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妹

阿妹在我们村里的知青中，年龄数她最小，那时才十五岁，虽然长得一般，不高，但蛮可爱，圆圆的小脸，稚气十足。她是跟着她姐姐一起到东北边疆我们这个个村子插队的。

汽车拉着她们那批知青到村里，队长三五一组，随意把她们分到各老乡家暂住，阿妹不知分到哪儿，拖着她的行李，急红了脸，像个没头的苍蝇，“阿姊阿姊”地撵着她姐姐。

她们姓章，相互总是“阿姊阿妹”地叫，于是大家也分别叫她们阿姊、阿妹。姐妹姐弟或者兄妹兄弟两个一起到到同一个地方插队落户，在我们黑龙江边疆各个地方不少。那时，一个家庭中，多个子女差不多年龄，“一片红”，一个也留不住，迟早都会被敲锣打鼓动员出城，远离家乡的。家长们为了让子女们相互有个照应，就干脆将两个子女一起送走。

阿妹，陪着阿姊报名去黑龙江时，问知青办的人，她和她姐姐一起去插队，可以吗？可以！不知是驻知青办的工宣队还是军宣队、还是谁，满口同意。因为多报名一个，他们就多一份革命功劳，管她这个学生多大，毕业没毕业，哪里来的，只要户口拿来即可。于是这姐俩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往一起去了。

起初，在我们村里，她们俩住在一起，干活也在一起，阿姊呵护着阿妹，照顾着阿妹。阿姊在哪儿，她也在哪儿，嘻嘻哈哈倒也自在。但农村的活儿有时候特别累特别苦，深秋，在场院打场，一天下来，阿妹“哎呀哎呀”才叫几声，就呜呜地哭开。阿姊就哄她，哄不住就跟队长说她病了，替她请假，让她回宿舍休息。以后打草，打麦，捆麦，刨马粪，遇到重的农活，干不了，干不动都要哭；吃饭，清汤寡水，没什么东西可吃，晚上睡觉火熄了冷得受不了，也要哭。年龄太小，在这么遥远偏僻寒冷的地方劳动生活让谁谁都受不了，幸好有个阿姊陪伴她，安慰她，熬了几个年头。

阿妹长大了，虽然个头没怎么长高，但也长成熟了。圆圆的脸，白白的，胖嘟嘟的，还是很可爱。可是人长大了，心思也多了。阿妹不光考虑劳动，吃饭，睡觉等问题，也会像其他青年一样考虑青春的事了。村里知青和知青间总有一对一对地产生，他们成双成对地在宿舍里、在麦堆旁、在草垛上卿卿我我，令人羡慕。但是她知道，她们是难以生活在一起的，难以成家的。因为，知青的劳动、生活能力还很差，要是在这儿一起过日子，一定很苦。

这时，阿妹相识了村里青年金柱，他们是在麦收时好上的。

秋天，麦子熟了，一大片一大片麦地，黄澄澄的，有的几乎望不到头。麦收的时候是全村最热闹的时刻，全村的劳力几乎都集中在麦地里，我们知青也一个不拉。一般都是男的抡钐刀割麦，女的跟在后面捆麦子。长长的一溜趟上，男的在前面用长长的大钐刀将面前的麦子一圈一圈打下来，后面的女人就一簇一个地捆扎。谁跟着谁，谁愿跟着谁，这时大家都要挑挑捡捡，并趁机相互逗趣逗乐，什么你跟我啦，我跟你了，咱俩合伙啦，知青对知青，老乡对知青，相互言语轻佻，似真乱假，很是开心。

但是真正干起活来，谁也不自在了，主要是累。男的挥钐刀，一下一下，要挥一晌，得多大劲。而女的，也是一样，一下下弯腰、一次次捆扎，一整也是一晌，不说累，就是腰酸背疼，谁都受不了，谁还有闲心找乐子。

阿妹跟的是金柱，是金家的老三，还单着。金柱是个好劳力，干什么农活都很在行，像使钐刀割麦，我们大多男知青使不好，很费劲，他却使得很顺。阿妹跟着他，俏皮地对他说，你要照顾好小妹噢，他说好叻。他很乐意和小妹搭伴，村里的小伙都爱和女知青搭讪、交往，现在正是好机会。

金柱挥了几刀就回头看看，看她是否能跟上。他看小妹两手一叉一交捆扎着麦个，脸已屏得通红，正当忍俊不禁，又见她蹦蹦跳跳往前移动时，丰满的胸部也随之一跳一颤，不免心动、燥热，就狠狠劲挥起钐刀，紧步向前，把麦子一大片一大片地撩倒。

阿妹见金柱离得她越来越远了，加紧捆扎，仍赶不上，又累又热，手指又疼，心里升起许多委屈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一哭，就哭出故事了。不消说，金柱就走回她跟前，蹲下问她，咋啦。她一把抱住金柱，不停地捶他那汗津津的臂膀，直嚷：你坏你坏，不管小妹了。金柱高兴了，用手摩着她脸上的泪水，拍她也被汗水浸透的背，哄她逗她安抚她。

金柱在我们村里的老乡中是个比较精干的小伙，家里虽然成分高了点，但都是勤俭持家的主儿，家境不错。我们知青来了后，他也学着城里的人，注意自己的穿着，注重自身的整洁，也刷牙，也用毛巾洗脸，完全不同于村里其他当地小伙，像个城里人。女知青们见他穿戴得整整洁洁的，就问他，看中谁了，他就说，看中你了。神经病，她们就笑谑他，掐他。

那时知青都不安心农村的，尤其遥远的边疆农村，还没有人有勇气和当地农民相好，顶多男女知青们情欲难禁，互相谈情说爱而已，还没有想到要扎根成家的。

但阿妹坠入爱河已深，在麦收的十来天里，和金柱搭伴着，一直是金柱帮着她哄着她呵护着她的，让她对这个男人有了不可缺的依赖性，并超过了她对阿姊的依赖。

麦收后，她俩的关系越来越密，经常可以看到，阿妹只身到金柱家去。阿姊有时等着她吃饭，而她已经在金柱家吃过了，而且还带回鱼呀肉呀，我们知青根本吃不到的食物。

明显地，他俩好上了，虽然我们知青都不太相信，但她的阿姊也不否认。

和我们知青一起下乡的一位干部，他是负责关心、帮助我们知青的思想、生活的。他发现了阿妹这个情况，就找她谈话，说她年纪尚小，不宜过早考虑男女问题，尤其与金柱的这种关心一定要慎重。他说，她还在接受再教育，知青的今后到底怎样还不明确，和本地的青年谈恋爱，以后恐怕会后悔的。阿妹至始至终不说话，当然也不表示任何态度。那干部最后问她，她的父母是否知道，并他表示他不久要回城，顺便要找她父母说这个事。

听说要告诉她父母，阿妹急了，一口说不要不要。之后，回到宿舍，她在阿姊跟前呜呜地哭，一股劲地说，不要他管，不要他管，并骂这他是特务谁谁谁。因为那老干部长得像她以前看过的电影里面某个反派人物。

没过一年，“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掀热潮，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定为知青们坚定不移的方向。电台里，报纸上长篇累牍地宣传知青英雄，宣传扎根农村的知青榜样。当地老乡和知青的结合，从破坏知青运动一下子转型，成了知青扎根农村的典范。

阿妹这时和金柱彻底好上了，我们知青都不知道她俩什么时候结的婚，也没参加过她俩的婚礼，只知道，阿妹不住阿姊住的集体户了，再也不和我们一起下地干活了，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她的肚子大了。

阿妹还不到十八，年龄最小的，就已结婚，就要生子了，我们所有知青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管和谁结婚，知青也好，当地老乡也好，反正在村里50来个知青中是头一个，在我们全公社300多个知青里面也是头一个吧！我们很多知青，背地里都有点鄙视她，说她贱，骨头轻。遇见阿姊，说起阿妹，阿姊说，才不去管她呢。

不知道是那位老干部告诉她父母的，还是阿姊写信告诉她父母的，她父母得知阿妹的事情后，气伤心了，也不来看她，也不许她回家，一切由她，从此不认这个闺女。

不管知青们怎样看轻她，不管她父母同意不同意，阿妹就是这样做了。上海的一家著名报纸，有一天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扎根边疆闹革命”的长篇通讯，说的就是阿妹，说她如何不顾亲朋好友反对，不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冲破阻力，带头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光荣事迹。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和村里的老乡们，起先看到这篇文章都很激动，阿妹上报纸了，阿妹真了不起，但读了这篇文章内容后，都觉得可笑。因为我们都是知情者，这篇文章纯属胡编乱造，而且主要方面恰恰与事实相悖。比如金柱家并不是贫下中农，他父亲是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是指那位老干部的，而他是受当时极受伟大领袖信任的上海革委会头头的指示，负责管理和保护知青的。说到阿妹扎根农村干革命，更是屁话，阿妹才没有那么高的境界。要我们说，她就是怕苦怕累，想早早脱离知青那种艰苦的生活，依靠金柱，不用下地干农活。

就在阿妹的小孩已经会走路了，我们队里的一些知青也开始了“扎根”行动。她们是步阿妹的后尘，甚至把阿妹当作她们的范儿，很多事情都要向这位比她们年龄小的阿妹请教。后来阿姊也结婚了，是与一起插队的男知青结婚的，当然她们婚后过的日子，没有像阿妹家那样滋润，盖的房，整的院子，储藏的食物，哪像阿妹家，像像样样，要啥有啥，她们只是凑合着过而已。

正当阿妹喜滋滋地养育第二个孩子时，返城风潮也刮到了我们边疆农村。知青们无一不心动。返城回家，在我们知青所有人心中，始终是个夙愿，现在就在眼前，能错过吗？知青们开始涌动了，结婚的没结婚的，都行动着，盘算着。没结婚的，不久前还羡慕同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现在却侥幸能够一身轻地返城回家。知青和知青结婚的，激动又紧张，假离婚，拖子带女，没着没落地返城，忐忑不安哪。知青和老乡结合的，对不起了，要么掰，留下“小芳”，留下亲骨肉，要么瞎，留下，任同伴们高高兴兴地从她面前走光。

阿妹俩个孩子，怎能掰呀！而且，阿妹的父母早就不认她了，返城能返回到哪儿去呀？而且，那金家，金柱能让她走吗？她只能留下。

也就没几个人月的功夫，我们村里，直至公社，几百名知青，呼啦一下差不多都走空了。阿妹眼睁睁地看着阿姊和同伴们办手续、打包整行李，今天几个，明天几个，不知庆幸还是留恋，跟她作别。

阿妹又占了个唯一，即唯一在我们村里留下的知青。

当时的心情，阿妹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一想起遥远的边疆，知青中只留下她孤零零一人，就不免哭哭啼啼了。金柱知道她的心境，但东北农村的大男子主义，让他不耐烦，阿妹只得忍声吞气，只得全心全意养儿育女，做好这家的“老娘们”。

为了做好“老娘们”，阿妹把原本只有她作为知青才有份的招工名额让给了金柱。那是为了落实遗留知青的问题，解决没有返城知青的工作，公社给了她当地的招工指标。她先是对金柱说，她要到乡里工作，金柱回答，那怎么行，两个孩子谁管，家里“老娘们”的事谁管。阿妹说那是政府落实知青的政策，金柱说，那也不行，你去工作了，让他当娘们管家，没有这样的事。

没办法，金柱是绝不会同意她出去的，阿妹想想，只能作罢。返城都没去办，这儿的招工又算什么。放弃，太可惜了，要不，让金柱去顶，还能拿工资。于是她同意让金柱顶她去乡镇的电厂工作。金柱真的去电厂当了工人，成了村里仅有的拿工资的人了，不用赶马耕地耢地，不用挥汗抡钐刀割麦打草，不用冒着酷寒进山伐木扛木，在厂房里，轻轻松松，还月月开支，有取暖费、过节费，什么费的，让村里的老乡们羡慕得不得了。

金柱得意了，阿妹却忙活了。她要带着两个小孩，管一家子的吃喝。牲口家禽家畜要喂食，园子地要伺候，里里外外，都是“老娘们”的事儿。金柱是挣钱的工人，回到家要抽烟、要喝酒、要伺候，否则就不高兴，要耍一耍东北脾气的。

这样的生活，阿姊在遥远的城里得知情况后，连连跺脚，招工的事怎么能让，现在这个样，以后老了怎么办！我们听说后也都说她傻，没心眼，往下有的是苦头要吃了。

现在，知青们都老了，都已到了退休的年龄。留在各地农村的知青，按户口政策都可以将户口迁回自己下乡前居住的城市。待金柱提前退休了，阿妹一家也回过上海。她的父母已不在，按遗嘱没留给她一寸房子，她只能让阿姊帮她借房租房。她渴望留在上海，想在上海做点事立个脚。可是她是那么地苍老，因为长期在天寒地冻的北疆农村环境下操劳，她要比城里的同龄人看上去老许多。一个本来已到退休年龄，而且看似很老的女人，能在这个城市做什么事，挣什么钱呢？而金柱，认为他是拿的退休金的人，他不能委身干活了。但他的那些退休金够她们在城市生活吗？

在上海，没住上一年，阿妹眼看着其他知青同伴们，在城里拿着不少的退休金，舒舒坦坦与自己的儿孙享用着城市的福利，只好默默地回到东北边疆农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