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的长征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初春，刚满十五岁的我，跟随年逾半百的父亲步行一百多里路，去看望住在大别山深处的姑姑。我一直把这次旅程看作是我与父亲的一次长征，因为旅途的经历用“出生入死”来形容并不为过。

那天鸡叫头遍，母亲就起床为我们准备早饭。我和父亲吃了几个大馒头，喝了碗玉米糊，带了几张饼就上路了。走出村口好几里，东方的天际才露出鱼肚白。此时的我颇有几分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去大山里面。生长在平原乡间，对大山总是充满好奇。天气晴朗时，南方跌宕起伏的淡蓝色的山峰隐约可见，曾引发我种种美妙的遐想。

起初，我们走的很快，走到地势较高的路段，视野开阔，田野里阡陌纵横，并泛出淡绿的草色，天空中不时有老鹰盘旋。日头当顶时，赶到一个村落旁边，跟一户人家讨了一瓢凉水，就着凉水吃下饼子，又接着往前赶路。

走着走着，忽有高大的坝陵呈现眼前。我问父亲，这就是大山吧，父亲说这只是小山，大山还在前面。我问姑姑家还有多远，父亲只说快到了，并不多作解释。我的膝盖开始发疼，接着小腿肚似有筋络拉扯，也疼痛起来，每走一步都十分痛苦。父亲的步子也明显缓慢，但还不失从容。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四周围都是高大的黑漆漆的山壁，不时有怪异的山鸟惊叫，伴随狂风怒吼般的松涛声，让我有些恐怖。而且，很有力度的冰凉的雨点也在这时砸了下来。因为出门时满天繁星，并没有带雨具，当然，家里除了一披蓑衣本来也没有什么象样的雨具。雨越下越大，身上衣服全部淋的透湿，像是披着沉重的盔甲。我再次问父亲到姑姑家还有多远，我真地是走不动了，父亲还是那个低沉的声音――快到了。

父亲好像迷了路，站在一个路口，愣了一会儿，向一条白色的路面走去。我忽然发现，那路面在起起伏伏地晃动，就本能叫了一声：那是河，不是路呀！父亲赶紧立住脚拐了回来，顺手捡了一颗大石子向那白白的地方扔去，“扑通”一声沉闷的回响，那河水一定不浅。后来跟母亲提到这件事，母亲后怕地说，若不是我的提醒，父亲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捱到姑姑家的时候，雨偏偏停了。脱下泥巴一样的湿衣，顾不得擦干身子，就倒在了姑姑临时拾掇的地铺上，在隐隐的鸡鸣声中沉沉睡去。

第二天醒来，已是晌饭时分。我下了床，竟然寸步难行，稍一动弹整条腿就钻心的疼痛。

父亲也下不了床，只见他整个右脚像个肥胖的紫茄子。姑姑见状惊慌地说，这一定是被土狗(毒蛇的一种)咬了，毒性发作才变成这样。好在姑父是对付这种症状的行家，他从床底下搬出一坛泡有赤练蛇的药酒，用棉花球沾着反复擦拭，又让父亲服了几粒他自制的土药丸，几天后父亲的脚竟然消肿了。我的腿也渐渐恢复正常。姑姑庆幸我们没有遇上剧毒的蛇和凶残的狼，刚开春，正是这些动物馋嘴出洞的时节。

大山的确给了我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那遮天蔽日的山体，那乌黑光滑的巨石，那苍翠挺拔的松柏，还有那酸酸甜甜的野果，都让我感到十分新奇。

在姑姑家住了十多天，我们该启程回家了。临走时，姑姑准备了一些山里特产让我们带上，父亲只拣了几块糍粑和两捧板栗装入袋子，让我提着。他自已走到大门口的一只紫黑色檀木凳子前，弯腰搬起，扛在肩上，说，这在我们那儿是个稀罕物。“这凳子怕有几十斤重，远路无轻载哩！”姑姑和姑父都惊讶地提醒道。父亲只憨憨地笑笑，不作回声，耸一耸肩膀，就迈开步子踏上路程。

归途中，老天倒是没有下雨。天黑时分，已进入平原地带，道路也熟悉一些。但依然疲惫不堪到极点，我们不断地歇脚，父亲频繁地换肩。我试着扛一下那凳子，根本举不到肩上，沉重的像快大石头。走到家门口，已是深夜，除了看家狗叫了两声，整个村庄都静悄悄的。母亲点亮油灯，开门迎接我们。父亲把凳子放在地面，去窗台抓把碎烟叶子递给母亲，让她敷在自己的肩膀上。母亲掌着灯照向父亲的肩膀，忽然唉哟一声倒腿了几步，原来父亲的双肩已是血肉模糊得惨不忍睹。第二天，再看那只凳子，大半个凳面都是红彤彤的。

一提到“长征”，人们自然会想到红军步行两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的壮举。我一直认为，共产党能取得天下，固然有其它种种因素，但那次艰苦卓绝的“长征”所锻造的精神和意志，应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能够走出黄土地，坚韧不拔地在南方都市辗转打拼数年，将自己的人生履历涂染出一抹亮色，也应该跟那次我与父亲的“长征”有所关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