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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秋日，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室内的陈设有了明亮而生动的颜色。老人穿着宽大的白T恤、拄着一根折叠拐杖从洗手间缓缓出来，看着清爽而精神。女儿问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老人懵懂天真的脸上有了几分疑惑和思索。女儿道：“今天是农历八月二十五。”他怔愣了会儿，脸上的笑意如春天化开的冻土：“八月二十五？我的生日呵。”

这是朋友发来的一段视频。视频里的老人是她93岁的父亲，几年前就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是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一个饱读诗书、经历丰富的人，突然被抽去了几乎所有的记忆，沉在时间的深水里，茫然而混沌。然而，总有一些记忆是时间擦除不掉的，比如他曾经的遭遇与创伤，比如他对生日的敏感。生日是伸入这茫茫白光里的一只手，让他的意识和目光有了方向和聚焦，换来短暂的清醒和自如的交谈。在这一刻，老人不再是活在时间之外的人，他记起了自己的生日，叫出了女儿的名字并好奇地问自己置身何处。时光在握，家人闲坐，阳光和煦，老人的表情天真动人。这样的场景如此美好而叫人感慨。

今年武汉的秋天格外体贴，云淡风轻，天高气朗，每一天都有阳光扑面而来。像是对受够了漫长酷暑的武汉人的一种补偿，也像是一种提醒，原来武汉最美好的季节也并不是那么倏忽即逝、不可挽留。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朋友父亲那样的福分，可以继续享受这样的秋日暖阳。

立冬这天，老一辈文学理论家、湖北大学教授周勃先生去世了。他是程千帆的得意门生、《长江文艺》的编辑前辈，我有幸给他做过口述史记录，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精气神和侃侃而谈以及讲到后来远离文艺、主动要求去郊区一个中专教书时带给我的那种深切震动。

立冬的前几天，婆婆一早打来电话，告知外爷走了。而在今年的十一期间，外爷刚过完他的95岁生日。外爷是婆婆的父亲，他们那儿，都称外公为“外爷”。外爷走的那天是11月4日，我之所以准确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就在同一天的晚上，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华科大的老校长杨叔子院士也去世了。一个乡村老人的去世，因为正好跟一颗巨星的陨落在同一天时间，而被亲人记下了准确的阳历日子。

之所以要加上“阳历”二字，是因为对于生活在乡村的人而言，更多的是活在阴历或农历的时间里。记住的时日，也主要是农历，无论节日还是假日，生日或是忌日。而那些从乡村移民到城市里的人，又何尝不携带着乡村的基因和烙印呢？我的姑姑中年后随表哥到成都生活了大半辈子，却一直是按照乡村的节奏和习惯生活，比如像以前的农村一样一天只吃两顿饭，下午两三点吃完晌午饭后就不吃晚饭了；比如一直保留着乡下人的胃，爱吃老家的和渣和腊肉，比如一直过农历生日。还有更多的出身农村，在城市求学、工作的人，奔忙在城市的快节奏与被精确分割的时间段里，他们的生活被阳历的时间安排，然而生日是他们的乡村密码。那一串农历的生日数字被嵌入他们的身份证号码，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日日期却常常不记得具体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哪一天。因此，他们是一群城乡身份混合、时间感交错的人。乡村与农历是他们抹不掉的来处与底色，而城市里的公元时间，又是他们每一天都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如我在前面陈述老人离世时用了节气和阳历这样混杂的表述。我在武汉的朗朗秋日里过着农历的生日，就如朋友失去记忆的父亲一样茫然而不自知。但总还是有人记得和提醒，让我精心扮演的城市生活角色恍然出戏，霎时有被打回原形的感觉。他们是拉我从城市的时间之水里浮出水面的一只只手。而最爱拉住我的那个人，已经撒手而去了。他是我的父亲。父亲走的时候也是这般秋日胜景。想起前段时间我还幽幽地对娃说：“你爸爸的外公还活着，而你的外公已经不在了。”而现在，娃的爸爸的外公也走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秋冬交际、生死更迭，让人悲欣交集的时月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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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跟父母一起过生日的时候，尽管我们仨的生日都在秋天，而且是同一个月。我在月初，隔两天便是母亲的生日，父亲是月末。以前当我们可以一起过生日的时候，庆生的意识却很淡薄——一个成长在物质困乏年代的山村孩子，除了惦记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吃点好吃的，哪还会想到对父母的生日有所表示呢？生日时鸡蛋应该是有的，荷包蛋或炒鸡蛋；肉不一定有，因为一年将尽，腊肉差不多吃完了，杀年猪的腊月又还没到来。有无像现在这样吃碗长寿面的习惯？也不太记得了。毕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小孩的生日就是意味着可以吃点好吃的，父母那一代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除了终年的辛苦劳作和过年时的好好放松，他们的生日是最没什么存在感的。

不像现在的城市，好像更看重孩子的生日。当然城里的孩子也喜欢过生日，因为有礼物收和生日蛋糕吃——我经常笑话娃小时候上幼儿园特别喜欢唱生日歌，跟条件反射似的，因为知道只要唱完生日歌就会有蛋糕吃。以前的小孩是不知道生日蛋糕为何物的，以前的乡村最重视的是老人的生日，也是孩子过年之外最喜欢的日子。因为有满桌的肉香，有聚餐的热闹，还有因大人无暇管教带来的自由狂欢，真是一场从物质到精神的奢侈与满足。

我记得有一次爷爷过生日的时候，竟然还有野味——是一只从山地抓回来的灰色野兔，肥大，鲜美，让我和堂弟们兴奋了好长时间。而去给外公外婆过生日，就意味着要走夜路了——农村过生日的习惯，都是在头天晚上庆生，我们那叫“过寿”，似乎提前拉开生日的序幕，便可以更加长寿。于是每次外公外婆生日的前夜，母亲便拿着做寿的礼物：几斤白糖、一些糕点或者衣物，带着我在暮色中出发了。要走一段凹凸不平的田埂、漫长的河边小路，还要过一座年久失修、摇摇晃晃的木索桥——桥面铺的木板有不少缺损，需要我提一口气迈一大步才能跨过去。夜色渐浓，阴影四合，河水幽凉，我亦步亦趋地跟在母亲的身后，山与树的庞大暗影犹如伺机而动的野兽或鬼影让人脊背发凉。我努力想象着寿宴上的美食和欢笑，在一种恐惧与向往交织的急切心情中，一步步走到外婆家温暖喧闹的灯火里。

小时候跟父母在一起很少有过生日的意识，后来想过生日的时候却常常被物理空间所阻隔。初中毕业后，我就离开老家到万州上高中寄宿了，半年才回家一次。然后到武汉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每到秋天父母或我过生日的时候，我都是在外地上学或上班，很少陪在父母身边。好在还有不断更新的通讯技术。高中时是书信，父亲总会在信的最后附上一句：“下个月你就要过生日了，记得在食堂多打点肉吃啊。”后来有了电话和手机，连接起我们的声音，父亲必定会在我生日的前夜打过来，笑呵呵地提醒和祝福。进入智能时代，让遥远的我们可以在云端见面。父亲摸索了一番新手机很快学会触屏接打电话了，不像母亲，一直只习惯用简单的老人机。父亲后来又学会了接视频——这个好，让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也可以见面拉几句家常。

长大以后，回老家主要是在寒暑假，基本上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生日，更很少有闲暇跟他们在秋天团聚——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除非有什么紧急的意外。就两次，但足以铭心刻骨。一次是2019年的秋天，父亲在重庆的医院经过数次大化疗和三十多次的放疗，首治结束在即，我如释重负地从武汉过去，每天陪父亲去放疗室门口排队，看他戴着特制的面具躺在仪器下接受十分钟左右的放射治疗，晚饭后再跟父母到医院门诊楼前面的院子和附近的奥体公园散步聊天。那时候因为首治顺利，肿瘤消退，漫长的煎熬就要过去，心情和脚步都变得有些轻快。更开心的是姑姑和表哥、表姐一行从成都过来看望父亲，父亲的欣喜，比秋天的颜色更为动人。虽然放疗带来的满嘴燎泡让他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他还是决定跟我们一起去火锅店坐坐。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是多年来我都未能跟父母团聚的日子，是因为父亲的病才有了一家人的团圆。明月朗照，火锅蒸腾，父亲坐在我们中间高兴地看我们吃喝聊天，自己除了喝点饮料并未怎么动筷子。在那张被永远定格的聚餐照片上，父亲一脸病容却面带微笑。另一次发生在2021年的秋天，在老家的医院，我日夜守在父亲的病床前，看秋天的阳光一次次从窗外进来洒在父亲身上，也在陪父亲检查回来的时候停驻在住院部的空中走廊，在温暖的阳光中，我指着外面的秋色和来来往往的人给父亲打气，盼着早日跟他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2019年的秋天是满怀希望和走向新生的秋天，父亲在老家过生日的时候，虽然我不在身边，可是有之前首治成功的安心和中秋佳节的团圆，父亲的生日足以让人感到宽慰。可是没想到隔了两年就换了人间呵，父亲生命垂危，我的人生迎来至暗时刻。2021年的秋天，所有的颜色变得黯淡无光，所有的阳光变得冰冷刺眼，我用大把的时间苦心巴巴地守着父亲，我终于有时间可以陪着父亲一起过生日了。可是就在父亲生日的前四天，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再是通讯手段可以跨越的物理时空，而是永远都跨不过去的生死。

在大片大片的秋日阳光里，我蓦然想起，似乎从来都没有好好陪父亲过一次生日。在大片大片的秋日阳光里，我恍然发现，2020年疫情期间居家的两个多月，是我长大后陪伴父母的最长时间。

……

（节选自《天津文学》2022年第12期）