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姨娘（统称娘娘，我们叫姨）电话，说大大出事了。

父亲这一辈，姊妹弟兄四个，对于那个年代来说，婆算生的少了。父亲为二，大大老三，上头一个哥，下边一个妹，到了我这一代四家子各是一个独生子。婆时常说笑，等她死了，连个哭恓惶的孙女都没有。大大属狗，比我父亲小两岁，小堂弟却小我八岁，姨娘便时常抱怨，她的命为啥这么不好，晚育了这么些年，同龄人的娃都上小学了，自己差点连个娃儿都没有，这到底是该怪谁啊！

第一次讲起他，是在婆的窑洞里。我躺在炕上，听婆说着她的三个儿子。大大比较淘，念书没向，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大字也不识几个。他和另外一个堂弟在年轻时，时常打架惹事，小伙伴给起了绰号：“孙武松”和“孙老虎”。十七八岁的时候，祖父带着他在原上的小煤矿井下驾辕拉炭，个头不高，力气大，反而在很低的巷道里占了优势。从此便背着冷蒸馍，起早贪黑，往返于六百多米的天地之间，通往地壳之心的巷道，只有矿灯；爬上天堂之口的绞车，只剩月光。这一干便是二十多年。前多年，煤炭行业经过“十五”期间的关井压产，取缔关闭了一部分浪费资源、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小煤矿，原上的煤矿也就关闭了，大大自然也告别了他干了这么多年的营生。

后来，我听父亲说，大大在街道干“钓鱼”了，拿着麻袋和铁钩，坐在特定的地方，等需要劳力的人前来“下钩”，和他一起的有两三个人。他身子单薄，力气却很大，时常跟着大货车司机装水泥，别人一次扛一袋，他左右胳膊底下就能夹两袋，有时候左手提起一袋扔到右肩上，一次可摞三四袋。活儿干得好，那些老板也很乐意找他做。水泥得趁热装，时常肩上、腰间烫的起泡，甚至是感染溃烂，休息三五天，接到老板电话，又提着麻袋和铁钩顺着荒坡走下去了。他说，干这活儿工资大、挣的多，别人觉得苦，不乐意干，咱干的顺手，反而觉得轻松。再说，咱这些没文化的人，不能吃智就得吃力，不肯多出力咋能行哩？日子咋过呀？

再后来，我听母亲说，大大在新区买房了。这些年，他整天“钓鱼”攒了不少钱，姨娘也一直在街道打工，交了首付，总算在城里买了房。农村人通过劳动能在城里买套房子，简直比登天还难。村里好多人说，人家勤劳，干活扎实，城里买了房，以后就享福了。

几天前，我接到姨娘电话，说大大出事了，刚做了手术，右手三个指头截肢了。我和母亲惊恐地赶到医院。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右手裹着厚厚地纱布，见我们来，赶忙拾起身子，终于在没能成功之后再一次躺下了，艰难地笑着说，“你们来啦。”母亲问情况咋样？他又笑着说，没啥事，截了三个，歇一段时间就能干活了。我看见他额头、脖子上冒出许多汗滴。坐在一旁的姨娘说，还说没啥事，昨天晚上疼的一夜没睡，刚眯了一会，又疼起来了，一辈子都是嘴硬，宁愿自己受苦。话间，他又是艰难地笑着，看看我，看看姨娘。

大大的右手三个指头是被大车门子夹伤了。刚把一袋水泥装到车上，铁门子掉了，他迅速地抽出手，但抽离手的速度往往比不上铁门子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大脑瞬间的反应速度却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个可忽略不计的临界值竟是那样的渺小。三个指头抽出来时，几乎已经没有了肉，只剩下夹杂着血丝的光骨头。医院只能做截肢手术。

姨娘又说，昨天晚上准备进手术室，自己疼得都直冒汗，嘴里还不停地说，给老板把车没停好，料也没放好，让赶紧打电话说一声，不能耽误人家事。我落泪了。

我低下头偷偷擦拭完眼泪，抬眼看时，他平静地望着天花板，嘴角依然微微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