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鲜卑族入驻包头，还将敕勒族迁至敕勒川一带。北方六镇起义后，起义人员又随军至河北、山西等地。

五代后，辽设云内州，直至金元。

唐朝时，设中受降城在包头，再次迁徙汉族至黄河北。辽又“徙其民于阴山南”，至元代，汉族仍不断迁来阴山南北。

元初，包头地区即有商贸活动，出现轻工业。

明朝政权建立后，朱元璋无力对付北方强大的蒙古族势力，将东胜州（托克托县）、云内州（土默特左、右旗）、丰州（阴山南）等地14万户迁至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后土默特成为阿拉坦汗的驻牧地。隆庆五年(1571年)，阿拉坦汗与明朝政府实现了互市，使蒙汉民族间一直处在和平交往的环境中。

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民、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以及戍卒，因不堪官府的压迫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便纷纷迁入包括包头在内的漠南蒙古西部地区。还有农民起义者、白莲教徒等明王朝通缉的犯人等，也纷纷逃至漠南蒙古地区。

这些汉人迁入后，建立村舍(蒙古语称作板升)、开垦农业。而且手工业、商业也随之有了一定的发展，生活日用大都能够自行生产，不全是依赖长城以内的供给。人们通常对土默特地区的农业生产叫作板升农业，反映了土默川一带农业的发展和定居村落的关系，进而使土默特地区出现了城郭。

阿拉坦汗与明王朝建立互市关系以后，汉族人口大量涌入。

清朝建立之后，对漠南土默特部时时提防。清政府把漠东科尔沁部中的茂明安和四子王两支部众迁来，安插在漠南与漠北之间；把漠东科尔沁部中的乌拉特部众迁来，安插在漠南和漠西之间。又使一部分蒙古族迁入包头地区。

公元1633年，哈撒儿的直系后裔茂明安部从呼伦贝尔草原西迁到艾不盖河上游，定居在今天的达茂旗。1652年（清顺治九年），乌拉特部来到阴山，这是清廷早已安排好的赐徼牧地。乌拉特部在1634年即追随后金，屡立战功。

1649年从东北兴安岭地迁牧向西，牧走三年。到达阴山后，乌拉特人驱逐无政府的游牧人至漠北；将散居垦荒的内地汉民迁往长城以南闭耕放牧；守护包括昆都仑、五当沟在内的阴山诸关隘。如此，在那条母河（博托河）的庇护下，在远离板申群（村落）和浩特（城）的偏僻处，或许真有过零星的垦荒者……

满清入关开始，封禁塞北河套，边民垦种蒙荒，必须春出秋归。还在鄂尔多斯南沿长城北侧划出一条南北宽五十里、东西长两千多里的禁地“黑界地”，汉民不得越界北上，蒙人不得越界南下。但生活所迫，长城以北还是出现了铤而走险的汉民。

为“借地养民”，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准许晋陕汉民在“黑界地”垦种，汉民潮水般涌入蒙地，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走西口的第一次高潮。这一高潮一直持续到咸丰年间。清朝第二次走西口高潮出现在光绪年间。

光绪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清廷为筹集巨额赔款，于1902年派贻谷督办绥远垦务，蒙荒全面开放，晋陕移民大量定居蒙地。一代又一代人走西口，完全是天灾人祸，生活所迫，有民谣说：“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

最早走西口的人是先行的拓荒者，在他们的接引下，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清王朝先后出兵去平定西北叛乱，但是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这对山西商人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商机。他们不仅和平定叛乱的清军做随军贸易，还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不断扩张自己在蒙古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