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身与护家

1972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其实，说文艺宣传队也不准确，因为我们仅仅只是学跳舞。

一名女教师，名：龚尤姑，在学校各年级挑选一部分女生，龚老师编几个动作，我们跟着比划。

龚老师与我同村，和我相隔五家住户。龚老师母亲是外乡人，不知娘家在哪儿，父亲是盲人，以算命卜卦谋生计。

我们平常称呼她父亲为龚瞎子，称她母亲为吴家婶娘。吴家婶娘有六个子女，龚老师和她的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听父辈们说，吴家婶娘很要强，在和邻居吵架时，她甩出狠话：“我家四个儿子，总有一个比你强。”她的儿女确实很强，儿子个个浓眉大眼，腰圆膀阔，两个女儿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只是吴家婶娘比较早的去世了。龚老师是老幺，和她的哥哥姐姐一样颜值高，还能认几个字，大队委就选她做了村小的女教师。

村小还有另一个女老师，因为龚老师母亲已去世，父亲看不见，学校的老师们就对龚老师照顾得多一些。龚老师带着我们一群女生排舞，经常放学以后编排一两个小时，晚饭过后还到学校去练习，每每这种情况就会有一两个男老师做龚老师助手。

每次排练结束，我们学生都是和老师同时回家，老师也尽量不走简路，争取把我们这些女生都送到家门口。而我，与龚老师同路最多，同行时间最长。有时候，会有一名男教师同走一段路。我记得，带我们数学课的曾老师，他家在我们二村后面的曾家湾，陪走时间最多。

有一次，很晚回家时，我们一群女生跟在龚老师身后叽叽咂咂的。我离龚老师比较近，听龚老师与曾老师讲着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题，我只记得曾老师说：“今天怎么样？”龚老师回一句：“身上有红的”，因为我当时怎么都想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红的是红墨水吗？因为是偷听的老师对话，也不敢问人家。

又一天晚上，很晚了。我们正准备回家时，龚老师对我们说：“今天该我守夜（学校每天派一名老师在学校睡觉，值班守夜），我家里有点儿事，你们就在这睡觉，不回去了，帮我守夜。你们愿意不愿意？谁愿意？”

很多人说：“我愿意。”龚老师却指名问我，我说：“我没跟家长打招呼。”“那不要紧，我回去时给你父母讲一声。”

我就答应了龚老师，和四五个同学留下来守夜。我们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没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下半夜，有人敲窗户，我父母也找到学校来，说：“在里面睡就好，行行行，就在里面睡吧，我们只是看一看。”

第二天，我问龚老师怎么没跟我父母讲时，龚老师说：“我忘了”。

又一次周末排练，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同学都到齐了，等了很久，龚老师都没有来。大家疯赶打闹，玩成一团，我觉得这样疯疯颠颠的没意思，就回家写作业去了。

没多久，我作业还没写完，校长就来我家找我。母亲说：“她说老师没来，就回来了。是不是没老师在啊？”

校长对母亲使了个眼色，说：“我说万宪凤蛮听话的，怎么会赌气回家呢？！你以为老师没来呀，她们还说你赌气回家的。走走走，跟我去，有老师呢！”我觉得这校长完全答非所问，想辩解一下，但根本没机会插话。

我到学校时，她们高年级的同学还在窃窃私议：说谁谁谁在学校厕所发现了一个床单，说曾老师两三岁的女儿告诉曾老师老婆说：“爸爸打蛋（煮鸡蛋）大大（曾老师女儿对龚老师的称谓）吃”。

再后来，龚老师和曾老师都不在学校里教书了。我只知道龚老师嫁人了，日子过的很郁闷，丈夫对她不怎么好，又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曾老师，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但读五年级时，我见过一次。

我去排湖的路上，曾老师从排湖回来。他挑着一担稻谷，抬头看到我时，脸有些泛红，很不自在的样子，好像我是老师，他是学生。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走过去了。我看了几眼他的背影，想喊他和他打声招呼，但没有出口。

好像他离开学校到现在，我都再没有第二次与他遇见过。 这期间，我母亲一如既往地教育我多读书，少关注穿衣打扮，但多了一项，她有意无意的常和我讲男女之事。

有一次，母亲和我聊天，说到男女之事，母亲说“男人怕失字，女人怕失身。作为女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子守住。”她告诉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总有人很好，也有人心怀不轨。有一些男人其实不坏，只是比较随性，做事不周全，女人要学会应对。特别是说话要留心、用心，不能随随便便嘴巴一张就随口一句，哪怕是笑话也要想一下再说”。

她给我讲过很多事例，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某女，很能干，很漂亮，很多人都对她有好感。她丈夫在外工作，很少回家。

有一次，村干部和妇女们一起干活，一起说笑，讲着讲着就扯上这位妇女了。村干部说：“你有多厉害，敢在家里等我吗！”“好啊，谁怕谁啊！”

这位妇女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妥。怎么办呢？她思来想去。为避嫌，她那天晚上回了娘家。很巧，她丈夫平常很少回家，那天却回家了，但没看见老婆。不知老婆去哪儿了，就点着灯，等老婆。要上厕所了，去了自家茅房，房间里的灯还亮着。

更巧的是，这时候，那个村干部忙完公务从她门前过。看到她家里亮着的灯，就想起白天的玩笑，难道她当真在等我？村干部这样想着就走进了她家，但家里没人。

村干部坐在床上，一会儿犯困，躺下就睡着了。丈夫从茅房进屋，发现了床上的男人，想到平常听过的风言风语，拿起斧头，把村干部给劈死了。

母亲小结：“如果不随便开玩笑，就不会有这样的冤死人。”

母亲会讲话是村里人都公认的。母亲告诉我，她碰到这种场面总是会很客气、很礼貌的打消对方的念想。如，有一次，北村的一个手艺人到我家串门。这个人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吃手艺饭，所以经常到我家玩，和我父亲互相很谈得来。

这一次，在我家奶奶也不在家的时候又来了，和母亲谈话中问：“你婆婆呢？”母亲答：“刚出去了，马上就回来的？”

天南地北侃一阵，没见我奶奶，又问，母亲就说：“可能碰上谁，讲闲话去了。”至始至终非常客气，非常尊重对方，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对方自然就退回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不参与男女之事的闲聊，偶尔有左邻右舍的奶奶婶娘们说起谁谁谁怎么样，母亲总会说“谣传的话不可信”。

母亲五官端庄，身材俏丽，父亲常年在外做瓦匠，在是非横飞的农村却从没有被人说过这一类的闲言碎语。

我参加工作后的第六年，和我同在镇上的学校，有一名女同事，倪老师，人长得漂亮又很能干，丈夫是供销社开货车跑长途运输的司机。他丈夫有一个同事，老婆也是老师，姓何，在乡中学教书，没住在镇上。这个同事和她丈夫关系很好，常到她家打麻将，有时候碰上她丈夫不在家，也会在她家打会儿麻将。

打麻将的次数多了，人们就开始说一些闲言碎语。有一天清晨，我一出门，校园内的老师们三三两两地在讲：“太不要脸啦，”之类的新闻。我知道了的情况是：倪老师的丈夫不在家，那位同事又在她家打麻将，而且是从星期六下午打到星期日中午。他老婆，何老师找他，他不回去。何老师把麻将桌掀了，他把何老师打了一顿，并把何老师从倪老师家里甩出去。外面下着雨，可怜的何老师，在众人面前，被老公打的满脸惨状。

我没时间聊天，照常去教室，碰到倪老师，照常打招呼。没想到，倪老师这次特别激动，扯着嗓子对我说：“还是你层次高，那些P们叻――，就像老子是个偷人佬。就像她一跟我打招呼她就成了偷人佬。”

“唉！这是什么话！”

“我就不相信你没听到那些嚼舌根子的，只是你有修养。就只有你和卢老师，有修养，档次高些。那些P们，嚼了一早晨，看到我就像避瘟疫，还绕道走。你说这事……”

“唉，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是觉得感情的事属于个人私事，没必要在公众场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