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已经九个多月了，这九个月来我时常在不经意间感觉父亲就在我身边，他有时摇摇头对我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有时默默地微笑对我的一点进步感到喜悦。我时常有很多问题弄不明白，在心底里向他老人家发问。问人生问理想问这个社会的过去，问他在古稀之年对他终生践行的理念到底如何看法？但他已离我而去，这些问题只有靠我自己在流淌着他热血的生命中自我解答了。

父亲去世前一个月，我准备出发内蒙。行前，我请二老吃饭。我对此次内蒙工程估算并不如一些人想的那么乐观。我观察到内蒙的地质资料算定目的层的速度，已低于正常煤层的最低限值。因此怀疑这层所谓的煤是否是煤是否具有足够的工业价值，是否值得投入这样的热情和成本。父亲是老地质专家了，他接过我的一根烟，眯起眼默默地听着，轻轻一点头缓缓地说：“嗯，不错。”不想，这竟是我和父亲最后的诀别。

工程闲暇，进城逛书店。看到王小波的一本文集，王在一篇文章里大量写到文革中的北京矿院，写到那里的武斗。那是父亲的母校，我兴趣徒增，津津有味的读起来。原来当年的北矿还有这么多故事啊！我想只需做完这个工程，我就可以回家询问父亲：当年的北京矿院是否如王小波所写，有武斗之说？是否有一位教授从五楼大头冲下跳下来，脑浆迸裂?脑浆中的油脂渗入到水泥地中久久难以清除？但父亲突然的离世，已经让我这些疑问永远无法解答了。只知道，那年北京各大院校应届毕业生统统留校一年，投入轰轰烈烈的文革。父亲是在贵州实习时接到回京大革命的通知的，父亲曾说当初他们一班人马进入贵州的时候，当时的贵州地矿厅厅长亲自迎接了他们，欢迎这批来自北京高校的大学生，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奉献青春奉献血和热。但不到一个月，当父亲一行人从大山里钻出来准备回京的时候，老厅长已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困在电线杆子上，满身满脸都是造反派的臭鸡蛋和青菜叶了。后来我在父亲与人聊天的时候得知：文革开始刚一个月，北京地质学院的院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剃须刀片割脉自杀了。半年后，当时的煤炭部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张霖之在北京矿院被造反派用皮带活活打死。张霖之是领袖钦点的走资派，在文革开始，造反派便以“彭真的死党”为名被监禁专政，自然难逃一死。张是建国后第一任煤炭部长，工作扎实，到基层总是在第一时间便钻到矿井下，在一线现场解决问题和一线工人一样吃大食堂。其余时间父亲便对文革忌讳颇深，在我和姐姐面前从不提起。这些事，还是在他和老同学聚会时我偶尔听到的，有时我按耐不住想问问当年的武斗，包活他和他的三位老友如何成为顽固的保皇，被迫到处串联游走四方，如何被其他的革命派同学一夜之间视作陌路异己,彼此不能两立的故事。但他的口极严，一字不提。再问，他便重重地放下碗筷起身离开。

88年，我上高一的时候，一天从父亲的旧书堆里翻出当年文革的一份革命宣言，篇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人了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人永不得翻身。觉得怎么这么荒唐简直就是群神经病。就耐不住好奇问父亲，他叱道：“小孩子，懂什么？！”后来母亲说起，与父亲同室的一位印尼农场主的儿子与父亲私交甚笃，本来是怀着一腔热诚准备报效祖国的，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诬陷为特务赶回印尼了。父亲一伙保皇派当时在校很不得势，被革命派围攻，被压缩在几座宿舍楼内。造反派们抢占了学校的广播大楼和所有的重要设施，天天口诛笔伐，扬言要将他们彻底消灭。90年，父亲两个多年未谋面的同学来泰安，其中一位姓王的叔叔相貌有些猥琐，五十不到的年纪，已是满头灰白。他已经脱离地质工作，在河南老家一个法院里做法官。客人走后，父亲有些感慨，对母亲说：“老王是个好人，很老实就是胆太小。每次造反派敲着脸盆要冲上楼的时候，老王就吓的浑身哆嗦。最后自己写了一份大字报，检讨自己错了，当初入的是“彭真”的党，毕业证也不要了，回了老家。”我一听就来了兴趣，武斗是什么样？造反派往上冲的时候，你们怎么抵御？父亲对我的提问很不以为然，只是淡淡地说：“小子，多少比你有种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治的跪下叫爹都不行，你知道吗？！”我碰了一鼻子灰，缩到一边，心里却很不忿。父亲自幼体格强壮，膂力过人。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北京大学生运动会，可以抓举一百一十公斤。而且老人家练的是十项全能，百米和跳远的成绩非常不错。每次我闯点小祸，他就对我拳脚相加毫不留情，我料想一般的造反派也应该很难近的他身吧。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在校闹革命时，是非常克制的。为什么叫保皇派？实际上最初就是一种革命理念的不同。在那个疯狂荒诞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能或者敢去怀疑这场大革命的正义性和初衷。都是要捍卫红色江山的胜利果实，不同的是造反派要打倒一切，保皇派要分清敌我，厘清是非，区别对待。最终演化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彻底的分歧和矛盾。占了绝大多数的造反派意欲从精神到肉体上直接消灭与其意见相左，或者对其做法作风有所质疑的所有人。当时北京矿院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一万一千多人，已经有八千多人加入了革命派。保皇派的势力只有两千人。革命派的勇士们已经占据了大多数的地盘，并且构筑了坚强的工事。革命初期的武斗中死伤了不少无辜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多年以后，看到作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有大量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其中有一个细节，68年的时候，他受一个 “永向东”的革命组织委托去辽宁调查一个省级干部的历史问题。当时的辽宁，“红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泽东思想”派正在围剿“毛泽东主义”派。到处有街垒，弹痕和硝烟。经常也一车车荷枪实弹大喊大叫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火车站旁边的一场恶战竟使火车停开。但最高者似乎对武斗的规模还不够满意，表示“武斗好啊！一方面强化了自己，一方面锻炼了群众。我看还不够大，最好用上电台。”父亲去世以后，我翻起老头退休后写的回忆录，却发现关于文革关于惨无人伦的武斗，父亲只是一笔带过。显然父亲是刻意回避这些问题，又或者是他根本不愿再掀起这些荒谬惨痛的回忆吧。我突然记起以前老家的相框里有一张父亲串联时候的照片：一大群军人都手持红宝书，腰杆挺直，革命的气势强旺。父亲身着深色一件衬衫，一只手却随意搭在一个军人叔叔的肩膀上。既没有红宝书，也没有庄严的革命气象。他微微眯着眼，斜睨着前方，满是冷峻，矜持和怀疑。我想这应该是父亲当时思想和情感的真实流露，所以他才没有顺大流选择做个时髦的革命派吧。

小时候我经常想不明白：父亲既然反对暴力，为何却对我这般粗暴，只要我与别人有点冲突，他就二话不说对施以我拳脚呢？他太不疼我这个儿子了！好在父亲从来不说脏话，每次基本就是一句话：“兔崽子！你敢不敢了？！敢不敢了？！你还敢？！你还敢？！…”拳脚不停。有一段时间（86——87年）我暗暗发誓：将来我有了儿子，绝不会采取父亲对我的态度和方法。我不会对儿子动一个手指头，也一样让他对我服服帖帖。好在我的预料很准，十几年以后，我果然有了儿子，儿子小时候乖巧机灵，每天“爸爸，爸爸，我亲爱的爸爸！”叫个不停，每每这时，母亲便指着儿子对父亲说：“你看看，你什么时候对你儿子这么亲过？”父亲低头不语，默默地吸着纸烟。或者往沙发上一靠，轻轻笑骂一声：“他——妈！”。

我初时以为我的方法很有效，我与儿子的关系已经处理的很好，足以让父亲嫉妒。但儿子进入青春期后，开始和我顶牛。有一次他愤愤的对我说：“你别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很讨厌！是你自己没表达清楚！”“兔崽子！你敢！…”我禁不住怒火中烧，劈手抓住儿子的当胸，举手就打。但看到儿子清亮冷漠的眼神，便想起当年暗发的誓言。便只能推他一把：“小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打你吗？！你是我儿子！如果我拿出你爷爷以前对我的拳脚，你受不了！。”好几次，我感叹做个不打儿子的父亲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父亲当年一行人离京奔赴工作岗位时，对立的两派之间已经无话可言，各自收拾行李，不再有一句争吵也不再有一句彼此挂怀的话。革命理念的分歧已经让他们分道扬镳，扔弃了六年的同学之情。65年的时候，父亲本来是可以作为韩德馨院士的研究生留校的，但他已经三十了，和母亲定亲四年了，回到山东工作是他最大的心愿。所以争取到一个到山东矿院任教的机会。但大革命的突然到来使这一切烟消云散。就一行四人主动选择了去贵州这个最穷的地方，其他革命派多选择的是福建和湖南。我猜测当年这四个保皇是堵着一口气的：到底是谁对自己的祖国最忠诚？是谁能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祖国？是你们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呢？还是我们几个“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一直非常悲伤。父亲母亲高中时同班同学，但那个年代的人是不可能在中学期间涉及感情的。因为要支持大伯的学业，父亲在老家做了两年生产队长才又重新捧起课本。结果一回就考上了大学。这个时候父亲已经二十五岁了，已经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母亲二十二岁，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很巧的是，父母都没有婚配。父亲是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才给母亲提笔写信的，这似乎是个上天注定的缘份。我成人以后才注意并认识到父亲真情的可贵，母亲的成分不好，被剥夺了考大学的机会。父亲已经考上大学，并且之前双方并没有承诺和约定，实际上学校期间连说话的时候都很少。但父亲还是不顾将来的两地分居和母亲的家庭成分而忠于内心所属。这应该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自由恋爱，是份很珍贵的感情。我安慰母亲，跟她解释，能在风风雨雨中与母亲相濡以沫地生活了四十五年，就凭这一点，父亲也是个幸福的人。我不得不这样想，因为不这样想的话，我也接受不了父亲的突然离去。

父亲曾对母亲说起，在贵州那些年，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山上跋涉百十里，手持地质锤到处采集岩样，搞分析调查，走遍遵义，贵阳，六盘水一带所有的山山水水。那时父亲所在的地质大队中有一个军代表，每天晚上这个军代表都要到处折腾，吆喝众人学习体会毛泽东思想，或者打了鸡血一样四处找人斗。父亲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以前的克制，夜里在革命群众热火朝天的亢奋中，他埋头扎在地质样本中整理推敲，不久竟得了一个“徐老九”的外号，一直跟随了他的后半生。但父亲也有对付这个军代表的招法，每次军代表随队进山时，父亲都要带着他一起工作，父亲体力好，百十里的山路浑然不觉，但军代表在这方面就发挥不了他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了，每每父亲蹲下来对着一处石样反复观察的时候，军代表就象烂泥一样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太阳还未落山就急急的嚷着“明天再干吧！”。70年春节前夕，所有人都兴冲冲地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姐姐刚刚出生，父亲也急着回家看看。不料上级竟准备在春节期间搞个学毛著交流会，军代表再次想到了父亲，建议父亲留下来参加心得交流，理由是“小徐毛选学得好，爬山爬的快！”。父亲感到这个理由难以接受，顺口反驳道：“毛选学的好，和爬山快有什么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的最好的应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但要是比爬山，我肯定比他爬的快！”。军代表大怒，他应该是想到了很多东西。每次随父亲一组工作时每次都被累的直不起腰，每晚他踱步走进父亲的宿舍时，父亲总是在埋头看书竟不看他一眼，似乎他这个军代表并不存在。他紧急召开临时大会，义愤填膺地宣布：“个别人胆大包天，竟敢和和毛主席比爬山！”“对领导的批评教育闹意见，一个苍蝇飞进了门都还要眨眨眼，还别说走进来一个大活人！…”这件事对父亲应该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因为父亲从年轻直到中年，几乎每年都是劳模。这并不是他有什么特殊的手腕和过人的心计，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一个农家子弟的勤勉和本分。童年时代艰苦的体力劳动，使他能够漠视辛劳和洞穿某些人打了鸡血一样的狂躁和混乱。

父亲虽排行老二，但自幼体格强壮，这就注定他在家庭里要担当更多。他七岁推磨，八岁跳水，九岁时每年冬天都要和小脚的奶奶天色未明就拉着木轮大车，步行三十多里进城拉粪。启程时还要拉上一大捆高粱杆，卖给城里一些人家贴补家用。有一回一捆高粱杆三天都没有卖的出去，无奈之下，奶奶只得挨家挨户敲开陌生人的门，央求好心人低价收留。奶奶性情贤惠，温和寡言，一生从未与任何人拌过嘴。但实际上老人家内心刚强，不会轻易求人。奶奶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最大，爷爷虽然能言善辩，处事敏断，是徐家的一族之长。但父亲后来对我的教育中却都是奶奶的话。比如奶奶常说的“功到自然成，火到猪头烂。”“一个巴掌拍不响”等等这些乡间俚语。我能感觉到父亲对奶奶的感情是渗到血液里的，奶奶在世的时候，父亲每次休假回来，必定是不入家门，先看望奶奶。他打开包裹让爷爷分配所有的采项，一份份留足，这才起身回家。有一回奶奶到河里洗衣服，父亲便放下帆布大包，在奶奶家门口踱步等了两个多小时。我记得父亲休假时，几乎每个下午，都坐在奶奶家的炕沿上默默地吸烟，奶奶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有时一下午母子二人几乎不说一句话。母子之间的深厚情感已经无需用语言来表明了。爷爷一生眼高于顶，他自诩记忆力好，读书不忘，时常孔孟之言，但也承认纸上算账也不及奶奶的心算。爷爷年轻时据说长相俊秀，热衷唱戏，喜欢热闹乐意助人，但一生不屑于农事，从没扛起一根锄头。父亲和大伯则都是地质出身，行事低调踏实，默力笃行。我成人以后渐渐感觉，他们无论是处世为人抑或专业能力，都应该是更多的继承了奶奶的宽和聪明才是。父亲幼时因为战乱和家境几次辍学，但一旦有上学的机会他便能静心苦学，抛开一切纷扰。包括他在文革期间埋头甘当老九，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在艰苦的童年生活中练就，这也算是生活对于父亲的一份特殊的历练和馈赠吧。

我参加工作以后有好长时间得不到父亲的认同，父亲对我出野外还要带着自家的枕头，睡前喝一杯葡萄酒的习惯非常不满。有好几次他眯起眼睛指责我说这是一种“很腐朽的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这说明你不能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我觉得非常委屈，枕头是我自己带的，葡萄酒是我自己的钱买的，我也并没有沾染大吃大喝的习气。我也从没去过不该去的地方，很多不带枕头不和葡萄酒的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怎么能说明我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者呢？！11年我从非洲回来，父亲得知我进了工地以后一直没有出来，不是带领黑工劳作，就是培土浇菜打理菜园，非常高兴。母亲告诉我父亲第一次表示我是吃苦耐劳让他放心的。谢天谢地！能在父亲离世的两年前，我终于摘掉“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前些天燥热难当，至深夜突然天降小雨，一下子心血来潮。想起一本二十年前看过的一本书，从储藏室翻出来时，还发现了一本旧书——列宁的《左派的幼稚病》。上面工工正正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和日期——1968.11.6日，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还夹着一封信，是父亲的同学高叔叔写给父亲和其他两位同学（葛叔和田叔）的。高叔是江南世家子弟，与原来民生银行的经叔平是世交。其父早年留学国外，家境很好。高叔处事精敏，料事在众人之上。在大学期间他就自学英语，76年赶上当时的煤炭部长物色秘书，也就顺势脱颖而出。在这封信里，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父亲三人的思想倾向的不满：“老实说，有些看不惯。”接着他说：“某些人的行为如此恶劣卑鄙，我是憋了一肚子气的，但这些人无论怎么对我们，都是小问题，以大局为重。”嘱咐父亲几人不可将形式估计的太乐观，因为很多事还未见眉目，少表态，谨慎从事。即便是谈看法，也以之前发表的看法为准，不宜公开支持任何一方，”与两边均不要搞坏”。“清华的武斗问题还未解决，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未下达。”“树欲静而风不止”。但同时，高叔叔又对什么小报的刊印表示“不必过多的涉及，我来负责。”这就难以猜度到底指的是何事何物了。信中，高叔提及自己已经患上肝炎，需要在北京再呆时日。他的妹妹也要奔赴内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可惜后来他的妹妹在下乡期间煤气中毒二十刚出头就离开人世。这是后话了。仔细看高叔当年也是年轻气盛，虽然嘱咐父亲等人立场不要过于鲜明，但说着说着他自己的语气也还是激动起来，对一些人和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我想也许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谁都难以心平气静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葛叔叔一度被打成“三种人”。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们家。不巧父母都不在，我正在写作业。葛叔叔是个热情直率的人，一直与我很是投缘。说起往事他不由激动起来 ，对当年某个造反派对他“打人整人”的诬陷极为恼怒，他直呼其名与我谈了很久。父亲回来时，我说起这件事事，父亲看了一眼母亲，有点无奈地笑道：“老葛怎么回事，怎么对一个小孩子说这个？”母亲再问他时，父亲缓缓地说：“老葛口才好，组织发动能力又强，以前造反派就总是找他的事。我对上面做过几回保证了，就是不信。”我知道父亲对葛叔叔的问题私下多次找过上面有关负责人，又极力推荐他作为对日合作项目的总负责。但这些人虽然都认同他的的工作能力，却因为成见已深始终对他心有所忌。那是国内第一个对外合作项目，业内关注程度很高，但葛叔最终还是无缘。失去了本应属于他的殊荣，后来葛叔调到总局我估计应与此有关吧。

父亲72年调回山东是件很偶然的事。67年，他们这一级学生全部分到南方是高层的一次拍脑袋行为，只因为最高领袖一句话“谁说南方没有煤？！我的家乡就有煤！”。但是话可以这么轻松的说，但实际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矿条件好，储量丰富的大型矿山都在北方。这一年我出生了，父亲接到母亲的来信是阴历的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八日，父亲正是接到回山东的调令。父亲在火车上给我起的乳名。其实就是“回到山东”的谐音。09年父亲母亲从老家回来，父亲精神很好。坐在沙发上跟我唠叨起一件事：他的人生每次重大的转折似乎都与下半年的阴历二十八有关：得知我出生，接到回山东的通知，退居二线的任命，爷爷和奶奶的忌日。父亲最后感叹：“我走的日子应该也会在下半年的阴历二十八。”我看到父亲七十二了，依然精神矍铄非常高兴。就打趣地说了一句：“如果是这样，就说明您这辈子修行圆满了！”父亲呵呵一笑，应该是很赞同这个说法。

父亲去世前一直昏迷不醒，实际上脑干功能已经丧失了。我用了好几天才接受这个事实，临近阴历八月二十八这天晚上，我心中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如果这一天真的要来，那么就在这天吧！这个日子是老头自己许可的。晚上十点，医生从重症监护室走出来，“十床家属，老人走了！”我和堂弟走进去，看到父亲。禁不住一下子热泪涕流，“爹！您走好吧！您功德圆满了！…”

这些日子，眼见得一些人在媒体上兴风作浪，有公开呼吁为文革平凡的，有为江青点蜡烛的，难道这些龟孙还想重来一回不成？！夜里，躺在床上点上一只烟，不由得思摩好久：父亲若是还在世多好！想起这个粗暴的曾经对我拳脚交加的中年人，想起当年我竟从没有一次对他说“父亲，我错了！”.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在泪光中，我看到那个在冬日的寒风中倔强地拉着粪车的少年，那个在贵州的十万大山中每日艰苦跋涉百里的“老九”。那个得知我出生便一瞬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这个总是对我念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老头，整天板着脸，却因为得知我回家便亲自下厨包韭菜水饺的父亲！…父亲大人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