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是人生的花季，五彩斑斓；十七岁，也是一个少年对未来的畅想；十七岁，我的人生定格在北京海军司令部警卫二连。

经过两个月的新兵集训后，于1981年1月初我被分配到海军司令部警卫二连三排七班。岁月无情，尽管时光过去了四十年，我已记不全当时班里所有战士的名字，但还能依稀记得几位：唐精忠班长、张玉强、秦国富、李富怀、王柄民、王泉、荣晋宝。唐精忠班长提干后后来到海军政治部工作，我们隔三差五能见面，至今还比较熟稔；张玉强是浙江老乡，他退役后直至2017年在萧山战友见面会上遇见；秦国富后来在海军大院4号楼见过，当时他生病了，此后就杳如黄鹤了；其他几位战友自我离开警卫二连后就无联系了。

那时的警卫二连营区位于海军大院东北角，紧靠公主坟大转盘，东临1路与4路公交车始发站。二连的营房主体由三排平房构成：第一排是食堂、炊事班，还有仓库；第二排东侧是连部，隔一间弄堂，西侧是一排三个班；第三排西侧是二排的三个班，东侧是三排的三个班。第三排营房北面留数米宽的隔离区就是海军大院的北围墙，墙的外面就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复兴路。刚下到七班晚上睡觉时，发现屋子里的灯虽然是关了，但窗外路灯射进来的光线还是把室内照得明晃晃，给屋子增添了几分迷离与遐想。睡在床上，床底下传来一阵一阵有节奏的隆隆的机车声，开始感到迷惑，后来才知道，那是地铁从房子底下驶过。起先对这种声音并不习惯，于是在不久的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恶梦，把战士们都吵醒了，第二天起床时，大家议论纷纷。

在七班这个集体里，呆的时间不长，大概不到半年，但给我留下了些许精彩的瞬间。

三排负责海军大院东大门的警卫任务，每班次两个战士。有一天晚上，我与张玉强站岗。那时，轮到上岗的战士出发前都在连部西侧的弄堂集合，然后走向各个岗哨。我与张玉强经过营区东南角炊事班的巷口，一路沿着平房门前走。就是这一条不起眼的沙土路，我记忆深刻。路的右侧是一片工建连的营房，且都是平房，显得低矮、局促、寒伧。工建连的战士好像一天到晚都是穿着脏乎乎的军便服，像个民工。工建连南边是一片菜窑，二连的菜窑也在这里。我多次下到菜窑里面搬运大白菜，看着一颗颗大白菜躺在一层层简陋的用粗糙木头搭起的铺子上，当时也感到很新奇。再往前走，就是几棵粗大而孤零零的柳树。当月色朦胧，我与张玉强背着步枪行走在这片空旷的天地里，看着周遭隐隐绰绰的夜色，除了不知名动物的鸣叫，就是彼此一前一后的脚步声。这种景像，在我的脑海里沉浮多年，挥之不去。

在七班，我经历了当时海军大院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黄楼北面仓库火灾。时间大概是在1981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时天气比较冷，至于什么原因起火已不得而知。现在只是隐约记得全班战士拿着脸盆去扑火。我们从露天的水池龙头里接水，再冲进火海把水一盆一盆扑向火苗。仓库里大多是书等印刷品，尽管战士们奋勇灭火，但结局是一切化为乌有。灾后，连里统计战士脸盆损失情况，我也因此领到一个新的脸盆。脸盆是瓷的，底部有几朵艳丽绽放的牡丹花，“花好月圆”四个字格外夺目。

火灾后的一天上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连里派我到火灾现场值勤，值勤点是在通信楼东侧，任务是不让闲散人员进入火灾现场。那天天色阴沉，天空被灰色的云朵裹挟着显得沉闷。眼前是一片熏黑的断壁，烧焦的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这时，有一位老人走到我旁边。他花白头发，寸头，圆脸，目光炯炯，精神矍铄，身穿海军棉大衣，双手插在衣兜里。他环顾火灾现场后就径直向纵深走去。

“同志，请您不要往前走。”我很礼貌地对老人说。

“我是梅副司令。我可以进去。”老人淡然地瞥了我一眼，边说边继续往里走。

梅副司令？我心里一楞：自己是个新兵蛋子，又没见过梅副司令，能怎么办？只能是注视着他默默地向前走去。

回到班里后，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其他战友。他们说梅嘉生副司令员就住在海后小院，离我们二连很近，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是海军的老领导。听了大家的一番话，我对梅副司令肃然起敬。

80年代初的军营生活比较单调，看电影算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那个时候主要是看露天电影。当时看露天电影有两个地方：海后广场与大院的大操场，但更多的是在大操场看。大操场在海军大院的中心位置，那时的大操场是一片沙土地，光秃秃的，每当风沙刮来，整个操场尘土飞扬。大操场主要是机关干部战士军事训练、居民锻炼身体与娱乐的场所。操场的北边是海军俱乐部，俱乐部有一个很大的舞台。舞台朝南，面对大操场，但不知为何舞台被封闭了，仅在舞台边缘留下约三米宽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警卫二连战士看电影的固定场所，不知是约定成俗还是什么原因，每当晚上看电影，战士们就从西边的舞台台阶拾级而上，全连战士整齐地坐在小马扎上，无人相争。2006年国庆，我故地重游，专门到大操场转了一圈，发现已变了模样：画了红色跑道，栽种了碧绿了草坪，现代气息比较浓厚，但大的格局没有改变。

在七班，青春年少的我也写了一些青涩的朦胧诗，当时主要描写两个主题，一个是对越自卫还击战，歌颂革命英雄主义；另一个是赞美青春。我每次写好稿子后就交给文书武海珍，由他把稿子送到俱乐部。中午就餐前，全连战士在连部前集合唱歌，此时经常从食堂的喇叭里飘来广播员清脆悦耳的声音??“下面请听诗朗诵……作者警卫二连战士某某某”，每当听到这个名字，内心为之一颤??那是一种激励。

1981年初，我与连里几个战友参加海军俱乐部组织的一个书画创作课，授课的是范曾和刘柄森两位大师。范曾是国学大师、书画巨匠，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以诗为魂，以文为骨”的美学原则，在后来国内诸多书画活动中出镜率比较高，也因此而一直牵动我的视线。在海军俱乐部授课现场他用白描的手法画了几幅人物画，其中一幅是李白醉酒。刘柄森是著名的书法家，隶书艺术成就最高，闻名于世。后来我在练习书法时就按照其要求临摹学习。这两位大师对提高我个人书画鉴赏水平起到了启蒙教育作用。

在七班，脑子里还残存着下面一些碎片：

排里组织了一次到颐和园游览，在我的相册里，留下了在警卫二连仅存的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合影照都是与三排几个战友，现在已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熟悉的只有一张与三排长佘生俭和一张与陈国京的合影。

我与战友们还到北京展览馆前的马路旁种树。记得种的树离展览馆很近，就在展览馆的西北方向。种的树是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树径比较大，但叫不上树名。如果这些树现在还在，已是参天大树。

我与战友们到丰台区岳各庄参加过生产劳动。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与战士们在水田里干活的情景……，后来驱车到一个菜圃，拉着菜苗去种菜。

我还与战友们在清晨经常到复兴路人行道扫树叶，从翠微路口一直扫到公主坟转盘前；还到1路与4路车站打扫卫生……

大概在1981年的春末夏初，我从七班调到连部担任通信员。当时的连长是翟永福，副连长孙锡忠，后来三排长刘业勤提拔到副连长；指导员是李维良，副指导员高金昆；一排长金马良，二排长谢渡云，三排长佘生俭，司务长赵和生，公务排排长郑智昌，警卫室排长陈建太。连部班成员有军械员牟善铸，卫生员李贵科，文书开始是武海珍，后来是杨纬富，后勤是丁忠毅、徐世坤。对连部班战士的称呼都是在其姓前冠“小”，显得亲切，我姓王，别人就叫我“小王”，牟善铸就叫“小牟”。

通信员除整理连部内务外，还要收发报刊、信件与包裹，还要替战士到翠微路邮电所取汇款，到万寿路邮电所取包裹；取汇款、包裹前要到队列值班室盖章。

在此，有必要介绍我第一次到队列值班室盖章的情景。

队列值班室在黄楼一层。海军大院的黄楼分主楼与配楼，六层高，其中主楼七层高，绿色琉璃瓦顶，怀抱粗大廊檐圆柱，飞檐斗拱，气宇轩昂。那是1981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当我一踏进黄楼的刹那立刻感到凉爽宜人，沁人心脾。但我不知道队列值班室的具体位置，就走到了左边的海司政治部，问一个秃顶的海军军官，他很客气地用手指点着告诉我队列值班室在什么地方。可谁能知道，黄楼在我人生的履历上刻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后来在此工作与生活了近10年。

刚到连部时，发生一件有趣而又尴尬的事。我是浙江人，南方口音较重，普通话不标准，有一次，军务处李兰煜参谋来电话找翟连长，我就把电筒撂下，去外面找连长。连长从家属房方向走过来。

“连长，你的电话。军务处李参谋打来的！”我对连长说。

“谁打来的？”连长没听懂我的话，反问了我一句。

“李参谋！”我很认真地复述了一遍。

“谁打来的？”连长还是没听懂我的话，再次反问我。

“李――参――谋！”我也很认真地一字一句再说了一遍。

连长口中念念有词，带着慈祥而微微的笑容，虽然身材略显富态，但魁梧不失步履矫健，那憨厚可掬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2017年，萧山战友见面会时惊闻翟连长、李维良指导员去逝，我内心悸恐：两位尊敬的老首长离开了我们！

关于翟连长，还有一个场景值得一说：大概在1981年秋天，翟连长组织战士扩建家属房。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在场的有一个叫张阿根，他墙砌得很好，听说在家里就是一个泥水匠。翟连长表扬了他。那天艳阳高照，战士们的脸上都绽放着笑靥，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战士们就在这样的氛围里，站在脚手架上愉快地与连长一起砌墙。不知为何，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建筑工场，而且是一幅画，是一幅生动的画。可惜我不是画家，否则，我会把这场景用画笔记录下来，题目就叫《连长与战士们一起劳动》。

在连部，与战士们相处得都非常和睦。牟善铸比我年长几岁，参军也比我早，他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帮助我。刚到连部那阵子，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就是在他的悉心呵护下很快就学会了。我们从连部到一排前的这块空地上学习椅车。我双手握着车把，他在后面帮我掌握平衡，防止跌倒，就这样来回地练习。有一次，军务处的刘振山参谋到连里来检查工作，笑咪咪地看着我：“小王进步很快嘛，会骑了！”当听到这样激励的话，心里乐滋滋的！

牟善铸是军械员，军械库在连部对面，有几次他叫我一起在库内擦枪。军械库室内没有窗户，门关上屋子里黑乎乎的。昏黄的灯光显得乏力而黯淡，我们像似跺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次擦枪时发现墙角一个麻袋，撕开才知是核桃。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物质匮乏，生活不富裕，我在老家从来没有吃过核桃，再说也不种植核桃。小牟从麻袋里取出一些核桃叫我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核桃。

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才明白，二排与三排的房前，东边靠大院围墙的路旁全是核桃树。随着夏天的到来，嫩叶渐渐地变成了茂盛的技叶，树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把巨大的绿伞。到秋天时，树上挂满了核桃，恰似一盏盏碧绿的小灯笼。这些核桃怎么摘下来的已不得而知了，只记得青青的一层核桃晒在连部东边的路旁……但我没有吃过这些核桃。

那时，二连在卢沟桥有一片自留地，我也多次参加在那里的生产劳动。记得主要是种植地瓜。不知是连里吃不完还是什么原因，地瓜丰收的时候，连部几个战士不时去大院卖地瓜。记得我与李贵科、牟善铸都拼过卖地瓜的伙计。我们骑着装满地瓜的三轮车，一般都从营区东南角炊事班边上的巷口出发，经过警卫一连门口，穿越雄伟厚重的灰楼拱门，到达了灰楼区。灰楼是一组建筑群，是海军大院机关干部家属楼群，因为它外观是瓦灰色的，由此得名，分别由100号、200号、300号、400号楼四座楼组成的一个方形，中间一个宽大的庭院。记得当时庭院内还有防震棚。

“卖地瓜啦！”小李与小牟对着楼门喊。声音虽不很响亮，但似乎特别有穿透力，清脆而有力。叫卖声透过冬日清冽的空气弥漫在庭院上空。

有些老太太、老爷爷就会巡着声音出来买地瓜。不过当时卖多少钱一斤已经忘记了。

我们从灰楼出来往南，路过高坡仓库、灯光球场、第一招待所、游泳馆、七一小学往西，最远到海军文工团……那一路走过的光景，如今时时浮现，恍如隔世。人生就是这么奇怪，走过的路不管是短还是长，经历的事无论是和风细雨还是风雷急荡，只要是把心融入进去了，那留在脑海里的就会经久不忘。

在担任通信员的日子中，我与孙锡忠副连长建立起了一种深深的难以名状的情感，敬仰也好，崇拜也好，总之是兼而有之。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1982年5月，我调离了警卫二连，此后就没有见过他。在离开警卫二连时，当时自以为是地告诫自己，努力工作，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以不同的面貌向这位领导汇报自己的进步。调到机关后，我多次路过警卫二连大门口时都想见一见这位老领导，但又鬼使神差地一次次被自己刻意、残忍地否定了。就这样，一江春水向东流??过去了35年。至于其中有着怎样崎岖、痛苦的心路历程，时至今日，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就随风而去吧。

2017年在萧山举办第一次战友见面会，我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见到孙连长与嫂子身体棒棒的，生活得很甜美，我释怀了。衷心祝福孙连长全家幸福永远……

聚也匆匆，散也匆匆。警卫二连只是我人生长河里飞溅的一朵浪花，非常短暂，但这段时光的积淀镌刻在我的心头是恒久的。

岁月静好，想起大家，满心温暖；阳光微淡，一路走来，最美的风景，不是春花秋月，而是当初在警卫二连时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份傻傻的纯真。守着剩下的流年吧，生活安稳，平平安安过好每一天……

最后，我要感谢与二连每一位战友的相遇，因为你们，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因为你们，让我的回忆变得缤纷绚烂。

今年是我参军4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满怀感慨地写下这些文字，除了纪念自己生命中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也把此文敬献给曾经与我“同训练、同学习、同劳动、同休息，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的原海军司令部警卫二连全体指战员。

（2020年6月3日于浙江温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