眼睛；高高鼻梁下是两爿微启的薄唇，中间镶嵌着贝壳似的牙齿，微笑就从双唇向嘴角扩展。相比瓦格纳，身着中山装的杜承荣就严肃得多，浓黑分头下是一张长方脸盘，圆圆额头下配上一对高扬的剑眉，剑眉下是一双安详的眼睛。他似乎想闭嘴藏起自己的幸福，但嘴角的笑纹流露出心中的甜蜜。另一张彩照上的瓦格纳与杜承荣，已是两位老人。他们分坐在两张沙发上，杜承荣戴着一顶无檐的冬帽，穿着一件蓝色的对襟衣裳，右手微握拳头放在右腿，左手腕搁在左腿上，脸上是饱经沧桑后的淡定，微笑地注视着前方；满头银发的瓦格纳有些发福，穿着一件翻领的深绿上衣，左手臂自然地斜靠着沙发扶手，左手指握着茶杯的下部，右手指按着橘红色的杯盖，似乎要拧盖喝水的样子。她的整个身子侧向杜承荣一方，幸福的眼神定定地注视着你，圆圆的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

我们提出去拜谒他父母的墓地，杜加炎陪同前行并一路介绍：自己有一个哥哥三个妹妹，大哥杜强华(后改名杜加文)，今年83岁；自己原名杜兴华，今年79岁；大妹杜丽华，今年77岁；二妹杜韶华，今年69岁；三妹杜爱华，今年67岁。杜加炎说，除哥哥昆明退休后住在那里外，其余三个妹妹都在东阳。

两位老人的坟墓离村不远，朝北穿过一片开阔的田畈，走上大约两华里路程，就来到一座坟墓遍布的小丘。杜加炎指指小丘旁的一口水塘说，因为这口塘叫泉塘，所以这座山叫泉塘山。我们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坟墓：碑高一米左右，中间镌刻着“杜公承荣 华氏知萍合墓”几个大字，左边刻着两位的生辰和死忌：“一九零八年十月十一日——一九九零年四月廿八日”，“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九日”。右边刻着“孝男 强华 加炎”的字样。碑的右上角还刻着一个长长的十字架。碑前是一个高约三四十公分的长方形土坛，土坛用两米多长、一米二宽的石板垒成。杜加炎解释说，华知萍是母亲的中文名字，土坛下面就是父母的棺椁。坟墓形式是按母亲生前要求，设计成奥地利风格。母亲去世时东阳已实行火化，经当时省里领导特批，同意按奥国习俗土葬。

我们久久地徘徊在泉塘山脚，随着杜加炎的幽幽叙述，把我们的思绪拉得很远很远，拉回上世纪的动荡岁月，拉向相隔万里的另一国度，拉进这对异国恋人的故事当中……

一

1931年春天，杜承荣和另外9名青年，从浙江省200多名警校学生中脱颖而出，作为公派留学生远赴维也纳国家警察训练中心学习。

当年初夏，在训练中心旁的溜冰场上，杜承荣一次次蹒跚学步，可一次次摔倒在地。这时伴着一阵银铃似的笑声，飘来一位白云似的少女。少女大方地伸出春藤似的长臂，“来，我教你怎么滑。”少女重复地说着德语，恰似动听的莺声燕语。

杜承荣羞涩地伸出手去，他想不到这轻轻一握，会从此与她牵手一生。两人滑冰，开始时是生涩的，忸怩的，像中国丝竹的调音。渐渐变得流畅，奔放，像首西洋的舞曲。最后，他俩已经默契，迅捷似行云流水，轻缓如夏荷盛开……

杜承荣知道眼前的姑娘芳名瓦格纳，住在维也纳市海尔马克街26号，父亲就是警察训练中心的教官康拉德·瓦格纳，她常常陪着父亲来中心上班。

在远离故乡的异国，瓦格纳给了杜承荣温馨的慰藉；来自中国的大哥，给瓦格纳带来了东方的新奇。几个月以后，他俩相爱了。

“你嫁给我好吗？”在一片开满鲜花的山坡上，杜承荣颤声向她求爱。瓦格纳羞赧地看着眼前这位中国恋人，庄严又神圣地点了点头。

“可是我家里很穷……祖国又多灾多难……”杜承荣打开世界地图，指着另半球的中国，声调中夹杂着担忧和沮丧。

“我相信你的祖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爱情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瓦格纳向杜承荣表示了要去中国的心迹。

1933年12月，杜承荣学习结束即将回国，离开前两人一起观看了一部轻歌舞剧，剧名叫作《微笑的国度》，主要讲述了一个联姻失败的不幸故事，剧中一句“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的歌词，成了他们以后的海誓山盟，瓦格纳年老时还听此剧的音乐。

回国前的那个夜晚，多情的月光映照着缠绵的多瑙河水，也映照着瓦格纳双眸中晶莹的泪花。杜承荣轻轻地搂抱着女神般的瓦格纳，从她的泪眼中窥测到比明月还皎洁的深情，他情不自禁地吻向瓦格纳玫瑰花般的芳唇。仿佛一阵春风拂过一丛鲜花，瓦格纳浑身陡起一阵颤栗，也用火热的唇回应着杜承荣的热吻。双方海誓山盟，两人的爱情要像长城一样长久，阿尔卑斯山一样崇高！

但两人的爱情遭到瓦格纳父母的反对。虽然后来母亲表示理解，但父亲仍坚决反对。瓦格纳想来中国一事，就只好一拖再拖。后来一位认识杜承荣的当地警官，听闻此事后对瓦格纳的父亲说，他有两个女儿，任何一个嫁给杜承荣他都愿意，才慢慢改变了老瓦格纳的想法。1934年12月，刚满18岁的瓦格纳生日舞会一结束，就匆匆收拾行装，告别父母兄弟，用杜承荣寄来的路费，从奥地利坐火车到意大利，再从意大利特利耶斯特港，乘上“玫瑰号”轮船，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寻找心中的白马王子……

美丽的多瑙河远去了，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远去了，亲爱的父母兄弟远去了……瓦格纳回望渐行渐远的祖国奥地利，几多失落几多忧伤；瞩目海天相接的前方，几多憧憬几多迷茫……

驶过波涛汹涌的马六甲海峡，轮船在深海里颠簸了20多天之后，终于抵达东方明珠香港。瓦格纳接着又转道上海。在杭州警校教书的杜承荣，接到发自香港的加急电报后，喜出望外地赶到上海，迎接即将重逢的心上人。

但轮船晚到上海三天。当轮船靠拢码头时，她看到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她不知道她的承荣在哪里？当她满怀忧虑和惊恐地走下弦梯，远远看到一身白色西装的中国年轻人，笔挺地站在那里，深情地注视着自己。啊，那是她的承荣！她飞跑过去扑入他的怀里……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瓦格纳后来说：“我的承荣，他没有骗我。他在码头上一直等了我3天。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无论受多大的苦难，都是最幸福的人。”

经过一整年的相思煎熬，又经过26天的孤单漂泊，这对异国情侣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瓦格纳清楚地记得，1935年2月24日的阳光是那样的明媚，西湖的水波是那样的柔美。瓦格纳穿着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艳的花束，和西装革履的杜承荣在西湖边的新新饭店完婚。同时举行婚礼的还有另一对异国情侣，新娘燕妮是瓦格纳的维也纳好友。

两天后又去了丈夫的家乡举行传统婚礼。婚礼上摆了很多盘食品，其中有的只能看不能吃。瓦格娜当时很饿，她就问杜承荣：“我可以随便吃吗？”杜承荣说：“当然，随便吃。”当瓦格娜拿起一个馒头时，杜承荣又说：“这个馒头不能吃”，“你不是说可以随便吃吗？怎么又不能吃了？”杜承荣解释说：“因为馒头是用气蒸出来的，如果你吃了这个馒头呢，就是要和婆婆争‘气’，婆媳关系就会不好。”瓦格娜一脸懵然地放了回去，在婚宴上由于不懂禁忌还闹出了其它笑话。

婚后，两人住在西湖旁南山路的绿杨新村，距离西湖仅仅几步之遥。白天，两人肩并肩地登山涉水；月下，两人手挽手地湖边漫步。二十天的蜜月，是瓦格纳在中国度过的最安逸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光。她梳起了中国妇女传统的发髻，穿起了中国妇女传统的旗袍，俨然一个中国媳妇。杜承荣取“萍水逢知己，人生植中华”之意，替瓦格纳取名为华知萍。

她和中国丈夫的结婚证上，写下了订婚人的名字：杜承荣和华知萍。从此，来自音乐之乡维也纳的18岁姑娘格特鲁德·瓦格纳，成了浙江东阳人杜承荣的媳妇华知萍。

难忘的蜜月之后，杜承荣就和妻子离开杭州，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爱情之旅……那个年代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当时杜承荣任教的警校，因战乱不断迁徙，婚后的生活也就不断漂泊。杜承荣先到福州警校任职，他们的爱情也修成正果——第一个儿子阿尔弗雷德，中文名强华出生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杜承荣一家也到重庆避难。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彼特即兴华出生了。在日军对重庆大轰炸期间，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即爱华又早产问世。

1937年至1949年，瓦格纳跟随着丈夫，经历着战乱，频繁地调任。瓦格纳写给母亲的信中，叙述了那些疲于逃命的日子。“永远在跑警报，不分白天黑夜，我们的生活完了。到处是死者、伤者。家被落到邻近的炸弹彻底毁了，天花板全掉下来了，自己不幸早产。”他俩从福州逃难到重庆，又从重庆迁徒到万县、宜宾。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瓦格纳恢复了与奥国亲人的通信，才得知父亲一年前去世的消息。也许是心灵感应，1945年的一天，她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很高的雪山上掉下来，一年后这个噩梦终于得到证实。为了排解心中的丧父之痛，她从丈夫的好友郁达夫处，借来一些德文书籍阅读。1949年7月9日，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特鲁蒂即韶华出生，而此时物价飞涨，杜承荣承受不起生活的重压，又拒绝撤退到台湾的提议，无奈带着家人回到老家东阳。

从1935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4年间，他俩拖儿带女地辗转杭州、福州、重庆、江西，其间生下了3男2女，依次取名强华、兴华、丽华、卫华、韶华，盼着中华的崛起和强大。可惜的是卫华由于战乱，半岁时就夭折身亡。

杜承荣把家安顿在祖上传下来的两间旧木屋里。在战火中颠簸了多年的瓦格纳，对战争感到真正的厌倦，现在终于可以过上安静的生活了。她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并用硬纸裱糊一新，开始和丈夫过新的生活。

杜承荣虽说出身农家，但从小喝墨水，又留过洋，中年务农，不免有些颓丧……然而瓦格纳委婉地劝慰着丈夫，并风趣地说：我们也过上男耕女织的生活了，岂不很好！

但是婆婆看了瓦格纳的手后，说她的“手是豆腐做的”，“这样的嫩手怎么干活呢？”日后的岁月证明，瓦格纳用这双手，抵挡着袭向丈夫的风刀霜剑，护佑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劳作着江南农妇的任何活计……

从无忧无虑的维也纳少女，到战火中颠沛流离的妻子，直至挑起生活重担的农妇，瓦格纳没有叹息，没有后悔。乡村的大锅灶，黑洞洞的灶膛里，柴少了就会熄灭；放多了，浓烟直往外窜，薰得她直流眼泪。瓦格纳不但学会了烧菜烧饭，还学会了养鸡、养兔、养猪，学会了磨粉、腌菜、做衣、做鞋。

洗衣服，她从来没有用过棒槌，认为容易损坏衣服；但她也学会了端个木盆，到池塘边和农妇们一边搓衣服，一边亮着嗓门聊天。烙玉米饼子更是门外汉了，乡亲们就教她如何剥壳、扎结，如何凉晒、搓粒，如何磨粉、揉团……

两人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农耕生活时，他们的小女儿爱华在家乡哇哇坠地。

二

瓦格纳曾从维也纳带来一些首饰，困难时期把它们一点点地变卖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金手镯，她舍不得卖，一直戴在手腕上。

1952年老大强华考上了金华高中，因为没钱继续上学而哭泣。瓦格纳就将手镯剪成三截，一截缴强华的学费，一截买种子肥料，一截留着买些粮食。

为了不让孩子和丈夫挨饿，瓦格纳开始豢鸡养猪，为贫困的家庭补贴家用，给孩子和丈夫补充营养。一旦村里发生鸡瘟，瓦格纳就胆战心惊，赶紧把鸡搬进卧室，不让它们受到传染。她还养起了长毛兔，一次加炎的学费就用兔毛顶替，还用兔毛为家人织出了毛衣。

瓦格纳向婆婆要了一头猪崽，并给它起名为苏茜。她让苏茜吃米糠和番薯，还割来青草。苏茜也对瓦格纳产生了感情，只要远远听到一声“苏茜”，或者听到瓦格纳的脚步，小猪就立刻哼唧着跑来。可惜的是，阉猪匠为苏茜阉割时，不小心伤到它的内脏，两天后小猪就死了，全家人都掉下眼泪，瓦格纳更是难过得吃不下饭。以后，瓦格纳也会给其他家禽起个洋名，出售前后她心里总要难过好几天。

她写信回维也纳，向母亲汇报：“我喂了三头猪，每月每头猪可领到10斤饲料。我还养了15只鸡，我把它们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月，这样救了它们的命，我们村里闹鸡瘟。”

尽管家里穷，但瓦格纳想尽办法为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为每月的开销做了一个计划，严格执行一丝不苟，买蔬菜的钱买蔬菜，买柴火的钱买柴火，专款专用决不挪作他用。在每次做饭前，她用一杆小秤仔细称量，每次下锅前又取回一点，做到细水长流以备后患。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瓦格纳一家也未能幸免。瓦格纳试着用树皮、草根和野菜做成粮食。当她看到孩子们吞咽十分困难，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又一天晚上，一家人围坐桌前，主食又是糠馃野菜。杜加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爸爸一边伸筷子一边说，‘哎，吃呀，这是红烧肉；吃，这是清蒸鱼；喏，这盆还是白斩鸡。味道真不错！’父亲的乐观幽默感染了大家，逗得妈妈也卟哧一声笑了起来。父亲始终认为生活会好起来的。”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要降临。早在节前瓦格纳就开始筹划，为孩子们准备起礼物。她把母亲寄给她的衣服，改成孩子们穿的衣裳；把亲人寄来的巧克力，一颗颗地储存起来。她还去很远的山上砍来一截松枝，悄悄地用布盖着拿回家里。瓦格纳给两个儿子和大女儿的礼物是自编的储物盒，给两个小女儿的礼物是布娃娃和玩具熊。并把布娃娃取名为丽丽，把玩具熊取名为比利。

每当过圣诞节时，杜承荣总会跟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对待母亲，你们的母亲在这儿没有别的亲人，只有我们。圣诞节那天，无论儿女们在哪儿，在干什么，一家人都要团聚在一起。

1961年，承荣的父亲不小心摔倒又受感染，瓦格纳不分昼夜地守候在公公身边。为了护理公公她差点累死，公公感动地流着眼泪对她说：“你真是我的亲女儿，好女儿！”不久，公公带着幸福的微笑离去，享年79岁。瓦格纳从没和公婆或长辈顶过嘴，逢年过节总要向他们献上敬意，在日常生活中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邻居称这个外国女儿“敬老爱幼”是出于天性。

中国江南的天气严酷，夏天热到摄氏四十多度，冬天则冷到骨髓里面。抵御风寒的只有窗户上一层薄薄的油纸，而一月份的气温能低到零下十度。尽管天气严寒，瓦格纳却忙着制作布鞋，每年要做十几双之多。由于手上长满冻疮，红肿得像个馒头，纳鞋底时分外艰难，一碰着就钻心地疼，疮口还常常流水化脓。但她全然不管不顾，晚上坐在微弱的洋油灯下，或者嗞嗞地纳着鞋底，或者仔细地缝补衣服，还为孩子们讲着童话故事。杜加炎至今还记得母亲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讲《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的情景。

三伏天由于连续高温，瓦格纳的皮肤容易受到感染，多亏杜承荣跟父亲学了点中医，常常为瓦格纳熬些汤药，用一根银针将脓挑破，尽可能勤地替她换洗包扎。瓦格纳忍着疼痛像平常一样干活，杜承荣不得不强行要她休息。夏天需要烧火时，他经常跟妻抢着下厨。

瓦格纳觉得只要有爱，最艰苦的生活也比蜜甜！1973年2月，她致信弟弟：“享受在这儿不存在。芭蕾、滑雪、溜冰等在这儿毫无概念。如果人们对某些事一无所知，自然也不会有这方面的要求……我用你寄来的钱把我丈夫从头到脚装扮一新，给孩子们买了换洗衣服。”

身体上的辛劳她还可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几乎让她崩溃。建国后的各种政治活动，给曾经身份特殊的杜承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幸，也给瓦格纳带来了无尽的忧伤。

1950年11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杜承荣要在寒冷的夜里外出接受批斗，每次离家前瓦格纳总要为承荣拉拉衣服，系好围巾，并柔声地说，“今天晚上特别冷，你要当心，不要感冒了！”然后使劲地亲他，又补充说：“我等着你，等你回家！”承荣也亲了她，像往常一样说：“如果太晚了，不要等我，先睡吧！”四目相对，有担心牵挂，更有安慰鼓励，瓦格纳每次目送着丈夫，直到消失在小巷尽头。

杜承荣是一名旧中国警察教官，按杜兴华的说法，“这是个要他命的职业，他虽然没杀过人，但他教的学生杀过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闯进瓦格纳的家里，没收了她心爱的全部家庭照片，和收藏的纪念文献，并抄走宝贵的德文书籍。还禁止她用德语与家人交流，为了检查她是否照办，还安排专人在家监管。杜承荣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挂着木牌接受批斗，无休无止的肉体折磨，花样百出的精神摧残，痛苦不堪时一想到妻儿，内心陡生要活下去的勇气。杜加炎的记忆中，要么父亲不说话，要么只说“我没事，你们放心吧”。杜丽华记得：一次父亲在台上接受批斗，她听到父亲大声对她喊：“快回家告诉妈妈，我很快就回家。”一次，瓦格纳看见他脖子上有用绳子勒出的血痕，在妻子的追问下，杜承荣向她承诺：“不论今后人家怎样对我，我向你保证，不做傻事。”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杜承荣给新出生的外孙女取名“梅君”。

1977年，新中国的历史终于翻过了这一页，1979年维也纳收到瓦格纳的来信：“……感谢党中央，承荣重新获得自由。”两人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享受着他们的两人世界。每天一早，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到东阳河边，目光会随着河水流得很远。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工作与家庭。有时候他们会去看看儿女，儿女们也会时常来探望父母。

十年后的1989年，杜承荣查出患上癌症。初懂医术的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他最不舍的是自己的妻子，他要为瓦格纳坚强地活下去。“别伤心，我的病会好起来的。我还没见过长城呢，中国人怎么能没见过长城呢？病好后，我们一起去，还要重返杭州。”杜承荣一边煎着中药一边对妻子说：“这中药的味道很不好，我吃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你。因为我还想陪你再往前走一程。”病重期间，孩子们想替瓦格纳照顾爸爸，瓦格纳坚持自己照顾。她知道丈夫的病情，想尽量多陪陪承荣，那怕是一分一秒。望着日渐消瘦的丈夫，她的心在哭泣和滴血，但脸上充满阳光般的笑容。

1990年，奥地利使馆给瓦格纳寄来一封信，信中说如果她到奥地利定居一年的话，就可以重新获得奥地利国籍。当时杜承荣正在患病期间，瓦格纳绝对不会离夫回国。最后她终于拿到国籍证明，但杜承荣已经卧床不起。去世前杜承荣翕动着嘴唇，但已经说不出话来。儿女们误以为是让大女儿赶来，但是杜承荣摇了摇头。瓦格纳知道丈夫最后的心愿，把盖章签字的国籍证明拿到他面前，含着泪说“你可以放心了！”杜承荣终于满意地闭上了眼睛。原来，杜承荣想确认瓦格纳的奥地利国籍，好在自己死后妻子可以重返奥地利，去过上她本应该有的幸福生活。

瓦格纳自然悲痛欲绝，在她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是杜承荣给了她纯洁无瑕的爱情；在26天的航程中，是杜承荣给了她只身远赴异国的勇气；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也是杜承荣给她战胜日寇中国必胜的信心；以后运动迭出横遭折磨的日子，更是杜承荣给她初恋似的体贴父兄般的关爱……如果没有杜承荣大海般的深情，她无法想象自己还能挺到现在……

她一次次站在丈夫墓前低声泣诉：“我们共同走过了一条漫长的人生之路，不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生活好的时候。你不要为曾经让我过了艰难的生活而难受，这不是你的错。我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1993年9月，她致信维也纳：“尽管承荣离开我三年多了，我的内心还是感到十分痛苦和空虚，他走得太早了。”

三

奥地利驻沪总领事温伯格女士曾说：“对瓦格纳来说，自从1990年丈夫去世，她的生活就结束了。”

但瓦格纳说：“中国有一种习俗，就是夫妻俩死后要同穴而眠，埋葬一起。我已跟儿女们说好了，在杜承荣的墓旁给我留一个墓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后，就会和丈夫在一起相伴永远。”

早在50年代初期，瓦格纳曾有机会回到维也纳，即带上两个孩子“遣返”回奥地利，但因为想和丈夫和每个孩子在一起，她断然拒绝了奥国诱人的条件。六十年代初中国暂时困难时期，瓦格纳的母亲和兄弟寄来路费，让她尽早脱离苦海回到自己祖国，但为了丈夫和孩子她硬是留了下来。1973由于瓦格纳弟弟的提议，以及奥地利政府的运作，瓦格纳又有一次可以回到故乡的机会，但她仍不愿为了自己而离散一个家庭。

1990年10月，在奥中友协的帮助下，应维也纳市长的邀请，瓦格纳携带着大女儿杜丽华回到阔别56年的故乡。而此时母亲已经去世18年，她离开维也纳时曾和母亲约定，五年之后就会回家看看，可已经过去五十五年，瓦格纳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

面对着久别的亲人，美丽的故乡，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那么切近，又那么遥远。真是恍如隔世！三个弟弟也已两鬓染霜，瓦格纳本想抱着他们痛哭一场；然而她只是紧紧地拥抱了他们，吻了他们：“你们好，是的，我回来了……”她默默接过父母临终前留给她的一串项链，项链上嵌有一帧父母的小照。“爸爸妈妈，我终于回到你们身边了。”瓦格纳喃喃着，珍惜地把项链挂在脖子上，让父母的照片贴在跳动的心坎上。

二弟瓦尔德·瓦格纳紧紧拥住姐姐柔弱的肩膀：“我感到惊奇。我姐姐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之间一点都不陌生。我很高兴她在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又回到故乡。当初我们分别的时候，她的未婚夫把一双皮鞋留给了我，我穿了很长时间。”在此前的书信来往中，他与母亲总把好消息告诉瓦格纳，因为不能去看她，不想让她担心；而瓦格纳也少提中国的艰辛，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更多描述中国的土地如何肥沃，山河如何壮丽，儿女多么乖灵，丈夫又怎样体贴……

在一次次记者采访会上，她对记者们“嫁给他后悔不后悔”的提问，总是这样回答：“不后悔，我嫁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嫁给那个年代，更不是嫁给曾经的环境。”“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并不重要，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如果再让我年轻一次，还嫁给他。”而对“为什么不留在维也纳”的提问，她是这样回答：“中国有我的家，有我丈夫的坟，孩子们也在等着我，我要回去。”

历史在她年迈的目光里变得清晰而富有哲理。在回答记者和市民提问时，她总以历史的眼光，为新中国的沧桑巨变解释得苦口婆心。谁不爱自己的祖国，谁不爱自己的亲人？她忘不了是中国人民养育了她56年，更忘不了自己终身追求的幸福和爱情，都开花结果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已成为自己的祖国了，湖沧的乡亲都是自己的亲人。

维也纳市长海姆尔克·契尔克多次接见了她，并授予她“维也纳荣誉市民”称号。自己祖国的一再召唤，三位胞弟的再三苦留，加上丈夫已不在人世，她理应留在维也纳度过余生。但瓦格纳逗留了100来天后，当严寒仍驻足于中欧那座白象似的阿尔卑斯山时，她又回到中国江南那个早春二月的农村。

当时湖沧人都认为，这回她一定不会回来了。可大年廿八那天，她的双脚重又踩在湖沧的村道上。在那间传统板木结构的旧房里，身着中式丝棉袄脚穿保暖鞋的瓦格纳，用她特有的东阳话对村民们说，“维也纳是我的故乡，那里也确实富有，但我的根已在中国。让我离开丈夫的故土，是难以想象的！”

在湖沧村，在老屋内，一只老式橱柜上：一只带托盘的咖啡杯，一只简朴的银质小烛台圈着一截宝蓝色的蜡烛……橱柜上方的墙上挂着两幅从奥地利带回来的装饰画，还有大罐的雀巢咖啡和伴侣，一张歌剧唱碟，一本书名《神秘的森林》的原版书。这些东西，和堂屋里祝寿的红对联、挑谷麦用的箩筐等等，彼此相映，浑然一体。

1995年6月，瓦格纳第二次回国。一年一度的“维也纳音乐节”开幕了，瓦格纳母女应邀出席。金碧辉煌的大厅，如诉似歌的旋律，瓦格纳陶醉了！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蓝色的多瑙河》，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她谢过维也纳市长和家人的再次挽留：“我要回去。我的家在中国，那边有我的孩子，我们承荣也留在那边。”瓦格纳说：“我已经把东阳当作第二个故乡，这里空气好，风光也可以，邻居关系好。我有什么事情，他们都肯帮忙，他们没有空，小孩子我也帮着带。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我喜欢在这里。”

瓦格纳的老屋，梁上有东阳式木雕，燕子筑下的空巢还在。那是丈夫的太祖父建造的，已有300年历史。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守在这里，迟迟不肯搬离。房间里，依然摆放着丈夫的遗像，高鼻、琥珀色眼睛的瓦格纳，一边伏案读书，一边相伴着丈夫。一头白发用黑色头箍箍得纹丝不乱，一袭藏蓝底小碎花的连衣裙、一对肉色丝袜、一双老式搭襻皮凉鞋，瓦格纳把自己收拾得优雅整齐。

瓦格纳的大儿子强华从北京水电地质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昆明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二儿子兴华一直在湖沧务农，但干了多年的地利测绘工作。大女儿和二女儿是教师，与兴华一样都自学成材，小女儿爱华在一家村办服装厂工作。如今他们兄妹五人都已退休。第三代中，有好几个是瓦格纳亲手带大的。外孙女吴雯颖回忆，一次生日收到外婆的礼物，一本《茶花女》，一本《呼啸山庄》，她视为珍宝；在学校里曾收到外婆的来信，竟是用中文写的，她感动得不得了。她读书一放假，总往外婆家跑。

2003年2月19日，瓦格纳突发脑溢血在家中去世。一个活了86岁的奥地利籍老人，她生命中的前18年，属于欧洲中部古老的世界名城、音乐之乡维也纳；后68年，全部交付给东方神秘而命运多舛的中国。她追随着中国丈夫，走过“战乱、文革”，走过饥饿、贫穷，始终不离不弃。

2月27日，东阳市委、市政府在东阳市殡仪馆，为这位传奇老人送行。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发来唁电，省市县各级领导都赠送了花圈。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温伯格女士以及社会各界及媒体上千人出席了葬礼。

村民们提着写有“杜”字的灯笼，长久地迎在村口，像等着一个归来的亲人。据悉，湖沧及邻村800多位乡亲自发赶来参加瓦格纳的下葬仪式。瓦格纳的女儿们说：“如果妈妈知道自己的葬礼是这样，也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

瓦格纳的低调使得她的故事长久未被揭开，一经曝光她的爱情随即成为传奇，甚至被拍成电影。2003年春天，中奥两国合拍的故事片《芬妮的微笑》，在中奥两国同步首映。

冬日的暖阳温暖着湖沧的山野，瓦格纳的故事久久地感动着我们。墓前是片红枣林，杜加炎说枣子红时像悬挂着无数盏小灯笼；枣林旁是个孔雀养殖园，园内的孔雀常常为父母展翅开屏。我们从铁栅栏向园内望去，只见一只只绿孔雀蓝孔雀，或栖息于架上，或徜徉于地面，有的还一边做着各种优美的舞蹈，一边展开它们五彩缤纷的霓裳，并听到一声声“啊—喔”“啊—喔”的呼唤……

我们回到杜加炎的家里，再次站在他父母的遗像前。“父亲去世后，妈妈不愿照相了，特别不愿照全家福。”我们跟着杜加炎在巷弄间转悠，他告诉我们，他有两了儿子，一个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一个从事水电安装工作。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两幢崭新的三间四层楼房，说那是大儿子小儿子的楼房，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母亲的在天之灵会更加欣慰。

杜加炎还特意提及，前些年杜家又修族谱，作为自己的母亲，杜承荣的媳妇，华知萍已经做进了族谱里面。

这是一段超越国界、民族、文化的爱情，这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爱情史诗。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把这个中外爱情故事，只当作一个动人而遥远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