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吴昌硕的继配夫人施氏在上海不幸去世，他于是委托老朋友陈先生为其操办丧事。处理结束后，将灵柩运回施的江西老家安葬。

回到上海，陈先生给了吴昌硕一份“奠仪”清单。吴说：“我不是交待你们的，不要收任何人奠仪的呀？”陈先生有些为难地回道：“都是些实在回不了的。”吴昌硕老大不高兴。打开清单一看，他的眼圈渐渐红了。原来，这些所谓的奠仪，只是区区一元两元，三四元，至多也就七八元。长长的一串名单上，全是几乎没有什么交往，而且从来没有跟他求过字画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实乃平头百姓。仔细找遍，却没有发现一个过去曾向他索要过字画的达官显贵。按照当时的惯例，退奠仪要写“谢唁帖”。但吴昌硕没有到街上去买“谢唁帖”，而是着人去买了最好的纸墨，然后照着名单，一一用工楷书写“谢唁帖”。写好还不算，他还亲自登门，分别送到人家手上。在当时，吴昌硕可是名满天下的大师级书画家，而工楷又是他的精品。因而，凡是得到 “谢唁帖”的人，无不奔走相告。

这事在社会上传开以后，好多人后悔当初没有送上一份奠仪，于是纷纷向陈先生打听，

问能不能再补上一份。陈先生有些为难，便向吴昌硕如实相告。吴昌硕淡然一笑，说：“告诉他们这次就不必事后补了，等我死了以后一起送吧。”

1987年，有所大学大二的学生成立了一个《新星》文学社，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觉得该请名人给社团题字，研究的结果是请孙犁。

因为无知，当头的毛头小子并不懂得请名人题字起码的规矩――没有预约，更没有准备一笔润笔费，连写字的笔墨纸张都没有，径直闯到孙犁的住处，冒失敲门。出来开门的正是孙犁本人。听说来意之后，孙犁将他让进光线很暗的书房，并安顿其坐下，然后着手准备笔墨纸砚。孙犁好不容易从书橱里找出一张写过字的宣纸，从抬头的边上裁下约10厘米宽的一个小条儿，再仔细地从中间一分为二，这才在两张纸条上分别写下“新星”两个字。因为年事已高，孙犁写字时手抖得厉害。毛头小子又惭愧又后悔，在一边如坐针毡，最终还是说出了歉意。孙犁却慈祥地微微一笑：“没关系，你们还是孩子。”

字写好后，孙犁将字条放在书桌的玻璃台板上阴干，这才仔细地托在手上递给毛头小子：“我现在手抖得厉害，字已经写不好了。这两幅你拿回去自己选，看哪个合适就用哪个吧。”在送他出门的时候还特意嘱咐：“我身体不好，已很长时间不跟外面联系了，你们是孩子，对文学又这么热爱，我很愿意支持。但这件事，你们就不要对外人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