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有一年冬天，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个阴冷的下午，我和身体还很硬朗的外婆坐在廊檐下剥毛豆角。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僧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进院子的。他的胸前斜挎一条灰蓝的布袋，一只脚上穿着的圆颈布鞋都已经开了口子，露出肮脏的大脚趾头和一些破败的棉絮。他的装束给我以风尘仆仆的印象，似乎是日夜兼程赶到我们身边来的。我们当然不认识他。因为此时院子里没有其他人。看上去应该是化缘的他就自然地向我们鞠了一躬。外婆进屋去厨房端出来一碗早晨剩下的粥。粥早已冰凉。外婆也无意给他热一热。僧人不紧不慢地喝了下去。在他多次向我外婆致谢之后，扭过头把目光投向坐在矮板凳上的我，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当时我根本弄不懂其中的含义，也没有去细想，只觉得他的目光里有种陌生的东西，很深邃很遥远。四十年之后，我在另一个阴冷干燥的冬天独自一人突然想起他说的话，不觉恍然大悟。原来一个人一生的许多经历，都是被命运事先安排锁定的。所谓走过的路，其实都是在重复别人从前的经历，并没有什么新奇的成分。所不同的是，我们往往很难在事先有所觉悟，所有的感慨，都是事后才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

因此，我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任何值得去倾听的意义，因为它的普通和平常，因为它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身上。但是，不管别人是否愿意倾听，我却有赶快将它说出来的愿望。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想去思考为什么。人生有很多事情都是说不清原因的。做了就做了。哪怕后悔，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人，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爬三层楼都开始有点气喘吁吁的老头，还有什么值得自己有所顾及，不敢去真实地、毫不保留地还原自己和别人的历史？无论喜悦还是悲伤，这样的表情都不再象夏天清晨的彤云，激动地浮现在沧桑的脸庞。有一次，一位晚辈冒失地问我，你濒临老年突然成为孤家寡人，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我没有怪罪他，也没有回答他。我想说的是，其实人生是无所谓成功与失败的，所谓的得或失、辉煌或暗淡，都是不存在的。你有的仅仅是经过而已，就象匆匆走过的一段路。这是我最近才悟到的道理。

在我度过二十五岁或者二十六岁的生日后不久，我再已无法容忍自己终日晃荡在豆角大小的故乡小镇，象一只寒冬腊月里闲置的无所事事地走在田间地头的青皮水牛。我在父亲的单位上找到一张过期的报纸，从中缝里搜寻到一则招生广告。我把它递到正在吃饭的父亲的面前，告诉他我打算再次进入学习深造的行列。我上一次进校学习是两年以前的事了。为了遵照父母多年前为我设计的人生道路，我不情愿却又听话地走进了省卫校的校门，度过了四年成天与肌肉骨骼、血管神经、微生物寄生虫这些字眼和图谱打交道的光阴，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又回到了浑浑噩噩的故乡小镇。我觉得自己就象清明前后被放飞在空中的一只风筝，在风向不明的时候转悠了一圈，又不得不回到玩腻了的主人手中，被他送回家里束之高阁。四年的时间让我在成为一名三流医生的同时，也让我看到省城和故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从小就是一个怀有鸿皓之志的人，我的远大抱负怎么能够在故乡那片穷山恶水的地方得以实现？我的未来生活又怎么可能发生在连水泥公路都没有、连镶嵌着马赛克的哪怕仅仅只是十层楼高的大厦都没有的地方呢？我深知要实现这种遥不可及的愿望，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离开父母和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而离开的理由也只能是学习。因为要想说服固执得比爬上了树怎么也不肯下来的猫都还要顽固的我的父母，没有比令我选择学习最能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了。他们巴不得他们的儿子永远将头埋在字纸堆里，要不就一辈子留在他们温暖的身边。果不其然。父亲甚至来不及看上一眼报纸上的详细内容，眼睛就欣欣然迷成一条缝。他爽快地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门口，借着还未消失的落日的余光，一只手端着眼镜，象考古学家仔细研究一块刚刚出土的殉葬品，严肃认真，嘴里念念有词。我担心3000元的培训学费会让他犹豫甚至为难。父母都是勤俭持家的人。我在父亲的衣兜里从来没有发现过超过一百元的钞票。元票和角票被他对折后整齐地叠放在一起。只有在他出差的时候，才可以看见他的腋下死死地夹着一个公文包，里面存放着用日记本的封皮褪下来的塑料壳包裹的金额并不算大的借来的公款。父亲如此的小心谨慎并不是说我们家境寒酸。相反，因为他和母亲都在单位上班，而且他还是一个在那年月挺管事的领导，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决定他们在小镇算是不多的上流人士。只是父亲行事低调，性格中张扬的成分在文革后期被岁月消磨得干干净净。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母亲还告诉我，他们当年都把钱都存在银行里，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将来儿女不成器，就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如果我和妹妹都有出息，这笔钱就留着他们老了以后四处旅游观光了。

父亲从报纸的招生简章里抬起头，把使用了十多年的黑框眼镜重新挂回耳廓。我看见他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不善言辞的父亲进屋和母亲商议去了。我坐在客厅的竹制沙发上等待他们的结果。几分钟后他们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父亲准备明天按照报纸上的电话先询问一下。

“只要事情是真实的，我们完全同意。”父亲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事情如我所愿。八月下旬，我独自一人来到成都，在抚琴西路一条狭窄的、只能容纳一辆微型面包车通行的弯弯曲曲的巷道尽头，找到了这所计算机培训学校。我很快报了名，并认识了我的室友周伟军和陈华平。这是一所临时拼凑的、全校八十多个学员挤在一间教室的社会办学机构。学员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仅仅十五岁，最大的已经四十好几。我们在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刚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一名女教师的带领下坐在了计算机的面前。这样的教学成果可想而知。成都的夏天尚未结束，炽热的天气依然在头顶笼罩着我们。我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坐在六十年代修建的、当初可能是某单位会议室的建筑物里，进入枯燥乏味、懵懵懂懂的为期半年的学习生涯。

由于我较早在注册花名单上填上自己的名字，我莫名其妙地被班主任韩老师指定为班长，这是全班唯一的权力拥有者。后来我才知道，班长的任务主要是每天给大家发放作业和督促值日小组打扫清洁卫生。我必须坦率地承认，直到第二年春节前毕业，我都未能完全说出全班超过三分之一的同学的名字。其实这不能证明我不称职，我几乎没逃过什么课，不管是教学课还是操作课，是因为全班的人员很不固定，特别在中后期，来来去去变换着很多人，甚至有的人在消失了两三个月之后又重新出现在团队里。年龄稍大的同学可能实在无法听懂上课的内容，在冬天到来之前，几乎彻底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而我成为一颗顽强的种子在教室里生根发芽，是因为在早期我对周边的环境不熟、的确没有地方可去，而随着课程的进展，我居然渐渐喜欢上了这门新兴的、难懂的学科，我从三心二意、人口密度较大的教室的后排挪到了人烟稀少的第一排，学习成绩象水中逐渐泡开的茶叶缓缓上升，象当年在省卫校一样，我又成为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羡慕的对象了。

我所居住的寝室有十个人，上下铺。周伟军和陈华平也和我住在一起。周伟军是应届毕业生，也是班上专业基础知识最为牢靠的学员之一，身上保留着职业学生的风范。我和他走得近，完全是打算把他顶半个老师来用。

我拎着装满冬天衣物的木箱走进臭烘烘的寝室。这是一个阴暗而闷热的下午。局促的房间里坐着一个短衣短裤、昏昏欲睡的乡村男孩。听见我的声音他睁开迷茫的双眼。而我以为他只是陪伴自己兄长或者什么亲戚前来报名的。十分钟后我才知道他原来也是我的同学。他今年十五岁，名叫陈华平，因为从小犯上小偷小摸的毛病，小学毕业就辍了学。这次意外地参加这个培训班，是因为三天前闲着无聊用一枚铁钉给路边的一台拖拉机的后胎狠狠地砸了一个洞，为了逃避受害人的惩罚才不得不来成都的。

“真的吗？有必要采取这种方式跑路吗？”我怀疑他说话的真实性。而我对他的关注引起了他说话的兴趣。“还是想学点东西。”他最后对我说。我看了看他的眼睛。我发现他并不深邃的瞳仁里欢跳的还是那么一点仅有的单纯和顽皮。

太阳还未从对面的宿舍楼落下去，晚饭的钟声就响了。我们拿着饭盒一同下了楼。狭窄的楼道里堆满了各种破旧的竹制家具和坛坛罐罐，让人怀疑这里几天前还是职工家属区，是别人刚搬走才草草改造为学生宿舍的。还有零零星星的新生扛着行李往上走。很显然，他们疲惫的目光充满了对这个崭新环境的质疑和不满。食堂在负一楼，准确地说是地下室。一盏大约60瓦的布满了蛛网和灰尘的白炽灯被一根电线从一楼的厕所牵到了食堂的门口。这是整个地下室唯一的照明系统。四口大锑盆装满了菜肴放在两张课桌上，背后站着三个身系围裙、手执大勺的厨师，两男一女。比我们先到的几个学生正在门口晃悠，犹豫着要不要把饭盒伸到厨师们的面前。青椒回锅肉、麻婆豆腐、糖醋莲白和青菜汤。菜肴的色泽和气味有些异样，一看就知道这是使用变质调和油带来的后果。后来我们才弄清楚，学校根本没有所谓的厨房，一日三餐都是外包给学校对面的一家路边餐馆，由他们把饭菜做好后再用木板车运到地下室卖给学生的。我向陈华平作了一个往外走的动作。我们从地下室里溜出来。

出校门的左侧，顺着巷道走，不远处有一家小火锅。我们跨进门，看见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家伙，正背对着我们在热烈地烫火锅。他是我们寝室的。陈华平小声对我说，好象叫周什么名字。我走过去，向他点一下头算是打招呼。他看见我身边的陈华平，又看了看我，明白了大家的关系，就示意我们一同在他对面坐下。小工见来了新客。拿过来两只出现了豁口的碗和玻璃杯。我听见这位室友又向小工要了两瓶啤酒。

我们边喝边聊。我得知他叫周伟军，成都大学应届毕业生，瘦而结实，细眼睛。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身上浓厚的学生味，还有几丝少许的刚入社会的江湖气。我们频频碰杯，又陆续要了几瓶啤酒。夜幕渐渐降临，火锅店的食客也逐渐多起来。天空彻底黑尽之后，我感到自己有点象孕妇，连直起腰的动作都有些困难了。陈华平似乎喝得不多，却接连起身去厕所。我俩就开他玩笑，说他小小年纪肾亏得严重。他也不言语，诡秘地笑笑。后来我们喝得实在不行了，就结帐出门。小家伙却说要请我们去唱歌，我们都觉得意外。走到路灯暗淡处，陈华平前后看看，从身上掏出四五个形状各异的钱包。我和周伟军不得不张大了吃惊的嘴巴。这小子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加快了步伐。

然后我们来到抚琴东路，这里的路边一溜全是单门独院的小歌舞厅。老板们都聚拢过来拉客。我们随便选择了一家掀开门帘进去，发现里面的人并不多，只有一男两女。这很好，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唱到自己喜欢的歌。灯光暗淡，加上酒精的作用，我刚进门的时候，险些撞到一把倒在地上的椅子。周伟军扶住了我。肚子实在太胀了，我得赶紧找厕所。老板告诉我这里的铺面都不带卫生间，只能到这条街尾的公共厕所去解决。我骂了一句，走了几步就懒得去了，看看对面的并不茂盛的草丛似乎是比较理想的场所，就走过去准备拉开裤链。突然有人在背后说话，把我吓了一跳。我一看，原来是一名新同学，下午报名时排在我后面。当时聊了几句，好象是自贡人。原来他也是闲来无事，和寝室的同学在隔壁唱歌。他邀我过去。我说已经在唱了，还有其他人，就算了呗。我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我俩就大模大样地朝天撒了一泡热尿。

我们唱到凌晨四点才回去。我们实在太疲倦了，第二天上午都没去上课。周伟军躺在床上懒懒地说第一节课没什么可学的。我们就自我安慰地一直躺到中午。午饭以后，我们正在收拾课本，打算下午去教室，韩老师和身着警服的两名男子走了进来。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顿时明白了。原来昨晚陈华平行窃时，被店里的一名小工发现，当时他并未言语。后来被盗者去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在今晨盘查火锅店时小工才张了口。我们三人就这样挤上了狭小的警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警察带走，脸上的表情显然不及比我小十岁的陈华平看上去那么若无其事。我忐忑不安的内心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我偷偷瞅了瞅周伟军，他比我好不到那里去。他的双手放在两腿之间，似乎被手铐锁住了似的，甚至有些轻微的颤抖。在一间狭窄、没有任何装饰的房间里，我们靠墙站立，象三棵只剩下主干的树等待伐木工人的砍伐。和我们一同回来的两名警官威风凛凛地坐在一张脏兮兮的办公桌后面。桌面上的两只保温杯同样污秽不堪，好象很久都没有清洗过，污垢爬满了杯壁和杯口。中午的天气依然闷热。年龄稍长、体型稍胖的警官脱掉了身上的警服，把帽子当作扇子用。由于忙碌了一个上午，警官们显然没有来得及吃午饭。他们把我们锁在屋子里。我从窗口看见他们站在门外端着饭盒说话。我和周伟军吓得不敢乱动。陈华平却显得格外自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轻声向我们道歉。我们都不理他。半小时后胖警官进来了，手里捏着一只笔一个本子。陈华平还算诚实，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虽然事情的确如此，但我和周伟军还是觉得他够义气。陈华平从兜里把所有的钱都摊在桌子上，除掉昨晚在路边歌舞厅唱歌的花费和两包烟钱，其余的都在这里。我赶紧表示愿意把消费掉的钱都给补上，却遭来了陈华平埋怨的目光。胖警官作了笔录，我们签了字。我就算是从此有案底的人了，心里万分失落，后悔昨晚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不该心存侥幸之心，如果立即加以制止，就不会有今天的污点了。我更担心派出所要将我们拘留15天，要是我父母或者小镇的人知道了可就完了。还好，事情基本已告结束。在接受了胖警官长达两个小时的口头教育之后，我们顺利地返回了学校。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拙劣行径很快传遍整个校园，使我们一夜之间成为学校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担心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哪知回到学校却意外地被大家尊崇为英雄。当然这主要指的是陈华平。特别是他的第三只手的功夫被年龄稍小些的女生们津津乐道奉为传奇。在课余饭后的时间里，楼道或我们的寝室门口，都站着三三两两指指点点的同学，她们一边用目光搜寻着心中的小英雄，一边窃窃私语，脸上浮现出崇拜的、惊异的、陶醉的神情。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看不到陈华平的身影了。也不知道他成天在干些什么，大多是两三天夜不归宿，然后就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呈现出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忙碌。身上的变化却是一天天令人刮目相看，当秋天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已经衣冠楚楚就差风度翩翩了。

我和周伟军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变得老实和用心起来。我们按时作息，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学习当中。迫于学校伙食的难以下咽，我们依然经常去学校对面的小餐馆吃饭，只是很少喝酒了。当然，由于我性格中注定存在的不安分的因子作祟，在随后这个不算太冷的冬天里，我遭遇了影响我这一生的、不可或缺的两次情感历程。

在此之前，我有过一次短暂的恋爱经历。说它短暂是因为我和那个女孩的见面不超过五分钟。我们是在我的父母和她的姑父姑妈的安排下在故乡小镇的河边碰的面。她胖得出奇的身体和我斯文的长相都让对方在瞬间作出了决定，以至于我们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出口就分了手。事后我才知道她心中的白马王子是伟岸的军人，她坚决不能容忍他的丈夫是戴眼镜的书生，更别说象我这样的高度近视了。许多年以后我回到故乡处理父母的两套房子，意外地得知她的婚姻已经如愿以偿，她找到的一位军人转业后成为了故乡的副镇长。她的生活从此幸福得象花儿一样。

我的职务没有因为那件污秽之事而遭到撤消。这也可以看出学校处理事情的清醒和对不同当事人的区别对待。在我每天给同学们发放作业本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奇怪而有趣的名字：相里红。我怎么也弄不清楚她是姓相名里红呢还是姓相里名红。我是第一次听见世间还有这样莫名其妙的姓名。在我每次把作业本放在她面前的时候，都要悄悄瞅她一眼。她不算漂亮，年龄看上去也应该比我大一些。但性格肯定开朗。她脸上挂着笑，总是在后排和同学们说着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和她说过话。我也发现她从来没有用正眼瞧过我。我们的关系丝毫不见进展。直到初冬的一个懒洋洋的中午，我新一轮的爱情才毫无征兆地拂面而来。我午休后准备搭乘48路公交车去操作室上课。我正走在抚琴西路狭窄的巷道，听见身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呼喊我。

“班长！班长！”

我停下脚步，转身看见居然是她。她手里托着课本。我知道她也是去上学的。我向她笑笑。她紧走几步撵上我。我们只好并肩往前走。就这样，在通往站台的二十多分钟路程，以及随后在公交车上的更加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简单地进行了理所当然的交谈。我得知她的一些情况。她家居川北某县，是一名小学教师，丈夫在县城并不当道的地方开了一家火锅店，生意好转之后，她留职停薪，准备来成都学习电脑后回家再开一家打印复印店。她有一个儿子，四岁了，特别顽皮。她在说起儿子的时候脸上泛起了母性的红光。这次交谈我说得不多。我不喜欢在自己并不熟悉的人面前滔滔不绝。但无疑这是我们相知的开始。不过，这次短暂的交流不能说明我们的爱情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在我对相里红产生好感之前，另一个女孩却意外地差一点俘获了我。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寒冷，呼呼的北风一阵阵从寝室的北门穿过另一头的窗户。我蜷缩在床头翻阅一本过期的旧杂志。由于我过分的专注，一直和我坐在前排的学习成绩非常出众的顾英英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进的寝室。我几乎吓了一跳，杂志从我手中滑落。她满脸堆着木偶般的笑容却并不言语地看着我。我受惊的表情肯定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时候我才发现陈华平和周伟军不知何时出去了。他俩午饭后还躺在床上争论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究竟孰优孰劣。其他的同学也消失了，寝室里实际上早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顾英英毫无顾及地在我的床头坐下。我还没有问她有什么事情她倒首先开了口。

“把你周五的笔记给我用用嘛。”她说话向来就是这样大大咧咧，直来直去。

“干什么？你周五不是上了课的吗？”

“上了课就不能用用？” 顾英英故意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你借不借嘛？”

“不借。”我打算逗逗她。她在班上是女生中最为活泼的一个。“你有目的。”

顾英英的脸瞬间泛起了红晕，半晌不见言语。

“我能有什么目的。你才有目的。”她说完扭头就走。能够看出她是真的生气了。我也不管她，依然埋头看我的杂志。大约十多分钟后，顾英英又走了进来。这一次她的表情比先前自然许多。我更怀疑她刚才出去就是为了调整自己的五官，以便更好地达到她预谋已久的我暂时还蒙在鼓里的阴谋。我笑着等她开口。她却盯着我一言不发。我们僵持良久，我终于解除了武装。我请她先出去回避一下，我得穿上棉毛裤下床去几步之遥的行李箱拿我的书包。

“哼！冬天睡觉还赤身裸体。”她撇了撇嘴，夸大其词地说。直到第二天上课前，她才把笔记本还给我。同时捎来的，还有一张夹杂在纸页里的便条。起初我并未注意，一直到中午放学，我收拾书包的时候，纸条从笔记本里滑出来。上面只有一句话，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

“周末请你去新都作客。”

我知道她的家在新都，也明白了她邀请背后的意思。我有点心慌，老实说顾英英不是一个坏女孩，年龄、长相和身材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谈不上优秀但也说得过去。但平时太熟悉了，什么话都在说，什么玩笑都在开，从来没往这方面去想，现在一时间还无法接受。再加上除了故乡小河边那位胖得出奇的初恋者，这几年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恋爱的权利。我犹豫着该怎样回绝她。午饭的时候，我心神不宁的样子被两位小兄弟所察觉。周伟军首先开玩笑说许哥最近心事重重，是不是有喜事？我小声地把纸条的事告诉了他们。陈华平一听就来了劲，怂恿我先谈谈再说。不耍白不耍！他急迫的神情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当事人。

经过仔细的思考，我有了自己的主意。我依然每天不动声色地上课、休息，却在暗中观察顾英英的行动。我伪装的无动于衷果然引起了她的慌乱。有几次当我经过她的身边，我都能够觉察到她焦灼的目光和渴望的神情。而我却绝不用正眼瞧她。她的这种表现正是我所需要的结果。我无耻的行为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这样持续到周末，我等待她的身影出现。我事先告诉陈华平和周伟军，要求他俩和我一同前往。起初他俩都不干。我威胁说，你们不去连兄弟都别做了。看见我认真的样子他俩同意了。周五放学后，我们三人连晚饭都没有吃，坐在寝室里等着我心急火燎的女朋友亲自前来邀请。六点钟了，顾英英还未出现。陈华平坐不住了，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块过期的面包充饥；七点过了，依然不见她的身影，我开始怀疑我的战略是不是错了；八点一刻，那该死的女人还是不见踪影，我和周伟军也加入了啃面包的行列。八点半刚过，就在我的面包刚刚啃完，准备为自己倒一杯水的时候，顾英英的声音终于出现在楼道里。她在和其他同学打招呼呢。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她走进来，大张其鼓地呼喊着我的职务。

“不好意思班长，来晚了。我们走吧。”我说走吧走吧把两小兄弟也带上。

她皱了一下眉头。“他们就别去了。车上坐不下。”

“什么车坐不下？”

“我专门找车去了。只能坐两个人。”她竭力反对我的建议。陈华平和周伟军也顺水推舟地逃脱了。我只得跟在她的后面。那可恶的两个家伙在我身后暗自偷笑。

根本没有什么车，甚至根本没有去新都。我们出了校门又走出了抚琴西路，顾英英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她什么话都不说。我们在府南河边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来。我借着路灯的灯光看见她表情复杂的脸。

“今天我们就敞开说别无动于衷的样子，搞得人吃不好睡不好。” 顾英英沉下脸，“你究竟喜欢我不？”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眼巴巴地看着她急速说话的嘴巴。

“你不用遮掩。直说吧！”

我花了大约两分钟时间来调整自己的思路。“你喜欢我是吧？”

“你别问我。”她伸出一个指头似乎要制止我的询问，“我喜欢。我可以坦率的给你说我是喜欢怎么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就直说！”

“你让我觉得很突然。”我的脑子转得飞快，我在寻找合适的词语。“其实你是很不错的――”

“好了好了你不用说这些。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不？”她的眼珠子在光线暗淡的空气里都快跳出来了。我觉察到这是一种急切之后的仇恨。

“也许――”

“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深深地呼出，眼睛轻轻地闭上。“请你离开。我想一个人呆会儿。”

我还想说点什么，她再一次用手指制止了我。我起身走开，却不敢走远。我躲在不远处一棵梧桐树后，听见她嘤嘤地抽泣起来。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我看不见她的泪水，却能够感觉到她的伤心肯定已到了泪如泉涌的地步。不久前那次短暂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的恋爱经历没有教会我如何应付这种场面的经验，更没有在我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只言片语，而今天顾英英的言谈举止却让我第一次对男女的情感所带来的震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切感受，虽然我还不能具体地体味到她的痛苦，但我至少知道那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不应该用得意的劲头去戏噱对待的事情。

我之所以没有着急地去叙述我和相里红的故事，而是在此前把和顾英英的交往作了简明扼要的交代，说明它并不是多余的。它是我第一次正式遭遇的情感历程。虽然我在其中并没有多少主动性。这件事后我和顾英英再没有先前那么多的交往了，连平时的说话也少了许多，虽然她依然和我一如既往地坐在教室的前排。

成都的冬季漫长而寒冷，几乎总是见不到阳光的天气。天空象一张铅灰色的棉被，怎么也无法被呼呼的寒风揭开。走在大街上的行人看上去都缩头缩脑的，好象集体做了什么错事。我一个人走在通往购书中心的路上。今天不是星期天，但我们没有上课。学校通知韩老师去什么学院考察。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放假，少者半天，多者两三天。我们的课程也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中断。真是岂有此理！周伟军回母校准备毕业论文去了；陈华平到火车站接一个来成都打工的亲戚。我已经很久没有逛书店了，打算买几本国外的小说，以便在课余的时候打发时光。就在我仔细查看站牌，看看究竟有哪一路公交车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又一次机缘巧合地遇见了相里红。这一次她没有在身后喊我，而是轻快地老朋友式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转过身看见她笑盈盈地望着我，身边站着另一位同学王丽。原来她们也是去购书中心旁边的武候人民商场买东西。我们再一次理所当然地上了同一辆公交车。因为不是假日，车上的人不多，我们边走边聊。话题主要涉及学校的趣事。而王丽自始自终都一声不吭，把目光投向一晃而过的窗外。下车后我们分了手，相里红却建议两个小时后在购书中心门口见面，大家一起吃午饭。她说她请客。这有何不可呢？我愉快地应允了。我先是在一楼的畅销书专柜逗留了大约40分钟，挑选了一本教人如何提高自己的情商和一本管理学方面的理论专著，然后上楼在我最喜爱的现代文学区打发了剩下的时光。如果不是考虑到中午的饭局，我也许会在这里呆到天黑。最后，我把纳博科夫的那本引人争议的《洛丽塔》作为今天的第三本购买对象，然后匆匆下楼。两位女士已经挽着手站在门口等我了。让我意外的是，她们手上并没有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和来时一样空空如也。真不知道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她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顺着武候大街往东走。在一棵梧桐树下，一个瘸了一条腿、全身脏兮兮的老太婆蜷缩在寒风中，面前摆着一只豁口的搪瓷碗。碗里放着几个硬币。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城市里比比皆是，她不该引起已经感到饥饿、急于寻找餐馆的我们的注意。事实上我也没去注意她，但相里红却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在上衣的口袋里摸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弯腰把它轻轻放进搪瓷碗里。由于她个子太高，弯腰还是离地面太远，她只能屈屈腿才能完成这个动作。我和王丽都已经走过去了，现在只能转身等着她。我有点尴尬，盘算着是否应该掏出钱包找一张零钱，当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把这样大额的钞票如此这般地施舍出去的。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相里红却向我露出鬼脸。

“班长班长，行善积德！”她的一只手指向地上的搪瓷碗，示意我赶快行动。

就这样，在她的带动和督促下，我和王丽都参与进去。我给了五块，王丽给了两块。行乞的老太婆不断给我们道谢。我们走出很远，还在争论身边这位大方的行善者为什么要给那么大额的钞票。

“要么不给，要么就给多点。说实在的，几毛钱一两块钱连碗面都吃不上，还不如不给。”她掷地有声地说。走了一段路，我忽然想起，她刚才的这句话，不知王丽听后会不会生气。

武候祠对面新开了一家“韩包子”，据说是老字号。虽然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店堂不算小，吃客却不多，稀稀拉拉的坐着四五个灰头土脸的人，好象是附近的建筑民工。店里的装修、摆设和卫生状况还不错，一色的仿古木制桌凳，墙壁都贴上蹩脚的花色图案的墙纸，屋顶吊下的以荧光为主的顶灯，有一半都不亮。几个身着白色围裙的服务员靠在柱子的一角，窃窃私语地商量着什么。我们点了三碗炖鸡面，定单递上去了近半个小时，还是不见动静。闲着无聊，让我有时间第一次去细细打量坐在我对面的相里红。

在我所结识的女人当中，相里红的个子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身材丰满却不显胖。圆脸，两个始终挂在嘴角的酒窝给它的主人增添了更多的亲和力。大而有神的眼睛，从额头垂下的刘海，让相里红看上去很有几许妩媚的娇态。我平时怎么没有注意到呢？她在和王丽说话，脑袋却不停地动来动去，用眼光扫寻着进进出出的人。我发现她的左耳垂附近有一颗淡褐色的表皮并不突出的痣，隐藏在一缕稀疏的短发之中，象一颗晶莹剔透的袖珍琥珀。不知道是不是它打动了我，让我心里一震，更加耐心地去留意相里红的言谈举止。就是从这天起，这个并不突出的女人开始逐渐引起我的注意。如果说刚认识她而对她偷偷地瞄上几眼是因为她有个奇怪的名字，那么现在对她的关注就是她自身的魅力所在了。至于她身上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却说不上来。她是那种你跟她呆在一起就感到特别舒服，却始终说不上舒服在哪里的女人。时间一长你会觉得一想起她而不管她在不在你身边都是那么的亲近和亲切，但这种感觉又和顾英英不一样。后者是一种熟，熟悉得太过份的熟，以至于你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她在与不在你都没有什么感觉了。

炖鸡面还没有端上来。现在，她在给我讲她的老家有另外一种风味独特的炖鸡面。她手里的筷子在桌面指指点点，象在画一幅草图。面要什么样的水面，要煮到什么火候；鸡不仅要土鸡，炖的时候还要加七八种中药；不能加盐，不能加味精，甚至姜葱都不要加，让土鸡和中药的本味自然的融合在一起。那个香啊！她闭上眼做了个陶醉的样子。她穿着棕色的中长皮衣，风纪没有扣，透出里面的黑色的毛衣的衣领，整个人显得不象旁边的王丽那样臃肿。王丽是一个终日里阴沉着脸的人，可能是因为长得漂亮的缘故，扮相里减掉笑容才显得冷酷。这样一个没有多少言语的人，又怎么能够和爱说爱笑的相里红行影不离呢？简直不可思议。面终于端上来了。我们都饿得不行，立即埋头吃起来。餐馆里的人比先前多了些，因为临近甘孜宾馆，藏人特别多。他们穿着斜肩的皮袄，头戴毛茸茸的皮帽，彼此大声地说笑。在相里红和王丽身后隔着两张桌子的距离，有三个无法准确看出年龄的男性藏民，开始为讨论的一个话题争吵，用的是蹩脚的汉话，却听不清楚具体的内容。突然，其中一个较为年轻的藏民拍案而起，从腰间刷地抽出一把短小的藏刀，嘴里骂了一句什么脏话。我们都听见碗筷落地摔碎的声音。其余两个同伴紧跟着也站了起来，其中一个也拔出腰刀，另一个赶紧规劝。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几个客人草草地放下手中的筷子，紧张地溜出门。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回过神，三个肇事者却又重新坐下了，笑声意外地再次从他们嘴里传了出来。相里红和王丽都感到诧异。我却不以为然。在省卫校读书期间，班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同学，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几次。他们完全会因为一个不投机的话题而争执甚至大打出手，但两三分钟以后，他们又会迅速抛弃前嫌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我们吃完面条相里红提议去武候祠看看。我们大家都没有去过。我虽然在成都呆过几年，但旅游胜地却从未前往。王丽有些推脱，但很快被相里红说服了。因为不是周末，里面的人很少。天空阴沉灰暗，加上植被丰富，我们走在里面感到阴冷潮湿。但这样的天气和光线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三国文化都很感兴趣的我们非常满足。我们走得很慢，对每一个景点甚至每一块牌匾都不放过。我对历史了解得不多，但足以承担起一个导游的职责。人物背后的故事或者传说，都能够被我栩栩如生地讲述出来。

“看不出来嘛班长，挺有学问的。” 相里红的赞赏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这是愉快而充实的一天。当我回到寝室，周卫军和陈华平已经躺在床上了。他们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想了想只告诉他们去了购书中心，而把其余的情节都省略了。

我在成都有一个舅舅，是我母亲的弟弟，住在双桥子。因为离校太远，我很少去他家。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会选择周末去住上一晚。舅舅舅妈都是420厂的职工，住房非常紧张，全家一室一厅，30多平米。我只能和他们的儿子住在外间。陈成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在成都师范学校读书，倒是跟我学校很近。在他每月的零花钱用尽之后，他都会适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每次给他五十或一百不等，还要替他保密，不能让他的父母知道。这是一件令我只能吃哑巴亏的事。也就是说，我必须每月在自己紧张的生活费中拨出一部分给他预留着。这让我的日子更加吃紧。他的主要开支用于耍朋友。小家伙的女朋友更换得很勤。每次他来找我都是两个人，但另一张面孔几乎从不重复。我最近一次看见他是上周星期四中午。当时我吃完午饭准备小睡一会儿，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寝室里，上身只穿着一件翻领毛衣。一种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头式也失去了归整的样式。整个人让我觉得象是被遭了抢窃似的。但他一贯都是这样风急火燎的作风，谁知道他又搞什么新名堂。我用不紧不慢的口气问他吃饭没有。

“没有没有。哥，给我五十块钱。我有急事！”他伸出右手，好象急着用这五十块钱去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吃了饭再回去嘛。”我就知道他的来意。

“来不及了。哥，快给我。”他不耐烦地抖动着右手。我的钱包里幸好有一张五十的钞票，否则我的损失会更加惨重。

他接过钱立即扭头就走。等我追到寝室门口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走道的尽头。我看见一个上次见过的女孩的身影站在楼下的梧桐树旁。两分钟过后，她挽起陈成的胳膊，两个人不急不慢地走出了学校的校门。值得庆幸，这一次他的女朋友还没有换。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他每一次都会变着花样从我这里骗到钱。我每一次都能准确地识破他的伎俩，但结果却于事无补。五十块钱对他也许只是一次午餐的消费。我担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陈成从小就存在许多根深蒂固的毛病。有一年夏天，我随母亲来成都看望舅舅。一天早晨，受舅妈的安排，我和陈成去几公里外的一个他们的朋友家送土特产。这是我母亲专门从老家带给舅舅的。因为他们两家关系好，什么好东西都是一起分享的。舅妈特地把这种只有春天里才能生长的笋子分出一半，让我和陈成给送过去。临走的时候，舅妈给我俩一人一个熟鸡蛋，让我们在路上吃。走出两条街，陈成从兜里摸出鸡蛋，把它扔在路旁的垃圾站。我赶紧跑过去拣起来，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经济紧缺的年代，一个鸡蛋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意味着一种奢侈。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每天早晨都要逼着他吃一个鸡蛋，而他从来都是在上学的路上把它给扔掉的。因为他不喜欢吃，而他们又非要他吃，他只能这么做。他已经记不清他总共扔掉了多少个鸡蛋了。这一年他应该十岁或者十一岁，对于乡村的孩子已经是懂事的年龄。那天早晨和随后的几个早晨里，我意外而欣喜地能够在每天吃掉两个鸡蛋，而我直到离开成都，都没有把他愚蠢的行径告诉他的母亲。

在他更小的时候，机灵的苗头就已经在令人生气的方面表现出来。在他大约只有不到四岁的某一天，他坐在家门口无所事事地注视着邻居的一条黑色的哈巴狗。后者正在门前的小院里追逐着一只白色的泡沫球。他看着看着突然从板凳上站起身，从堆放废弃家具的一侧耳房里拿出父亲平时的钓竿，跑到哈巴狗的面前，把泡沫球穿在金属的钓子上。当哈巴狗一口咬住泡沫球的时候，他挥动钓竿，钓子随着伸进了哈巴狗的嘴巴。他举着钓竿在前面跑，后面是被钩住下巴的可怜的哈巴狗。狗的惨叫声惊动了它的主人。舅舅和邻居同时跑出来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而他则躲在房屋的角落里哈哈大笑。后来大人们弄清了他自作聪明的行为源自他有一次跟随舅舅去河边钓鱼的经历。他的这次惊人的模仿让左邻右舍从此不敢再养任何小猫小狗。

他不仅这样，他的生活习惯里更多的是好逸恶劳。这是他母亲生气的时候告诉我母亲的。他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初中毕业好不容易托关系进了师范学校，而他并不珍惜。他逃课的次数远远大于上课的次数，也不知道他成天都在外面干些什么。舅妈为此操碎了心。吵也吵过了，打也打过了，哭也哭过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母亲每次都写信相劝，有的孩子懂事得晚，成成这孩子长大了就好了。也许事情真是这样，后来他毕业后先分配在远郊的金花镇小学，大约上了一年的班，每天早出晚归，觉得实在劳累，也不方便，求他父亲托同学想办法给弄到市里。他父亲说，当然可以，但你不能还是老样子啊。他答应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后来也真的改变了许多。

舅舅能够把自己的儿子从郊区弄到市区，这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事情，但这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有着许多办法的人。他是一名本分的工人，十五岁那年，420厂在母亲老家招工。同年九月，他跟随二十多名新招的工人到了成都，直到他五十四岁因病辞世，他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半步。舅舅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与人的交流方式就是不断地微笑。因为看上去和蔼可亲，所以他的人缘不错。在他年轻的时候，总是被人当作使唤的对象。喂！小陈，去传达室帮我拿一张昨天的晚报；或者，去把大家的自行车给搬到车棚里去，怎么突然下雨了呢；或者，去，给我修修车轱辘，好象前胎有点漏气；云云。他都是笑眯眯地给人以乐意去做的样子。即使在他中年之后，他的这种好脾气依然没有改变。人们可以看到他下了班后还在帮助远一点的邻居搭建雨棚或者安装过道的路灯。但是，他的笑脸却很难在家里人面前出现。这是舅妈很早的时候就告诉过我母亲的。

“传成这人啊你们是不晓得，在外面象个弥勒佛似的；回到屋里就是仇人，成天面无表情，跟欠了他什么似的。”舅妈没少数落他。起初我母亲将信将疑，后来来的次数多了，也就渐渐相信了，问他为什么。舅舅摇摇头，撇撇嘴，连说没什么没什么。我母亲认为他弟弟的性格是内向的，内心也是比较封闭的，因为他从小就这样。我母亲一共有四姊妹，上面两哥下面一弟。由于她和弟弟的年龄相差不大，因此两兄妹感情很好。相比而言，与两哥哥就生分得多，加上两哥哥成家后住在外省，隔得又远，因而更少走动。舅舅少言寡语的性格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常常被隔壁比他小两岁的男孩欺负，而且每次挨了打都不言语。我母亲发现他有一段时间放学后总是绕着邻居家的门回来，就暗暗观察，才发现他的懦弱行为。为此，他没少被我母亲数落和保护。舅舅的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大家都感到纳闷，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是父母最宠爱的一个，按理说是应该开朗活泼甚至顽皮捣蛋才对。家里人从不敢忽略他，吃是吃好的，穿是穿美的，还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呢？后来我外婆是这样总结的：这就是命啊，老天给的命。

舅妈虽然经常数落他，但在她眼里，舅舅却是一个能干的人。凡是动手的活，他都能够完成得令人满意。一根瘸了腿的板凳，一只豁了口的铁锅，漏雨的屋顶，短路的电线，不声不响哑了嘴的收音机，不清不楚只有雪花的电视，只要经过他的手，不大一会儿，都能顺利地恢复正常。他的这门手艺，在他五十岁过后的某一天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那是一个晴朗多云的星期天，一名副厂长给儿子买了一台国产的家用计算机，哪知厂家的工程师上门安装了大半天，电脑的屏幕还是一片漆黑。隔壁家的人给副厂长建议，让传成这家伙来试试。副厂长将信将疑。舅舅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副厂长家里，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障碍被排除，信号得以出现。舅舅的名声从此传遍整个厂区。也就是这年的冬天，他被上级提拔为技术科副科长，从而达到了他整个人生的颠峰。我父亲后来在一次与我母亲争论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的时候，为了证明“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不准确的，说了这样几句话，传成的这次升迁，除了与他的个人爱好――也就是爱动手的习惯――有关之外，还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如果传成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许领导就不会喜欢他，这次升迁可能就会泡汤。因此，我父亲斩钉截铁地对我母亲说，你刚才的那句话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拍马屁的人都有好下场。

舅舅沉默寡言的性格，在他中年的时候达到了极至。当他发现自己的前胸后背疼痛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最多就是哼哼两声，绝不接受大家的意见去医院检查，以至于延误了治疗的时机。后来他倒在工作岗位上，被同事送去医院，才得知已经患上了肺癌，而且已是晚期。舅妈哭天抢地的行为也未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大家都认为他的一生是懦弱胆小的，包括我的母亲。而我却认为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自始自终都没有掉下一滴眼泪。

现在我得回过头来说说我的父亲，一个乡镇卫生院的院长。他瘦而矮小，长着一颗一看就很机灵的脑袋。这是认识他的人多年以后对他一致的评价。我们如今可以从电视上看见许多所谓的成功人士，用教训的口吻对我们说――做人啊就是要努力做到外圆内方。可是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谈何容易。我父亲就是一个把古代的中庸之道运用到极至的人物。在他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是如何得体地把“圆”和“方”自如地应用到生活和工作中，值得我用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和研究。双河镇卫生院在我父亲接手之前，只是一个仅有十多名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培训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机构，座落在镇东头的一片油菜地里，是解放前一座地主庄园改建而成的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木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房梁和墙壁都腐蚀得厉害，有些地方露出了濒临倒塌的倾向。父亲上任后，立即采取他后来被称为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方针：一是索要人才，成功的挽留了上面分配下来的三个医疗专业的大学生，后来这三人分别在内科、普通外科和妇产科三个领域成为了卫生院的顶梁柱，人称“三驾马车”；二是频频造访县卫生局，和上至局长下至科员的各色人物建立和巩固关系，每年申请医疗扶贫资金达数十万，为医院带来了直接的收益，让其他乡镇医院的领导们羡慕不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战略方针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医院的医疗水平提高了，人员的数量增加了，整体收益翻了两番，员工的福利待遇更是以前的三至四倍。三年之后，双河镇卫生院的新大楼在镇北头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段剪彩落成，医院的规模直逼县人民医院。父亲也因此被选为地区先进工作者。父亲是华西医科大学六年制的毕业生，可是由于所学的并非医疗专业，因而医术其实相当平庸。他早年行医赢得的大量病源主要是靠一张总是笑呵呵的脸和和蔼可亲得有些过分的态度。有几个实力派的老中医对他人流如织的病员抱以耿耿于怀和嗤之以鼻的漠视。父亲知道后不以为然，反而将一些颇为严重的病人推荐给这些老中医们。父亲的这种行为可谓一举两得，既获得了好名声也不误人病情。大家都认为他宽宏大量，是做领导的材料，在后来的领导班子换届选举中，父亲轻而易举地坐上了双河镇卫生院的第一把交椅，其统治的时期长达三十多年，开辟了被别人戏噱为“许氏王朝”的鼎盛时期。

父亲外圆内方的做人标准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案例。有一年夏天，双河镇卫生院为了在停水期间不影响工作，在比邻隔壁中心校的地方修建一座全镇最高的水塔。水塔的一根管道不可避免地穿越了中心校的食堂。学校的校长勃然大怒，带领两个体育老师来找父亲说理。其实根本还没有开始说理，校长就把放在我父亲面前的一只景德镇的茶杯给摔了个粉碎。要知道这只茶杯是我父亲在一次县级什么比赛中获得的奖励。父亲处之泰然，平静地望着校长身后抖动着胸肌的体育教师，耐心地等待着激动的校长把话说完。医院的很多人都在或远或近地偷偷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父亲先是诚恳地给校长道歉，然后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话，才将怒气冲冲的三人送走。事后，父亲又在晚上去校长家登门拜访，再次表达了歉意。有人因为此事说我父亲是一个胆小的人。我不这么看。虽然文化大革命后期他遭受到许多非人的待遇，也在他的人格中留下了几许阴影，因而使他为人处事谨小慎微，但父亲的谨小慎微和胆小怕事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回事。

我之所以专门回过头来说说我的父亲，是因为一个人在成长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人对他有着绝对的影响。而我父亲对我却不是这样的人，很遗憾，否则，我的人生之路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我受母亲的影响更甚，或者说我主动去学习和模仿父亲的东西却不成功，而母亲对我潜在的影响更大。母亲是一个性子暴烈的人，长着一对随时可以竖起来的眉毛。她的嗓门很大，她在院子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接电话，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听见她说话的内容。她曾经是父亲的大学同学，而她的医术远远比父亲高明。她是远近闻名的儿科医生，但她并未和父亲在一个单位上班。她退休前担任县人民医院的门诊部主任职务。在她行医数十年的时间里，有数不清的孩子在她手上看过病，小的新生儿，大到十五六岁的少年，都曾经和父母排在她长长的候诊队伍里。由于母亲的医术精湛受人尊敬，久而久之导致了她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脾性。母亲遇事的处理方式首先以感性为主，对方说话的语调和表情而不是内容将决定母亲采用何种方式回答。如果对方的声调高了些，或者表情里缺少商量的成分，母亲就会垮下脸，用更高的声音进行回击。哪怕两人原本就是拉拉家常或者商量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因此，母亲这一生中得罪了不少人，说实话，要不是父亲在背后做了许多补救工作，母亲退休之后，要想找几个老太太凑一桌麻将都很难。母亲的这种脾气，也给父亲带来了负面影响。许多人认为，如果不是母亲的那张该死的嘴，父亲的仕途生涯就不会仅仅在乡镇卫生院院长的阶段上终止。母亲对此却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自己的医术给父亲的官运带来了帮助。“要不是我，周良明那三人能留住。”母亲说的是父亲的“三驾马车”。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不是母亲在县城卫生界的影响，“三驾马车”可能早就逃之夭夭。但仅仅这件事，不能掩盖母亲对父亲形象的破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频频在下班之后去拜访镇上的几个大户，对母亲的不懂事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向人家道歉。我跟在父亲的身后，看着父亲点头哈腰的样子，也第一次懂得了男人的卑躬屈膝是多么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