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老年》21期登了纪念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的文章，引起我有关回忆。

我第一次去新华书店，是上小学时跟当老师的父亲取课本，他和营业员办事，我看书架上的“小人书”，看图读下面的说明，很有意思。我选了《水浒》的几本分册，求父亲买了。以后又买了几本，但遗憾的是一直也没有买全水浒系列连环画。

上中学时，学校在石拐矿区，那小山城不长的街上，新华书店赫然屹立在工人俱乐部旁边。我每星期必去二三趟，把学校每月给的六元助学金的一半或更多一点买了书。那时一本书几毛钱，厚一点的也不过一元左右。先后买了鲁迅、赵树理、浩然、孙犁、马峰、马拉沁夫和高尔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书。“文革”开始后，很多中外名著被禁售，社会上掀起学《毛选》高潮。但起先毛著是限量发行的，我学得是甲乙两种“选读”。九月底突然听到新华书店在国庆节公开出售100套1-4卷《毛泽东选集》，头天傍晚，书店门前就排了长长的队列，我排上49名。人们兴高采烈议论哄吵。我穿的衣服单薄，入夜后冷得簌簌发抖。好容易挨到天明。书店提前开门，在太阳升起时开始售书，一套《毛选》用红绸子捆着，是人民出版社平装本，繁体字竖排，合计三元贰角五分。“红宝书”捧在胸前，阳光照在身上，浑身温暖。此后，中外名著从书架上消失。几年后，“走后门”从新华书店买了一套供批判用的插图本上、中、下《水浒全传》。

1979年世界名著解禁，我在固阳干临时工，在县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四册人民文学版《红楼梦》。次年我进包头师专中文系进修学习，文联每月给我25元生活补贴，基本上全买了书。到毕业的两年间，我从新华书店买了一百二十多种中外文史哲类名著。我特别喜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灰绿底色上斜网格白线封皮，典雅大气，一本一元多到二元左右。

因为买书还发生过一次倒霉的事，一次在包头昆区书店，隔着柜台看不清后面书架上的书名，就扒在玻璃台面上使劲伸颈向前，只听“咯嘣”一声，玻璃碎了，要按价赔偿五元。我身上只有三元钱，不赔不能离开。无奈我就让营业员给《包头日报》社的杨岷山拨通电话，他听我说后带钱过来才解了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也想尝试“下海”，就通过妻兄从包头工厂租了一辆大卡车，到陕西洛川县贩油柿，可赚钱又能旅游。到了延安，停车上清凉山，没想到万佛洞就是“新华书店”的诞生地，砖墙旧式木质门窗的里面是土窑洞，门面上方四个红色大字“新华书店”，我油然心生敬意，向门前的陕北老汉询问，据他说，是抗战那年春天成立的，毛主席写的店名。两年后搬到了北门外。为表达谢意，我买了他地摊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1943年发行，虽贵了一点，但有一定收藏价值。下山又到延安书店买了卢梭的《忏悔录》。

赚了点钱，我就到了趟北京，看完天安门后，直奔“共和国第一店”的王府井新华书店，整整半天看遍几层楼内陈列的图书，那时已开架售书，看选很方便。我花18元9角5分买了一套三厚卷精装顾炎武的《日知录集释》，1元8角5分一本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过了两年，又到华东五市旅游，在杭州新华书店买了徐迟译的《瓦尔登湖》。到上海，首先去了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是上海最大的综合性图书门市。两厚本精装《曾国藩全集?家书》只掏19.50元便买到手。

我特别喜欢中华书局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学术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名著和散文精品。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也出了“文化译丛”等很多好书，多数都是我从新华书店买到的。

我去过的新华书店，大到首都直辖市省府的，小到市县的，比逛商店多得多，这是我的爱好和乐趣，也是我获得精神食粮的基地。

如今，从新华书店买的书已积满了两间书房，而且还在不断增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